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
  素有“海滨邹鲁”和“书画之乡”雅称的诏安，人文历史悠久，名人辈出，文史资料丰富，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解放后，在周总理对征集出版文史资料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指示下，县政协刚成立时任过副主席的林仲姚先生，就曾经发动收集了一些史料，可惜未结集出版。到1981年10月，政协重新恢复活动时，政协领导非常重视这项工作，随即组织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具体负责，并聘请时任政协常委的我县著名耆宿沈光先生主持编纂，由政协常委林松龄先生协助，还在文教界中聘请了陈燕琼、许沙洛、沈荣添、谢绍美等知名人士参与这项工作。我当时在计生办工作，被邀请为“特约撰稿员”，到1982年上半年才正式调到政协参与编辑工作。
  《诏安文史资料》第一期是1982年三月出刊的，因为是新生事物，社会各界人士都很欢迎，一时来稿较多，6月和12月又出刊了2期。以后则固定每年出版一期。经费来源，是由县财政每年拨给3000元。那时纸张和印刷费较低，加上我们从来不发什么纪念品之类，每年一、二次文史会议，也只开销一顿便饭而已，所以3000元还是够用的。
  稿件方面，从第1期至第10期，共征集到各类稿件300多篇，编辑出版计175篇，内容有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卫生、科技、工商、文艺以至闻人轶事、名胜古迹等，以发生于近百年来的人和事为主。还有从明清时至现代本县知名书画家金石家的作品，如谢琯樵、古松、刘国玺等选登于第1期至第7期的封面或封底。这些作品，是经沈荣添先生精心筛选、萧兴配等摄影而制版出来的，具有较高的保存观赏价值。这300多篇稿件，大部份撰稿人是政协委员、文史采访员，有的是向有关人士约稿的。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台湾港澳地区，也有不少关心和支持家乡文史资料的人，如新加坡的何吉荣先生，马来西亚的沈保耀先生、沈济宽先生等都是热心人。他们有的自己写文章寄来，有的向海外侨胞宣传并搜集资料提供我们参考。实践证明，通过文史资料，直接或间接起着与海外侨胞沟通文化讯息的作用，增进侨胞爱国爱乡的观念。
  因为当时政协干部较少，到基层与广大作者座谈、发掘资料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有时忙不过来，还聘请了有一定编写水平的作者参加编辑工作。如第4期请黄钟麟先生，第8期请韩学宽先生参加采编。韩学宽先生曾为动员一位解放前任过《诏安民报》编辑的先生写回忆文章，多次骑单车下乡去找他面谈。
  政协领导对文史工作的爱护与支持，使这一留存后世的花朵盛开不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开始分管这一工作的常务副主席沈奇善同志对文史工作十分关心，甚至亲自参加采访工作。后来，刘培根同志分管，更是认真细致地抓好编者与作者的联系，使工作顺利开展。陈福亮同志当主席时，还亲自动手写史料。由于他多年当过侨务和统战的领导，比较熟悉海外侨胞的情况，所以他写的《诏安侨况概述》一文，对诏安侨胞的爱国爱乡情况介绍得全面深刻，反映比较好。由他主持编写的第1届至笫7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诏安县委员会委员名录》，跨度长达30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
  从编辑资料上说，先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甚至党史、军事等方面一揽子包，后来才逐渐向专辑过渡，如第9期以本县近代书画家史料为主，第10期以教育史料为主，使内容相对集中。
  10年的文史工作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也有过经验教训，最突出的有：
  一、不恰当地把一些民间传说编进文史资料，主要是在开始的二、三期编辑思想不大明确的时候。如《沈鈇轶事》、《陈腰公故事》、《沈宝善故事》、《胡文传说》、《沈起津故事》和《陈丹心轶事》等，由于在历代叙说中难免夹杂一些后人臆撰的东西，缺乏历史依据，甚至张冠李戴，它作为民间文学是可以的，而作为文史资料就不行了，所以大家读后提出许多意见，我们及时纠正了。
  二、一些史料出了差错。我们在每期资料出刊前都经过编辑组多方校勘，最后才付印，出错的地方是很少的。出较大问题的是第三期一篇由我执笔写的《解放诏安城》，文章是记叙诏安县城解放前后，我人民解放军与乌山游击队联合进军城关的情况。采写中既访问了有关人士和老游击队员，还二次到厦门访问当时担任指挥解放诏安县城的原正副县长的张振福和李振经二同志。但是对于发生在1949年11月间，秀篆乡反动地主王义耸等盗用游子光先生的名义，与李振经同志进行一场“假迎解放”的罪恶行径，由于调查不深而弄错，见刊后，游子光先生的家属来政协反映了真实情况，我们再度去厦门拜访李振经同志，核对当时与他“谈判”的“游子光”的身材、面貌和年龄，才彻底弄清了问题。尔后，经约请原秀篆乡副书记（当时知情人之一）把王义耸等人如何盗用游子光先生名义进行假谈判的始末写成文章，加上编者按于第5期发表更正。回想起来，这是一个深刻教训。
  至于有的资料，因时间过久，说法各有不同，一时又无法肯定而出现“多种说法”，这是允许的，只能留待日后获得可靠资料时再作结论。如第4期伍绍明先生写的《诏安交通沿革》一文中，称位于东溪下游的“洋尾桥”（现已毁）有桥墩103个，而同期的黄钟麟先生写《诏安名胜》一文的“洋尾桥”却是98个桥墩，两者各有依据，我们又无法澄清，那就只有作“多说并存”处理了。
  10年的文史工作，如过眼云烟，一瞬即逝。但出版的10本刊物所凝结的老一辈人的心血却是永存的，而对于诏安更精粹更宝贵的文史资料，还有待后来的同志去发现、去发掘。
  （许兆聪）
  二
  我是1990年夏天从县委党史工委调政协，1991年接管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领导上还安排陈荣顺同志当我的助手。我们虽然还担当一定的行政工作，但主要精力是抓文史。政协常委会还确定时任副主席、现任正主席的沈耀喜同志分管这项工作。四、五年来，在文史委员、顾问、编辑和广大征集员的共同努力下，共征集到史料200多篇、近50万字，已编辑出版4册专辑，用稿121篇，33万多字，取得一定的社会效应。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进一步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继续贯彻以“三亲”史料和以征集建国以来史料为主的方针，把好征集年限，使文史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逐步实现向专题化转变。我们既分享了成果的喜悦，也饱尝了孕育的艰辛。
  文史研究是一项关系到联系、团结广大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以至海内外亲友，为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它具有明显的统战性。因此，我们在注意到作者的广泛性的同时，更注意到内容的拓宽。编辑第12期的文教卫专题，第13期的“三胞”专题和第14期的科技专题时，都侧重于体现这一特点，不仅每一期的近30名作者有近一半属于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同志，而他们所写的人物，更有不少是过去被视为“禁区”的对象。象沈鸣阁、吴亚农、沈向奎、胡应期、徐镇庚等，有的是，历史上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比较高级的职务，有的是土改时发生的错案，尽管他们的材料过去都已有人搜集成编，但一直被束之高阁。这次，我们从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愿望出发，将它抽出来发表，收到很好的效应。他们在海内外的亲友都纷纷来信致谢，有的还购书馈赠朋友。沈鸣阁先生在美国的子女还特意通过国内的亲属，再三向我们转达了谢意。徐镇庚先生的公子徐君亮，是国内知名的河口海岸专家；当他读到刊载他父亲事迹的文史资料后，立即给我写来一封长信，一再感谢我们为他父亲正名。还有一类象南陂龙山岩、五通陂以及有关书斋、商店的楹联集锦，由于牵涉到许多忌讳的东西，过去也都“避而不谈”，这次发表了，大受人们欢迎。
  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是一项综合的社会工程，它牵涉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加上一个“实事求是”原则，所以特别要求注重“三亲”史料（亲见、亲闻、亲历），需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一工作。为此，我们在调整充实文史机构时，除认真挑选几位胜任此项工作的政协委员担当文史委员外，还聘请了三位素孚众望的文化界前辈沈光、陈燕琼、许沙洛担任文史顾问，组成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又从县直机关干部中聘请了4名热心文史，有一定编辑水平的同志担任文史编辑，组成文史资料编辑部。然后通过集体讨论研究，分别制定了文史委和编辑部的“组织条例”付诸实施，逐步理顺上下关系。对原有的几十名文史征集员也作了筛选，保留一部分热心的，再增加一部分建国后入伍的同志，形成一支坐下来能说历史，拿起笔来会作文章的文史基本力量。我们还相应编印了一份《征集史料100题》的征稿提纲，和《如何编写文史资料》《写作文史资料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二份辅导材料，帮助征集员提高素质，从而保证了已出的4集121篇文章中，“三亲”史料和建国以来的史料分别达到91.8％和66.2％，体现了“二个为主”的方针。
  如果说，几年来的文史工作在承上接下方面有所进取，那就是与上面这些同志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实际上它是集体血汗的结晶。这里有不少感人的事。如征集编发第11期《纪念建党70周年专题》时，顾问许沙洛先生，是一个年逾古稀、抗战初期入党的老同志，他耕耘书画本来已忙不可支，但仍挤出时间写了2篇近万字的回忆录，并协助主编审阅稿件和设计封面，还将其珍藏了几十年的地下党编印的“救亡歌曲”原件提供我们制板，使该辑生色不少。年事已高的陈土培、沈冠新、沈若霖等老先生，也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寒暑伏案，出了大量成果。谢淇先生还几次自费下乡采访，核对其“亲闻”的史料。不少旅居外地的老同志，热心支持文史的精神亦很可佳。已故的原民政厅副厅长陈文平同志，为了帮助我们校正一篇《云和诏地区统战工作的回顾》，在身体不太好的情况下，连续三次通过电话或信件进行修改。远在上海的沈世雄先生，年近九秩，也还是源源不断地给编辑部寄来了几万字的回忆录。
  文史资料除了要具备统战、史料二性外，还有一个可读性。可读性就是争取获得更多读者的问题。它应当是包括封面、版式的设计，栏目的安排，以及所有的文章在不出“政治、史实”差错的前提下，多讲究一点文彩，将文章尽量写活。几年来，编辑部的同仁在这些方面是动过不少脑筋的。每一期文史，除注重于封面、版式的装帧设计外，还特别注重于各种栏目的灵活安排和有机搭配，尽量使专题位置突出，又不失“单打一”，可以兼顾专题外的其他史料和建国前的史料，既看到了红花，又有了绿叶。象第8期的纪念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特辑，不仅有《艰苦历程》《光辉业绩》和《人物春秋》3个服务于专题的栏目，又另辟《史海钩沉》栏目，选登一组反映国民党政治腐败的史料作衬托。第13期的“三胞”专辑也是这样，既突出了“三胞”名人，又搭配了《工商业纵横》《史海钩沉》2个栏目，使读者能一览海内外和建国前后的工商业史话的梗概，产生互相呼应的效果。
  就文章和标题而言，作者和编辑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使好文章好标题不断涌现。特别是对有历史价值的稿子，我们更是不厌其烦，改了再改。有的甚至作者连写2-3遍，再经编辑润色后才上刊。有的编辑为了完善一篇好稿，得三番两次找作者商榷，或找有关人士补充订正。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张敏同志就义前的最后一次斗争的情节，不论对于地方史，或者对于一个牺牲了的先烈，都是至关宝贵的史料，但以前由于资料乏匮而留下了空白。在一次与一位当时在国民党县政府当雇员的老先生闲谈时获悉这一线索后，我们就紧抓不放的找他面谈；但由于时间已过去四五十年，许多细节他都淡忘了，后来只能约他边忆边谈了几个晚上才弄清了史实。有一篇记述1947年全县运动会上诏中学生痛击国民党警察的文章，作者原先是以“双方斗殴”的观点来写，是非界限不清。为了还它的本来面目，编辑先后访问了几位知见者，还特地到外县拜访一位当年的官方人士，搞清真相后再帮助作者修改，突出了学生群众惩罚为非作歹的伪警的主题，既分清了是非，又澄清了史实。我们还收到了一位对地方史有研究的同志来信，说近几期的诏安文史出现了不少好标题，如《夜幕下的启迪》《人海波涛共几回》《故土历忧患，古陂呈异彩》《福源饷当》《桃李无言，人清似水》《春风业绩，秋水襟怀》《天大旱，人大干》《丹心未泯，风骨长存》《〈嗣昌楼惨案〉告倒县长陈荫祖》等，很引人入胜，也符合史学文彩的要求。
  对于上述的种种尝试，市文史委员会曾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它不仅符合文史的方向，又提高了文史的质量，还专门发了文件向各县文史委推荐我们的作法。前年在我县召开的全市文史评书会议上，通过充分讨论、民主投票，我们除1本书（第12期）荣获1等奖外，还破例地同时获奖2篇好文章（第11期的《云和诏地区统战工作的回顾》获三等奖，第12期的《人海波涛共几回》获一等奖）。这种奖赏在全市评书活动史上尚属首次。
  “任重而道远”。文史工作今后还要发展下去，还要开拓新的领域，所以，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去探索和实践。老的同志告退了，后来的同志接上来，丰富多姿的我县史料必将得到更好的发掘。
  （许慕辉）
  （作者：许兆聪原为《诏安文史资料》主编；许慕辉现任县政协文史委主任、《诏安文史资料》主编，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