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内容
编者按：这是许慕辉同志1985年访问陈文平同志后记录的一篇材料，现重新整理成篇。本文发表时，已经陈老补充审阅。在此过程中，离休干部林惠平同志不辞辛苦，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再三帮助校正史料、誊写文稿，谨此深表谢意。
开展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的既定政策，又是形势的要求。在战争的年代里，云和诏地区与国民党搞统战，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的。抗日战争爆发后，闽南国民党当局，曾借“合作抗日”作幌子，在一手制造了“漳浦事件”的同时，又在诏安制造了“月港事件”，逮捕和杀害了闽粤边特委代书记张敏和云和诏县、区委领导十多人。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人民具体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取得辉煌战果，显示了它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所有的爱国人士都同情我们，敬佩我们，都表示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在这一形势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国民党当局承认了中共的政治地位，坐下来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实现了国共合作抗日。这一形势的出现，直接影响到闽南地区。在这个时期，我们闽南党组织吸取了“漳浦事件”和“月港事件”的教训，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时，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合作，团结一致抗日；但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则采取针锋相对，无情揭露，从斗争中求团结的策略。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当局又掀起反共高潮，制造磨擦。闽南地区国民党当局亦步亦趋，在乌山成立了所谓“云、和、诏三县联防办事处”，不抗日，专门进攻我们，欺压老百姓，群众恨之入骨。这时，我们忍无可忍，只好针锋相对地充分揭露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使得他们丧失人心。在王涛支队的配合下，一举歼灭了这个由一个少校主任张建雄指挥的反动“云、和、诏三县联防办事处”的反共队伍，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次战斗，使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气焰受到了遏制，再一次迫使他们不得不同我们搞合作，联合抗日，使乌山抗日后方基地、革命老根据地更加巩固。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毅然地飞往重庆和国民党谈判，达成“双十协定”。根据这一形势，我们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积极开展主张避免内战，整治战争创伤，使国家早日恢复元气，免使老百姓再受战祸之苦的宣传工作。
从抗日战争初期至解放战争期间，在云和诏地区普遍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其中开展比较好的如平和的庵后、大溪；云霄的世坂、下河；诏安的金溪、官陂等。这些地方群众基础较好，当地的中上层人物经过我们宣传做工作，渐渐地倾向我们，同情我们，支持我们。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和地方一些上层人物中，进步的、开明的是多数，反动的毕竟还是少数。当然也有中间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团结进步的，争取中间的，打击反动的。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使云、和、诏地区的统战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给后来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下面是云、和、诏地区的诏安县属金溪和官陂的统战工作的片断回顾。
金溪、官陂地处乌山革命根据地周围，我们在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开展统战工作主要是依靠群众，尤其是老区基本群众。他们熟悉地理环境，又与地方上的一些中上层人物有着宗亲关系，利用这样的条件，进行统战工作，具有良好效果。如革命老区的上官陂，有一个国民党的县参议员张清修，在我党主张和平的统战政策影响下，认清了国内形势的发展方向，看到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都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处处关心群众，体贴群众，深入人心。于是，他主动为老区群众说好话，甚至当老区群众被捕时，也毅然亲自出面替群众说情、担保，把老区群众保释出狱。后来，当他得知我们队伍急需药品时，又利用他行医的方便，设法为我们买药。1946年，国民党诏安县军事科长林春芳托人前来要求和我见面。我们研究后决定在木庵与林春芳会面。林春芳当时带了两人，请张清修带进山来。会谈之时，我们都郑重地提出双方应当坚决执行国共两党所制订的“双十协定”，和平建国，避免内战，并且向他宣传了我们党的统战政策及革命道理。当林提及“打仗”问题时，我明确回答：“我们是被迫自卫的。你若不打我，我就不打你，你若犯我，我必犯你。”林自感理亏，一再表示今后互不伤害。最后，他还象拉家常似的对我说：“你老母亲很想念你，应该回家看看，想回家时，会有人给你担保。”我当即风趣地说：“等我们党需要我回去的时候，我就会回去，那时也不用大家费神了。”
在会谈后一段期间内，在官陂双方的确没有再发生过武装冲突，国民党在官陂建造炮楼的工程也停了下来。这样，官陂地区一些进步开明的保、甲长更加倾向我们，支持我们，甚至有的还亲自带人上山参加革命，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金溪是进入乌山的“咽喉”，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金溪积极宣传党的统战政策，与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疾苦，有事都和群众商量，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日子一长，金溪地区的几位保长都认识到共产党是最爱护老百姓的，老百姓也很支持拥护共产党。于是，他们就主动与老区群众联系，希望同我们接触，并积极地为老区群众办些好事。我们对他们的这种态度表示欢迎，并在这基础上继续做工作，逐渐发展为统战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斗争策略也做了相应的改变，更注意工作方法和方式。
通过基本群众的努力，金溪所有的上层人物都表示愿意支持我们，但要求以不公开的形式，暗中与我们合作配合。他们害怕公开接触会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追究，我们表示同意和理解，这样就使许多地区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有一次，我们通过基本群众邀请保长许顺智进山座谈。许顺智起初很害怕，后来通过金溪公认的“老实人”张天赐去请他，才解除顾虑，放胆跟着张天赐上山。我们在银南村接见他，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鼓励他认清形势，积极为群众解决困难。这次会谈，使他更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影响很好。金溪虽有许、杨两姓，但过去曾经联过乡，订过协议，两姓的几位保长有事都有互相商量、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的习惯。许顺智回去后，他们几位保长就联合起来（原来有顾虑的也释疑了），一致支持我们。保长许益波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也想找个时间去和陈文平谈谈。当时我们虽没有基层政权，但通过由县委副书记沈万伍领导的工作团深入开展工作，使我们的统战工作逐步得到向外推进，在白区建立了许多统战关系，迅速扩大了政治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益波等几位保长和金溪一些上层人物第二次上乌山来见我。同时，还带来国民党诏安保安中队长胡赞武和一位姓张的（诏安东峤人）。胡是我以前的学生，他说是自己请许益波带进来拜见我的（实际是国民党诏安当局派来作试探性见面的）。我们安排在五洞村接见他们。会谈时，我们对他们进行了“避免内战，争取民主自由，整治战争创伤，恢复元气，使国家和民族振兴富强起来”的统战宣传。胡赞武等默认了“应和平，不要内战”主张，许益波等则从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中体会到和平的正确性，当即表示赞同我们避免内战，免使老百姓再遭战祸之苦的主张。据后来一些基本群众了解反映，胡和几位保长事后都称赞我们讲得有道理，是深得人心的主张；同时，也感到我们的话诚实，相信我们能成大事。这次会谈，是金溪统战工作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从此以后，金溪地区的武装力量被我们争取过来，并暗中与我们配合。同时，当他们得知我们队伍有困难时，还主动从族田公项中拨出部分粮、款送上山来。事实证明，金溪已成为白色恐怖之下的又一块革命根据地。
当时，金溪群众被国民党苛捐杂税压得很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常发生抗税事件。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就与当地上层人士、保长商量，希望他们为群众着想，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勇于反对国民党不合理的征兵和苛捐杂税，并提出相应的具体措施，即：能拖即拖，能敷衍应付则敷衍应付，到不能再拖延敷衍的地步，才从宗族的公项或富户中凑出些粮款去应付。他们认为这样的措施很好，愿意照办。通过这件事，他们更感到我们处处关心、体贴群众。同时也认识到我们办事通情达理，能体谅他们的处境和难处。因此，更加拥护和支持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统战工作更加深入，基础更加扎实。
正当金溪统战工作之“硕果”日益成熟之际，一场风暴来临了。这使得金溪地区的统战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那就是1948年，国民党保安团把许培兰（保长）抓起来，扬言要枪毙，其罪名是“通匪”。这一事件轰动了整个金溪地区和诏安县城，使金溪的进步人士、保长人人自危，形势十分严峻。在这危急关头，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分析敌人的动机，积极研究营救措施，充分发挥进步民主人士的作用，发动保长、进步人士及群众联名具保，动员金溪上层人物说服国民党当局中的进步开明人士，请求他们帮助，向国民党当局评理，指出：是当局派他们去同游击队联系，谈判如何执行“双十协定”的，怎能说是“通匪”呢？经过多方共同努力，终于把许培兰营救出来。经过这场风波的考验，金溪地区的上层人物和群众个个信心百倍，更加相信我们党能同进步民主人士和衷共济，共渡难关。金溪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为我们在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总之，云和诏地区的统战工作，由于我们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充分依靠基本群众，终于在乌山周围开辟了大片军事缓冲区，保护了革命基点，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开展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的既定政策，又是形势的要求。在战争的年代里，云和诏地区与国民党搞统战，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的。抗日战争爆发后，闽南国民党当局，曾借“合作抗日”作幌子，在一手制造了“漳浦事件”的同时，又在诏安制造了“月港事件”，逮捕和杀害了闽粤边特委代书记张敏和云和诏县、区委领导十多人。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人民具体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取得辉煌战果，显示了它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所有的爱国人士都同情我们，敬佩我们，都表示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在这一形势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终于使国民党当局承认了中共的政治地位，坐下来谈判，最后达成协议，实现了国共合作抗日。这一形势的出现，直接影响到闽南地区。在这个时期，我们闽南党组织吸取了“漳浦事件”和“月港事件”的教训，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时，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合作，团结一致抗日；但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则采取针锋相对，无情揭露，从斗争中求团结的策略。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当局又掀起反共高潮，制造磨擦。闽南地区国民党当局亦步亦趋，在乌山成立了所谓“云、和、诏三县联防办事处”，不抗日，专门进攻我们，欺压老百姓，群众恨之入骨。这时，我们忍无可忍，只好针锋相对地充分揭露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使得他们丧失人心。在王涛支队的配合下，一举歼灭了这个由一个少校主任张建雄指挥的反动“云、和、诏三县联防办事处”的反共队伍，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次战斗，使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气焰受到了遏制，再一次迫使他们不得不同我们搞合作，联合抗日，使乌山抗日后方基地、革命老根据地更加巩固。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毅然地飞往重庆和国民党谈判，达成“双十协定”。根据这一形势，我们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积极开展主张避免内战，整治战争创伤，使国家早日恢复元气，免使老百姓再受战祸之苦的宣传工作。
从抗日战争初期至解放战争期间，在云和诏地区普遍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其中开展比较好的如平和的庵后、大溪；云霄的世坂、下河；诏安的金溪、官陂等。这些地方群众基础较好，当地的中上层人物经过我们宣传做工作，渐渐地倾向我们，同情我们，支持我们。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和地方一些上层人物中，进步的、开明的是多数，反动的毕竟还是少数。当然也有中间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团结进步的，争取中间的，打击反动的。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使云、和、诏地区的统战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给后来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下面是云、和、诏地区的诏安县属金溪和官陂的统战工作的片断回顾。
金溪、官陂地处乌山革命根据地周围，我们在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开展统战工作主要是依靠群众，尤其是老区基本群众。他们熟悉地理环境，又与地方上的一些中上层人物有着宗亲关系，利用这样的条件，进行统战工作，具有良好效果。如革命老区的上官陂，有一个国民党的县参议员张清修，在我党主张和平的统战政策影响下，认清了国内形势的发展方向，看到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都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处处关心群众，体贴群众，深入人心。于是，他主动为老区群众说好话，甚至当老区群众被捕时，也毅然亲自出面替群众说情、担保，把老区群众保释出狱。后来，当他得知我们队伍急需药品时，又利用他行医的方便，设法为我们买药。1946年，国民党诏安县军事科长林春芳托人前来要求和我见面。我们研究后决定在木庵与林春芳会面。林春芳当时带了两人，请张清修带进山来。会谈之时，我们都郑重地提出双方应当坚决执行国共两党所制订的“双十协定”，和平建国，避免内战，并且向他宣传了我们党的统战政策及革命道理。当林提及“打仗”问题时，我明确回答：“我们是被迫自卫的。你若不打我，我就不打你，你若犯我，我必犯你。”林自感理亏，一再表示今后互不伤害。最后，他还象拉家常似的对我说：“你老母亲很想念你，应该回家看看，想回家时，会有人给你担保。”我当即风趣地说：“等我们党需要我回去的时候，我就会回去，那时也不用大家费神了。”
在会谈后一段期间内，在官陂双方的确没有再发生过武装冲突，国民党在官陂建造炮楼的工程也停了下来。这样，官陂地区一些进步开明的保、甲长更加倾向我们，支持我们，甚至有的还亲自带人上山参加革命，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金溪是进入乌山的“咽喉”，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金溪积极宣传党的统战政策，与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疾苦，有事都和群众商量，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日子一长，金溪地区的几位保长都认识到共产党是最爱护老百姓的，老百姓也很支持拥护共产党。于是，他们就主动与老区群众联系，希望同我们接触，并积极地为老区群众办些好事。我们对他们的这种态度表示欢迎，并在这基础上继续做工作，逐渐发展为统战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斗争策略也做了相应的改变，更注意工作方法和方式。
通过基本群众的努力，金溪所有的上层人物都表示愿意支持我们，但要求以不公开的形式，暗中与我们合作配合。他们害怕公开接触会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追究，我们表示同意和理解，这样就使许多地区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有一次，我们通过基本群众邀请保长许顺智进山座谈。许顺智起初很害怕，后来通过金溪公认的“老实人”张天赐去请他，才解除顾虑，放胆跟着张天赐上山。我们在银南村接见他，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鼓励他认清形势，积极为群众解决困难。这次会谈，使他更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影响很好。金溪虽有许、杨两姓，但过去曾经联过乡，订过协议，两姓的几位保长有事都有互相商量、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的习惯。许顺智回去后，他们几位保长就联合起来（原来有顾虑的也释疑了），一致支持我们。保长许益波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也想找个时间去和陈文平谈谈。当时我们虽没有基层政权，但通过由县委副书记沈万伍领导的工作团深入开展工作，使我们的统战工作逐步得到向外推进，在白区建立了许多统战关系，迅速扩大了政治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许益波等几位保长和金溪一些上层人物第二次上乌山来见我。同时，还带来国民党诏安保安中队长胡赞武和一位姓张的（诏安东峤人）。胡是我以前的学生，他说是自己请许益波带进来拜见我的（实际是国民党诏安当局派来作试探性见面的）。我们安排在五洞村接见他们。会谈时，我们对他们进行了“避免内战，争取民主自由，整治战争创伤，恢复元气，使国家和民族振兴富强起来”的统战宣传。胡赞武等默认了“应和平，不要内战”主张，许益波等则从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中体会到和平的正确性，当即表示赞同我们避免内战，免使老百姓再遭战祸之苦的主张。据后来一些基本群众了解反映，胡和几位保长事后都称赞我们讲得有道理，是深得人心的主张；同时，也感到我们的话诚实，相信我们能成大事。这次会谈，是金溪统战工作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从此以后，金溪地区的武装力量被我们争取过来，并暗中与我们配合。同时，当他们得知我们队伍有困难时，还主动从族田公项中拨出部分粮、款送上山来。事实证明，金溪已成为白色恐怖之下的又一块革命根据地。
当时，金溪群众被国民党苛捐杂税压得很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常发生抗税事件。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就与当地上层人士、保长商量，希望他们为群众着想，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勇于反对国民党不合理的征兵和苛捐杂税，并提出相应的具体措施，即：能拖即拖，能敷衍应付则敷衍应付，到不能再拖延敷衍的地步，才从宗族的公项或富户中凑出些粮款去应付。他们认为这样的措施很好，愿意照办。通过这件事，他们更感到我们处处关心、体贴群众。同时也认识到我们办事通情达理，能体谅他们的处境和难处。因此，更加拥护和支持我们开展各项工作，统战工作更加深入，基础更加扎实。
正当金溪统战工作之“硕果”日益成熟之际，一场风暴来临了。这使得金溪地区的统战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那就是1948年，国民党保安团把许培兰（保长）抓起来，扬言要枪毙，其罪名是“通匪”。这一事件轰动了整个金溪地区和诏安县城，使金溪的进步人士、保长人人自危，形势十分严峻。在这危急关头，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分析敌人的动机，积极研究营救措施，充分发挥进步民主人士的作用，发动保长、进步人士及群众联名具保，动员金溪上层人物说服国民党当局中的进步开明人士，请求他们帮助，向国民党当局评理，指出：是当局派他们去同游击队联系，谈判如何执行“双十协定”的，怎能说是“通匪”呢？经过多方共同努力，终于把许培兰营救出来。经过这场风波的考验，金溪地区的上层人物和群众个个信心百倍，更加相信我们党能同进步民主人士和衷共济，共渡难关。金溪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为我们在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总之，云和诏地区的统战工作，由于我们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充分依靠基本群众，终于在乌山周围开辟了大片军事缓冲区，保护了革命基点，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