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建国以来，党中央对教育工作是十分重视的，党的十二大把教育和科技列为3个战略任务之一。教育已在逐步立法，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已逐步提高，教育事业的前程是光明远大的。
  在旧社会，诏安的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已是尽人皆知。而小学教师的待遇低微，生活困苦，政治上受压抑，则并非今日的中青年人所能理解。我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比较熟悉这一行。五十年代在一所学校当班主任，这所学校是培养小学师资的，为了树立学生的专业思想，在一次班会上，我以自己为例，现身说法，谈了旧社会的小学教师生活，事后了解，效果还好。现在，教师队伍中的新人多了，有的人对旧社会情况不甚了解，听说还有人一听要“忆苦思甜”，就“倒胃口”，说什么“现在是八十年代了，还提那些陈粮烂芝麻干什么？”我却不以为然，认为听听过去的事情，对提高思想觉悟还是有点好处。我解放前在诏安当过近10年的小学教员，有些事情记忆犹新，就在这里说一说。当然要声明，作为资料，没有对任何人说教的意思。
  为六斗米折腰
  古人陶渊明蔑视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在知识分子中传为美谈。旧社会有“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之说，说明教书生涯既清苦又繁杂。可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谋生不易，一家数口嗷嗷待哺，好歹能找个职业就算不错，遑论待遇高低。有一年，县政府对小学教师每月只发6斗公米（等于现在的90市斤。教龄长、资历深的才可领到8斗、1石）。米是漳浦运来的，经常是又陈又腐，被称为“腐米”（浦、腐谐音）。发米时间一到，加工厂门口就排长龙。家境好一点的，把米贱价卖掉，到市上买好米，六斗换来四、五斗，家境差的，只好将就度日。
  靠这么一点米怎能维持一家生活呢？于是学校向学生收“劳师米”，把负担转嫁给学生，规定学生入学时按年级缴交“劳师米”，然后分等级发给教师。
  接近解放那些年，国民党政府滥印纸币，物价飞涨，教育经费也陷入危机。1948年（民国37年），诏安成立国民教育特种基金管理委员会，农村学校的经费由政府划归各乡、保负责，以一定田亩作为教育基金田，名为“保公田”，每年交纳租谷作为学校经费。有的乡、保没有实际的公田，只好向各户摊派，教师薪金被拖欠之事时有所闻。至于校舍的破烂，设备的简陋，更是普遍现象。
  政治迫害：“要以奸伪论处”
  那是1944年冬，诏安的国民党政府下了一道通令给各机关和学校，规定：“凡属公教人员，必须一律加入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否则，要以奸伪论处。”在这之前，教师队伍中已有少数人为了猎取高官厚禄，卖身投靠国民党或三青团，在学校当起区分部书记或正、副区队长，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也有少数小学教师和社会青年在抗日战争初期受共产党的革命教育，秘密参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多的中、小学教师则抱旁观中立态度，内心也是怀着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县政府的通令有如一根致命的“杀手锏”，为了自家性命和保住饭碗，许多人不得不拿起笔来填写“入党”“入团”的申请书。有的是集体加入的，有的名虽在册而自己却不知道，心甘情愿参加者并不多。学校在报表时，“是否已加入党团”一栏，便可以写上“已参加”字样，以躲过这一关。
  如果以为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仅仅在此，那未免小看了。对于所谓有“赤嫌”的中、小学教师和社会青年，他们是绝不轻易放过的。在反共高潮面前，白色恐怖有加无已，有的横遭逮捕，有的投入监狱，有的“谈话”威胁，有的被迫出逃……，更多的人对国民党统治是噤若寒蝉，不敢啃声。遭受逮捕囚禁的同志，不怕刑讯逼供，坚持革命气节，没有背叛革命，使解放前参加诏安地下党组织的成员能保留下来。
  手捧合格证 职业无保证
  国民党县政府曾规定：“初正”（初小正式）教员经验定合格的可定为“小正”（小学正式）教员，发给证书。我曾经多年担任小学毕业班级任，教语文，也教其他学科，还当过几年民教部主任，得过几张所谓抽考成绩优良的奖状，是一个持有合格证书的“小正”，但却因为没有后台，多次险被砸破饭碗。在解放前，除中师毕业生由政府保证分配外，其他人每到暑假，都要眼巴巴的盼望校长送续聘书来，如果得不到续聘，就要“另谋他就”，政府死活不管。有人喻暑假为教育界在开“运动会”，实不为过。为觅一吃饭之地，四出奔波，到处托人，就是为了一张下学期的聘书。1947年，我受聘到县城某小学任教，任职才一年，工作上并无失误，就是因为师范毕业生多了，人浮于事，被挤了出来，有合格证也没有用，只好央三托四，靠旧日师友的介绍，到邻县就教，过了一个学期，终因学校经费划规乡、保管理，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外地人，人家就不再续聘了，只好知趣走路，灰溜溜的回到家乡。正在彷徨无路的时候，幸好还有理解我的人，把我力荐给诏安中学。我的高兴劲真是无法形容。论学历，我非大专毕业，教初中是不合格的，因此，我在教学上战战兢兢，不敢懈怠，希冀取得学校领导的“青睐”，也背着学校领导偷偷地在学生中播散一些革命道理。孰料到了学期末，因拒绝学生行贿更改分数，又得罪了校长，被踢出校门，再次面临失业了。
  1948年春天，又蒙原来老师的介绍，到一个乡下保的国民学校当起校长来。经费要由保筹给，没有着落，任职一个学期，校长又当不成了。当时我是中共云和诏边县委直接领导的诏城地下工作核心组成员之一，更不能没有合法的社会职业作掩护。暑假，靠几位朋友的帮忙，到靠近县城的一所小学当“自筹”教员，所谓“自筹”，就是不领政府的钱，由地方自筹经费，又是3个人领2个人的名额，工资的低微可想而知。这时我志在革命，横竖有个职业就行。为迎接县城解放，我和其他同志一道紧张工作，早已无心于教学了，而原来的小学正式教员合格证，早如一张废纸，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1946年，国民党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随着军事的节节败退，政治、经济也濒临全面崩溃，物价一日数涨，法币早已贬值，改印金元券、银元券，又维持不了多久，到1943年初，诏安竟印起“金单”来（即以黄金重量为面值）。在教师队伍中，除了极少数人为虎作伥，甘当鹰犬以外，绝大多数待遇低微而职业又朝不保夕的小学教师，看到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凌厉攻势和国统区内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运动的高涨，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莫不日益失望，盼望早一天得到解放。1947年国民党三青团的合并登记，有的人已拒绝参加。抗日战争初期在小学教师中撒下的革命种子终于开花、发芽了。地下共产党员除了少数人经组织同意转移外地以外，留在教师队伍中的，根据党提出的“隐蔽精简，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以教书为职业掩护。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从上海、香港和乌山革命根据地秘密输送进来的进步报刊，和党派来的同志保持单线联系，为解放诏安做准备。尽管国民党政府耍出种种花招，诏安革命力量并没有被斩尽杀绝。
  1948年春天起，中共闽南地委和云和诏边县委，先后派交通员与隐蔽在城关的原来地下党员取得联系。1949年4月，由中共云和诏边县委直接领导的诏城地下工作组核心组正式成立。核心组成员绝大多数是小学教师，又是原来的地下党员。他们先后向县委介绍两批小学教师和知识青年到乌山游击区，参加闽西南干部训练班。同时，为了配合解放诏安，又在城关吸收、发展了一大批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和中、小学教员，下分4个小组开展宣传、侦察、收集情报，警告国民党政警头目不得搞破坏等活动，一直到诏安县城解放。
  1949年12月12日诏安解放了。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小学教师终于得见天日，扬眉吐气。他们在社会上受到尊重，生活上也远非过去的穷教员可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