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内容
林晓，原名林士本，福建省诏安县东关街人，1917年生。他自幼聪明好学，能歌善舞，爱好体育活动。1936年读诏安简易师范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多次下乡演出救亡话剧；还与涂屏南、林楠等同志，在中共闽粤边特委委员张敏的领导下，在城关张贴过标语和散发过传单。抗战爆发后不久，林楠告诉我新四军成立，即将北上抗日的消息。我出于抗日爱国的目的，决定参加新四军。便约了涂屏南和林士本，于1938年2月25日徒步出发。次日在云霄改乘汽车，2月28日到达龙岩白土新四军二支队司令部。此时，涂屏南化名涂峰，林士本化名林晓，我化名陈昂。
3月1日大清早，中共闽南特委何浚来找我们谈话，要我们留下参加特委训练班，然后回闽南做地下工作。我们不愿意，坚决要求参军。于是，他派人带我们到新四军二支队宣传队。这时，部队正集中开会，方方同志代表中共闽西南特委致欢送词。宣传队长王直、副队长彭冲、张克雄。部队在群众夹道欢送中出发，走了30里路，当晚在小池住下来，我们受到邓子恢同志的接见。新四军二支队宣传队共有100多人，主要是彭冲同志带来的漳州芗潮剧社30多人，来自菲律宾华侨回国战地服务团30多人，还有来自梅县10多人、汕头青抗10多人，以及马来西亚归国侨生、老红军干部等。
从福建行军到皖南经过4个省、行程5000里。我们宣传队在路上还要做宣传工作，写标语，宣传红军北上抗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林晓在各项工作中表现积极，活动能力也很强，善于做群众工作，领导对他的印象很好。
部队在途中走了两个月。4月下旬，新四军各支队在皖南岩寺会师，二支队宣传队并入军部战地服务团。4月28日，林晓随彭冲同志参加粟裕司令指挥的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先遣支队是一支精锐作战部队，成员是从部队挑选出来的，战士都是原来的班长，干部都会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政治部主任是钟期光同志。不久，林晓参加中国共产党，分配在苏南做地方工作。
1939年2月，他又调到设在皖南丁家山的中共中央东南局干训班学习。参加学习的人都是培养县委书记的对象。当时，我在云岭军部战地服务团，每次军部开晚会，干训班都列队参加，林晓常常指挥队伍唱歌。同年夏天，他被派回敌后，担任中共苏中县委书记。翌年与县委秘书徐光琳结婚。
当时，苏中区党委书记是粟裕同志，副书记是陈丕显同志。林晓、徐光琳因表现很好，都有工作能力，很得领导信任。1942年冬，日寇在苏中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林晓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军追捕，跌落江里，脱险后受冻成病，历久未愈，这时刚好徐光琳怀孕临月，组织上考虑到敌后环境困难，为安全起见，安排林晓陪徐光琳自苏北南通天生港坐轮船回上海徐家隐蔽产育。当时，日寇在上海经常调查户口，逮捕抗日分子，而徐家主要成员均在重庆，她的嫂子认为她们是新四军干部，怕受连累，不同意她们在家里久住，要他们尽速离沪。
1943年3月中旬，林晓化名林嘉明，偕同徐光琳，又自上海乘船到温州登陆，经平阳、福鼎、福州、泉州、漳州，计划送徐光琳回诏安家里产育。在离漳路上，偶然遇见同学许植基，许对他说：“你舅父涂屏南从新四军请假回诏安，已遭杀害，你千万不可回去。”他们只好又折回漳州，住在卫生楼旅馆。过了10多天，钱用光了，漳州又无熟人可投靠。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恰巧碰到我和杨蕴仁。我们是经历了上饶集中营到赤石暴动脱险，要去桂林，而途经漳州的。那天，我们去看郑畴（时郑畴在图书馆工作），在街上遇见他。我问：“你是怎样回来的？”他一把拉住我的手说：“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站不住，组织上安排我们撤退到大后方。”又说他爱人正临月，在旅馆已住了十多天，钱用光了，诏安家里又不能回去，这里没有熟人，要我想办法帮助解决。我们是路过漳州的，只得去问郑畴，他也没有其他办法。他还说漳州军统南站特务活动猖獗，要我们尽快离开。忽然，我想起街上贴有台湾义勇队的标语，记起1941年1月20日，我自皖南屯溪撤退时，杜麦青曾交我一封到金华找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的介绍信。便说去找李友邦看看。我用杜麦青名义，写了一封介绍我们四人到台湾义勇队工作的信（时杜在桂林），信是我拟的，由郑畴执笔抄写，毛笔字写得很端正。我持信找到“台湾医院”（“台湾医院”是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办的）。医院的人告诉我：台湾义勇队在东门外设有通信处。我又到东门外蔡园埔，在一座古老的大院子里，找到台湾义勇队闽南通讯处主任李明法，和一区队区队长王正西。说是杜麦青介绍我们来李先生这里工作的。他们在金华时都认识杜麦青，便告诉我：李先生4月4日儿童节要带台湾少年团来漳州工作，叫我们等他。我便对他们说：我们在旅馆住了好几天了，现在有困难，好不好搬到你们这里来住？”他们同意。我们4人便搬到通讯处居住，吃饭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3月28日，李友邦带台湾少年团来到漳州。我拿着介绍信去见他，说杜麦青介绍我们来他这里工作。他说：“住下来再说。”这时，张锡音也随李友邦来漳州。张锡音是骆耕漠爱人。皖南事变前，我在屯溪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皖南通讯处任干事，通讯处主任是骆耕漠，彼此都熟悉。皖南事变爆发，他们全家撤退浙江于潜骆的家里，骆到苏北新四军，张锡音转到金华台湾义勇队工作。我即去见张锡音，将我离开后在金华国新社被捕，和杨蕴仁一起自上饶集中营到赤石暴动脱险以及林嘉明、徐光琳自苏中撤退出来的困难情形告诉她。她和李的秘书潘超，都很关心我们，并建议李给我们安排工作。
第三天，李友邦通知我和杨蕴仁，随队上的人到龙岩台湾义勇队队部工作。林嘉明、徐光琳留漳州产育。不久，徐光琳进协和医院分娩，生一女孩。满月后，林嘉明、徐光琳带着婴儿到南平，陪同自上海出来的徐光琳的舅母，一起去重庆找徐的舅父（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她们在漳州期间，经常去找郑畴，郑畴的情形也很困难。她们在南平旅社给我写信，因为环境关系，我告诉他们我要离开，不要再寄信来，自此即失掉了联系。
后来，彭燕郊同志告诉我，林嘉明、徐光琳在重庆亲戚家里受到歧视，又没有工作，住不下去，便于1943年下半年带着孩子去桂林，找到从新四军出来、在桂林《力报》与聂绀弩一起编副刊《新垦地》的彭燕郊。由彭介绍到桂林文委杜麦青处工作。以后，林嘉明与徐光琳因意见不合，感情破裂而分开。徐光琳到成都向音乐家蔡绍序学习声乐。她原有一副好嗓子，女高音唱得很好。在成都演出时，还寄过节目单给彭燕郊。日本投降后，徐光琳回上海。1946年彭燕郊在上海还到过徐光琳家里，徐光琳没有再结婚，女儿带在身边。彭问她林晓到哪里去？她说不知道。据彭回忆，当年杜麦青曾通过地下党安排林晓回李先念部工作。后来可能是交通受阻，留在武汉一带活动。抗战胜利后，林嘉明受地下党派遣到武汉第一纱厂工作，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各项活动，与中统特务彭泽生作斗争，及时向地下党提供准确情报。
1949年12月诏安解放，我回诏安工作，林晓母亲和弟弟来找我，要我打听林晓下落。我曾经给陈毅同志写过信。一个月后，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室函复称：林晓当年请假回家。（写信的同志，估计是一位曾与林晓在一起工作的同志）。
不久，林晓自武汉给他母亲写信来，说他在武汉第一纱厂搞宣传工作。信里充满胜利的喜悦。
1950年底，林晓与家里中断了通信，下落不明。
1954年，林晓的三弟林士忠在部队调到南京炮校学习，审干时，要求组织上调查他二哥的下落。不久，组织上将武汉市公安局调查结果转告：“林嘉明解放后曾在武汉第一纱厂任职。林曾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投敌。叛变后任云、桂、黔、川四省情报首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
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作为同时入伍的战友，从1938年2月龙岩白土编入二支队，4月在皖南岩寺编入军部战地服务团，到1939年丁家山的中央东南局干训班，到苏中县委书记，无论行军，作战、做地方工作，林晓都是积极的，这一切我太熟悉了！加给他的“罪状”，都不是事实。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他在苏中，不在皖南，何来被俘？而1942年冬，即事变后的两年，他还在苏中任县委书记，何来投敌？1943年我们在漳州重逢，几时又成为“四省情报首脑”这一切，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晓的冤案，经他胞弟林士忠申诉，有关部门认真复查，终由武汉市中级法院于1985年8月1日判决，撤销原判，改判为无罪错杀，30余年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今年是林晓同志逝世40周年，追思往事，心潮起伏，谨以此文，寄托悼念之情！·
3月1日大清早，中共闽南特委何浚来找我们谈话，要我们留下参加特委训练班，然后回闽南做地下工作。我们不愿意，坚决要求参军。于是，他派人带我们到新四军二支队宣传队。这时，部队正集中开会，方方同志代表中共闽西南特委致欢送词。宣传队长王直、副队长彭冲、张克雄。部队在群众夹道欢送中出发，走了30里路，当晚在小池住下来，我们受到邓子恢同志的接见。新四军二支队宣传队共有100多人，主要是彭冲同志带来的漳州芗潮剧社30多人，来自菲律宾华侨回国战地服务团30多人，还有来自梅县10多人、汕头青抗10多人，以及马来西亚归国侨生、老红军干部等。
从福建行军到皖南经过4个省、行程5000里。我们宣传队在路上还要做宣传工作，写标语，宣传红军北上抗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林晓在各项工作中表现积极，活动能力也很强，善于做群众工作，领导对他的印象很好。
部队在途中走了两个月。4月下旬，新四军各支队在皖南岩寺会师，二支队宣传队并入军部战地服务团。4月28日，林晓随彭冲同志参加粟裕司令指挥的新四军先遣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先遣支队是一支精锐作战部队，成员是从部队挑选出来的，战士都是原来的班长，干部都会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政治部主任是钟期光同志。不久，林晓参加中国共产党，分配在苏南做地方工作。
1939年2月，他又调到设在皖南丁家山的中共中央东南局干训班学习。参加学习的人都是培养县委书记的对象。当时，我在云岭军部战地服务团，每次军部开晚会，干训班都列队参加，林晓常常指挥队伍唱歌。同年夏天，他被派回敌后，担任中共苏中县委书记。翌年与县委秘书徐光琳结婚。
当时，苏中区党委书记是粟裕同志，副书记是陈丕显同志。林晓、徐光琳因表现很好，都有工作能力，很得领导信任。1942年冬，日寇在苏中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林晓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军追捕，跌落江里，脱险后受冻成病，历久未愈，这时刚好徐光琳怀孕临月，组织上考虑到敌后环境困难，为安全起见，安排林晓陪徐光琳自苏北南通天生港坐轮船回上海徐家隐蔽产育。当时，日寇在上海经常调查户口，逮捕抗日分子，而徐家主要成员均在重庆，她的嫂子认为她们是新四军干部，怕受连累，不同意她们在家里久住，要他们尽速离沪。
1943年3月中旬，林晓化名林嘉明，偕同徐光琳，又自上海乘船到温州登陆，经平阳、福鼎、福州、泉州、漳州，计划送徐光琳回诏安家里产育。在离漳路上，偶然遇见同学许植基，许对他说：“你舅父涂屏南从新四军请假回诏安，已遭杀害，你千万不可回去。”他们只好又折回漳州，住在卫生楼旅馆。过了10多天，钱用光了，漳州又无熟人可投靠。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恰巧碰到我和杨蕴仁。我们是经历了上饶集中营到赤石暴动脱险，要去桂林，而途经漳州的。那天，我们去看郑畴（时郑畴在图书馆工作），在街上遇见他。我问：“你是怎样回来的？”他一把拉住我的手说：“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站不住，组织上安排我们撤退到大后方。”又说他爱人正临月，在旅馆已住了十多天，钱用光了，诏安家里又不能回去，这里没有熟人，要我想办法帮助解决。我们是路过漳州的，只得去问郑畴，他也没有其他办法。他还说漳州军统南站特务活动猖獗，要我们尽快离开。忽然，我想起街上贴有台湾义勇队的标语，记起1941年1月20日，我自皖南屯溪撤退时，杜麦青曾交我一封到金华找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的介绍信。便说去找李友邦看看。我用杜麦青名义，写了一封介绍我们四人到台湾义勇队工作的信（时杜在桂林），信是我拟的，由郑畴执笔抄写，毛笔字写得很端正。我持信找到“台湾医院”（“台湾医院”是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办的）。医院的人告诉我：台湾义勇队在东门外设有通信处。我又到东门外蔡园埔，在一座古老的大院子里，找到台湾义勇队闽南通讯处主任李明法，和一区队区队长王正西。说是杜麦青介绍我们来李先生这里工作的。他们在金华时都认识杜麦青，便告诉我：李先生4月4日儿童节要带台湾少年团来漳州工作，叫我们等他。我便对他们说：我们在旅馆住了好几天了，现在有困难，好不好搬到你们这里来住？”他们同意。我们4人便搬到通讯处居住，吃饭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3月28日，李友邦带台湾少年团来到漳州。我拿着介绍信去见他，说杜麦青介绍我们来他这里工作。他说：“住下来再说。”这时，张锡音也随李友邦来漳州。张锡音是骆耕漠爱人。皖南事变前，我在屯溪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皖南通讯处任干事，通讯处主任是骆耕漠，彼此都熟悉。皖南事变爆发，他们全家撤退浙江于潜骆的家里，骆到苏北新四军，张锡音转到金华台湾义勇队工作。我即去见张锡音，将我离开后在金华国新社被捕，和杨蕴仁一起自上饶集中营到赤石暴动脱险以及林嘉明、徐光琳自苏中撤退出来的困难情形告诉她。她和李的秘书潘超，都很关心我们，并建议李给我们安排工作。
第三天，李友邦通知我和杨蕴仁，随队上的人到龙岩台湾义勇队队部工作。林嘉明、徐光琳留漳州产育。不久，徐光琳进协和医院分娩，生一女孩。满月后，林嘉明、徐光琳带着婴儿到南平，陪同自上海出来的徐光琳的舅母，一起去重庆找徐的舅父（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厂长）。她们在漳州期间，经常去找郑畴，郑畴的情形也很困难。她们在南平旅社给我写信，因为环境关系，我告诉他们我要离开，不要再寄信来，自此即失掉了联系。
后来，彭燕郊同志告诉我，林嘉明、徐光琳在重庆亲戚家里受到歧视，又没有工作，住不下去，便于1943年下半年带着孩子去桂林，找到从新四军出来、在桂林《力报》与聂绀弩一起编副刊《新垦地》的彭燕郊。由彭介绍到桂林文委杜麦青处工作。以后，林嘉明与徐光琳因意见不合，感情破裂而分开。徐光琳到成都向音乐家蔡绍序学习声乐。她原有一副好嗓子，女高音唱得很好。在成都演出时，还寄过节目单给彭燕郊。日本投降后，徐光琳回上海。1946年彭燕郊在上海还到过徐光琳家里，徐光琳没有再结婚，女儿带在身边。彭问她林晓到哪里去？她说不知道。据彭回忆，当年杜麦青曾通过地下党安排林晓回李先念部工作。后来可能是交通受阻，留在武汉一带活动。抗战胜利后，林嘉明受地下党派遣到武汉第一纱厂工作，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各项活动，与中统特务彭泽生作斗争，及时向地下党提供准确情报。
1949年12月诏安解放，我回诏安工作，林晓母亲和弟弟来找我，要我打听林晓下落。我曾经给陈毅同志写过信。一个月后，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室函复称：林晓当年请假回家。（写信的同志，估计是一位曾与林晓在一起工作的同志）。
不久，林晓自武汉给他母亲写信来，说他在武汉第一纱厂搞宣传工作。信里充满胜利的喜悦。
1950年底，林晓与家里中断了通信，下落不明。
1954年，林晓的三弟林士忠在部队调到南京炮校学习，审干时，要求组织上调查他二哥的下落。不久，组织上将武汉市公安局调查结果转告：“林嘉明解放后曾在武汉第一纱厂任职。林曾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投敌。叛变后任云、桂、黔、川四省情报首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
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作为同时入伍的战友，从1938年2月龙岩白土编入二支队，4月在皖南岩寺编入军部战地服务团，到1939年丁家山的中央东南局干训班，到苏中县委书记，无论行军，作战、做地方工作，林晓都是积极的，这一切我太熟悉了！加给他的“罪状”，都不是事实。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他在苏中，不在皖南，何来被俘？而1942年冬，即事变后的两年，他还在苏中任县委书记，何来投敌？1943年我们在漳州重逢，几时又成为“四省情报首脑”这一切，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晓的冤案，经他胞弟林士忠申诉，有关部门认真复查，终由武汉市中级法院于1985年8月1日判决，撤销原判，改判为无罪错杀，30余年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今年是林晓同志逝世40周年，追思往事，心潮起伏，谨以此文，寄托悼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