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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林村位於县城西郊一公里半处，1952年属第2区双港乡，全村54户，耕地虽近300亩，但农民的自耕地很少，主要是靠租用县城地主的土地来维持生活，由于水利条件差，多数耕地容易受旱失收，遇到灾年，更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有10户农民被迫远走他乡或沦为乞丐。
  土地改革后，贫雇农分到了耕地，中农耕地得到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党和政府不失时机地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开始是建立临时性互助组，1952年春转为有评工记分、等价交换的常年互助组，每个组设组长和记工员，有简单的生产计划，组与组之间还开展过生产劳动竞赛，因此生产搞得有声有色，不仅获得了增产，而且涌现出沈禹水、沈玉根、沈泗龙、沈什醜等优秀互助组长，成为该村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骨干和带头人。
  这一年的冬天，县委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稳步发展，于12月底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办社试点乡工作组，由当时的县农民协会主席姚景玉任组长，钟成长（县农协组织委员）任副组长进驻双港乡，其中，姚景玉和我等5人进驻后林村搞办社试点，方华荣等5人进驻双港、新寨、港头等村整顿互助组。县委副书记王满元、宣传部长侯永华也常驻后林指导试点工作。
  由于当时全国各地都刚开始重点试办初级社，没有一个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所以只有依靠县委传达中央有关指示和学习山西省试办作法，边摸索边实践。我们进村后，首先将来意告诉群众，并认真宣传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同时深入各阶层群众了解对办社的态度：贫下中农是积极拥护，态度坚决。他们认识到解放三年农村斗地霸，分田地，翻身做主人靠的是共产党，今后要发展生产劳动致富也要靠共产党，办了农业社，有集体组织当靠山，生产生活更有保障；而生产资料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主要是上中农）却思想顾虑重重，怕财产归公，怕被贫下中农占便宜，怕入社减少收入等；还有人既担心入了社不知能不能增加收入，又怕不入社被人说思想落后。
  面对这种情况，工作队始终坚持耐心教育，强调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处理具体问题民主协商，做到互惠互利，还特别指出办社后土地和财产还是私有的，并不是“拉平”；并运用回忆、对比、算账等形式教育农民，解除各种思想顾虑，提高思想觉悟，然后才发动自愿报名入社；对办社中的各个具体问题，也同群众一起商量解决。
  1、由报名入社的群众民主推选出10多名原互助组长、老农和贫下中农代表组成评议组，根据土地远近、耕作难易、土质好坏，并比照水利灌溉等条件，逐条评出入股产量，然后张榜公布，让社员公议（三榜定案）。
  2、确定土地与劳力分红比例：在全社总收入中扣除生产成本、农业税和“三金”（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后的纯收入，按土地与劳力三七比例分配。
  3、耕牛、大农具（犁、耙、水车）折价入社，3年内由农业社分期还清折价款；其他小农具社员自备。
  4、允许社员留下少量的零星地作自由地。
  5、果树暂不折价入社。
  这样，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也照顾到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较多的农民的利益，解除他们的顾虑，有利于团结中农。接着，又制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章程，选举成立机构，进行耕作区的划分。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细致工作，全村除一个互助组表示要再“看一看”和暂不吸收入社的专政对象外，其余10户报名要办2个农业社。隔年2月，由县委书记李振经亲自命名的解放、爱国两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打响了我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炮，也为我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典型经验。
  回顾当年的办社试点工作，工作组全体同志自始至终遵照党中央在《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中提出的“从群众的觉悟水平与切身体验出发，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出发，正确地解决农民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问题，稳步地循序而进……”这一政策原则，向县委做出“坚决办好”的保证。社办后没松一口气，又同社委们一起研究如何组织生产，摸索经营管理方法和各种规章制度。这样一来，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历正月初二就集体出工到县城挖塘泥改良土壤，冬闲翻土、积肥、修水利也搞的热火朝天，并保证了每亩水田施足基肥25担，实现了有史以来首次不插白水秧，而且在采用稀播种育壮秧的基础上全面合理密植。春耕后，所有剩余劳力都投入采割大叶青、蓖麻叶等沤制绿肥，捡猪牛粪，加盖厕所，为夏种备足用肥。这一年恰逢长期干旱，在这个“三日无雨火烧埔”的缺水地区，依靠集体力量，统一用水灌溉，统一调配劳力，夜以继日的开展抗旱斗争，保证了两个农业社均比1952年增产3成以上，户户获得增收。有个过去叫“乞食婆”的老社员，家中只有婆媳和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劳力缺乏，入社后由于勤捡猪牛粪，勤出工，年终分配后也比入社前增收。通过这一活生生的样板的教育，广大社员进一步认识了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思想觉悟大为提高。互助组的农户看到农业社处处胜过自己，也心悦诚服，积极要求入社；两个初级社的社员通过总结，感到社小力量薄，在发展生产中尚有不少困难和矛盾急需解决，因而一到秋后，立即通过民主协商，便连同互助组合并成一社——后林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一致推举省农业劳动模范、原解放社社长沈禹水为社长。农业社在1954年又连续战胜了比上年更加严重的干旱和各种病虫害，再次获得了增产增收。
  1954年秋后，县委认为后林村经过两年办社的实践，不但提高了社员觉悟，而且培养锻炼出一批领导骨干，积累了不少经营管理的经验，完全有条件率先实现农业高级化。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讨论，在政策上除一部分仍执行初级社规定外，再增加如下规定：一是土地无代价归农业社集体经营；社员退社时允许带出本人（户）入社时同等数量质量的耕地，但不一定退回原地；二是仍保留社员自留地，但一般不超过全社人均耕地5％，并尽量安排零星地；三是成片（丘）果树折价归集体经营，允许留少量果树作社员自留果，房前屋后零垦果树不折价，仍为社员个人所有；四是初级社一切财产，公共积累转为高级社所有；五是取消土地分红，全部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对此，社员一致赞成通过，欢欢喜喜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再前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