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内容
一
“大同事件”是我县三十年代国民党当局在城关地区制造的一次白色恐怖。“大同”，指“大同派报社”，附设在“大同皮鞋店”内。该鞋店约于1934年由许钓纶、郑觉先等（都是思想比较激进的小学教师）所办。店址在南门头水车街口。他们从南洋请来一位技工，开始手工业式的皮鞋制造业。开业后，常有一些青年教师在这里出入。
“大同派报社”是由沈桐浦和郑捷先（郑觉先的弟弟）于1935年创办的，因为是设在大同皮鞋店内，故名。并雇沈万五（即钟阿弟，后为中共云和诏县委副书记，1949年牺牲）专职送报。
派报社在当时的我县来说，还是一种新的行业。原先读者订阅报章杂志，都是邮购邮寄，诸多不便。有了派报社，读者就十分便利了，因此甚得公众的赞许。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方面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当时该社派送的报纸，有上海的《大公报》《申报》，厦门的《星光日报》，汕头的《星华日报》，香港的《循环日报》《大众日报》等。杂志有上海的《文学》《读书生活》《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都是进步的刊物，还有香港出版的《民族战线》①。
我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胜利后，党中央接着发表了“八一”宣言，指出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号召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拯救垂危的中华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面前，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在全国掀起了广泛的爱国运动，新的革命风暴正将席卷全国。
二
当时，我县的革命风暴，也随着全国的形势而在酝酿着。自1932年4月我中央红军挥师东征解放漳州后，接着是我党在乌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革命斗争。1933年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楷）陈（铭枢）与国民党内李济琛等一部分反蒋势力，联合第三党等方面反蒋人士，在福建为反蒋抗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闽变”），我县政权也易新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我党成立了闽粤边区特委，开展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所有这些，都给诏安的国民党当局以极大的冲击，也使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更进一步的认清形势，激起更高涨的革命热情。国民党各级政府面对这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不是引导而是压制，如禁止出版和销售进步书刊，并四出搜捕和监禁进步文化人和青年，以及所谓“赤化分子”和“政治嫌疑犯”等等。这样一来，诏安县的“大同派报社”就首当其冲了。
1936年暑期的某一天，诏安县府出动保安大队的武装，分头搜查和逮捕了“大同派报社”的人员和与之往来的被列为有“政治嫌疑”的知识分子，造成诏安文化运动史上第一件大案。后来，人们把这次事件称为“大同事件”。情况纪略如下：
（一）首先是搜查派报社，将全部报章、杂志等逐本逐页检查，从下半夜到凌晨，长达约几个小时之久。随后拘走了当晚留守在店内的郑捷先（现尚健在）。
（二）同时有涂屏南、郭荫松和沈桐浦3人，都在各自的家中被拘捕，与郑捷先一起关禁在县看守所（现只郭荫松健在）。
（三）当军队到林士友家中进行拘捕时，恰好当晚因天热，他没有在家中安眠，所以得以幸免。隔天，他随即出走星洲（现仍客居星洲）。
（四）此外，闻还曾扣留过别的一些教师（姓名待查），但随后陆续释放。
三
诏安县国民党政府此次逮捕知识分子的恐怖行动，据笔者多方了解，认为有下列几个原因。
（一）由于“大同派报社”大量传播有关抗日救国的报章、杂志，沟通全国各地的抗日救国的消息，大大促进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觉醒。其中特别是香港出版的杂志，常登有对蒋政权不满的言论。所有这些，都使国民党人大为恐慌。而且大同皮鞋店的创办人许钓纶、郑觉先等都是“闽变”时诏安的风云人物，国民党早已恨之入骨。“闽变”火焰刚刚熄灭下去，那容死灰复燃？所以总是想要寻找机会报复②。
（二）被捕中的涂屏南（涂氏后参加新四军，1939年请假回诏安，隔年为国民党反动军队二十师所杀害，死难漳州），自20年代的“诏安新剧团”为县党部接收后，即被排挤离开剧团，逐渐倾向我党。30年代便在我党张敏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一些地下活动。1936年得香港郭荫棠③的介绍，到香港会晤“中国民权革命大同盟”（下简称“同盟”）所设立的“入闽指挥部”正副主任翁照垣、宣侠父（该“同盟”为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在我党领导下成立的）后，并带回《民族战线》和《救国报》（在法国巴黎出版，由吴玉章带来香港）等刊物。当时分水关驻有县沈东海部队，因涂与沈私交甚好，所以能畅行无阻。这时，正好大同派报社成立，上述进步书报，也就在该社寄售。这些活动难免露出一些风声，这也就特别引起当局的注意。至于郭荫松、郑捷先等都参加过“闽变”，又与涂屏南十分接近，思想倾向一致，国民党也早已注意之。还有林士友者，小学教师，他先在泉州市培元中学念书，思想也是比较左倾，常带一些新书报回来传阅，而且还是涂屏南的外甥，关系密切。所有这些人必然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非清除这些隐患不可。
（三）当时一些思想倾向进步、不满现实的学生和教师，包括此次被捕的青年，都是靠近林景崇（仲姚）先生的，无形中成为“武馆”（林先生的住所）一派。他们出入武馆，阅读进步书刊，品评时政，愤世疾俗，耻与国民党人为伍。国民党当局对林景崇又恨又怕，但碍于种种关系，不能轻易动手，唯一办法，就只好拿与他有关的人来开刀。
正是由于有了上述几个原因，诏安县国民党当局为了执行“文化围剿”政策，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然要清除城关的激进知识分子，于是制造了这一空前的白色恐怖事件。
涂屏南等四人，大约被关押了半年之久。国民党对他们终查不出有任何反政府的证据，不得不予以释放，但人身的各项自由已被严重剥夺。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完全是徒劳的，后来的事实正说明了这一点。从此以后，我县有更多的青年和知识分子，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爱国洪流中，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而献身。这是历史的必然，不是任何反动势力所能抵挡得住的。
“大同事件”是我县三十年代国民党当局在城关地区制造的一次白色恐怖。“大同”，指“大同派报社”，附设在“大同皮鞋店”内。该鞋店约于1934年由许钓纶、郑觉先等（都是思想比较激进的小学教师）所办。店址在南门头水车街口。他们从南洋请来一位技工，开始手工业式的皮鞋制造业。开业后，常有一些青年教师在这里出入。
“大同派报社”是由沈桐浦和郑捷先（郑觉先的弟弟）于1935年创办的，因为是设在大同皮鞋店内，故名。并雇沈万五（即钟阿弟，后为中共云和诏县委副书记，1949年牺牲）专职送报。
派报社在当时的我县来说，还是一种新的行业。原先读者订阅报章杂志，都是邮购邮寄，诸多不便。有了派报社，读者就十分便利了，因此甚得公众的赞许。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方面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当时该社派送的报纸，有上海的《大公报》《申报》，厦门的《星光日报》，汕头的《星华日报》，香港的《循环日报》《大众日报》等。杂志有上海的《文学》《读书生活》《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都是进步的刊物，还有香港出版的《民族战线》①。
我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胜利后，党中央接着发表了“八一”宣言，指出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号召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拯救垂危的中华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面前，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在全国掀起了广泛的爱国运动，新的革命风暴正将席卷全国。
二
当时，我县的革命风暴，也随着全国的形势而在酝酿着。自1932年4月我中央红军挥师东征解放漳州后，接着是我党在乌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革命斗争。1933年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楷）陈（铭枢）与国民党内李济琛等一部分反蒋势力，联合第三党等方面反蒋人士，在福建为反蒋抗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闽变”），我县政权也易新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我党成立了闽粤边区特委，开展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所有这些，都给诏安的国民党当局以极大的冲击，也使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更进一步的认清形势，激起更高涨的革命热情。国民党各级政府面对这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不是引导而是压制，如禁止出版和销售进步书刊，并四出搜捕和监禁进步文化人和青年，以及所谓“赤化分子”和“政治嫌疑犯”等等。这样一来，诏安县的“大同派报社”就首当其冲了。
1936年暑期的某一天，诏安县府出动保安大队的武装，分头搜查和逮捕了“大同派报社”的人员和与之往来的被列为有“政治嫌疑”的知识分子，造成诏安文化运动史上第一件大案。后来，人们把这次事件称为“大同事件”。情况纪略如下：
（一）首先是搜查派报社，将全部报章、杂志等逐本逐页检查，从下半夜到凌晨，长达约几个小时之久。随后拘走了当晚留守在店内的郑捷先（现尚健在）。
（二）同时有涂屏南、郭荫松和沈桐浦3人，都在各自的家中被拘捕，与郑捷先一起关禁在县看守所（现只郭荫松健在）。
（三）当军队到林士友家中进行拘捕时，恰好当晚因天热，他没有在家中安眠，所以得以幸免。隔天，他随即出走星洲（现仍客居星洲）。
（四）此外，闻还曾扣留过别的一些教师（姓名待查），但随后陆续释放。
三
诏安县国民党政府此次逮捕知识分子的恐怖行动，据笔者多方了解，认为有下列几个原因。
（一）由于“大同派报社”大量传播有关抗日救国的报章、杂志，沟通全国各地的抗日救国的消息，大大促进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觉醒。其中特别是香港出版的杂志，常登有对蒋政权不满的言论。所有这些，都使国民党人大为恐慌。而且大同皮鞋店的创办人许钓纶、郑觉先等都是“闽变”时诏安的风云人物，国民党早已恨之入骨。“闽变”火焰刚刚熄灭下去，那容死灰复燃？所以总是想要寻找机会报复②。
（二）被捕中的涂屏南（涂氏后参加新四军，1939年请假回诏安，隔年为国民党反动军队二十师所杀害，死难漳州），自20年代的“诏安新剧团”为县党部接收后，即被排挤离开剧团，逐渐倾向我党。30年代便在我党张敏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一些地下活动。1936年得香港郭荫棠③的介绍，到香港会晤“中国民权革命大同盟”（下简称“同盟”）所设立的“入闽指挥部”正副主任翁照垣、宣侠父（该“同盟”为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在我党领导下成立的）后，并带回《民族战线》和《救国报》（在法国巴黎出版，由吴玉章带来香港）等刊物。当时分水关驻有县沈东海部队，因涂与沈私交甚好，所以能畅行无阻。这时，正好大同派报社成立，上述进步书报，也就在该社寄售。这些活动难免露出一些风声，这也就特别引起当局的注意。至于郭荫松、郑捷先等都参加过“闽变”，又与涂屏南十分接近，思想倾向一致，国民党也早已注意之。还有林士友者，小学教师，他先在泉州市培元中学念书，思想也是比较左倾，常带一些新书报回来传阅，而且还是涂屏南的外甥，关系密切。所有这些人必然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非清除这些隐患不可。
（三）当时一些思想倾向进步、不满现实的学生和教师，包括此次被捕的青年，都是靠近林景崇（仲姚）先生的，无形中成为“武馆”（林先生的住所）一派。他们出入武馆，阅读进步书刊，品评时政，愤世疾俗，耻与国民党人为伍。国民党当局对林景崇又恨又怕，但碍于种种关系，不能轻易动手，唯一办法，就只好拿与他有关的人来开刀。
正是由于有了上述几个原因，诏安县国民党当局为了执行“文化围剿”政策，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必然要清除城关的激进知识分子，于是制造了这一空前的白色恐怖事件。
涂屏南等四人，大约被关押了半年之久。国民党对他们终查不出有任何反政府的证据，不得不予以释放，但人身的各项自由已被严重剥夺。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完全是徒劳的，后来的事实正说明了这一点。从此以后，我县有更多的青年和知识分子，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爱国洪流中，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而献身。这是历史的必然，不是任何反动势力所能抵挡得住的。
附注
附注：
①《民族战线》系香港“中国民权革命大同盟”宣传部主办的刊物，由陈辛仁、郭荫棠主编。
②“闽变”中，我县曾建立新政权，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林景崇被选为主席。许钓纶、郑觉先、涂屏南、郭荫棠、郑捷先等都参与是项政治运动。事变失败后，许钓纶、郑觉先出走星洲。国民党当局曾开列一份参加“闽变”活动者名单，约十余人，令县警察局予以逮捕。后经地方士绅从中斡旋而作罢。但国民党人终是怀恨在心，想方设法进行报复。
③郭荫棠，本县人，郭荫松的长兄，在厦门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35年中共厦门中心县委通知他撤离，不久，失去联系。后去香港，与陈辛仁共同主持《民族战线》编务。现已离休，居漳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