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们这一代老人，大多是从苦难中过来的。人到暮年，总爱回忆过去，总爱追寻过去的梦，时时弹起记忆的竖琴，寻求寄托和得到安慰。
  我们同秋生自30年代开始，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气候下，都有比较密切的相处，共同的理想和道路将我们紧紧地拴在一起。如今，秋生离开人世已经6年了，渐渐被人遗忘了。偶想及此，总难免有一番嗟叹！那就让我们搜索枯肠，记下彼此交往的往事，留下秋生一生的一鳞半爪吧！
  （一）追求。曲折人生道路的开始。
  沈秋生，原名作人。世居诏安东路墘，1912年生。他母亲共生了11个儿女，只有秋生1人活下来。母亲在家求神拜佛保庇儿子；他成长后，她吃长斋进澹园寺再不回家来。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2年，即1938年初，我闽西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开赴抗日前线以后，广大青年救亡热情高涨，纷纷投奔抗日队伍。在一个春雨连绵的清早，秋生同陈文平、林楠、谢世杰、许沙洛和沈家祥，毅然离开温暖的家庭和固定的工作岗位，计划前往龙岩白土村的新四军后方留守处参军。抵漳后，秋生却病倒了，不得不由沈家祥护送了回来。身体一好转，他又千方百计通过内线与乌山游击区取得联系。在谢世杰从白土留守处派回驻平和的漳州中心县委从事云、诏地区农运工作时，他很快地在下洋村沈家祥家里同谢会晤，接受做党的外围工作，积极进行建立城区地下党的准备工作。
  这年暑假，在新四军后方留守处学习后派回漳州中心县委碧野列宁小学工作的林楠和许沙洛，也奉命返回诏安县城，协同沈秋生筹建地下党。由于秋生已做了不少有效的工作，所以诏城“社会支部”很快就获得批准成立。支书林楠，组委沈秋生，宣委许沙洛。支部成立后，组织发展很快，20名思想觉悟较高、愿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青年工人、教师和学生，都被吸收到党内来。隔年，扩展为2个支部，成员达50多人。这与组织委员沈秋生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秋生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国民党的乡（镇）干事，还一度代理过西南镇镇长；后因惩办过在其辖区内欺压百姓的警察，得罪了警察局，被认为是危险分子而受到暗中监视，随后，参加新四军的陈松茂，于1940年2月因病请假返回江亩坑家中匿居，5月也为国民党新编二十师别动队觉察，为避开魔爪，秋生便同他一起离开诏安，使要缉捕的警察扑了一空。两人到达龙岩后找到地下党联络站，再由他们引导去见闽西南特委、龙岩中心县委书记魏金水。因一时办不到组织介绍，无法留在特委工作，所以他们只在白土住了一夜又转到永安，暂在吉山音专张源（音专职员）同乡处落脚，再图去浙江金华。可是不上几天，原在新四军特工部工作的郑畴（福州人，原为龙溪师范教师）和彭燕郊（诗人、作家，原龙师学生），因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形势进一步恶化，在新四军军部疏散病弱人员的情况下也到了永安。接着，金华地下党又遭破坏，中共东南局文委书记邵荃麟和夫人葛琴，都从金华蒙难来到永安，并进入改进出版社工作。这样一来，金华是去不成了。正当此时，音专的三青团对秋生和松茂的行踪也有所怀疑，迫使他们不得不于8月初分手他往。松茂到安徽屯溪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骆耕漠（著名经济学家。解放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处工作。秋生到武平找华松年（原是诏安县邮政局职员，抗战初期曾共同宣传抗日），在那里住了几天，又西下潮汕到揭阳访友，寻找党组织。生活上得到驻揭阳的预六师连长沈耀初先生（同乡，原在诏安当小教，抗战初曾共同宣传抗日）的帮助，暂时隐匿了下来。
  （二）韩江。生存和斗争的熔炉。
  1940年的诏安是带有灾难性的。秋生和松茂虽然脱险，但入夏又发生了从新四军请假同来的涂屏南同志被捕入狱的事件。一时，县城反共浪潮高涨。已暴露身份的地下党支部领导成员，面临随时被捕的危险。因此，上级组织决定采取隐蔽策略：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和发展，主要成员到外地交友，等待时机。于是，沙洛、林楠一起到揭阳隐蔽，并寻找党的关系，生活上同样得到耀初先生的支持，有幸与秋生晤面，共商隐蔽对策。但由于白区形势日趋险恶，党的组织一时既难找到，也不宜老住在同一个地方，几个月后不得不做出各自的选择。秋生和林楠一起去桂林《救亡日报》社找林林同志，沙洛到永安省立音专升学。在一个仲冬的早上，8人从揭阳到梅县后，秋生、林楠取道粤北转桂林，沙洛则独自跋涉到高陂转到永安。
  后来，秋生、林楠在桂林因工作无着，不能立足，考虑到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不论是政治斗争，还是传播先进思想，潮汕与诏安都有密切的联系，最后还是返回广东来，由国民党省党部秘书周召南（同乡、林仲姚先生的学生）介绍到连平某小报工作，旋即离开到揭阳。刚好鲤湖中学教导黄浪舟来此招聘教员，秋生便由揭阳青年抗敌会介绍给黄到鲤湖中学任教，后因该校改办为小学，又转到普宁乡下任教，不久又转到陆丰中学。后发觉该校校长是特务分子，又即离开，同地下党员王琴（建国后曾任揭阳县县长，后调广州师专任书记，后又任广东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党委书记）一起参加韩江纵队，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
  1945年，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后，我党遵照协定将南方各省的抗日游击队撤往北方；对留下的一部分文职人员，进行有组织的分散到港澳，南洋一带，继续开展新的革命活动。1946年夏，韩江纵队负责同志林美南派遣王琴带领沈秋生、孙书父、郭护真等前往南洋，从事地下工作。
  （三）湄公河畔。蕉雨椰风新战歌。
  湄公河畔的西贡，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素有“东方小巴黎”之称。这里道路宽坦，树木蔽天，环境十分幽美。它是南越的政治中心。从西贡搭坐轻便电车，不用一小时就可到达另一城市——堤岸，这是华侨经济、文化活动中心。这2个城市长期饱受痛苦和灾难。先是遭受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残酷掠夺，后又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下备受摧残破坏，日寇投降后，法国殖民主义者又卷土重来，但这时胡志明领导的越盟的反法斗争已深入市区，在法国人出入的戏院、舞厅、酒楼，经常可以听到爆炸声。法国殖民主义政权岌岌可危。
  秋生一行到达堤岸时，罗伦夫妇亦由同乡罗明同志（大埔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过福建省委代书记）的介绍自港抵此。罗伦夫妇都是国立广西大学毕业生，也是地下党员。来后罗伦即由当地进步侨领介绍出任槟椥省中华公学校长，秋生被聘为教导主任，孙书父、郭护真为教员。他们利用这块阵地积极推行民主爱国华侨教育。当时，学校没有党的组织，只有通过秋生向王琴汇报，接受其意见来体现党对侨教的领导，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1947年夏，秋生离开槟椥到堤岸，进入南侨中学任教。南中是从大陆撤到堤岸的党内外人士创办的，校长王贯一，教务主任郭湘苹，都是潮汕人，民盟成员（解放后，王任汕头市侨联主席，郭先后出任汕头市军管会文教部长、市教育局副局长兼市民盟主委），其他教师也大多是潮汕人。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办的很出色，吸引众多的华侨子弟入学，不少人后来还加入党组织，成为党的骨干分子。许沙洛是在这年的十月逃出诏安魔窟，由秋生接引到堤岸的。在南中见到秋生时，他的夫人也南渡来了，夫妇精神甚是奋发。大概是由于生活稍为安定，工作又得到顺利开展的缘故。在沙洛到越南前，秋生早已接引了原诏城学校支部成员涂洛生（建国后任上杭县区长，与土匪枪战中牺牲）来越工作。他就是这样关心同志，多方设法保存革命力量。
  1948年春，由福建会馆创办的堤岸福建中学校董会进行改选。开始酝酿时，秋生就以福建籍的身份，与福建会馆的主席、委员取得密切联系，积极开展活动。最后终于把长期窃据校董会的国民党籍的校董赶下台去，新选了不少思想进步的人士进入校董会。接着，又改聘了校长，从香港聘叶振汉、杨德珍夫妇分别任校长和教务主任（叶是安溪人，与罗伦同为广西大学毕业的地下党员，建国后曾任厦门集美航海学校党委副书记、集美航专校长兼党委书记），还从香港聘请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来校任教。罗伦是叶的同窗好友，他们夫妇这时也离开槟椥进入福中。秋生又通过罗介绍一批党内同志，如许沙洛、孙书父，林静、陈铭、王琴等到校工作，组成强大的阵容，把学校办好。我党在越南的领导人之一许实（广州人。解放后任羊城晚报总编），通过秋生的联系，对福中工作进行擘划，从而贯彻党的意图（注），使该校成为党联系广大教师的一条纽带。
  当时的西贡、堤岸华侨教育界，进步与反动两种势力的斗争十分尖锐.国民党驻越领事馆依仗法殖民当局，豢养了一批鹰犬占据各方，打击和压制侨界进步人士。两市先前成立的“华侨教师联合会”，所有理事都由国民党领事馆指定的党棍和思想反动的教师充任。他们尸位素餐，不曾为广大教师谋过什么福利，大家极为不满，迫切要求改选。我们估计到两种力量的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形势对我们有利，所以就大力支持广大教师的正义要求，以南中、福中、义安中学（潮州会馆办）为基本力量，在许实和秋生等同志的周密布置下，一举取得改选成功，争得“教师联合会”的领导权。这是华侨教育界统一战线的一次胜利。
  但是，斗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反动势力自不会甘心于失败。随后，国民党驻越领事馆与法殖民当局进一步勾结，对进步的华侨教育界施行种种迫害。加上这时祖国的解放斗争巳取得决定性胜利，越南统治者害怕广大爱国华侨起来宣传这一大好形势，所以就利用手中的新闻媒介和散发传单，大肆制造谣言，指名福中的校长和进步教师，都是在延安任过职，并且是由延安直接派来的，企图在华侨界造成混乱和恐慌。紧接着又封闭了教师联合会、妇女会和南侨中学。南侨教师郭湘苹等和社会其他进步人士都先后被驱逐出境，其他学校的教师，有的被公开传讯，有的被秘密逮捕，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了西堤上空。
  秋生在南中被封后，曾在义安中学工作一短时间，后迫于形势，又离越到港，在党的安排下进入粤东游击区，迎接火热的战斗。沙洛也因受到法国殖民地当局西贡警察局的几次传讯，再也无法立足，便于1949年转去沙捞越米里教书，半年后到香港，后因病回诏安。
  （四）回归祖国。共尝鮀岛的甜与苦。
  祖国在召唤。解放前我们从这里走出去，解放后我们又回到这里来。松茂在1949年秋从台湾脱险到香港，然后进入粤东游击区。10月，在揭阳河婆与秋生见面。时秋生在潮梅行署督导团工作。不久，2人一起经兴宁、梅县、大埔入永定到龙岩，见到魏金水同志，转了介绍回龙溪地委报到。以秋生长期从事文教工作和坚定的阶级立场而被派为军管代表接管龙溪师范；接管工作结束后不久，转到汕头第一中学任教。此时他的爱人也从堤岸归来，1951年喜生儿子小秋，生活过的很愉快.罗伦夫妇是1949年夏，从堤岸直接回到汕头的。接着，许沙洛和陈松茂也先后于1950年和1951年，从诏安转到汕头来。秋生对我们的工作岗位十分关心，与市教育局副局长郭湘苹同志共同研究，给予适当的安排。罗伦任市助产学校教导主任，沙洛任第一小学校长，松茂在第三中学任教兼工会主席。从此以后，我们三人就同秋生都住在鮀岛的一条马路上，共同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而辛勤劳动。
  秋生在汕头有众多的战友，不论是潮汕时代的，还是越南时代的，也不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都是文教战线上的中坚分子。他还长期从事业余文艺创作，有不少小说和诗歌发表；对外国文学更有特别的研究。在汕市文联第一届代表会上，他当选为委员兼创作组长，团结了一批文艺工作者，为繁荣汕市文艺创作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1956年，秋生和我们分手，调广州师专任教员，开讲“苏联文学”。这时，我们都年富力强，正处于为祖国大显身手的黄金时代。可是，一场扩大化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我们3个留汕工作的都难逃此劫。秋生当年领导的汕市文联创作组被打成“文艺沙龙”，有30多人被打为右派分子。汕市更有意要打秋生，甚至把材料都寄到广州去。幸好师专的党委书记王琴完全了解他，采取了保护措施，只让他作了检讨就幸运地过了“关”。这是他一生中的幸事。1960年，广州师专下马，他调潮州韩山师范任教.不久，韩师又下马，再调潮安高级中学任教。
  在10年浩劫中，秋生被长期审查。潮安方面曾派人到诏安向许沙洛调查其历史，并大抄其搬回诏安的家。后来，虽然未受到处分，只下放干校半年，但身心已备受摧残。“四人帮”跨台后，他自动要求到潮安铁铺中学任教。这里距诏安较近，每星期六都可以坐单车回来同家人团聚。在险恶的年代，他还时刻关怀旧友的安危，沙洛全家下乡八仙山麓时，他曾约松茂一起到乡下去看望。他虽然受到不少冲击，但依然故我，从不消沉颓丧。
  1981年，秋生同志办理退休（后改离休）回诏安定居，6年后病逝，终年74岁。
  （五）划上句号。无愧与遗憾。
  我们3人与秋生同为党内知己，对他的为人处事和学问都十分了解。他生活严谨，明辨是非，律己以严，待人以诚。他别无嗜好，唯一的乐趣是读书和蒔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为党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奋斗终生，不为名，不谋利，对国家和社会只有给予，没有索取。当年献身革命自不必说，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当教师匠，吃粉笔灰，拿微薄的薪俸勉强维持家计。离休后回老家定居，一家七八口挤在一间小屋里，都始终没有怨言。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几次灾难都避过了，得以保全余生和名节。但是，当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众多幸存的老战友熬过迷蒙的长夜，陆续回到党内来，特别是我们3人的党籍都得到恢复的时候，他却偏偏带着这个无法补偿的遗憾——党籍未得恢复而走向天国，默默地长眠在南山之麓。这不能不是令人感到痛心的事！
  （注）据叶振汉回忆录《椰风蕉雨话当年》中称，“老沈为人不错，又是可信赖的朋友罗伦的介绍，所以学校许多事情都和他商量……我和沈秋生的这样联系，一直延续到1948年底，他不仅经常提供阶级斗争的动向，还和我共同研究斗争的策略，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回国后，听说当时他是由侨党负责人许若派去和我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