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内容
著名诗人艾青在《中国现代百家诗选》一书序言中，评价八年抗战期间我国卓有成就的诗人时，特别指出了在“南方的林林”。
林林，原名林仰山，生于1910年9月27日，诏安县桥东乡后园村人。少年时代，林林对文学艺术便具有浓厚的兴趣，特别爱读新文学的书，经常和有共同志趣的中学同学在一起讨论学习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郭沫若的《女神》《星空》，谢冰心的《春水》《繁星》，都是他喜爱阅读的名家著作，从那时候起，林林踏上文学创作之路。
青年的时代，林林面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腐朽的现实，燃起了他胸中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他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愿望，远涉重洋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期间，他接触了一些爱国志士和共产党人，随即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1934年夏，他由蒲风，陈辛仁介绍，参加了左联东京分盟。1935年冬和丘东平等任干事会干事。这个时期，他为分盟领导下的3个杂志《杂文》（后改为《质文》）、《东流》《诗歌》（后改为《诗歌生活》）写稿，主要作品为诗、评论、散文；并从日本杂志重译高尔基的若干篇文学论文，作为《质文》社文艺理论丛书出版（1936夏，上海光明书局）。那时，他对于德国诗人海涅和他的诗怀有浓厚的兴趣，故此在《诗歌生活》发表过介绍海涅的文章。他创作的一首反映苏区人民刚刚长征过后情景的诗《盐》，产生一定的影响，被一位台湾同志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本杂志《诗精神》上。
抗战爆发后，林林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回到在日寇铁蹄下遍地疮痍的祖国。1937年秋，抗战烽火在上海爆燃时，刚从日本回来的郭沫若创办了《救亡日报》。林林便积极向该刊撰文投稿。这期间，他曾随郭老到战地采访，写下了名篇《月夜战地散记》，真实地记录和讴歌抗战情景，在《光明》战时号外第七号发表。此外，他还参加上海文学界救亡协会，和陈辛仁、梅益等到前线救护伤兵，同时也在难民收容所工作。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春至1941年春，他与夏衍等革命文化人一起在以郭沫若为社长的《救亡日报》社任编辑。此时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成员。在这个时期，他曾和艾芜等举办文学讲座，并创造了不少有关抗日的诗和杂文，有影响的杂文集《崇高的忧郁》作为野草丛书之一，于1941年夏在桂林出版。为宣传抗日救国，唤醒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握紧手中的笔写出了一篇篇富有战斗力的文章，为党的革命文艺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解放前夕，林林曾到香港达德学院和南方学院任教。作为中国文协会香港分会成员，他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文艺团体活动，兼任党领导下的《华商报》副刊编辑。这时期，他在《人间书屋》出版了反映菲律宾游击战争的诗集《阿莱耶山》《诗歌杂论》和海涅的诗集《织工歌》。静闻同志为此书写了一篇很好的序文。同时，他还在《橄榄书屋》出海涅爱情诗集。他的文学创作，在这个时期已日臻成熟，形成了“辞章不求藻饰，不务铅华，似淡如清水而实如香醪”的艺术风格。纵观他的作品，无论是诗歌、杂文，还是评论、译作，都十分鲜明地反映着他爱国忧民的一片赤子之心。
1949年秋，林林从香港到广东东江转入广州，参加了广州文教接管委员会工作。先后在华南文联、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文艺处、广东省文化局任职。并为《广东文艺》（原名《华南文艺》）写诗和评论，同时编译了菲律宾的诗和短篇小说集《最后书怀》，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以后，林林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期间，对印度人民的优秀文学艺术作了大量研究探索，著有《印度诗稿》诗集，于1958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9年春，林林到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即现在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61年春，他曾随以巴金为首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他历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华文学基金理事、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长期以来，他致力于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为发展促进国际友谊作出显著的贡献。1972年，他翻译了鲁迅给日本朋友增田涉的全部书信，于1976年8月编人人民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信集》。近年来，他在繁忙的工作中，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了散文集《扶桑杂记》《海和船》、诗集《雁来红》和编译了《日本古典俳句选》以及发表了散见于国内外报刊的一定数量的诗词、散文、杂论、回忆录、读书札记等佳作。
“诗人是艺术家，也是战士。”林林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作为艺术家，他以其富有强烈时代感和战斗性的诗文抒发了对祖国和人民深挚的爱；作为战士，他以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忘我的精神，在任何岗位上一如既往地工作着，赤诚报效祖国。
艾青同志在《雁来红》序言称赞：“诗人林林是紧紧跟着时代前进的”这是对林林最概括的评价。年逾古稀的林林，没有停歇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学习、写作……。我们期待着他的新作的不断问世！
林林，原名林仰山，生于1910年9月27日，诏安县桥东乡后园村人。少年时代，林林对文学艺术便具有浓厚的兴趣，特别爱读新文学的书，经常和有共同志趣的中学同学在一起讨论学习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郭沫若的《女神》《星空》，谢冰心的《春水》《繁星》，都是他喜爱阅读的名家著作，从那时候起，林林踏上文学创作之路。
青年的时代，林林面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腐朽的现实，燃起了他胸中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他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愿望，远涉重洋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期间，他接触了一些爱国志士和共产党人，随即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1934年夏，他由蒲风，陈辛仁介绍，参加了左联东京分盟。1935年冬和丘东平等任干事会干事。这个时期，他为分盟领导下的3个杂志《杂文》（后改为《质文》）、《东流》《诗歌》（后改为《诗歌生活》）写稿，主要作品为诗、评论、散文；并从日本杂志重译高尔基的若干篇文学论文，作为《质文》社文艺理论丛书出版（1936夏，上海光明书局）。那时，他对于德国诗人海涅和他的诗怀有浓厚的兴趣，故此在《诗歌生活》发表过介绍海涅的文章。他创作的一首反映苏区人民刚刚长征过后情景的诗《盐》，产生一定的影响，被一位台湾同志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本杂志《诗精神》上。
抗战爆发后，林林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回到在日寇铁蹄下遍地疮痍的祖国。1937年秋，抗战烽火在上海爆燃时，刚从日本回来的郭沫若创办了《救亡日报》。林林便积极向该刊撰文投稿。这期间，他曾随郭老到战地采访，写下了名篇《月夜战地散记》，真实地记录和讴歌抗战情景，在《光明》战时号外第七号发表。此外，他还参加上海文学界救亡协会，和陈辛仁、梅益等到前线救护伤兵，同时也在难民收容所工作。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春至1941年春，他与夏衍等革命文化人一起在以郭沫若为社长的《救亡日报》社任编辑。此时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成员。在这个时期，他曾和艾芜等举办文学讲座，并创造了不少有关抗日的诗和杂文，有影响的杂文集《崇高的忧郁》作为野草丛书之一，于1941年夏在桂林出版。为宣传抗日救国，唤醒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握紧手中的笔写出了一篇篇富有战斗力的文章，为党的革命文艺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解放前夕，林林曾到香港达德学院和南方学院任教。作为中国文协会香港分会成员，他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文艺团体活动，兼任党领导下的《华商报》副刊编辑。这时期，他在《人间书屋》出版了反映菲律宾游击战争的诗集《阿莱耶山》《诗歌杂论》和海涅的诗集《织工歌》。静闻同志为此书写了一篇很好的序文。同时，他还在《橄榄书屋》出海涅爱情诗集。他的文学创作，在这个时期已日臻成熟，形成了“辞章不求藻饰，不务铅华，似淡如清水而实如香醪”的艺术风格。纵观他的作品，无论是诗歌、杂文，还是评论、译作，都十分鲜明地反映着他爱国忧民的一片赤子之心。
1949年秋，林林从香港到广东东江转入广州，参加了广州文教接管委员会工作。先后在华南文联、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文艺处、广东省文化局任职。并为《广东文艺》（原名《华南文艺》）写诗和评论，同时编译了菲律宾的诗和短篇小说集《最后书怀》，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以后，林林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期间，对印度人民的优秀文学艺术作了大量研究探索，著有《印度诗稿》诗集，于1958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9年春，林林到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即现在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61年春，他曾随以巴金为首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他历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华文学基金理事、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长期以来，他致力于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为发展促进国际友谊作出显著的贡献。1972年，他翻译了鲁迅给日本朋友增田涉的全部书信，于1976年8月编人人民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信集》。近年来，他在繁忙的工作中，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了散文集《扶桑杂记》《海和船》、诗集《雁来红》和编译了《日本古典俳句选》以及发表了散见于国内外报刊的一定数量的诗词、散文、杂论、回忆录、读书札记等佳作。
“诗人是艺术家，也是战士。”林林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作为艺术家，他以其富有强烈时代感和战斗性的诗文抒发了对祖国和人民深挚的爱；作为战士，他以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忘我的精神，在任何岗位上一如既往地工作着，赤诚报效祖国。
艾青同志在《雁来红》序言称赞：“诗人林林是紧紧跟着时代前进的”这是对林林最概括的评价。年逾古稀的林林，没有停歇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学习、写作……。我们期待着他的新作的不断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