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内容
沈达材先生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并潜心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发表了不少作品。
先生毕业于漳州二师（龙溪师范前身），因与同乡青年组织《新青年社》（类似读书会性质），受到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出走南洋。回国后，在本县梅溪小学（即仕江小学）教书。第一本著作《建安文学概论》出版不久，受聘于汕头私立海滨师范（后改为海滨中学）教国文，并主编该校校刊。不久，顾颉刚来信，邀先生到北大历史系当助理员。因距家远，且待遇与中学教员差不多，长辈们都劝其不去，先生听从。陈济棠反对蒋介石，办燕堂军事学校，其幕僚翁半贤聘请先生到燕堂教《孝经》，并兼任中山大学教师。先生答应。可是还未成行，陈济棠已垮台，《孝经》不用教，中山大学也去不成。抗战胜利后，先生接中山大学之聘，本欲搭首批轮船去履新，适海滨中学校长生病，先生必须多留一些时日，谁知这艘轮船触着鱼雷被炸沉了，先生不敢冒险搭船去广州，陆路交通一时又不能修复，中山大学又一次去不成。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已是时间问题，有些人都纷纷出走。本县人沈向奎升任军长，军队扩充需要人，其兄向荣约先生同去军部任职，先生不去。侨居海外多年的乡人沈松乔，适值回国，被军部委为校级参谋。松乔看形势不好，不介入，临出国，邀先生同往南洋，过过安定生活，先生也不去。画家黄独峰，约先生到广州，一同出国，先生也没赴约。
先生对我很关注。记得我还在初中读书时，看了一些历史小说，因而，也写了一篇历史小说《风波亭》，在厦门《江声报》刊载出来。一次碰见，先生问我写这篇小说，看了那些有关岳飞的著作，我说，只读了岳飞写的《满江红》和《说岳全传》。他说，多读点有关著作，头脑中多了点东西，写出来的人物性格就较为丰满。这篇小说的结构是从《说岳全传》里搬来的，我不过加些细节而已。由于先生的指导，也由于兴趣的改变，我再没写过历史小说。
在抗日战争前，先生还担任过《岭东民国日报》副刊编辑，曾几次要我为它写稿，我认为副刊需要短小的文章。第一次寄去一篇杂文，第二次寄去的又是杂文。先生来信劝我，写杂文易找麻烦，还是不写或少写为佳。不仅在写作上指导我，我到海滨中学任教，也是先生推荐的。
1941年秋，我到海滨中学教书那一学期，本县青年到该校读书的有二、三十人，其中勤奋学习、成绩不错的不少，而混文凭、懒于学习的，也大有其人。先生对前者时加鼓励，对后者则温言劝说，还嘱咐科任教师辅导。该校每个班级都出版壁报，在先生的督促下，我县学生也出版《闽潮》壁报。先生不仅看稿、改稿，自已也动手写过稿。
同乡林、沈二君，因参加共产党，被逼出走，在普宁鲤湖中学教书。因相距不远，他俩不时到海滨中学找先生。有人劝先生不要跟他俩来往，怕受其连累。先生坦然地说：“他俩是我同乡，来此作客，我不过以东道主身份接待，当不至于罢？”林、沈二君执教的那所学校，经费支绌，工资往往发不出，先生在经济上也帮助过他们，虽然为数不多。这是我侧面了解到的，先生从不曾道及。1945年，林士彬因“共党嫌疑”被捕，先生挺身而出，尽力营救。
那时，先生担任高中二个班级的国文，还兼教务主任，白天都在学校工作，晚上回宿舍，和同事喝喝茶，谈谈天，客人走后，才读书或写作，直至深夜，夜夜如是。
寒假学生要还乡，学校发给1张两寸阔、半尺长的油印路条，每张收费数角。先生知道后，批评校长：“学校经费虽然支绌，一张便条的开支，学校还负担得起。即使要收钱，收工本费就够了。我们是办教育，不是做生意！你想赚钱，倒不如去做生意，我当主任秘书去，大家散伙！”原来，当时饶平县县长某（姓名忘记）是海滨中学毕业的，请先生去当他的主任秘书。县长的主任秘书是个肥缺，可是先生宁愿吃粉笔灰。
1945年春，敌伪蠢动，普宁流沙圩沦陷，海滨中学停办。先生回乡，被邀参加县三青团办的《青年正报》编辑工作。当时，县中、小学教科书，由广东梅县供应，每学期开学前，县教育科派人去购办；这一次，购办的人少报折扣，贪污不少，被《青年正报》记者揭发出来。教育科长郑某平时对县三青团工作颇为出力，而现在三青团办的报纸却不给他留点情面。于是郑向三青团的头子徐某诉说，徐安慰他：失却关照，不是有意的。事后，徐有没有把这情况告诉先生，不得而知。可是，针对此事，先生又写了一篇社论，在下一期报纸刊载出来。过了一些时日，有人谈起郑的诉苦和徐安慰的话来，先生反问：“对工作上出过力的人，干了坏事，就不可揭发，批评吗？”
抗战初期，我县出版的《抗战青年》和《诏安县政半月刊》，先生都当过主编，写了不少宣传抗日的文章。
先生在汕头执教多年，在汕头教育界有一定声望，国民党自然要利用他，封他为“防奸小组副组长”“区分部书记”，加上先生受旧因袭、旧思想的影响较深，替汕头《岭东民国日报》写了不少观点上错误的文章。解放后，因历史问题受过刑事处分（现已撤销，宣告无罪）。但替国民党报刊写文章只是先生写作的一小部分，他的主要成就是文史方面的著作，现就我的记忆和先生之子庆生先生提供，简述于后（这些仅是其中一部份）。
出版的专集：《建安文学概论》，北平朴社出版，发行人顾颉刚，1933年或1934年出版。
《曹植与洛神赋传说》，发行人曹聚仁，1936年左右出版。
未出版的专集：《校雠通义笺》1948年由友人送请马叙伦先生过目，马先生阅后，誉为力作。原稿文革期间散失。
《南音集》，诗集，原稿存林仲姚先生处，文革期间散失。
刊载在报刊，未编成专集的：《评陈钟凡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和《评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诗史〉》，分别发表于刘英士主编的《图书评论》1936年第一、二期。
《福建文学史绪论》和《福建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抗战期间发表于黎烈文主编的《改进》和《海滨》复刊号。
《千里集》，任汕头《岭东民国日报》编辑期间，所撰写的散文，各篇均发表于该报副刊。
着手准备资料，正在动手编写的：《四库全书闽人著述辑录》，当时邑人李隐星和东山黄拱成两君在海滨中学读书，帮先生抄录不少资料。《邑闻别录》记述诏安民情、风俗、掌故等。
先生毕业于漳州二师（龙溪师范前身），因与同乡青年组织《新青年社》（类似读书会性质），受到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出走南洋。回国后，在本县梅溪小学（即仕江小学）教书。第一本著作《建安文学概论》出版不久，受聘于汕头私立海滨师范（后改为海滨中学）教国文，并主编该校校刊。不久，顾颉刚来信，邀先生到北大历史系当助理员。因距家远，且待遇与中学教员差不多，长辈们都劝其不去，先生听从。陈济棠反对蒋介石，办燕堂军事学校，其幕僚翁半贤聘请先生到燕堂教《孝经》，并兼任中山大学教师。先生答应。可是还未成行，陈济棠已垮台，《孝经》不用教，中山大学也去不成。抗战胜利后，先生接中山大学之聘，本欲搭首批轮船去履新，适海滨中学校长生病，先生必须多留一些时日，谁知这艘轮船触着鱼雷被炸沉了，先生不敢冒险搭船去广州，陆路交通一时又不能修复，中山大学又一次去不成。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已是时间问题，有些人都纷纷出走。本县人沈向奎升任军长，军队扩充需要人，其兄向荣约先生同去军部任职，先生不去。侨居海外多年的乡人沈松乔，适值回国，被军部委为校级参谋。松乔看形势不好，不介入，临出国，邀先生同往南洋，过过安定生活，先生也不去。画家黄独峰，约先生到广州，一同出国，先生也没赴约。
先生对我很关注。记得我还在初中读书时，看了一些历史小说，因而，也写了一篇历史小说《风波亭》，在厦门《江声报》刊载出来。一次碰见，先生问我写这篇小说，看了那些有关岳飞的著作，我说，只读了岳飞写的《满江红》和《说岳全传》。他说，多读点有关著作，头脑中多了点东西，写出来的人物性格就较为丰满。这篇小说的结构是从《说岳全传》里搬来的，我不过加些细节而已。由于先生的指导，也由于兴趣的改变，我再没写过历史小说。
在抗日战争前，先生还担任过《岭东民国日报》副刊编辑，曾几次要我为它写稿，我认为副刊需要短小的文章。第一次寄去一篇杂文，第二次寄去的又是杂文。先生来信劝我，写杂文易找麻烦，还是不写或少写为佳。不仅在写作上指导我，我到海滨中学任教，也是先生推荐的。
1941年秋，我到海滨中学教书那一学期，本县青年到该校读书的有二、三十人，其中勤奋学习、成绩不错的不少，而混文凭、懒于学习的，也大有其人。先生对前者时加鼓励，对后者则温言劝说，还嘱咐科任教师辅导。该校每个班级都出版壁报，在先生的督促下，我县学生也出版《闽潮》壁报。先生不仅看稿、改稿，自已也动手写过稿。
同乡林、沈二君，因参加共产党，被逼出走，在普宁鲤湖中学教书。因相距不远，他俩不时到海滨中学找先生。有人劝先生不要跟他俩来往，怕受其连累。先生坦然地说：“他俩是我同乡，来此作客，我不过以东道主身份接待，当不至于罢？”林、沈二君执教的那所学校，经费支绌，工资往往发不出，先生在经济上也帮助过他们，虽然为数不多。这是我侧面了解到的，先生从不曾道及。1945年，林士彬因“共党嫌疑”被捕，先生挺身而出，尽力营救。
那时，先生担任高中二个班级的国文，还兼教务主任，白天都在学校工作，晚上回宿舍，和同事喝喝茶，谈谈天，客人走后，才读书或写作，直至深夜，夜夜如是。
寒假学生要还乡，学校发给1张两寸阔、半尺长的油印路条，每张收费数角。先生知道后，批评校长：“学校经费虽然支绌，一张便条的开支，学校还负担得起。即使要收钱，收工本费就够了。我们是办教育，不是做生意！你想赚钱，倒不如去做生意，我当主任秘书去，大家散伙！”原来，当时饶平县县长某（姓名忘记）是海滨中学毕业的，请先生去当他的主任秘书。县长的主任秘书是个肥缺，可是先生宁愿吃粉笔灰。
1945年春，敌伪蠢动，普宁流沙圩沦陷，海滨中学停办。先生回乡，被邀参加县三青团办的《青年正报》编辑工作。当时，县中、小学教科书，由广东梅县供应，每学期开学前，县教育科派人去购办；这一次，购办的人少报折扣，贪污不少，被《青年正报》记者揭发出来。教育科长郑某平时对县三青团工作颇为出力，而现在三青团办的报纸却不给他留点情面。于是郑向三青团的头子徐某诉说，徐安慰他：失却关照，不是有意的。事后，徐有没有把这情况告诉先生，不得而知。可是，针对此事，先生又写了一篇社论，在下一期报纸刊载出来。过了一些时日，有人谈起郑的诉苦和徐安慰的话来，先生反问：“对工作上出过力的人，干了坏事，就不可揭发，批评吗？”
抗战初期，我县出版的《抗战青年》和《诏安县政半月刊》，先生都当过主编，写了不少宣传抗日的文章。
先生在汕头执教多年，在汕头教育界有一定声望，国民党自然要利用他，封他为“防奸小组副组长”“区分部书记”，加上先生受旧因袭、旧思想的影响较深，替汕头《岭东民国日报》写了不少观点上错误的文章。解放后，因历史问题受过刑事处分（现已撤销，宣告无罪）。但替国民党报刊写文章只是先生写作的一小部分，他的主要成就是文史方面的著作，现就我的记忆和先生之子庆生先生提供，简述于后（这些仅是其中一部份）。
出版的专集：《建安文学概论》，北平朴社出版，发行人顾颉刚，1933年或1934年出版。
《曹植与洛神赋传说》，发行人曹聚仁，1936年左右出版。
未出版的专集：《校雠通义笺》1948年由友人送请马叙伦先生过目，马先生阅后，誉为力作。原稿文革期间散失。
《南音集》，诗集，原稿存林仲姚先生处，文革期间散失。
刊载在报刊，未编成专集的：《评陈钟凡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和《评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诗史〉》，分别发表于刘英士主编的《图书评论》1936年第一、二期。
《福建文学史绪论》和《福建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抗战期间发表于黎烈文主编的《改进》和《海滨》复刊号。
《千里集》，任汕头《岭东民国日报》编辑期间，所撰写的散文，各篇均发表于该报副刊。
着手准备资料，正在动手编写的：《四库全书闽人著述辑录》，当时邑人李隐星和东山黄拱成两君在海滨中学读书，帮先生抄录不少资料。《邑闻别录》记述诏安民情、风俗、掌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