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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
田赋（俗称“粮”，后称公粮、农业税），历代皆为国家财政主要收入。历代赋税名目与征收制度变化不一。据《田赋概况》载，诏安在明朝初“田赋”与“丁赋”分别课征。“丁赋”是对男子征以力役，分“银差”与“力差”；“田赋”是对土地之征收，分官田与民田两种。据民国时陈元璋《田赋概要》载，明万历九年（1581年）起，改革赋役，简化税制，将田赋和丁赋分别归并，用银两折纳，是由实物转为货币税，而赋役外的“土贡”“杂税”一并纳入征收，实行“一条鞭法”。
二、清代
据《诏安改订田赋科则说明书》载，康熙九年（1670年）赋税大为改革，废除“一条鞭法”，实行“丈量法”，清丈土地，从田问赋，按户编造清册，谓“鱼鳞册”，其稽征制度据《福建田赋沿革》载，稽征制度改为“地丁”（地赋与丁赋简称）、“粮米”“租课”3项征收。当时地与丁原为各别之税，地赋每亩（俗为斗种，折合市亩约7、8分）征银3-8分（视田质之优劣而定）；丁赋每丁（成人男子）征银1分8厘，随同地赋征收；二者合并是为“地丁”征以银两（俗称“银畔”）；“粮米”亦为田赋之一，是在地赋再加征实物，于地粮赋额每两（银）配征粮米1石，作为官宦俸饷、军需、土贡之用（俗称“米畔”）；“租课”系国家公有土地（其中包括国家原有土地及人民私有土地因事故而受政府科罚、没收归公）佃给人民耕种或使用，国家收以一定租税，作为地方费用。
据《诏安改订田赋科则说明书》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诏安地丁征银10715.529两，粮米征本色米2218.5982石。地粮之征收，历时既久，糈吏（征收人员）与豪绅、狡民勾结为奸，地赋飞洒，致使田与赋异，人与赋离。至四十一年（1702年）左右，知县毛殿飏见乱思治，进行整理地赋，用“民报亲供法”，以清不敷与隐瞒，另编花户册，本为意善法良，但糈吏、豪绅、狡民不依法而行，田地飞洒更甚，康熙末年又因丁数无法查实，计丁课税，办理困难，而实行“丁随粮起”之制，把丁税与地税一并征收，征以银两。
据《福建田赋概况》载，道光以后，太平军起，诏安遭受兵燹影响，全县鱼鳞册失散，征收无据，征赋大权落在“总管”之手，地方豪绅、狡民乘机作乱，据田不认赋，总管，粮胥为完成国库原定赋额。将不敷额浮收于小民，甚至务农小户负担无田之赋，继而富户买田，不办田赋推收手续，形成有“承无赋之田”，有“纳无田之赋”，赋不跟田之弊丛生。后因粮米储运不便，将“粮米”亦折征银两（粮米每石折征银7两2钱），由部分征收实物而转为全部征收银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诏安地丁额12989.255两，宣统二年（1910年）将银两折征银元（大洋），每两赋额折征2元3角，粮米额2221.855石。其征收办法据《福建田赋概要》载：诏安系采用委员经办，县设“库房”，负责人称“总管”，下设“图承”与“里书”若干人。里书负责造册，填粮串，平时负责各粮户土地转移推收过户工作，图承（即粮胥，俗称相公）负责分发粮串，收款、缴纳工作。全年分上下“忙”两季收缴，“上忙”于每年2月开征，“下忙”8月开征，过“忙”罚款。
除正税而外还有附加税，据《田赋概要》载，田赋附加，首为明末之“辽饷”“剿饷”“练饷”3项，清初即革除，迨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因庚子赔款而有“随粮捐”之产生，于地丁、粮米赋额每两、石各加征铜钱400文。光绪三十四年筹建“闽厦铁路”，随粮捐又再加收铜钱200文为铁路捐，随同地丁一并征收。
三、民国时期
民国初期之田赋沿清制征收，铁路随粮捐因铁路停办，改为附加税，于地丁、粮米额每两、石各加收大洋2角，以充地方自治经费。据《诏安改订田赋科则说明书》载，民国5年（1916年）地丁总赋额13300两，以后划归东山县2400两，实10900两。嗣因累年不敷，难征全额。民国15年（1928年）县长徐鹏将累年不敷部分之底册，统行焚毁，并裁2500两为不敷额，实剩地丁额8400两，每两配征粮米1斗6升8合，计粮米全额1400石，每石折征大洋17.4元。地丁每两折征5.84元（均包括省、县正附税）。据《福建地方财政沿革》载，民国16年，诏安将地丁与粮米折征大洋24157元（不含附加）。民国17年正税与附加分别计征，地丁额9713两，每两折征大洋2.4元；粮米1511.1石，每石折征10.5元，丁粮附加；每两、石各附加随粮捐四角，附加捐2角，教育费2角，征收费1成，建设费照征价加2成，新增教育费1成，保甲费2成。民国23年对田赋征收及管理方法，有所改变，重新规定粮串格式，由省统制统发，以杜粮胥作弊；简化完纳手续，给纳税人便利；税款收缴银行，以免糈吏中饱。重订综合附加，划分省、县比例，地丁每两附加2.34元，粮米每石附加0.7元。民国24年，鉴于以前赋籍之混乱，田不跟赋，户名与实不符（仍沿用祖先名字或堂号），土地飞洒，糈吏为弊……等，是以省举办“土地陈报”办法，制定章程27条，以户为经，就户问粮，通令各县施行。中间或因地方不靖，或因人才缺欠……等等，各县多数停办。后经省政府重新研究决定，改为户地兼顾之简易办法，就地问户，逐丘制绘丘形图，核计亩分，调查业主、佃户等，定名为“土地编查”。全省各县分10期举办，诏安定在第10期，于民国30年9月开始，成立“土地编查办事处”，进行训练土地编查员，分乡划片，测绘丘形图，通知各土地佃户按丘填插纸标。纸标内填：土地坐落、土名、地号、地目、四至、面积、等则（地号、面积、等则三项留给编查员填写）、业主及佃户姓名、住址等。编查员在测量时，将该丘纸标收集即编写与图相应的地号，测量完毕，绘成丘形图；计算亩分，按纸标内容编造“丘领户册”。
在土地编查的同时，又为适应抗日战争需要，稳定战时粮食问题，民国政府发出命令，各省、县成立田赋机构，田赋改征实物。诏安于民国30年9月1日成立“诏安田赋管理处”，负责田赋征实的经征事宜，由县长兼任处长，设专职副处长1人。县政府同时增设“粮政科”，负责办理征实的经收事宜（不久粮政科并入田赋处，改称“田赋粮食管理处”）在是年10月16日开始征收实物，这是诏安田赋征实的第一年。其计征办法按编查前全户的地丁额每两折合银元2.4元、附加2.34元；粮米额每石折合10.5元、附加0.7元。然后依照抗日战争前一年的平均米价折纳稻谷，是年共征稻谷144334.72石。
民国31年，土地测量完竣，拟订新科则，将土地按使用性质分为8种地目（田、基、农、果、荡、林、杂、坟，然后派员会同各乡召开保甲长会议，推选代表，根据土地收益、土壤、水利、地势、气候、交通等条件，分别评议等级，田分6等，可建住宅之地为基地分4等，农地分四等，果、林、杂、荡各分2等，坟地无收益，暂不分等。再根据各等则订立税率（参照以往地丁、粮米及附加额，采用“一条鞭制”），以不同税率归纳为三等九则，再以新编亩分折算赋元，以户（业主）分别归类造册，谓之“户领丘册”。纳赋时以该户总赋元仍照抗战前一年之平均米价折收稻谷。（民国31年土地编查后新科则税率表附后）
是次土地编查结束后，由于在编查时部分业户不依法按丘填插纸标，或因插标后无及时测量收标，以致纸标丢失或移动，造成测量收标时不能以丘对标或无纸标，编查员为了完成任务，则随意填入业主姓名、住址，也有因编查员从中作弊，制造混乱，以致土地飞洒或业户姓名不实，形成有“承无田之赋”，有“占无赋之田”及有赋无主，田赋通知单发不出等现象，普遍存在。民国32年为纠正以上错误，全县举办地籍补正，由受错业户申请，经调查纠正一部分，但不平现象仍然存在。据《福建财政沿革概要》戴：民国34年诏安赋额150165元，土地面积479543亩（其中田227789亩，基12327亩，农189047亩，荡7198亩，果11585亩，林2419亩，杂19106亩，坟10072亩）。嗣后田赋征率改用市斤累进计征。民国37年，据《福建省各县赋元统计表》载：诏安纳粮户11354户，土地面积475543亩（其中“荡”比民国34年减4000亩），总赋元164751元，实应征赋元128871元。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12月诏安县解放，成立诏安县人民政府，内设财粮科。为保证军需，支援革命战争，征收1949年公粮（田赋），暂沿用解放前旧赋元，以户为单位，实行“粮草征集制”，按旧赋元除田地外，其他农地等以7折计，全县赋元113017.77元，根据省分配粮额15077907斤（市斤，以下同）附加粮10％，减免数6588092斤，实应征数为10021044斤，按赋元分配，规定起征点分级累进计征。为了照顾贫苦农民，每户赋元在6角以下者免征，6角以上至8角为起征点，每赋元征收稻谷30市斤，逐级累进，最高一户赋元在40元以上，每赋元征收210市斤，每市斤公粮配征公柴1市斤。1950年夏征前，废除旧赋元，实行“新农业税则”。为保证国家收支及人民负担平衡，进行土地分级定产，以产量定税率，县召开农民代表会分别各区乡评定产量，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结合地方一般经营条件及种植习惯，在平常年景下所应收获产量，全县土地分三等九级。
为照顾各阶层负担，规定各阶层比例，贫农不超过其农业收入10％，中农15％，富农25％，地主50％，特大户其收租2000石以上者不超过80％。夏征结束后，县成立“评产办公室”，各区成立“地整评产委员会”，重新进行评产（同时进行“二五减租”），田地分七等，农地分三等，田一等1200斤，二等1100斤，三等1050斤，四等1000斤，五等950斤，六等850斤，七等700斤，农地一等600斤，二等500斤，三等400斤，（以上产量全年计算）。征收办法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制定《1950年度新解放区农业税法》之规定办理，以产量为单位（分别出租、租入、自耕三种计算产量，出租者按二五减租后的租额加二成计产，租入者按二五减租后实收额八折计算）。按农业人口平均农业收入，规定免征点和起征点，逐级累进计征，再扣除减灾额，加15％附加。
1950年底至1951年初，财粮科举办“土地清丈训练班”，时间1个月，由财粮科干部及招收助征员等60多人，学习土地测量、绘制丘形图，计算面积等技术，学习结束后分到各区成立“土整队”，配合“土改队”进行土地整理工作，准备按丘测量、绘图计算面积。后因土改时间紧迫，不及逐丘测图，改用简便方法，以麻绳代布尺，用“消补法”按丘实地量其长宽尺度，编号登记，注明业佃姓名，计算面积。1951年土改后全县分8区、98乡、968村，农业户50592户，农业人口206729人，田地172526.16亩，其他148046.80亩。整理后基本消灭以往地籍上种种不合理现象。同时结合进行土地定产，全县田分九等：每亩一等产量950斤，二等900斤，三等850斤，四等800斤，五等700斤，六等600斤，七等500斤，八等40u斤，九等300斤，农地分六等；一等350斤，二等300斤，三等250斤，四等200斤，五等150斤，六等50斤，然后调整税率，取消免征点，提高超征点，降低累进顶点，减少税率等级，缩小税率差额。
全县评产后总应产量123370101市斤（田94593056市斤，其他28277036市斤）。依率计征全年正税18926511市斤，附加3785303市斤。其计征办法，以户为单位，按全户农业人口，全年平均农业收入，依法累进计征为正税，以正税20％为附加，全年计算，分两季征收。如因受各种自然灾害及贫苦农民无劳力者，按歉收程度依《田赋减免办法》给予减免，计当年全县贫困减免485419斤，受灾减免110516斤，新得地减免948797斤，总共减免1544732斤。扣除减免后，1951年全县实应征农业税21167.082市斤。
附农业税受灾减免办法：一、歉收二成以下者不减，二、歉收二成以上不到三成者，减征其税额20％；歉收三成以上不到四成者，减征30％；歉收四成以上不到五成者，减征40％，歉收五成以上不到六成者，减征60％，欠收六成以上不到七成者，减征80％；歉收七成以上者全免。
1953年农业税方针政策是：“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对于应产量评定，历经3年，农业税负担基本合理，仅有少数个别乡过去评产有些畸轻、畸重现象，必需调整以求平衡，调整原则：一般不动，偏高或偏低者，据根实际给予调整，计调整18个乡，减少应产量1290832斤。11月龙溪专署通知：公粮附加改为9％（4％缴省5％留县）。
1956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农业税征收办法规定，根据省财政厅（56）省财字第9850号文件规定：一、计税产量仍按原定。二、税率和计征办法：1.高级社以社为单位，按全社各户平均税率计算，由社缴纳。2.初级社仍按户计算，归户负担，由社统一缴纳，社公有地按乡平均税率计算。3.个体户按1955年各户税率计算，由各户自行缴纳。4.地方国营农场，常按年应产量10％计征，华侨农场按12％计征。
1958年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对农业税征收体制进行改革，由“累进计征”改为“比例税制”，按各生产大队应产量以16.9％计征，（取消按人口平均产量办法）。扣除各项减免，加以附加税，是为应征税额，全县应征额25935615市斤。1960年为照顾农民负担，巩固集体经济，对人民分社集体的税率降低，按应产量10％计征。全县比1959年应征额减43％。从此农业税征收办法基本稳定。实行增产不增税的稳定政策。
1960年调整税率，进水村按7％，龙磜地凹村各按9.28％，公田村按7.15％，其余全县均按原定10％计征。对于灾情减免，根据“轻灾不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的原则，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全年一次计算：凡减收二成以下者不减免，减收二成至三成者，按减收成数减征，减收三成至五成者按减收成数加一成减征，减收五成至七成者按减收成数加二成征，减收七成以上者全部免征。
1979年根据中央减轻农业税负担的指示精神，结合具体情况，实行起征点办法，每人平均粮食在400斤以下，收入在50元以下的生产队，免征农业税。1982年农业税征收办法，随形势的发展，生产责任制落实到户，农业税征收以1981年各生产大队的税额（包括附加）为基数，由各生产大队以各队土地面积均摊，求出每亩负担农业税额，然后按各户承包土地面积计征。以后有土地变动时，由各生产大队自行过割，各生产大队纳税基数不变，保持原基数缴纳。
田赋（俗称“粮”，后称公粮、农业税），历代皆为国家财政主要收入。历代赋税名目与征收制度变化不一。据《田赋概况》载，诏安在明朝初“田赋”与“丁赋”分别课征。“丁赋”是对男子征以力役，分“银差”与“力差”；“田赋”是对土地之征收，分官田与民田两种。据民国时陈元璋《田赋概要》载，明万历九年（1581年）起，改革赋役，简化税制，将田赋和丁赋分别归并，用银两折纳，是由实物转为货币税，而赋役外的“土贡”“杂税”一并纳入征收，实行“一条鞭法”。
二、清代
据《诏安改订田赋科则说明书》载，康熙九年（1670年）赋税大为改革，废除“一条鞭法”，实行“丈量法”，清丈土地，从田问赋，按户编造清册，谓“鱼鳞册”，其稽征制度据《福建田赋沿革》载，稽征制度改为“地丁”（地赋与丁赋简称）、“粮米”“租课”3项征收。当时地与丁原为各别之税，地赋每亩（俗为斗种，折合市亩约7、8分）征银3-8分（视田质之优劣而定）；丁赋每丁（成人男子）征银1分8厘，随同地赋征收；二者合并是为“地丁”征以银两（俗称“银畔”）；“粮米”亦为田赋之一，是在地赋再加征实物，于地粮赋额每两（银）配征粮米1石，作为官宦俸饷、军需、土贡之用（俗称“米畔”）；“租课”系国家公有土地（其中包括国家原有土地及人民私有土地因事故而受政府科罚、没收归公）佃给人民耕种或使用，国家收以一定租税，作为地方费用。
据《诏安改订田赋科则说明书》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诏安地丁征银10715.529两，粮米征本色米2218.5982石。地粮之征收，历时既久，糈吏（征收人员）与豪绅、狡民勾结为奸，地赋飞洒，致使田与赋异，人与赋离。至四十一年（1702年）左右，知县毛殿飏见乱思治，进行整理地赋，用“民报亲供法”，以清不敷与隐瞒，另编花户册，本为意善法良，但糈吏、豪绅、狡民不依法而行，田地飞洒更甚，康熙末年又因丁数无法查实，计丁课税，办理困难，而实行“丁随粮起”之制，把丁税与地税一并征收，征以银两。
据《福建田赋概况》载，道光以后，太平军起，诏安遭受兵燹影响，全县鱼鳞册失散，征收无据，征赋大权落在“总管”之手，地方豪绅、狡民乘机作乱，据田不认赋，总管，粮胥为完成国库原定赋额。将不敷额浮收于小民，甚至务农小户负担无田之赋，继而富户买田，不办田赋推收手续，形成有“承无赋之田”，有“纳无田之赋”，赋不跟田之弊丛生。后因粮米储运不便，将“粮米”亦折征银两（粮米每石折征银7两2钱），由部分征收实物而转为全部征收银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诏安地丁额12989.255两，宣统二年（1910年）将银两折征银元（大洋），每两赋额折征2元3角，粮米额2221.855石。其征收办法据《福建田赋概要》载：诏安系采用委员经办，县设“库房”，负责人称“总管”，下设“图承”与“里书”若干人。里书负责造册，填粮串，平时负责各粮户土地转移推收过户工作，图承（即粮胥，俗称相公）负责分发粮串，收款、缴纳工作。全年分上下“忙”两季收缴，“上忙”于每年2月开征，“下忙”8月开征，过“忙”罚款。
除正税而外还有附加税，据《田赋概要》载，田赋附加，首为明末之“辽饷”“剿饷”“练饷”3项，清初即革除，迨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因庚子赔款而有“随粮捐”之产生，于地丁、粮米赋额每两、石各加征铜钱400文。光绪三十四年筹建“闽厦铁路”，随粮捐又再加收铜钱200文为铁路捐，随同地丁一并征收。
三、民国时期
民国初期之田赋沿清制征收，铁路随粮捐因铁路停办，改为附加税，于地丁、粮米额每两、石各加收大洋2角，以充地方自治经费。据《诏安改订田赋科则说明书》载，民国5年（1916年）地丁总赋额13300两，以后划归东山县2400两，实10900两。嗣因累年不敷，难征全额。民国15年（1928年）县长徐鹏将累年不敷部分之底册，统行焚毁，并裁2500两为不敷额，实剩地丁额8400两，每两配征粮米1斗6升8合，计粮米全额1400石，每石折征大洋17.4元。地丁每两折征5.84元（均包括省、县正附税）。据《福建地方财政沿革》载，民国16年，诏安将地丁与粮米折征大洋24157元（不含附加）。民国17年正税与附加分别计征，地丁额9713两，每两折征大洋2.4元；粮米1511.1石，每石折征10.5元，丁粮附加；每两、石各附加随粮捐四角，附加捐2角，教育费2角，征收费1成，建设费照征价加2成，新增教育费1成，保甲费2成。民国23年对田赋征收及管理方法，有所改变，重新规定粮串格式，由省统制统发，以杜粮胥作弊；简化完纳手续，给纳税人便利；税款收缴银行，以免糈吏中饱。重订综合附加，划分省、县比例，地丁每两附加2.34元，粮米每石附加0.7元。民国24年，鉴于以前赋籍之混乱，田不跟赋，户名与实不符（仍沿用祖先名字或堂号），土地飞洒，糈吏为弊……等，是以省举办“土地陈报”办法，制定章程27条，以户为经，就户问粮，通令各县施行。中间或因地方不靖，或因人才缺欠……等等，各县多数停办。后经省政府重新研究决定，改为户地兼顾之简易办法，就地问户，逐丘制绘丘形图，核计亩分，调查业主、佃户等，定名为“土地编查”。全省各县分10期举办，诏安定在第10期，于民国30年9月开始，成立“土地编查办事处”，进行训练土地编查员，分乡划片，测绘丘形图，通知各土地佃户按丘填插纸标。纸标内填：土地坐落、土名、地号、地目、四至、面积、等则（地号、面积、等则三项留给编查员填写）、业主及佃户姓名、住址等。编查员在测量时，将该丘纸标收集即编写与图相应的地号，测量完毕，绘成丘形图；计算亩分，按纸标内容编造“丘领户册”。
在土地编查的同时，又为适应抗日战争需要，稳定战时粮食问题，民国政府发出命令，各省、县成立田赋机构，田赋改征实物。诏安于民国30年9月1日成立“诏安田赋管理处”，负责田赋征实的经征事宜，由县长兼任处长，设专职副处长1人。县政府同时增设“粮政科”，负责办理征实的经收事宜（不久粮政科并入田赋处，改称“田赋粮食管理处”）在是年10月16日开始征收实物，这是诏安田赋征实的第一年。其计征办法按编查前全户的地丁额每两折合银元2.4元、附加2.34元；粮米额每石折合10.5元、附加0.7元。然后依照抗日战争前一年的平均米价折纳稻谷，是年共征稻谷144334.72石。
民国31年，土地测量完竣，拟订新科则，将土地按使用性质分为8种地目（田、基、农、果、荡、林、杂、坟，然后派员会同各乡召开保甲长会议，推选代表，根据土地收益、土壤、水利、地势、气候、交通等条件，分别评议等级，田分6等，可建住宅之地为基地分4等，农地分四等，果、林、杂、荡各分2等，坟地无收益，暂不分等。再根据各等则订立税率（参照以往地丁、粮米及附加额，采用“一条鞭制”），以不同税率归纳为三等九则，再以新编亩分折算赋元，以户（业主）分别归类造册，谓之“户领丘册”。纳赋时以该户总赋元仍照抗战前一年之平均米价折收稻谷。（民国31年土地编查后新科则税率表附后）
是次土地编查结束后，由于在编查时部分业户不依法按丘填插纸标，或因插标后无及时测量收标，以致纸标丢失或移动，造成测量收标时不能以丘对标或无纸标，编查员为了完成任务，则随意填入业主姓名、住址，也有因编查员从中作弊，制造混乱，以致土地飞洒或业户姓名不实，形成有“承无田之赋”，有“占无赋之田”及有赋无主，田赋通知单发不出等现象，普遍存在。民国32年为纠正以上错误，全县举办地籍补正，由受错业户申请，经调查纠正一部分，但不平现象仍然存在。据《福建财政沿革概要》戴：民国34年诏安赋额150165元，土地面积479543亩（其中田227789亩，基12327亩，农189047亩，荡7198亩，果11585亩，林2419亩，杂19106亩，坟10072亩）。嗣后田赋征率改用市斤累进计征。民国37年，据《福建省各县赋元统计表》载：诏安纳粮户11354户，土地面积475543亩（其中“荡”比民国34年减4000亩），总赋元164751元，实应征赋元128871元。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12月诏安县解放，成立诏安县人民政府，内设财粮科。为保证军需，支援革命战争，征收1949年公粮（田赋），暂沿用解放前旧赋元，以户为单位，实行“粮草征集制”，按旧赋元除田地外，其他农地等以7折计，全县赋元113017.77元，根据省分配粮额15077907斤（市斤，以下同）附加粮10％，减免数6588092斤，实应征数为10021044斤，按赋元分配，规定起征点分级累进计征。为了照顾贫苦农民，每户赋元在6角以下者免征，6角以上至8角为起征点，每赋元征收稻谷30市斤，逐级累进，最高一户赋元在40元以上，每赋元征收210市斤，每市斤公粮配征公柴1市斤。1950年夏征前，废除旧赋元，实行“新农业税则”。为保证国家收支及人民负担平衡，进行土地分级定产，以产量定税率，县召开农民代表会分别各区乡评定产量，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结合地方一般经营条件及种植习惯，在平常年景下所应收获产量，全县土地分三等九级。
为照顾各阶层负担，规定各阶层比例，贫农不超过其农业收入10％，中农15％，富农25％，地主50％，特大户其收租2000石以上者不超过80％。夏征结束后，县成立“评产办公室”，各区成立“地整评产委员会”，重新进行评产（同时进行“二五减租”），田地分七等，农地分三等，田一等1200斤，二等1100斤，三等1050斤，四等1000斤，五等950斤，六等850斤，七等700斤，农地一等600斤，二等500斤，三等400斤，（以上产量全年计算）。征收办法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制定《1950年度新解放区农业税法》之规定办理，以产量为单位（分别出租、租入、自耕三种计算产量，出租者按二五减租后的租额加二成计产，租入者按二五减租后实收额八折计算）。按农业人口平均农业收入，规定免征点和起征点，逐级累进计征，再扣除减灾额，加15％附加。
1950年底至1951年初，财粮科举办“土地清丈训练班”，时间1个月，由财粮科干部及招收助征员等60多人，学习土地测量、绘制丘形图，计算面积等技术，学习结束后分到各区成立“土整队”，配合“土改队”进行土地整理工作，准备按丘测量、绘图计算面积。后因土改时间紧迫，不及逐丘测图，改用简便方法，以麻绳代布尺，用“消补法”按丘实地量其长宽尺度，编号登记，注明业佃姓名，计算面积。1951年土改后全县分8区、98乡、968村，农业户50592户，农业人口206729人，田地172526.16亩，其他148046.80亩。整理后基本消灭以往地籍上种种不合理现象。同时结合进行土地定产，全县田分九等：每亩一等产量950斤，二等900斤，三等850斤，四等800斤，五等700斤，六等600斤，七等500斤，八等40u斤，九等300斤，农地分六等；一等350斤，二等300斤，三等250斤，四等200斤，五等150斤，六等50斤，然后调整税率，取消免征点，提高超征点，降低累进顶点，减少税率等级，缩小税率差额。
全县评产后总应产量123370101市斤（田94593056市斤，其他28277036市斤）。依率计征全年正税18926511市斤，附加3785303市斤。其计征办法，以户为单位，按全户农业人口，全年平均农业收入，依法累进计征为正税，以正税20％为附加，全年计算，分两季征收。如因受各种自然灾害及贫苦农民无劳力者，按歉收程度依《田赋减免办法》给予减免，计当年全县贫困减免485419斤，受灾减免110516斤，新得地减免948797斤，总共减免1544732斤。扣除减免后，1951年全县实应征农业税21167.082市斤。
附农业税受灾减免办法：一、歉收二成以下者不减，二、歉收二成以上不到三成者，减征其税额20％；歉收三成以上不到四成者，减征30％；歉收四成以上不到五成者，减征40％，歉收五成以上不到六成者，减征60％，欠收六成以上不到七成者，减征80％；歉收七成以上者全免。
1953年农业税方针政策是：“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对于应产量评定，历经3年，农业税负担基本合理，仅有少数个别乡过去评产有些畸轻、畸重现象，必需调整以求平衡，调整原则：一般不动，偏高或偏低者，据根实际给予调整，计调整18个乡，减少应产量1290832斤。11月龙溪专署通知：公粮附加改为9％（4％缴省5％留县）。
1956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农业税征收办法规定，根据省财政厅（56）省财字第9850号文件规定：一、计税产量仍按原定。二、税率和计征办法：1.高级社以社为单位，按全社各户平均税率计算，由社缴纳。2.初级社仍按户计算，归户负担，由社统一缴纳，社公有地按乡平均税率计算。3.个体户按1955年各户税率计算，由各户自行缴纳。4.地方国营农场，常按年应产量10％计征，华侨农场按12％计征。
1958年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对农业税征收体制进行改革，由“累进计征”改为“比例税制”，按各生产大队应产量以16.9％计征，（取消按人口平均产量办法）。扣除各项减免，加以附加税，是为应征税额，全县应征额25935615市斤。1960年为照顾农民负担，巩固集体经济，对人民分社集体的税率降低，按应产量10％计征。全县比1959年应征额减43％。从此农业税征收办法基本稳定。实行增产不增税的稳定政策。
1960年调整税率，进水村按7％，龙磜地凹村各按9.28％，公田村按7.15％，其余全县均按原定10％计征。对于灾情减免，根据“轻灾不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的原则，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全年一次计算：凡减收二成以下者不减免，减收二成至三成者，按减收成数减征，减收三成至五成者按减收成数加一成减征，减收五成至七成者按减收成数加二成征，减收七成以上者全部免征。
1979年根据中央减轻农业税负担的指示精神，结合具体情况，实行起征点办法，每人平均粮食在400斤以下，收入在50元以下的生产队，免征农业税。1982年农业税征收办法，随形势的发展，生产责任制落实到户，农业税征收以1981年各生产大队的税额（包括附加）为基数，由各生产大队以各队土地面积均摊，求出每亩负担农业税额，然后按各户承包土地面积计征。以后有土地变动时，由各生产大队自行过割，各生产大队纳税基数不变，保持原基数缴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