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内容
1949年5月初，我同陈康国因在龙溪师范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受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中旬接组织通知，离开漳州，5月20日左右回到家乡诏安，同撤离厦门的城工部地下党员傅泮锋、吴厥藻、涂淑真（女）、沈秋江以及谢少华等人取得联系，经过周密研究准备，于5月下旬离开诏安，到广东饶平凤凰山游击区参加革命斗争。
秘密离诏，投身革命大家庭
我们7人都是青年学生，除谢少华是厦门人外，其他6人都是诏安人。5月28日，我们瞒着家庭，分两路秘密地从诏安县城出发，当晚在饶平的黄岗过夜。翌晨，从黄岗经浮山到大岭脚，受到反动军警盘查，我们以放假探望同学为理由，通过了关卡。经过爬山越岭，走了30-40里路，黄昏时到达游击队驻地赤岭村，受到游击队领导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款待。为了革命需要，我们7人都改了姓名。傅泮锋改名陈方，吴厥藻改名吴桐，涂淑真改名余真，沈秋江改名周禾，谢少华改名林文，陈康国改名李青，我原名傅崇永，改名林华。
当时的游击队是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盘踞处的边缘地带开展活动的，经常遭受敌人的袭扰，所以队伍不得不经常流动。我们上山后的隔天傍晚，队部突然通知转移，在苍茫的暮色中走了7-8华里，在鸭母坑村住下，过了两天，队伍又于夜间移动到别处。我们每到一处，山区的群众都很热情，提供各种方便，同志间也互相关心，亲亲热热，我们感到十分温暖。
以苦为乐，参加云和诏青干班学习
这时，中共闽粤赣边云和诏县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上级的指示，在广东饶平游击区举办知识青年干部训练班。我们7人都参加了学习。开始是白天学习文件，夜间带枪站岗放哨，后来还分头深入到群众中做宣传工作。当时的工作和生活十分艰苦。站岗放哨的地点是在村庄的路口或可瞭望到远处的高地，一两个晚上要轮值一次（6个钟头左右），情况紧张时，还要日夜巡逻。因此，睡眠时间较少。而且隔几天就有一次夜行军，每天只吃早晚两餐饭。所有这些，对我们这些刚离开校门的“学生哥”来说，的确有一种吃苦的感觉。但由于大家革命热情高，以苦为乐，不久也就逐渐适应了。
组织文工团，开展丰富多样宣传活动
我们参加学习不久的一天，云和诏县委书记李亚伟召集我们7人开会。他在介绍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后，要求我们组成文工团，在游击区和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宣传活动，并指定陈方、吴桐为正、副团长。我们多数人没有演过戏，为了革命的需要，便用两天时间集体讨论政治宜传的具体内容和着手编排节目。大家分头找资料，构思节目内容，设计简单布景道具。因周禾会写美术字和绘画，就分工他负责写标语和刻蜡板。几天功夫，节目凑起来了，有《你是灯塔》《团结就是力量》《古怪歌》《牙沙棱》《共产党的队伍真雄壮》等革命歌曲，有用潮州方言曲调演唱的揭露反动派压迫剥削人民罪行，歌颂农民英勇斗争的《十二月歌》，还有改编的歌剧《兄妹开荒》和《朱大嫂送鸡蛋》。我们还自编了《抓壮丁》的小话剧，分别由周禾、余真、林华等扮演，演得很逼真，收到较好的宣传效果。
文工团的活动采用边研究、边创作、边排练、边演出的办法，白天准备，晚上活动。山区没有戏台，我们就搭简陋的戏台，或者在晒谷场上点上汽灯或船尾灯；傍晚时分，先排队集体高声歌唱，吸引群众围观，然后边演唱边宣传。每逢我们演出一些联系当地实际的节目后，群众掌声总是不断，有的还主动找我们控诉反动派罪行。上善小学校长听了我们的宣传后，深受教育，毅然参加了游击队。群众的支持和赞赏，更加鼓舞和激励了我们。不久，我们又把政治宣传活动开辟到与游击区邻近的蒋管区去。
到蒋管区宣传规模较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6月间到饶平浮山圩，第二次是7月初到新丰圩。浮山圩离黄岗30多华里，是国民党乡公所所在地，常年驻守保安队。我们乘保安队撤走，尚未有其他武装接替的机会，出其不意地到那里去宣传。游击队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分散到圩场的一些角落保护我们。我们在圩场上先高声合唱革命歌曲吸引群众注意，群众以惊奇的目光看着我们，很快就安静下来，听我们站在凳子上演讲。我们讲了目前形势、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宗旨、减租减息政策、保护工商业政策、约法八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大家听得很入神。宣传后，马上撤回据点村总结，提高宣传艺术。
7月1日傍晚，我们接到“马上出发，连夜行军，准备参加战斗”的通知，当即带好手枪和干粮袋整装前进，爬过几个山头，约走了20多里，在饶平新丰圩附近的一个山头隐蔽歇息。这时已是深夜，不远处有队伍在走动，还不时有枪炮声从远方传来。老同志告诉我们，昨天边区纵队打下了饶平县城，这是我们的队伍在县城附近配合主力夹攻敌人。天亮后，上级通知我们到新丰圩开展宣传。我们劲头十足，分为3个小组，在武装队伍的保护和配合下，到圩场人群集中的地方演讲，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共产党有关新解放区的政策。宣传后，也马上撤离，与边区纵队汇合返回据点村来。
到达龙磜村，转编仙人石工作团
在新丰圩开展宣传活动后，我们在诏安、饶平边界继续活动了一段时间。8月初的一天下午，上级通知我们提早吃晚饭，把不易携带的东西处理掉，每人加发一杆长枪和数十发子弹，整装待发。黄昏时，我们同其他游击队同志整队出发，几十个人扛着长枪，背着背包，默默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行进。虽然高山上凉风习习，但大家都汗流浃背。半夜又突然雷鸣电闪，下了一场大雨，大家都被淋得浑身漉漉的。走了一夜，终于在天亮以后到达诏安的老据点村龙磜。
在龙磜休息时，我因行军路上淋雨受凉，头痛发高烧，病倒在晒谷席上。虽然吴桐在半夜间去搞了点药和开水给我服下，但高烧一直不退。隔天下午，吴桐告诉我，队伍明天就要出发，领导要找文工团的同志谈话。我确实爬不起来，只好托吴桐代为请假。吴桐回来后传达，领导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分配陈方、李青到水晶坪工作团，周禾、林文到独立大队，余真留在县委机关，他和我到仙人石工作团。吴桐还说，领导对我们上段在政治宣传工作上的积极努力、吃苦耐劳精神和做出的成绩作了肯定，要求我们今后戒骄戒躁，和老同志团结一致，更好地完成革命任务。
根据组织安排，其他同志很快到新的战斗岗位去了，我又休息了几天，病情稍有好转时才由交通员带路，到平和仙人石工作团报到，在张水满、吴国枝同志领导下工作。
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虽然取得节节胜利，但云和诏边区的反动武装和土劣却加紧对游击区进行袭扰，作垂死挣孔。仙人石工作团活动的范围与车仔圩保安队的驻地距离很近，稍不警惕，就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因此，我们仍然采取流动迂回的战术，在云霄、平和边界，一两天就转移一个地方，经常在丛林或山洞里过夜，饱一顿，饥一餐，生活既紧张又艰苦。有一次，我们几位同志到了一个地处大山麓只有4-5户人家的大沙缸村，群众待我们亲如家人，把他们藏起来的腌咸肉、鱼干都拿出来请我们吃，晚上带我们到离村数里的山上竹林里休息。我们在苍翠欲滴的竹林深处搭起了“竹床”露天睡觉。这里确是一个良好的隐蔽场所。到8月中旬，云霄车仔圩的保安队突然窜到坡下、仙人石一带袭扰，我和工作团几位同志便钻到敌人的鼻子底下，从石下坑绕到离保安队炮楼约一两里的石坎村，在石洞里隐蔽了3天3夜，由群众给我们送米送菜，我们就煮起竹筒饭配白水菜充饥。敌人一龟缩到车仔圩炮楼，我们就进行夜间活动，重点找一些乡、保长和其他上层人物开展政治攻势，对他们进行政治瓦解工作。
组建政工团，活动于云和边界
九月初，张水满同志找我谈话（他当时是云和诏县委负责人之一），说接到上级通知，根据革命形势需要，要吸收一批知识青年进行培训，由我按县委在饶平办训练班的办法，在坡下和仙人石村一带举办革命知识分子培训班，然后组建政工团，在平和、云霄一带开展政治宣作工作。
我经过几天筹备，在坡下村借了一间祠堂和几间民房，就开始集中培训从云霄、平和边区交通站送来的40多名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师。通过6-7天的学习，学员初步了解了革命形势、党的宗旨、作风和方针政策，懂得了新解放区应注意掌握的政策和约法八章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情绪都很高。到九月中旬，上级通知把集训的学员组成政工团，立即配合武工队解放平和县的马塘、安厚、大溪一带地区，由我担任政工团负责人，下设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和联络3个小组。我们在写了大量的革命标语和解放军的布告后，于9月17-18日同武工队、工作团一起组成一支近百人的解放队伍，从坡下村出发，推进到地主富农集中的大村马塘村，接着又解放了后嗣、安厚、大溪3个乡。政工团每到一处，就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宣传方式，先张贴革命标语和解放军的布告、通告，接着深入到人们聚集的场所、闲间、寺庙、小菜市、学校等处宣传，又利用圩日到后嗣、安厚、大溪等圩场，在人们赶圩热闹时用广播筒向群众口头宣传，既宣传革命形势和共产党的宗旨、方针、政策，又针对反动派的所谓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等恶毒污蔑进行批驳。由于事先掌握了群众的活思想和阶级斗争的表现，写好讲话提纲，所以针对性较强，虽然只讲了20多分钟的话，但收到的效果很好，使群众解除了不少疑虑。
后来，政工团同武工队又进驻村庄分散的大溪乡。我们除采用原来的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宣传方式外，还配合武工队到反动武装的据点（炮楼）接收武器，解除敌人武装。马塘、大溪，安厚等新解放地区的广大群众，为了欢庆解放，有的还杀鸡煮肉饭“吃欢喜”。
解放云霄城，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临近九月底，上级通知我们参加解放云霄县城。政工团和武工队便从平和大溪往安厚、马塘到达云霄车仔圩，在那里住了一晚，四出张贴革命标语和开展小型宣传。然后队伍开往云霄县城附近的世坂村，并于10月2日进驻云霄县城，住在三房附近的一座古庙。进城后，我们的任务，一是调查搜集社会各方面的情报，一是向各阶层群众开展政治宣传，稳定人心。大家分头深入到市场、商店、学校以及熟人家中了解情况，搜集反映，针对某些群众因诏安、东山还未解放，思想上怕变天、怕反攻倒算以及某些潜伏反动分子的造谣破坏，我们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到街头宣传，并在晚间到街道或城郊的下坂一带村庄，利用群众大会或演戏庆祝解放的机会，上台宣传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
不久，中共云霄县委派秘书王连璧找我了解政工团的情况，并传达了县委拟把政工团同志分配到县直单位和各区工作的决定。10月下旬，通过小型座谈或个别谈话，政工团同志都先后走上了工作岗位。我分配到县委办公室工作。
与此同时，和我同时出来参加革命的6位同志，也分别分配到云霄、诏安工作。
秘密离诏，投身革命大家庭
我们7人都是青年学生，除谢少华是厦门人外，其他6人都是诏安人。5月28日，我们瞒着家庭，分两路秘密地从诏安县城出发，当晚在饶平的黄岗过夜。翌晨，从黄岗经浮山到大岭脚，受到反动军警盘查，我们以放假探望同学为理由，通过了关卡。经过爬山越岭，走了30-40里路，黄昏时到达游击队驻地赤岭村，受到游击队领导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款待。为了革命需要，我们7人都改了姓名。傅泮锋改名陈方，吴厥藻改名吴桐，涂淑真改名余真，沈秋江改名周禾，谢少华改名林文，陈康国改名李青，我原名傅崇永，改名林华。
当时的游击队是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盘踞处的边缘地带开展活动的，经常遭受敌人的袭扰，所以队伍不得不经常流动。我们上山后的隔天傍晚，队部突然通知转移，在苍茫的暮色中走了7-8华里，在鸭母坑村住下，过了两天，队伍又于夜间移动到别处。我们每到一处，山区的群众都很热情，提供各种方便，同志间也互相关心，亲亲热热，我们感到十分温暖。
以苦为乐，参加云和诏青干班学习
这时，中共闽粤赣边云和诏县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上级的指示，在广东饶平游击区举办知识青年干部训练班。我们7人都参加了学习。开始是白天学习文件，夜间带枪站岗放哨，后来还分头深入到群众中做宣传工作。当时的工作和生活十分艰苦。站岗放哨的地点是在村庄的路口或可瞭望到远处的高地，一两个晚上要轮值一次（6个钟头左右），情况紧张时，还要日夜巡逻。因此，睡眠时间较少。而且隔几天就有一次夜行军，每天只吃早晚两餐饭。所有这些，对我们这些刚离开校门的“学生哥”来说，的确有一种吃苦的感觉。但由于大家革命热情高，以苦为乐，不久也就逐渐适应了。
组织文工团，开展丰富多样宣传活动
我们参加学习不久的一天，云和诏县委书记李亚伟召集我们7人开会。他在介绍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后，要求我们组成文工团，在游击区和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宣传活动，并指定陈方、吴桐为正、副团长。我们多数人没有演过戏，为了革命的需要，便用两天时间集体讨论政治宜传的具体内容和着手编排节目。大家分头找资料，构思节目内容，设计简单布景道具。因周禾会写美术字和绘画，就分工他负责写标语和刻蜡板。几天功夫，节目凑起来了，有《你是灯塔》《团结就是力量》《古怪歌》《牙沙棱》《共产党的队伍真雄壮》等革命歌曲，有用潮州方言曲调演唱的揭露反动派压迫剥削人民罪行，歌颂农民英勇斗争的《十二月歌》，还有改编的歌剧《兄妹开荒》和《朱大嫂送鸡蛋》。我们还自编了《抓壮丁》的小话剧，分别由周禾、余真、林华等扮演，演得很逼真，收到较好的宣传效果。
文工团的活动采用边研究、边创作、边排练、边演出的办法，白天准备，晚上活动。山区没有戏台，我们就搭简陋的戏台，或者在晒谷场上点上汽灯或船尾灯；傍晚时分，先排队集体高声歌唱，吸引群众围观，然后边演唱边宣传。每逢我们演出一些联系当地实际的节目后，群众掌声总是不断，有的还主动找我们控诉反动派罪行。上善小学校长听了我们的宣传后，深受教育，毅然参加了游击队。群众的支持和赞赏，更加鼓舞和激励了我们。不久，我们又把政治宣传活动开辟到与游击区邻近的蒋管区去。
到蒋管区宣传规模较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6月间到饶平浮山圩，第二次是7月初到新丰圩。浮山圩离黄岗30多华里，是国民党乡公所所在地，常年驻守保安队。我们乘保安队撤走，尚未有其他武装接替的机会，出其不意地到那里去宣传。游击队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分散到圩场的一些角落保护我们。我们在圩场上先高声合唱革命歌曲吸引群众注意，群众以惊奇的目光看着我们，很快就安静下来，听我们站在凳子上演讲。我们讲了目前形势、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宗旨、减租减息政策、保护工商业政策、约法八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大家听得很入神。宣传后，马上撤回据点村总结，提高宣传艺术。
7月1日傍晚，我们接到“马上出发，连夜行军，准备参加战斗”的通知，当即带好手枪和干粮袋整装前进，爬过几个山头，约走了20多里，在饶平新丰圩附近的一个山头隐蔽歇息。这时已是深夜，不远处有队伍在走动，还不时有枪炮声从远方传来。老同志告诉我们，昨天边区纵队打下了饶平县城，这是我们的队伍在县城附近配合主力夹攻敌人。天亮后，上级通知我们到新丰圩开展宣传。我们劲头十足，分为3个小组，在武装队伍的保护和配合下，到圩场人群集中的地方演讲，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共产党有关新解放区的政策。宣传后，也马上撤离，与边区纵队汇合返回据点村来。
到达龙磜村，转编仙人石工作团
在新丰圩开展宣传活动后，我们在诏安、饶平边界继续活动了一段时间。8月初的一天下午，上级通知我们提早吃晚饭，把不易携带的东西处理掉，每人加发一杆长枪和数十发子弹，整装待发。黄昏时，我们同其他游击队同志整队出发，几十个人扛着长枪，背着背包，默默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行进。虽然高山上凉风习习，但大家都汗流浃背。半夜又突然雷鸣电闪，下了一场大雨，大家都被淋得浑身漉漉的。走了一夜，终于在天亮以后到达诏安的老据点村龙磜。
在龙磜休息时，我因行军路上淋雨受凉，头痛发高烧，病倒在晒谷席上。虽然吴桐在半夜间去搞了点药和开水给我服下，但高烧一直不退。隔天下午，吴桐告诉我，队伍明天就要出发，领导要找文工团的同志谈话。我确实爬不起来，只好托吴桐代为请假。吴桐回来后传达，领导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分配陈方、李青到水晶坪工作团，周禾、林文到独立大队，余真留在县委机关，他和我到仙人石工作团。吴桐还说，领导对我们上段在政治宣传工作上的积极努力、吃苦耐劳精神和做出的成绩作了肯定，要求我们今后戒骄戒躁，和老同志团结一致，更好地完成革命任务。
根据组织安排，其他同志很快到新的战斗岗位去了，我又休息了几天，病情稍有好转时才由交通员带路，到平和仙人石工作团报到，在张水满、吴国枝同志领导下工作。
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虽然取得节节胜利，但云和诏边区的反动武装和土劣却加紧对游击区进行袭扰，作垂死挣孔。仙人石工作团活动的范围与车仔圩保安队的驻地距离很近，稍不警惕，就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因此，我们仍然采取流动迂回的战术，在云霄、平和边界，一两天就转移一个地方，经常在丛林或山洞里过夜，饱一顿，饥一餐，生活既紧张又艰苦。有一次，我们几位同志到了一个地处大山麓只有4-5户人家的大沙缸村，群众待我们亲如家人，把他们藏起来的腌咸肉、鱼干都拿出来请我们吃，晚上带我们到离村数里的山上竹林里休息。我们在苍翠欲滴的竹林深处搭起了“竹床”露天睡觉。这里确是一个良好的隐蔽场所。到8月中旬，云霄车仔圩的保安队突然窜到坡下、仙人石一带袭扰，我和工作团几位同志便钻到敌人的鼻子底下，从石下坑绕到离保安队炮楼约一两里的石坎村，在石洞里隐蔽了3天3夜，由群众给我们送米送菜，我们就煮起竹筒饭配白水菜充饥。敌人一龟缩到车仔圩炮楼，我们就进行夜间活动，重点找一些乡、保长和其他上层人物开展政治攻势，对他们进行政治瓦解工作。
组建政工团，活动于云和边界
九月初，张水满同志找我谈话（他当时是云和诏县委负责人之一），说接到上级通知，根据革命形势需要，要吸收一批知识青年进行培训，由我按县委在饶平办训练班的办法，在坡下和仙人石村一带举办革命知识分子培训班，然后组建政工团，在平和、云霄一带开展政治宣作工作。
我经过几天筹备，在坡下村借了一间祠堂和几间民房，就开始集中培训从云霄、平和边区交通站送来的40多名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师。通过6-7天的学习，学员初步了解了革命形势、党的宗旨、作风和方针政策，懂得了新解放区应注意掌握的政策和约法八章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情绪都很高。到九月中旬，上级通知把集训的学员组成政工团，立即配合武工队解放平和县的马塘、安厚、大溪一带地区，由我担任政工团负责人，下设文字宣传、口头宣传和联络3个小组。我们在写了大量的革命标语和解放军的布告后，于9月17-18日同武工队、工作团一起组成一支近百人的解放队伍，从坡下村出发，推进到地主富农集中的大村马塘村，接着又解放了后嗣、安厚、大溪3个乡。政工团每到一处，就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宣传方式，先张贴革命标语和解放军的布告、通告，接着深入到人们聚集的场所、闲间、寺庙、小菜市、学校等处宣传，又利用圩日到后嗣、安厚、大溪等圩场，在人们赶圩热闹时用广播筒向群众口头宣传，既宣传革命形势和共产党的宗旨、方针、政策，又针对反动派的所谓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等恶毒污蔑进行批驳。由于事先掌握了群众的活思想和阶级斗争的表现，写好讲话提纲，所以针对性较强，虽然只讲了20多分钟的话，但收到的效果很好，使群众解除了不少疑虑。
后来，政工团同武工队又进驻村庄分散的大溪乡。我们除采用原来的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宣传方式外，还配合武工队到反动武装的据点（炮楼）接收武器，解除敌人武装。马塘、大溪，安厚等新解放地区的广大群众，为了欢庆解放，有的还杀鸡煮肉饭“吃欢喜”。
解放云霄城，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临近九月底，上级通知我们参加解放云霄县城。政工团和武工队便从平和大溪往安厚、马塘到达云霄车仔圩，在那里住了一晚，四出张贴革命标语和开展小型宣传。然后队伍开往云霄县城附近的世坂村，并于10月2日进驻云霄县城，住在三房附近的一座古庙。进城后，我们的任务，一是调查搜集社会各方面的情报，一是向各阶层群众开展政治宣传，稳定人心。大家分头深入到市场、商店、学校以及熟人家中了解情况，搜集反映，针对某些群众因诏安、东山还未解放，思想上怕变天、怕反攻倒算以及某些潜伏反动分子的造谣破坏，我们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到街头宣传，并在晚间到街道或城郊的下坂一带村庄，利用群众大会或演戏庆祝解放的机会，上台宣传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
不久，中共云霄县委派秘书王连璧找我了解政工团的情况，并传达了县委拟把政工团同志分配到县直单位和各区工作的决定。10月下旬，通过小型座谈或个别谈话，政工团同志都先后走上了工作岗位。我分配到县委办公室工作。
与此同时，和我同时出来参加革命的6位同志，也分别分配到云霄、诏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