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内容
编者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光复。陈应彭先生是参加当时赴台接收的首批人员。本文系他接管台湾宜兰市亲历的回忆文章。陈先生现居台湾台南市，曾数次回大陆探亲。
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我们中央警官学校奉派来台接收警务的同学，在民国34年10月23日搭上第七舰队的运输船由福州启航，24日拂晓在基隆登陆，25日参加公会堂的受降典礼后，便开始分发到各地接管，我和其他八位同学被派往宜兰地区接收。
以颜色还日老警官
民国34年11月1日凌晨由台北乘火车至宜兰，沿途牌楼高筑，一片旗海，光辉夺目。近午车抵宜兰车站，突闻锣鼓喧天，鞭炮齐放。起初我们以为宜兰今天有什么庆典，如此热闹。及车停妥，宜兰市长、警察署长以及兰阳地区各界人士，学校代表手持国旗在车站欢迎，我们才知道刚才的锣鼓鞭炮声是在欢迎我们的，大家都觉得很突然，于是随欢迎的代表下车，甫下车赫然看见红布大字书写：“欢迎国民政府官员”高悬站前。我们同行诸人顿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是警官学校的学生，而是沦陷了50年重归祖国版图的台湾，宜兰地区的中华民国政府官员了。
我们被安排在银座旅社略事休息。警察署长木村佐吉亲来接我们到警察署，到达时又是一番列队欢迎的场面。首由木村署长介绍各系主任及外勤单位主管和警务主任（按：即副署长），接着就到市内各派出所、警防团等单位。沿途民众都出来争看我们这批祖国来的新警官，并热烈举手欢呼，表示欢迎，我们也报以诚挚的回礼。汽车绕市内一周后回警察署，听取警务概况简报，首先由木村署长致词。这位日本署长看来很严谨老成，是一个典型的日本警察，对我们还算诚恳有礼；倒是那位戴老花眼镜的警务主任吉田，当他陪我们绕行市区时，我细察他对我们这批年轻的中国警察微带有几分歧视的表情，及至在报告警务概况时，他对我们的歧视益形表露。简报完毕，首由马南通学长站起来说一些话，接着我通过通译指问这位吉田主任，宜兰市上半年发生多少刑案？以什么区域发生较多？什么案件最多？原因何在？因为他的警务报告没有以上的分析记载。经我这样突然的发问，他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带着笑脸说会后补行统计再送阅，场面有些尴尬，他频频的向隔坐的司法主任查问。吉田轻视我们年轻识浅，我也捉弄他的老大浑噩，一报还一报，谁也便宜不了谁。警务报告结束后，可以说兰阳地区的警务已经由日本人的手中转移给我们中华民国的警察了。
巡回宣慰地方父老
兰阳地区包括罗东、苏澳、礁溪三个郡及一个宜兰市，属台北州，因地形关系，自成一个盆地。光复以后，台胞由于过去苦受日本人欺压，报复之心在所难免，尤其对日本警察及战时主管经济统制的劝业课人员的报复更明显，即使日籍教育人员也不能幸免，小偷盗窃案件也跟着增加。
我们接管以后，随即展开工作，这时日籍员警已经丧失往日的权威，无法再执行警察任务，我们另选40个台籍员警组成一支坚强的巡查队，由我们来的几个人带领，不分日夜巡逻大街小巷，对可能发生事故的酒家、艺妓院、戏院、旅社等公共场所实施临时检查，这样一来才把原来渐趋不稳定的治安状况扭转过来，给一向守法勤劳的宜兰市父老带来了欣慰。
祖国新警察到达宜兰的消息已经传遍其他三郡的街庄（按即镇乡），地方人士纷纷来要求我们去会晤他们，去和同胞们见面、演讲，当我们到达时真可谓万人空巷，人人出来争观，有时甲地还没有讲完，乙地的人士已在“促驾”。我们讲演的内容主要在宣扬人民与敌鏖战八年，以及光复台湾，以德报怨，请同胞们不要再向日本人寻仇报复，和警方共同维持地方治安。我们每天要赶场去宣慰演讲，虽然工作辛苦一点，但也欣然以赴。
组织义警协助治安
接管的工作在顺利中进行，大约11月中旬，台北州警务接管专员对我们派往宜兰地区的同学作了一番调整：赵国平同学等三人分别派往罗东、苏澳、礁溪三郡，负责接管各郡的警务。我仍留在宜兰市，负责接管宜兰市警察署。我邀请潘、程2位同学协助我工作，原来的日人警察署长改为咨询员，各系主任及重要干部改为服务员，其余台、日籍的巡查及巡查部长（按即巡佐）一律留用。但日籍警员已无法担任外勤工作，警力顿感不足，幸好这时警务处颁令各地成立义勇警察队，辅助正规警察维持治安。适巧宜兰市中华会馆会长陈锟生先生在日据时代被视为具有汉民族思想，入狱数年，光复后获释。他知道我也是闽南人，特来看我。我看他老泪纵横，安慰他之外，并要求他在中华会馆的成员中另选若干人担任义警工作。他推荐了28人，我和他们个别谈话后照单全收。另外由各外勤单位所推选的22人编组成为1个义警中队，施以短期教育，就参加我们的行列，共同负责市内的治安工作。我仍旧每天亲自带领他们执行勤务，并将原来警察署长的座车，也是宜兰市光复后仅存的1部小轿车，拨充车巡的交通工具。市民们看到我们亲自带队出来巡检，都报以奇异的眼光，认为在日据时代像我们这样的警官，会亲自带头执行勤务，是很少见到的。
两件刑案顺利侦破
市内的治安虽然很平静，但也出现了一点小波浪。某晚有一个不良少年名叫黄加走，在醉后手持短刀到艺妓院去寻仇，胡闹一番就走了。这类事故与今天以冲锋枪出来做案的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但我为维护市内治安安宁，把它当作一个重大刑案来处理，集合同仁分头搜寻黄加走，天亮前我们逮捕了黄某。从此一般不良少年再也不敢出来胡闹滋事。在这个案件之前，市内还发生一件窃案，电力公司服务所，存在所内的200多个灯泡被小偷窃走了。报案后，我带同刑事人员到现场勘察，现场没有遗留什么痕迹，这200多个灯泡是战时路灯用的备用品，放置在仓库里，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有这么多灯泡存放，因此我们推断必定是很熟悉内部情形的人所做的，多少有些监守自盗的可能性。我请刑事组的同仁朝这个方向去追查，果然证实我们的推断没有错，并将赃物追回50多个，此后市内的窃盗案件就很少听到了。
我们几个留在市内的工作同仁，公私生活几乎融会在一起。
我们同住在警察署内，三餐由工友或自己帮着做饭，偶而也叫馆子送来饭菜，质量虽然不太好，但比起战时在警官学校受训时，每日三餐吃粗粮，以黄豆当菜肴的生活，已经好得多了。警察署列有一笔专为接待我们的专款，但被我们谢绝了。
重加委派保甲区长
宜兰市由于战时空袭，民众纷纷往乡下疏散，这时人口还不到4万人。基层的建制是甲、保、区会。甲设甲长、保有保正，区设区会长。这些保、甲、区会长都由警察署委聘，受警察署监督。我们接管后，很多地方上的事情也都请他们办理，原也没有感觉有什么两样，但问题终于发生了。
有一天，一位区会长来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我应邀前往。会议快要结束时，区会长突然提出报告说：“我们这些保、甲、区会长都是日据时代所委派的，现在光复了，你们（指警察）仍旧要我们做事（包括户口、配给、乒事），但却没有得到祖国警察机关的委派。”他这样的突然发问，真使我一时难以作答。这位区会长当然还不知道祖国的保甲是不归属在民政范围的。他看到我着戎装佩剑，满以为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我自然心里有数。便用很委婉的言词答复他，俟请示上级后再行通知。
这个问题经我请示台北州警务接管专员后，终于得到指示，暂时用我的名义重加委派。
老年人只知“光绪君”
时间过得很快，接管宜兰的警务后，民国35年的元旦即将到来，宜兰市各界准备热烈庆祝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开国纪念日。除了白天的各种纪念活动外，晚上公会堂有一个演讲会。筹备会要我去演讲。
我为了准备此一演讲，的确费了一番心思。因为当我初到宜兰，在街上和父老交谈时，他们除了问我多大年纪，要当几年兵才能有今天的职位等等之外，突然有一父老很郑重的问道；“您是不是‘光绪君’派来的？”
我知道他所指的是光绪皇帝，显然这些父老在日人愚民政策的统治下，对祖国的一切已经毫无所知。
因此我必须借这个演讲会，将国父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及以后进行北伐战争，以及统一全国，与强敌鏖战八年获得最后胜利，光复台湾的丰功伟绩向市民们作一个比较详细的报道，这一报道远比我在治安上的作为更加重要千万倍。
这晚的演讲会，市民把整个公会堂内外挤得水泄不通，像这样盛大的场面，还是我生平破题儿第一遭。
我起先有点胆怯，但事到临头也只好镇定下来。首先由法院黄检察官用国语演讲，获得了很多次的掌声。接着我用闽南语演讲，占了语言上的便宜，所得到的掌声，可想而知。
这一演讲会的报道比较具有意义，也是我最值得回味的！
岁月匆匆，时光不断的流逝，40年前的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在整个接管过程中，可以说无典则可循，也无成规可援，仅凭一己之愚，在师长们的督责下，顺利达成上级付与的工作任务。
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我们中央警官学校奉派来台接收警务的同学，在民国34年10月23日搭上第七舰队的运输船由福州启航，24日拂晓在基隆登陆，25日参加公会堂的受降典礼后，便开始分发到各地接管，我和其他八位同学被派往宜兰地区接收。
以颜色还日老警官
民国34年11月1日凌晨由台北乘火车至宜兰，沿途牌楼高筑，一片旗海，光辉夺目。近午车抵宜兰车站，突闻锣鼓喧天，鞭炮齐放。起初我们以为宜兰今天有什么庆典，如此热闹。及车停妥，宜兰市长、警察署长以及兰阳地区各界人士，学校代表手持国旗在车站欢迎，我们才知道刚才的锣鼓鞭炮声是在欢迎我们的，大家都觉得很突然，于是随欢迎的代表下车，甫下车赫然看见红布大字书写：“欢迎国民政府官员”高悬站前。我们同行诸人顿然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说我们已经不是警官学校的学生，而是沦陷了50年重归祖国版图的台湾，宜兰地区的中华民国政府官员了。
我们被安排在银座旅社略事休息。警察署长木村佐吉亲来接我们到警察署，到达时又是一番列队欢迎的场面。首由木村署长介绍各系主任及外勤单位主管和警务主任（按：即副署长），接着就到市内各派出所、警防团等单位。沿途民众都出来争看我们这批祖国来的新警官，并热烈举手欢呼，表示欢迎，我们也报以诚挚的回礼。汽车绕市内一周后回警察署，听取警务概况简报，首先由木村署长致词。这位日本署长看来很严谨老成，是一个典型的日本警察，对我们还算诚恳有礼；倒是那位戴老花眼镜的警务主任吉田，当他陪我们绕行市区时，我细察他对我们这批年轻的中国警察微带有几分歧视的表情，及至在报告警务概况时，他对我们的歧视益形表露。简报完毕，首由马南通学长站起来说一些话，接着我通过通译指问这位吉田主任，宜兰市上半年发生多少刑案？以什么区域发生较多？什么案件最多？原因何在？因为他的警务报告没有以上的分析记载。经我这样突然的发问，他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带着笑脸说会后补行统计再送阅，场面有些尴尬，他频频的向隔坐的司法主任查问。吉田轻视我们年轻识浅，我也捉弄他的老大浑噩，一报还一报，谁也便宜不了谁。警务报告结束后，可以说兰阳地区的警务已经由日本人的手中转移给我们中华民国的警察了。
巡回宣慰地方父老
兰阳地区包括罗东、苏澳、礁溪三个郡及一个宜兰市，属台北州，因地形关系，自成一个盆地。光复以后，台胞由于过去苦受日本人欺压，报复之心在所难免，尤其对日本警察及战时主管经济统制的劝业课人员的报复更明显，即使日籍教育人员也不能幸免，小偷盗窃案件也跟着增加。
我们接管以后，随即展开工作，这时日籍员警已经丧失往日的权威，无法再执行警察任务，我们另选40个台籍员警组成一支坚强的巡查队，由我们来的几个人带领，不分日夜巡逻大街小巷，对可能发生事故的酒家、艺妓院、戏院、旅社等公共场所实施临时检查，这样一来才把原来渐趋不稳定的治安状况扭转过来，给一向守法勤劳的宜兰市父老带来了欣慰。
祖国新警察到达宜兰的消息已经传遍其他三郡的街庄（按即镇乡），地方人士纷纷来要求我们去会晤他们，去和同胞们见面、演讲，当我们到达时真可谓万人空巷，人人出来争观，有时甲地还没有讲完，乙地的人士已在“促驾”。我们讲演的内容主要在宣扬人民与敌鏖战八年，以及光复台湾，以德报怨，请同胞们不要再向日本人寻仇报复，和警方共同维持地方治安。我们每天要赶场去宣慰演讲，虽然工作辛苦一点，但也欣然以赴。
组织义警协助治安
接管的工作在顺利中进行，大约11月中旬，台北州警务接管专员对我们派往宜兰地区的同学作了一番调整：赵国平同学等三人分别派往罗东、苏澳、礁溪三郡，负责接管各郡的警务。我仍留在宜兰市，负责接管宜兰市警察署。我邀请潘、程2位同学协助我工作，原来的日人警察署长改为咨询员，各系主任及重要干部改为服务员，其余台、日籍的巡查及巡查部长（按即巡佐）一律留用。但日籍警员已无法担任外勤工作，警力顿感不足，幸好这时警务处颁令各地成立义勇警察队，辅助正规警察维持治安。适巧宜兰市中华会馆会长陈锟生先生在日据时代被视为具有汉民族思想，入狱数年，光复后获释。他知道我也是闽南人，特来看我。我看他老泪纵横，安慰他之外，并要求他在中华会馆的成员中另选若干人担任义警工作。他推荐了28人，我和他们个别谈话后照单全收。另外由各外勤单位所推选的22人编组成为1个义警中队，施以短期教育，就参加我们的行列，共同负责市内的治安工作。我仍旧每天亲自带领他们执行勤务，并将原来警察署长的座车，也是宜兰市光复后仅存的1部小轿车，拨充车巡的交通工具。市民们看到我们亲自带队出来巡检，都报以奇异的眼光，认为在日据时代像我们这样的警官，会亲自带头执行勤务，是很少见到的。
两件刑案顺利侦破
市内的治安虽然很平静，但也出现了一点小波浪。某晚有一个不良少年名叫黄加走，在醉后手持短刀到艺妓院去寻仇，胡闹一番就走了。这类事故与今天以冲锋枪出来做案的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但我为维护市内治安安宁，把它当作一个重大刑案来处理，集合同仁分头搜寻黄加走，天亮前我们逮捕了黄某。从此一般不良少年再也不敢出来胡闹滋事。在这个案件之前，市内还发生一件窃案，电力公司服务所，存在所内的200多个灯泡被小偷窃走了。报案后，我带同刑事人员到现场勘察，现场没有遗留什么痕迹，这200多个灯泡是战时路灯用的备用品，放置在仓库里，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有这么多灯泡存放，因此我们推断必定是很熟悉内部情形的人所做的，多少有些监守自盗的可能性。我请刑事组的同仁朝这个方向去追查，果然证实我们的推断没有错，并将赃物追回50多个，此后市内的窃盗案件就很少听到了。
我们几个留在市内的工作同仁，公私生活几乎融会在一起。
我们同住在警察署内，三餐由工友或自己帮着做饭，偶而也叫馆子送来饭菜，质量虽然不太好，但比起战时在警官学校受训时，每日三餐吃粗粮，以黄豆当菜肴的生活，已经好得多了。警察署列有一笔专为接待我们的专款，但被我们谢绝了。
重加委派保甲区长
宜兰市由于战时空袭，民众纷纷往乡下疏散，这时人口还不到4万人。基层的建制是甲、保、区会。甲设甲长、保有保正，区设区会长。这些保、甲、区会长都由警察署委聘，受警察署监督。我们接管后，很多地方上的事情也都请他们办理，原也没有感觉有什么两样，但问题终于发生了。
有一天，一位区会长来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我应邀前往。会议快要结束时，区会长突然提出报告说：“我们这些保、甲、区会长都是日据时代所委派的，现在光复了，你们（指警察）仍旧要我们做事（包括户口、配给、乒事），但却没有得到祖国警察机关的委派。”他这样的突然发问，真使我一时难以作答。这位区会长当然还不知道祖国的保甲是不归属在民政范围的。他看到我着戎装佩剑，满以为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我自然心里有数。便用很委婉的言词答复他，俟请示上级后再行通知。
这个问题经我请示台北州警务接管专员后，终于得到指示，暂时用我的名义重加委派。
老年人只知“光绪君”
时间过得很快，接管宜兰的警务后，民国35年的元旦即将到来，宜兰市各界准备热烈庆祝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开国纪念日。除了白天的各种纪念活动外，晚上公会堂有一个演讲会。筹备会要我去演讲。
我为了准备此一演讲，的确费了一番心思。因为当我初到宜兰，在街上和父老交谈时，他们除了问我多大年纪，要当几年兵才能有今天的职位等等之外，突然有一父老很郑重的问道；“您是不是‘光绪君’派来的？”
我知道他所指的是光绪皇帝，显然这些父老在日人愚民政策的统治下，对祖国的一切已经毫无所知。
因此我必须借这个演讲会，将国父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及以后进行北伐战争，以及统一全国，与强敌鏖战八年获得最后胜利，光复台湾的丰功伟绩向市民们作一个比较详细的报道，这一报道远比我在治安上的作为更加重要千万倍。
这晚的演讲会，市民把整个公会堂内外挤得水泄不通，像这样盛大的场面，还是我生平破题儿第一遭。
我起先有点胆怯，但事到临头也只好镇定下来。首先由法院黄检察官用国语演讲，获得了很多次的掌声。接着我用闽南语演讲，占了语言上的便宜，所得到的掌声，可想而知。
这一演讲会的报道比较具有意义，也是我最值得回味的！
岁月匆匆，时光不断的流逝，40年前的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在整个接管过程中，可以说无典则可循，也无成规可援，仅凭一己之愚，在师长们的督责下，顺利达成上级付与的工作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