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先祖父谢锡璋，字半圭，号剑波，1859年（清咸丰九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出生于诏安县城南门内布街番仔楼。
  先高祖父的父亲东舟，清嘉庆年间在广州经商，后致富。番仔楼的建筑设计图样系由他的好友——在广州经商的英国某资本家提供的，故群众称为“番仔楼”。
  当时东舟祖为全县巨富之一。家中屏风有琯樵亲作梅、兰、菊、竹。曾祖父曾任县育婴堂理事，1865年农历三月六日因太平天国军进城，曾祖父随众逃避，不幸落溪溺毙，时年仅26岁，遗下长女次男，次男即先祖父，仅6岁。
  自此先祖父母子相依为命，先祖父早婚，先祖母沈氏，斗门头村人，农家女，1919年6月12日病故。
  先祖父青年时功名不成，即潜心绘画，拜画家谢琯樵的学生谢联璧为师，习国画。
  关于谢联璧先生我未见过其人，其遗作1幅，1932年夏我在族叔雪舫暂住的谢氏“树德堂”公厅中观过。系中堂工笔画，画面偏中有1只大白鹤，朱冠顶，青嘴青脚，站在绿草如茵的坡上，昂首引颈高吭，眼视前方，两翅展开拍着，右脚缩起，白色分浓淡，底色杂以淡黄褐，腹部灰白，干后才画白羽毛，其白羽毛细得条条可数，背景是灰蓝色的石头，夹以双钩绿竹数株，右边下角处只签“联璧”，两字并盖印章。裱褙精工，不愧为名家之作，我久赏不厌。
  先祖父一生布衣，专心绘事，不爱社交，连家务也由先祖母一人担负，自己很少过问。其作品从壮年至近老年期为最成熟期（约1910年至1920年），擅画菊花、牡丹花，尤工草虫，彩墨均佳。
  先祖父用纸除了宣纸居多外，还有用缣作画，有时也曾用白布作画。他嫁次女时以宣纸作4幅花卉草虫陪嫁，嫁第三女时则以缣画牡丹作帐眉用。篇幅以“斗框”小品画得最好。
  先祖父在绘画艺术上的特点，除了与所有名画家共同艺术造诣外，还有其个人在作品上的特点，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
  一、自制颜料：用色注意保持鲜艳而不流俗——我曾见他用一种植物漂净捣烂制成花青。其质量不比他处制成品差，这既克服买不到颜料的困难。当时南北战争，社会不安宁，交通不便，诏安地处偏僻，国画颜料常难购到，先祖父将其所用颜料，分类放在特制得很细腻的白色瓷砵上，冲以适当浓度的温胶水，然后以圆头瓷槌按砵底细心研磨搅匀，画时画笔醮色不着砵底，砵底颜料沉淀粗糙含砂者不用。今天需多少则配多少，砵面依其形状大小盖厚纸皮。中穿1圆孔可插研槌柄，防沙尘混入。每次作画，制色常占去相当的时间，他为了画得好，不吝于此，曾教导我说，画面美否与色彩关系重大，切勿忽略，并教我磨藤黄（如圆木柱）不可用温水；不可调胶，藤黄保藏不得法，久也会不可用。
  二、其作菊花轮廓准确。叶：质分嫩、中、老。位：分前、后、正、反、侧、仰、俯。组织：分疏、密。用色分浓淡。画来总觉调和统一。学生中锡纯最得其精神。
  三、用砚磨墨，画前、画后必洗净，墨用上好墨，宿墨不用。做到墨色分6色。前清翰林莆田人江春霖（在民国初）评锡璋水墨牡丹见长。
  四、用圆形小陶碟倒放（碟背向上）在燃旺的煤油灯或花生油灯火焰上，碟距火焰约3寸，让碟面熏乌直至一定的浓度取下，候冷却后以硬毫旧小笔擦其乌烟轻涂大乌蝴蝶，粉蝶的翅、胸背部及腹部的中线。蜜蜂、小黄蜂（土名恩爱蜂）腹部的中线。蝉的背、腹。使小昆虫更显真实性、活跃象活的，这种画法后人已无继承。
  五、矾水代白画法：先以墨笔画墨梅在宣纸上，候干后以明矾捣碎调适度的温水溶解成剂，然后用净笔醮矾水均匀地涂于花朵上，或主干面上，候干后，再以大笔醮灰兰色或中度水墨色迅速平涂整个画面，则花和枝干原醮矾水处显出白色，它色不能侵犯，这样一抹，一幅雪梅便跃然活现纸上，且比原填白铅粉色更佳。雪景山水画亦可仿此画法，缣的性能不同于宣纸，则不宜用此画法。
  六、以粗纸（乾稻草制）或小面积的宣纸卷成如圆筷子长度相近的“纸煤”，要卷得紧、密、实。然后在纸头燃火，烧约2寸长度，把火吹熄后即插入圆径比“纸煤”略宽点的竹笔广（筒）内，冷却后取出，代作焦柳条打画稿用。
  先祖父在我幼年时代其画艺已臻炉火纯青，作画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不必打稿了，然而在作巨幅中堂或长手卷，有时也要用“纸煤”打一粗略主线，经营位置。
  先祖父自清末至民国初年（1908年至1912年）应本县永乐香（潮剧）班班主沈大鹏、智鹏（智鹏排行九，人称九爷）兄弟之聘，到广东省汕头市其私营茶行任出纳，业余亦绘画应酬。当地人陈锦和亦随其学画。1925年先祖父为厦门市好友聘往作画应酬并出售，次年先父超群及沈锡纯曾往协助，逗留数月而归。是故其作品散见汕头、厦门、漳州、莆田远至福州等各地。解放后我偶然在漳州傅乾亮（福州人）家中还见过先祖父赠其父四幅花卉单条。
  1928年堂叔父丰年组织诏安县美术研究会，当主任。会址设在城内“钟氏祖祠”内。理事还有锡璋、沈聪慧等，聘先祖父任该会国画部主任。常在祠堂内作画。该会还附办美术学校，谢丰年兼校长，半年制。只办1班，一学期便停办，毕业生有陈祖夏、陈饮明、陈臻等20余人。我在童年时代，曾与丰年叔之儿、侄入内玩耍，见先祖父聚精会神在挥毫作画。
  1933年与1934年先祖父曾在族二姑丈朱西屏及雪舫叔家作画酬赠，其画至今也不多见。1916年至1925年11月，当时驻诏北洋军队的军官因慕先祖父之画，常与先祖父来往。至1925年11月北军被南军赶走，入诏司令陈炯明部竟追问先祖父与北军有何关系，先祖父不得不逃往厦门，全家跑到城郊斗门头村小女婿沈苍龙家躲避。后由当时县长（先祖父的学生李琼琳）出面讲情，先祖父于次年才回家。
  先祖父一生所收学生不多，先父也曾习画，名超群，字拔夫，乳名鱼仔。私立师范讲习所毕业，曾任城东、城北小学美术教员，我家房间壁上挂一幅单条菊花螳螂，即为先父遗作。惜乎他不勤习、早夭。
  忆我8岁时在棣斋大厅房中见先祖父作一扇画，画面是一个牡丹花园，偏左处有一平面粉蓝石笋，有一只大雄鸡俯头觅食。石笋的四周围绕着五彩色的牡丹花。雄鸡的下端有一只母鸡带领四只黄、白、黑的小鸡，在绿草丛中引导找虫吃，右边角是一棵顶天苍劲的大松树，间以翠竹数枝，属工笔画，堪称代表作，未落款。画完，我指出：“公公，母鸡无画鸡冠，变成鸟啊！”先祖父听后，检查画面，微笑反顾我道：“嘻”！我孙很聪明，说得不错。”立即添上鸡冠。从此他认为“孺子可教”，对我怀了好印象。后来我成为他七个孙中最疼爱之一。
  我幼时与先祖父学画主要是多看，少得其口教。先祖父平时对家人不苟言笑，少谈家史和个人历史。
  先祖父的学生，就我记得有族侄辈华（字祝三），君哲胞兄弟，丰年，社会上的是李琼琳（字凤喈）、沈锡纯（字石洵）、陈锦和等。
  在上述学生中最有成就者首推沈锡纯，次为谢丰年，再次为陈锦和。
  沈锡纯，东城村人，父缘贤，开源记号糖坊，纯约于1925年向先祖父习画，他的花卉草虫今天的成就，得力于先祖父的认真传授和他自己的努力学习。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今已成全国知名老画家。锡纯对先祖父很是敬重的。记得先祖父老时家中生活困难，1933年至1934年常命我扶着他往访锡纯父子，有时被盛情留吃午餐。有一次在锡纯家午饭后，与锡纯相对而坐，他不胜感慨叹道：“半圭伯你如生于江、浙地方，不仅受人尊敬，作画应酬，恐应接不暇。”先祖父听罢，执拐杖凄然良久，时我侍奉在旁。
  丰年字有秋，号武才，世居番仔楼后院，少丧双亲，由先祖父抚养成人，视同己子。先从习梅、兰、菊、竹。颇听从先祖父教导，后转自学山水，兼学隶书、西画、音乐。颇有名气。解放后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是福建分会会员，其美术作品曾参加北京、福州等地画展。
  陈锦和其作品后闻在汕头地区也颇有名，余未了解。
  先祖父为人作风正派，嫉恶如仇，是非分明，不重钱财，业余兴趣是饲养鹌鹑、种花等。
  约1919年，诏安县梅洲乡有某富翁为本县驻军借故逮捕，企图勒索敲诈，扬言要杀之，其家属托先父设法营救，言如获释，谢以重金，后事成失约，先祖父坦然以处之。
  1929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先父不幸病故，年仅32，先祖父好不伤心。次年患脚疾难行，只好苦闷在家，自此作画质量下降。至1932年后，我年稍长，闲时命我陪他造访友好家如张俞、李琼琳、沈锡纯、朱西屏、谢雪舫等中以琳、纯次数较多。外出须以左手掌吃力地按我的右肩头，右手柱杖落地，始能慢步行走，往返均须要我扶持。他自己则常到隔壁震泰号茶店品茗，与诸茶友闲谈，该老板儿涂少漠乘间也常向他求画，此外棣斋谢梅年也常请先祖父去饮酒。
  1936年农历十月廿二日午夜先祖父因数年来处境穷窘，忧愤成痨，溘然长逝，终年77。临终时仅有长女在侧送终。次子、次女、小女均先殁，诚可悲也！谥艺达。黄慕周吊唁时作挽联一副：“艺可留名，花鸟虫鱼推老手；穷能独善，谈锋晚岁尚诙谐。”堪为先祖父一生的作风概括。
  先祖父名列《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为当代名画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