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食盐是群众的生活必需品。而闽南沿海则是我国海盐的重要产区。因为用海水晒成盐，成本低，利润高，所以历来被政府收为专卖。抗战期间，在漳浦、东山、诏安、云霄几个产盐县建立了诏浦盐场，统一管理辖区内的盐业生产、运输和销售业务。为了控制私盐，还配备了一个武装精良的税警大队。盐场下设分场、盐坎等生产机构和转运站、承运处等运输销售机构。当时设在诏安县境的是林头分场（包括所属各个盐坎）和四都转运站。县城还有设在中山西路的诏安官盐承运处（由地方士绅集股设置），负责把从诏浦盐场（后改编为东诏盐场）购进的官盐销往广东和闽西等地。这就形成了产、运、销一条龙的官盐专卖体系。
  在全国解放的好形势下，1949年12月，驻东山县西埔的税警大队，在诏安县大嵼村宣布起义。随着诏安、东山两县的解放，原来的盐业机构，接管的接管，垮台的垮台，一条龙的官盐产、运、销体系解体了。新的体系还来不及建立，于是私盐贩子乘机活动，到处私盐充斥，不但影响了群众的消费，对新接管的的诏浦盐场更是致命的打击，这就大大削弱了作为主要财政收入的盐税的入库。
  1950年夏天，我在中山东路华顺转运行任经理。有一天，曾和我在漳浦县立中学同事过的武平友人彭逸先生来看望我。原来他已在西埔的东诏盐场工作，这次奉命来诏安开拓公盐销路。他要我推荐运销公盐的商行。我领着他去看商界朋友，走了一天，磨破嘴皮，总是无人愿意承销，原因是海上还有匪徒出没，怕担风险。他动员我自己干。我说，一是缺少资金，二是同样担忧海上风险。老彭想来想去说：“如果我们盐场把盐运到诏安县城关，资金和海上风险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我听了很赞同，又就运销的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商谈后分头行事。我到县公安局请示葛奠华局长：“这样做是否符合政府政策？”葛局长到县委汇报，不久即派通讯员来通知我：“县委武克书记同意你们办盐子店。他会通知太平区公所动员群众改贩公盐，禁止私盐买卖的。具体你们再和太平协商。”
  不久，老彭选中了溪边的仙公庙做未来的诏安盐站站址，知道我已获得县党政领导批准，十分欢喜，当即回东山场部汇报去了。我也着手集股筹组诏安盐子店。股东包括县城和太平区两方面的人。我任经理，振成丰行职员谢爱生任会计，华顺转运行会计许鸿波任出纳。太平方面雇用2人打杂。用华顺转运行的栈房作为盐子店店址，太平方面的人员来县城也在这里休息。我们还借用华顺转运行的银行帐号，并向诏安汽车公司租了一辆货车，专供运盐进太平等地。
  所有问题解决后，诏安盐站便告成立，站长彭逸，盐包从西埔直接运到盐站。盐子店每天上下午则自盐站各调1车盐运抵太平销售。价格由区公所核定，即盐本加运费再加小额利润，这就是批发价。购买者每人每次限购50公斤，凭盐子店开给的发票即可到乡村零售，也可转售到比邻的平和或广东农村。由于价格合理，手续简便，所以很受欢迎，业务发展良好，差不多每2天可销售5车。盐子店批发利润虽低，但集腋成裘，也很可观。每月收入扣除税收和工资外，还留下少量的公积金，然后按股分红。股东们（所有职工、杂工都入股）纷纷要求发展业务，但只开业半年，城区土地改革运动就开始了，盐子店便由区公所接管，另行安排新的职工负责经营。盐子店的职工只留用2人。到以后合作化高潮时，食盐归各区供销社经营，城关地面只保留在食杂商店下设一个食盐小组，那是后话，这里就不赘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