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内容
林楠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二年了。他一生为革命，半辈受挫折，在身心备受摧残之下，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每思及此，我心潮起伏，总想用一种什么形式来悼念他。
我们的家庭属于书香门第。曾祖父是前清举人，祖父是童生，父亲林仲姚是一个长期从事粉笔生涯的教师，也曾担任过记者。林楠是我的弟弟，他原名林士模，参加革命后先改名林陵后再改林楠。他1917年出生时，我们已家道中落，靠着父亲菲薄的薪水维持生活。在书香家庭的影响下，他少年时就勤奋好学，求知欲很强。12岁读小学毕业班时，全县举行会考，他用功过度，患了中耳炎，因医治不及时，使视神经受到严重破坏。由于眼病缠身，他虽没有进中学读书，但仍一心想学习深造，通过向父亲补习和自已的刻苦钻研，打下很好的古文基础。参加革命后，他认真学习，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以及社会科学都颇有研究，是一个自学成才的革命者。
我的父亲林仲姚是个思想进步，支持革命的爱国民主人士。他拥护辛亥革命，拥护孙中山，反对军阀混战，反对日本侵华，反对殖民主义，同情和支持共产党闹革命。弟弟从小就受父亲进步思想的影响，稍长，成为一个有血气、有抱负的爱国青年。30年代初期，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政治腐败，争权夺利，对外推行投降政策，致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蚕食，国家民族面临危亡，以及社会不宁，民不聊生等现状，感到愤懑不平，决心参加革命，变革社会。1935年，闽粤边特委领导的红三团挺进云和诏边区，在乌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如火如荼的人民游击战争。为寻求革命，追求真理，他同涂屏南同志进行秘密联系。当时，涂屏南同志是中共闽粤边特委委员张敏派到诏安城区开展地下革命活动的。1936年2月，根据张敏同志的指示，他们在诏安城区建立了一个内线工作小组，小组的成员还有郭郁周等。他们以我家（东关承裕堂，即武馆）为联络点，并经常在西姑山、胡厝车村和城关北门外止风庙等处同张敏接头联络。内线工作小组的同志，在城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还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输送枪支、弹药和医疗药品，积极支持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1937年“7·7”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中，闽西南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2月，涂屏南同志（涂峰）同革命青年林士本（林晓）、沈耀琨（沈柔坚）、陈松茂（陈昂）前往龙岩白土参加新四军二支队，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4月，林楠也同陈文平、谢世杰、许沙洛奔赴龙岩白土。因新四军二支队已开拔，他们被留在白土参加新四军二支队留守处举办的训练班学习，然后根据革命需要，派回平和县碧野村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工作。陈文平、谢世杰分配搞农运，林楠和许沙洛分配在列宁小学任教，学期结束后，两人一道被派回诏安城关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1938年8月，中共漳州中心县委派刘长富同志到诏城组建党组织。林楠，许沙洛、沈秋生和我四人，由刘长富介绍，首先加入共产党。不久，漳州中心县委正式批准成立中共诏城支部，林楠任书记，沈秋生、许沙洛分别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支部成立后，在中心县委领导下，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团结城关的工人、教师、学生，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还组织抗战青年社，出版《抗战青年》刊物，积极支持和参与“旅外回乡青年服务团”的抗日救亡工作。诏城支部组织在抗日救亡斗争中也获得不断壮大，党员由4名发展到17名。到1939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队伍的壮大，诏城支部分为社会支部和学校支部，党员发展到32名，党组织的战斗力也进一步增强了。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大肆捕杀共产党员，诏城社会支部的几位负责同志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方针，漳州中心县委指示诏城社会支部的几名支委，迅速离开诏安到外地“隐蔽埋伏”，以保存革命力量。在此情况下，林楠转移到广东潮汕一带，在那里当小学教师，以教学为掩护，联系当地的地下党组织，继续参加地下革命活动。
1948年秋天，他在潮汕一带的革命活动受到反动派的注意，又不得不离开潮汕到越南去，在越南堤岸的福建中学任教。1949年夏天，祖国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战的时刻，他又返回潮汕东江游击区，参加东江纵队工作。9月，漳州解放，林楠奉调到漳州参加接管，后转到乌山，在12月12日解放诏安后，出任诏安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科长。
后来，由于家庭人口多，经济拮据，生活困难，他向上级申请改变供给制，转为薪金制，经批准后调到漳州二中任教，后又转到潮汕一带任教。1957年秋天，因与普宁中学的领导人意见不一致，在反右中被挂上“反抗领导”罪名，划为“右派”，遣送青海劳动教养。本来他的身体就不大好，在劳动教养中身心备受严重摧残，因而染上多种疾病。1960年，因体弱多病，获释回家。到家后经常卧病在床。“文革”中又被当成“叛徒”，多次受到批判、斗争或送进“学习班”“改造”，使他的健康状况更日趋恶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进行拨乱反正，历史冤假错案都得到平反改正。1979年10月，林楠得到了平反，恢复名誉，但因年老体衰，办理了退休（当时尚未有离休规定）。正当他扬眉吐气、心情比较舒畅时，病魔却无情地袭击了他。同年12月，他心脏病严重发作，虽及时送往汕头医院抢救，但不能奏效，于24日因心肌梗塞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林楠的一生，对国家、对人民、对革命都做过一定的贡献，即使在蒙冤受屈之时，也从无动摇过自己的信念；然而，直到最后，他的党籍仍得不到恢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我们的家庭属于书香门第。曾祖父是前清举人，祖父是童生，父亲林仲姚是一个长期从事粉笔生涯的教师，也曾担任过记者。林楠是我的弟弟，他原名林士模，参加革命后先改名林陵后再改林楠。他1917年出生时，我们已家道中落，靠着父亲菲薄的薪水维持生活。在书香家庭的影响下，他少年时就勤奋好学，求知欲很强。12岁读小学毕业班时，全县举行会考，他用功过度，患了中耳炎，因医治不及时，使视神经受到严重破坏。由于眼病缠身，他虽没有进中学读书，但仍一心想学习深造，通过向父亲补习和自已的刻苦钻研，打下很好的古文基础。参加革命后，他认真学习，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以及社会科学都颇有研究，是一个自学成才的革命者。
我的父亲林仲姚是个思想进步，支持革命的爱国民主人士。他拥护辛亥革命，拥护孙中山，反对军阀混战，反对日本侵华，反对殖民主义，同情和支持共产党闹革命。弟弟从小就受父亲进步思想的影响，稍长，成为一个有血气、有抱负的爱国青年。30年代初期，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政治腐败，争权夺利，对外推行投降政策，致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蚕食，国家民族面临危亡，以及社会不宁，民不聊生等现状，感到愤懑不平，决心参加革命，变革社会。1935年，闽粤边特委领导的红三团挺进云和诏边区，在乌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了如火如荼的人民游击战争。为寻求革命，追求真理，他同涂屏南同志进行秘密联系。当时，涂屏南同志是中共闽粤边特委委员张敏派到诏安城区开展地下革命活动的。1936年2月，根据张敏同志的指示，他们在诏安城区建立了一个内线工作小组，小组的成员还有郭郁周等。他们以我家（东关承裕堂，即武馆）为联络点，并经常在西姑山、胡厝车村和城关北门外止风庙等处同张敏接头联络。内线工作小组的同志，在城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还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输送枪支、弹药和医疗药品，积极支持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
1937年“7·7”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中，闽西南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2月，涂屏南同志（涂峰）同革命青年林士本（林晓）、沈耀琨（沈柔坚）、陈松茂（陈昂）前往龙岩白土参加新四军二支队，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4月，林楠也同陈文平、谢世杰、许沙洛奔赴龙岩白土。因新四军二支队已开拔，他们被留在白土参加新四军二支队留守处举办的训练班学习，然后根据革命需要，派回平和县碧野村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工作。陈文平、谢世杰分配搞农运，林楠和许沙洛分配在列宁小学任教，学期结束后，两人一道被派回诏安城关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1938年8月，中共漳州中心县委派刘长富同志到诏城组建党组织。林楠，许沙洛、沈秋生和我四人，由刘长富介绍，首先加入共产党。不久，漳州中心县委正式批准成立中共诏城支部，林楠任书记，沈秋生、许沙洛分别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支部成立后，在中心县委领导下，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团结城关的工人、教师、学生，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还组织抗战青年社，出版《抗战青年》刊物，积极支持和参与“旅外回乡青年服务团”的抗日救亡工作。诏城支部组织在抗日救亡斗争中也获得不断壮大，党员由4名发展到17名。到1939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队伍的壮大，诏城支部分为社会支部和学校支部，党员发展到32名，党组织的战斗力也进一步增强了。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大肆捕杀共产党员，诏城社会支部的几位负责同志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方针，漳州中心县委指示诏城社会支部的几名支委，迅速离开诏安到外地“隐蔽埋伏”，以保存革命力量。在此情况下，林楠转移到广东潮汕一带，在那里当小学教师，以教学为掩护，联系当地的地下党组织，继续参加地下革命活动。
1948年秋天，他在潮汕一带的革命活动受到反动派的注意，又不得不离开潮汕到越南去，在越南堤岸的福建中学任教。1949年夏天，祖国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战的时刻，他又返回潮汕东江游击区，参加东江纵队工作。9月，漳州解放，林楠奉调到漳州参加接管，后转到乌山，在12月12日解放诏安后，出任诏安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科长。
后来，由于家庭人口多，经济拮据，生活困难，他向上级申请改变供给制，转为薪金制，经批准后调到漳州二中任教，后又转到潮汕一带任教。1957年秋天，因与普宁中学的领导人意见不一致，在反右中被挂上“反抗领导”罪名，划为“右派”，遣送青海劳动教养。本来他的身体就不大好，在劳动教养中身心备受严重摧残，因而染上多种疾病。1960年，因体弱多病，获释回家。到家后经常卧病在床。“文革”中又被当成“叛徒”，多次受到批判、斗争或送进“学习班”“改造”，使他的健康状况更日趋恶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进行拨乱反正，历史冤假错案都得到平反改正。1979年10月，林楠得到了平反，恢复名誉，但因年老体衰，办理了退休（当时尚未有离休规定）。正当他扬眉吐气、心情比较舒畅时，病魔却无情地袭击了他。同年12月，他心脏病严重发作，虽及时送往汕头医院抢救，但不能奏效，于24日因心肌梗塞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林楠的一生，对国家、对人民、对革命都做过一定的贡献，即使在蒙冤受屈之时，也从无动摇过自己的信念；然而，直到最后，他的党籍仍得不到恢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