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应邀担任诏安县政协第一至第七届委员兼文教组组长。30多年来的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使我与政协藕断丝连，眷恋着不了之情。而今，欣逢纪念诏安政协成立40周年到来之际，我不禁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历历往事涌上心头。
  在这肝胆相照、参政议政的漫长岁月里，作为政协一员的我，或在座谈会上抒己见，谈感想，献策献计；或把家乡建设应兴应革的事项写成提案，或参加政协组织的参观考察活动，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衷共济。
  现仅就我亲历的政协文教组工作，作个片断的回忆。
  支持教改发动全民办学
  1960年以后，诏安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1962年又执行党中央“积极、慎重”教育方针，重新确定“教学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指导思想，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迅速掀起教改高潮。在一次政协常委会上，当大家听到关于我县教育改革的形势和任务的传达后，展开讨论，一致认为政协也应重视教育，协助贯彻全民办学，支持教改。并通过了除进行经常广泛宣传外，再由政协牵头召开一次有各界人士和中、小学教学骨干参加的规模较大的座谈会的会议，这样既是落实中央政策，又可发动群众。
  在那次教育改革座谈会上，先由政协副主席林仲姚传达中央文件，强调教育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事，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专业教育工作者和群众结合起来，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号召各界人士都来关心支持学校教育改革。接着，由县中学教学骨干陈燕琼老师谈我县中学教改现状，并介绍自身进行教改的作法和体会。县小学青年教学骨干方景星也在会上交流了教改经验。
  之后，各界人士和与会教师，首先从不同角度肯定了我县自1958年以来，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两条腿走路”（国家办学与群众办学并举）的方针，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肃清了旧教育制度的影响。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创办农（职）业中学和耕读小学，发展民办小学，从而调动了群众办学积极性。这些都为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途径。同时，也纷纷指出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在“反右”和“反右倾”运动中。或多或少地挫伤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教育全面“跃进”，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学发展过快，师资不足，逐级拔高，经费不足，因陋就简，师生参加劳动的量过大，时间过长，既影响健康，又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忽视课堂教学和教师的主导作用，违背教学规律，致使教育质量难以保证。大家建议.要迅速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全县中、小学进行调整、砍班、并校，大力执行党中央“积极、慎重”的教育方针，重新确立“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的指导思想，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慎重改进教法，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对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真正做到重在表现。对在“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中被挫伤的教师，要甄别平反，对教师尤其是老教师要切实做到政治上适当安排，思想上耐心帮助，工作上给予支持，生活上尽量照顾。
  会场气氛严肃，大家心情激动。会议结束后，我们把会议情况和群众建议整理后报送县委县府，起到了政治协商，下情上达的桥梁作用。
  1989年间，政协还配合教育部门，多次对全县中小学“一无二有”情况进行考察检查，为党政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协助编好《诏安教育志》
  县教育局遵照国务院16号文件中提出关于“编史编志”的要求，在县志办帮助下，于1984年10月成立诏安教育志编写组，由局长兼组长，我任副组长。
  我深感自己水平有限，又没编志经验，顾虑重重，便把这一心情带到政协文教组跟同志们商量，马上得到常委沈光老师和大部分同志的鼓励和支持。沈光老师说：“编写《教育志》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列工程，它涉及各行各业和社会各个领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协作。我们文教组应义不容辞地把它当作自己的一件工作，何况政协被誉为人材库，有潜力，若尽力帮助一定可以编好。”
  同志们的支持、鼓励增强了我的信心，经向教育局汇报，教育局长很感动，即敦聘沈光、谢绍美二位政协委员担任教育志编写组顾问。
  丰富的资料是编志的基础，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遭受10年浩劫后教育局旧有的历史资料荡然无存，所以，研究后决定采取内外结合，广征博采的作法，以初定的编写纲目作为搜集资料的目标和线索，先急后缓，由近及远，由易到难，逐步开展。如政协委员教育界老前辈沈聪慧先生，担任诏安丹诏小学校长数十年，是教育界的活字典，但他已九十多岁，又病魔缠身，我们就登门拜访，获得很多难得的资料。
  为了搜集资料，文教组同志和各界人士大多热情帮助，有的提供线索，有的撰写稿件，有的寻亲觅友搜集材料，从而大大丰富了资料内容。在占有第一手资料以后，我们又严格进行鉴别，校订，别其真伪，进行认真遴选。如某资料记载：“民国三十四年诏安大量裁减教员”，在考证时沈光先生却持异议，认为时间当为三十三年，陈燕琼老师也认为如此，并指出可找建国前的《诏安民报》查考。一经查阅，果然发现民国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该报对此事有具体记载，证明裁减教员的时间确在三十三年。
  《诏安教育志》从1984年开始收集资料，着手编纂，到1986年写成征询意见稿，分发有关单位和社会知情者，广泛征询意见，然后再将意见集中起来，进行再次鉴别、核对、筛选、补充，写成二稿、三稿，并再召开座谈会修改审核，又一次全面校正，才写成送审稿，最后由教育局审查定稿，是为修订稿。同时，我们还将其中一些重要章节或有关资料，分期分批在政协办的《诏安文史资料》第六、七、八、九期先后发表，听取反映。
  《诏安教育志》以时系事，统合古今，涉及面广，只有集众人才智始能成书。这次，由于政协的全力协助和县方志办的大力帮助，所以《诏安教育志》的编写工作是市内进展较快的县份之一，受到漳州市有关部门的表扬，同时还安排我在漳州市修志会议上作题为《搜集、考证、遴选、编篡》的经验介绍，以后全文在《漳州方志通讯》第五期发表。
  鼓励指导编写《字汇》进行汉字方音规范
  自古以来，汉字的诏安方言读音没有一部方音字典之类的工具书可作依据，学者只能依靠师师相传，加之汉字方音有文读（读书音）白读（说话音）的区别，个别字的读音又有区域性的不同，造成汉字的诏安方音多异读或误读。几年来，政协接待“三胞”回国观光者不少，他们也认为，汉字方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是一种宣传、教育和交际的工具，这种异读、误读的混乱现象应予澄清。而且希望能编出一部可藉以依据来规范方音的书，以资补救。
  1980年间，政协根据这一建议委托常委沈光老师负责发动诏安对方音有研究的学者共襄此举。有一次，沈光老师找我谈话，他说：“……规范方音和推广普通话两者不可偏废。今后写出来的东西，不论称《字典》或称《字汇》，每个汉字都应普通话和方音互为对照。而你这两方面都比较熟悉，应把编写的担子担起来。”我以能力有限，知识浅薄，又当上县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事务多，时间紧，恐力不从心为理由，一再推辞。他再鼓励说：“你当主编，我和大家是会帮助你的。时间不限。”我只好接受，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后来，我在编写中遇到困难或问题都多方请教，反复修改。经过七、八年的业余时间，时断时续地努力，终于整理成初具规模的本子。
  1988年间，教育局要我在《诏安教育志》编成后转入编写诏安方言字典，进行汉字方音规范以利教学，并从多方面对编写工作进行帮助。
  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1989年6月间写成初稿，定名为《普通话、诏安方音常用《字汇》（简称《字汇》）以初中、小学教材常用的汉字为基础，共收集了七千多个，采取本地传统八音读法进行同音归类，并附简明释义。教育局又敦聘我县对这方面有研究的学者沈光、陈燕琼、许沙洛、郑兆武、吴卓钦、韩学宽、谢继东等先生组成审稿小组，根据编好的《字汇初稿》，逐字进行推敲修正，并商定对约定俗成有多种读音的予以并列，互为对照，对有争议的字待日后研究，统一规范。
  （作者系诏安县政协第一至第七届委员兼文教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