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56年12月，我由县人民政府财政科副科长，调到刚建立不久的县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任专职副主任。
  全国性的自然科学团体——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协”），是1950年建立的。两大团体在各省、直辖市都设有相应的组织。福建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何时建立我不清楚，只知道她一方面按学科设立学组委员会，如农学学组、医学学组等；另一方面统辖各县、市的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专职机构是秘书处和派驻各专区的办事处。各县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建立时间不一，诏安县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在1956年10月成立，县委文教部负责组建，开始没配专职干部，由文教部一个干事兼办业务。我调来后首先是寻找办公地点。因协会是科技人员的团体，要给会员往来和活动提供方便，所以尽量想找党政机关外面的地址。找来找去一时解决不了。只好暂时和县委文教部合署办公。
  诏安县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下简称“县协会”）的组成人员，除我这个专职副主任外，全部由科技人员兼任。兼职主任杨国鹏，福建农学院本科毕业，县农业局技术干部，是当时我县农业系统唯一有大学学历的技术人员；兼职副主任朱以诚，时任县防疫保健站站长。那时候刚刚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朱以诚和陈黄根、麦瑞人三位医师被地委定为高级知识分子，所以陈黄根、麦瑞人两位医师也担任兼职委员。兼任委员的还有一中教师沈济元，电力厂技工丁芝良、李华生，城关联合诊所医师李华生等等。并由杨国鹏、朱以诚、陈黄根、沈济元和我组成常委会。初步吸收了数十名会员，都是在县科学技术界有较高水平的人物，包括诏安一中的数理化、生物、史地教师，农林水系统和工业系统的技术干部，县卫生院和城关联合诊所的医务骨干。还在会员较集中的单位建立会员工作组，由组长负责上承下接，使该单位的会员和县协会拧成一股绳。县协会的任务是组织会员宣传普及科学技术知识，通过举办讲座、展览、广播、编印技术资料和配合有关部门办培训班等形式开展活动，地点基本上在城关。
  讲座是较为正规地和经常地举行的，也是开展得比较活跃的方式。办讲座，一方面要选好讲员，拟好讲题。我们走群众路线，由会员自报，会员工作组推荐，县协会同意后即指派委员帮助其收集资料，草拟讲稿。一般讲稿由会员工作组长审阅，防止出现原则差错，重要讲题的讲稿还要拿到协会审议，必要时邀请有关部门参与研究，进行修改补充，进一步提高质量，保证讲出的效果。一方面要安排讲演的地点、时间和对象。当时建立了若干个讲演站，一般是依附在职工较多的单位里，由单位的宣教干部或工会组织具体主持。县协会负责牵头联系，按约定日期预先通知讲员所在的会员工作组。举行讲座时，县协会支持幻灯机、模具等直观教学设备，并把填有讲题、时间、地点、对象（包括人数）和注意事项等内容的讲演片卡交给讲员。讲员到站讲演完毕，请讲演站负责人在卡片上签注意见，作为反馈，然后凭卡片向县协会领取讲演费（报酬）。除常设的讲演站外，讲座也常在临时联系的地点进行。由于县协会对讲座抓得紧抓得细，所以一打即响，没有几个月就轰动了诏安城，树立了县科协工作的初步形象。
  当时的讲题很广泛，有介绍人造卫星、电子计算机等新科学知识的，有介绍卫生防病和避孕常识的，有介绍日常生活知识的，有宣传无神论破除迷信的，有指导工农业生产技术的，也有介绍历史地理知识的，具有多方面的适应性，以满足各类听众的不同需求。由于讲员注意调查研究，认真准备讲稿，所以大都能做到有的放矢，取得良好效应。如一中生物教师林高升的生物知识讲座，配合直观教学，深入浅出，深受职工听众的欢迎。陈黄根、朱以诚医师主讲的医学讲座，精博渊通，为广大医护人员所瞩目，海报一出，座无虚席。施倜生、郑瑞珍助产士的避孕讲座，切实动听，受到育龄男女的喜爱。最为突出的是一中历史教师谢绍美的《祖国的宝岛台湾》讲座，由于选题符合广大干部群众想了解台湾的愿望，内容丰富，讲述生动，先后讲了大小场合近百场，场场爆满。在人民戏院向成千名县直机关干部讲述时，听众中从县领导到一般人员都聚精会神，虽然大家还没有吃早餐，也一直要求他详细讲下去。龙溪专区副专员蔡竹禅视察诏安时，听说有这个讲题，特地邀请谢绍美到县工商联讲述，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我将这一前前后后的情况写成报导，在全国协会的《科学普及工作》刊物发表后，竟接到省内外许多同行和读者来信索取讲稿，我商请县委宣传部铅印了1000份，几乎还满足不了各地的需要。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龙溪办事处邹史青主任评价我们起步迟、进展快，短短几个月就跃居仅次于开展多年、人强马壮的漳州市（今芗城区），名列全区第二。他还在专区办事处的内刊上撰文介绍。
  展览也是卓有成效的一种活动方式。除了由会员工作组配合依托单位举办的小型图片展览外，县协会还在文昌宫举办过大型的科普展览，有图片，有实物，内容丰富，分门别类，因恰逢节日假期，观众人山人海。此外，县协会还举办过许多规模较小的专题展览，都取得一定效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我县尚未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而需要避孕的育龄男女又迫切要求了解避孕知识，县协会在文昌宫的展出和以后多次设在中山路联合诊所的避孕专题展览，分别设置男女展室，既有图片，又有男女生殖器模型，加上有幻灯示范，避孕用品展示和现场技术指导与咨询，取得了切实可靠的轰动效应。县协会当年的避孕宣传，实开我县计划生育宣传的先河。
  广播和编印科技资料等活动也取得一定效应。不少会员都动手写过科普广播稿，我还到广播站进行过录音广播，是破除迷信的内容，有《神是人封的——谈诏安各庙神的来历》《鬼神在那里》《从廿四神上天谈有无天廷》等题。编印科普资料也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县协会编印了一份《诏安科普》，不定期铅印出版，八开双面，内容是编撰或摘录科技知识小资料，短小精干，丰富多采，而且饶有趣味，颇受读者欢迎。还配合县三土办公室联合出版铅印小册子《农村怎样实现沼气化》，文字和插图由我包办，一中沈荣添老师设计封面和题写美术字书名。此外，配合农业、卫生部门编印的小型科技传单，以及转发上级协会印发的科普资料，也是一项重要活动。
  县协会的成绩引起了省科普协会的重视，多次责成我们总结经验，写成文章，给我们安排在全国协会和省协会的内刊上发表。这就不仅扩大和提高了我们县协会的知名度，更颂扬了诏安县党政领导对协会工作的支持。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二条：一是县委加强领导。当时我和县委文教部合署办公，时刻和部长（分管我们工作的县委委员）在一起，碰到问题及时请示汇报，有时还向分管的副书记报告，因而事事能取得县委的直接领导。二是发挥入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群策群力搞好科普工作。兼职常委有职有权，工作主动；会员工作组也在各自的系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整个协会拧成一股绳。
  到1958年大跃进时，全国科联、科普合并为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诏安县科普协会同样改组为科学技术协会。在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压力下，科协工作也要求来个大跃进。于是，在省科协召开的会议上，一些县的专职干部首先起哄，用挑应战办法，把每县每年的活动任务跃进到一万次、几十万次甚至几百万次，你追我赶，谁都不甘落后，实际上是玩玩数字游戏，管他实际上行不行得通。会议结束，我背着沉重的天文数字般的包袱回来。刚回到机关，人就被抽下去搞中心。几个月后回机关一看，表报一大堆，兄弟县已经跃上去了：会员发展到成千上万人，活动次数跃到上万次。原来他们把稍为跟科技沾上边的干部群众都算成会员，把每个会员每天跟科技沾上边的生活都算为活动，每人每天数十次以上；还把农业大学、红专大学和移苗并丘等试验田活动都算进去。实际上，科技人员这时在政治运动和大跃进的双重冲击下，根本抽不出时问来开展科协工作，我这个仅有的专职干部当然也不例外。上面要报表，只能仿照兄弟县的办法，把数字估摸一下凑上去应付。表一报出，人又下去搞中心了。
  1958年5月，县委文教部撤销，县科协搬到人委会和文教局合署办公。从此，我这个科协专职干部，不是搞中心，就是搞扫盲、文化县等文教业务，科协工作仅保存在名义上。1959年7月，县科委成立，县科协又和科委合署办公，而且还增添了柳正哲（科委副主任）、陈哲人（建设农场副场长）两位兼职副主任。这时，我己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有职无权，处于奄奄一息了。不是继续被抽调下乡搞中心就是应付科委日常事务。到1960年1月，还挂着“中右”头衔，下放金星农场、四都公社劳动，当年10月又被开除回家生产，直到1980年12月平反后才重返科协工作，但那已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