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内容
诏安置县前已是“漳南文华蔚盛第一乡”，历史上有兴办教育的优良传统。
（一）
诏安县很早就有书院。溯自建县前近四百年，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本县儒士陈景肃已在渐山建石屏书院，宋绍定年间（1228年至1233年）漳浦县尉周申在今南诏镇辖内创建了丹诏书院。置县后，建学宫、设县（儒）学。明崇祯十年（1637年）筑射圃于儒学西边，供员生习射。从宋至清，先后设立书院、义学、社学等教育机构多处，作为儒生和少年儿童读书的处所，历经整顿，或兴或革，或断或续，沿袭至清末，除官学以外，民间还纷纷设立私塾。
追溯诏安建县前后，人才辈出，从宋代的翁待举，至清末的李魁，历数百年，登上进士榜者81名（其中武进士30名），中举人者466名（其中武举人273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设立书院、私塾等，也造就了一些人才，但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仍多目不识丁。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知县厉嘉修改丹诏书院为官立丹诏高等小学堂。随后，公私立学堂相继开办。
民国初期，县设劝学所，“学堂”改称“学校”，对私塾采取限制、改良政策。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相继开办的公、私立学校中，私立学校坚持最久的是松斋小学；农村设校较早的是梅溪小学（现仕江小学）。民国4年（1915年），创办县立师范讲习所。民国11年（1922年），创办县立中学；丹诏小学附设幼稚级。民国12年（1923年），创办乙种农业学校。随后，还以夜校和民众学校的形式，组织群众学文化。这些，是我县师范教育，普通中学、幼儿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开端。
民国20年（1931年）全县有初级中学一所，学生135人，教职工18人；小学30所，学生2583人，按当时全县人口21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中仅有中学生6人，小学生81人；幼儿教育更为落后，全县仅幼儿园1所，入学幼儿52人，教职工3人。此后，小学教育，虽有所发展，还办民众补习学校，战时民校、短期小学或简易小学。但在相当长时间，私塾尚占相当大的比例，穷苦的工农子女很少有读书的。全县约80％的人是文盲，农村中文盲的比例更大，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通常只在25％左右。据民国25年（1936年）学龄儿童总调查，全县学龄儿童18570人，已入学的4730人，入学率仅占25.4％，中等学校（包括本县人在外地就学）的学生极少，其中工农子弟更少。直至1949年诏安解放前夕，全县只有初级中学2所（其中私立1所），县立初中在校学生394人（其中初师学生60人）。教职工33人，小学88所，在校学生9273人，教职工322人，幼儿园1所，入学幼儿40人，教养员3人。
当时，学校教育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国初期的教学内容，虽取消读经，讲授科学，但又提倡尊孔，注重修身。中期教材内容渐趋欧化，增加资本主义因素，后期增加公民、军训科目，施行法西斯奴化教育。教育方法是满堂灌，死记硬背。虽从国外传入一些新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很少运用。
抗日战争以后，教育经费空虚，教师生活无着，多次裁员减班，教育质量下降。
在旧中国，诏安县教育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19年县青年学生成立诏安县学生反日救国联合会，声援“五四”运动。1929年（民国18年）春，红军四十八团党代表温仰春，到本县南陂厚安村文圃学堂任教，播散革命种子。1938年8月，中共诏城学校支部建立，组织抗日救国宣传队，深入农村，进行救亡宣传。在诏安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领导各乡镇的进步师生开展护校斗争等等。在学生运动中，广大进步教师的骨干分子，后来多数成为党、政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数百年来，诏安热心教育事业并做出较大贡献的也不乏其人。远在宋儒士陈景肃创办石屏书院，聚徒讲学，明，布衣许海福悉出余资设义学，集乡亲子弟而亲自教之。清，谢浣湘设帐授徒，培养的人才多有建树，成为诏安历史上第一个女教师。民国年间，温仰春、林仲姚利用学校阵地做革命工作，点燃诏安革命火种。马近光（丹诏小学堂堂长）、谢鸿猷和沈聪慧（均丹诏小学校长）精心办学，桃李遍及海内外。沈璟创办诏安中学，为发展诏安教育事业作出贡献。华侨吴鹤汀私人创办松斋小学，坚持十年，也为祖国培养了不少人才。捐资兴学也已成为诏安优良传统。仅在陈盛韶执宰诏安期间，为重修丹诏书院、充实丹诏书院膏火，晓谕劝捐，计筹集番银（银元）就有13576元，纹银1400两。
在民国时期30多年间，由于教师的辛勤劳动，培养出来的学生，有的奔赴社会就业，有的考上高一级学校深造，他们多数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的首批知识分子，其中有的成为专家、学者，如水利专家李风澜，工艺美术家沈福文、作家林林、画家沈柔坚等，有的担任过党政机关领导要职，还有许多人从事教育工作。
（二）
从新中国成立至1986年，诏安县的教育事业，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经历了曲折的道路而取得了光辉成就。这37年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是稳步发展的七年。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全部接管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全县各级学校，废除教员聘任制，改由县府统一分配、委派。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教育文化政策，废除“公民”“军训”“童子军训练”等课程和教材。严禁体罚学生，实行启发式教学。学生在学校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同时参加社会活动。开展马列主义的学习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顺利地完成学校性质的根本变革，贯彻“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采取颁发助学金形式，使工农子女得以优先上学，同时，设冬学，办民校，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开展扫盲运动，举办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提高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文化、科学水平，改变了几千年旧教育的服务方向。
1953年贯彻“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学校建立规章制度，纠正中、小学学生社会活动过多的偏向，强调教学质量。教师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理论，课堂教学运用“五大环节”，一时教学改革，轰轰烈烈开展，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一定作用。但也有出现过学习苏联经验生搬硬套，忽视政治，脱离劳动的倾向。
教育稳步发展。诏安县初级中学1953年增设高中班，1955年改为诏安第一中学。1956年全县小学有149所，在校学生22047人，教职工566人，诏安第一中学有初中21班，高中4班，在校学生1325人，教职工81人。
第二个阶段，从1957年至1966年上半年是克服困雕曲折前进的十年。1957年，党中央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端正了办学方向。当时，我县各类各级学校，即按这一方针进行改革，随后，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部分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部分教师受到不适当的批判和处分，幸免者人人自危，不少教师长期背上思想包袱，影响了教师积极性的发挥。
1958年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两条腿走路”（国家办学与群众办学并举）的方针，进一步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肃清了旧教育制度的影响。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兴办农（职）业中学，创办耕读小学，发展民办小学，调动了群众办学积极性。这些，都为我县教育事业发展，开拓了新途径。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反“右倾”运动中，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教育全面“跃进”，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中学）过快，师资不足，逐级拔高，经费不足，设备简陋。师生参加生产劳动时间过多，劳动量过大，影响了师生健康，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忽视课堂教学和教师的主导作用，违背教学规律，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使教育质量无法保证。
1960年以后，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全县中、小学进行了调整，砍班、并校，下放了部分超龄学生，执行党中央“积极、慎重”的教育方针，重新确立“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的指导思想，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1963年贯彻中央颁发的中、小学和幼儿园的三个工作条例，总结历史经验，稳定教学秩序，把学校劳动列入计划，调整了校办工厂、农场，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全县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积极、慎重改进教学方法。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对剥削阶级出身子女贯彻“重在表现”的政策，对过去“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中被挫伤的教师，甄别平反，对教师（特别是老教师）注意政治上适当安排，思想上耐心帮助，生活上尽量照顾，工作上给予支持。这样直到1966年（“文革”前）教育发展比较顺利，教育质量有所回升。据1965年统计，全县有中学6所（其中完中1所），71班，在校学生达3240人，比建国前增长8倍，小学289所，924班，在校学生达29327人，比解放前增长3.13倍，幼儿园（班）、耕读小学、农业中学和成人教育，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17年来诏安教育，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了不少合格新生，为各条战线上培养了大批人才。
“文革”十年动乱，是第三阶段。“文革”这十年，我县是重灾区，教育是重灾户。学校首当其冲，深受其害。1966年6月9日，诏安第一中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开了“文革”序幕，接着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县里进行为期80多天的集训，几十名教师遭受批斗。8月，学校停课，师生走向社会，进行所谓“破四旧”。随后，各校先后成立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红小兵”和“战斗队”等组织，，篡夺县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权，开始批斗“走资派”，打派仗。“造反派”冲冲杀杀，校舍，课桌椅被破坏，教学仪器、图书资料，损失殆尽。1971年以后，“两个估计”流毒，泛滥成灾。各级学校领导成为“三反分子”“走资派”，教师被称为“臭老九”，部分教师长期受到揪斗、批判，精神上、肉体上遭受极大摧残。学校复课后，实行“开门办学”，学生下乡，下厂，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批“师道尊严”。缩短学制，随意变更教材和招生制度。校办厂、场，开荒种地，少上文化课，教学常被搁置。耕读小学、农（职）业中学停办，造成教育畸形发展，结构单一化。成人教育，幼儿教育，被迫中断，学生流动率上升，学龄儿童入学率下降。“文革”后期，学校布点盲目下伸，提倡队队办完小，社社办完中。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出现师资、经费、设备、校舍奇缺，造成学生质量大大下降，耽误了一代新人。
第四阶段是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教育事业拨乱反正，大力医治“文革”创伤，整顿队伍，恢复教育秩序，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肃清“左”的影响，批判“两个估计”，落实各项政策，平反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1979年以来，全县中、小学教师已复查、平反、落实134人；改正“右派”36名，中右不纯104名；改正历史老案69名；落实侨属、台属57名，地下党6名。在政治上大力宣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开展尊师重教活动，对坚持农村任教20年以上及教龄达30年以上的教师，发给荣誉证、荣誉章。树立尊师新风，提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到领导岗位上来。注意在教师中发展党员，吸收教师参加各级代表会议。在经济上四次为教师增资，民办教师实行统筹工资制。关心教师生活，为教师排难解忧。1986年解决教师家属农转非342户，1238人。对坚持在条件较差，交通不便的山区工作的教师，实行经济补贴，同时尽力解决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工作的问题和教师住房问题。对于侮辱、殴打教师的事件，自1980年以来，已处理62起。占用、侵犯学校校舍、场地的问题，多数得到解决。
1981年以后，贯彻“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强调精神文明、调整初、高中布局，开始了中等教育结构改革。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指明了进一步贯彻教育方针的方向，促进学校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变革。
党的十二大把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全党、全民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新的飞跃。1984年底，在县委召开的第五次党代会上，制定通过了《关于加强教育工作和科技工作》的决议，县人大常委会1983年和1985年两次，深入山区的官陂乡，太平乡视察，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1986年9月县委，县府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同时作出《关于加强教育工作的决定》。
多渠道集资办学，逐步改善办学条件。建国前，校舍多数借用祠堂、庙宇，设备简陋。建国后，修建校舍、增添设备，主要靠国家。虽经逐年修建、添置，但仍满足不了需要。加上“文革”动乱，造成校舍破旧，设备残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县、乡、村三级集资办学，并逐步形成经常化、制度化。从1979年至1986年上半年，全县通过多渠道集资办学共550万元，新扩建校舍40000平方米，添置课桌椅18000套，县财政在财力困难的情况下，安排给教育的经费和投资，仍逐年增加，仅1986年上半年就增加25万元办教育。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直到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37年中，诏安教育虽历经曲折、坎坷，但仍沿着党的路线前进，逐步建立了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从正规的学校教育到函授、电大等的教育网。现在，我县村村有初级小学或简易小学，乡有完全小学、中心小学和初级中学或完全中学，县有重点中学、实验小学。1986年有普通中学11所（其中完中5所），在校学生12748人，比1949年增加31.4倍；小学227所，在校学生65681人，比1949年增加了6倍多，职业中学1所，3所普通中学也附设职业班，共16个班级，学生622人，设有幼师、助护、缝纫、兽医、建筑、木工、家用电器维修、美术、林果、陶瓷、橡胶等专业。成人教育采取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办学，已形成了从扫盲到电大的成人教育体系。1986年上半年统计，全县参加各级各类成人教育学习的人数达18813人，其中参加扫盲班学习的10128人，业余高小班5827人，业余初中986人，业余高中610人，成人中专100人，党校中专34人，电视大学129人，幼儿园（班）93所，257班，在园幼儿数9896人，比1949年增加246.4倍。建设了一支比较稳定、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师资队伍。1986年全县仅中、小学职工有3189名（含中学712名，小学2477名）。其中公办2395名，民办794名，总数比1949年就增加8.9倍多。教育质量在“文革”前曾跻身于全省先进行列，获得高考红旗，《人民日报》和《人民教育》刊登了《山沟里飞出金凤凰》等评论文章。十年浩劫，毁我精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恢复、发展。1986年全县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95.7％，巩固率98.5％，毕业率97％，普及率89.46％，经漳州市检查验收，已达省教委规定的三类地区普及初等教育标准。1949年至1986年共培养了小学毕业生148261人，初中毕业生47615人，高中毕业生17752人。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向大专院校输送学生755人，向中等专业学校输送学生1499人，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据1985年全县总人口为489142人，每万人中有中学生265人，小学生1368人。
总的看来，诏安教育的现状，与民国时期相比，则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一个大的飞跃。这在诏安历史上实属空前。但是，初中升学率只有43％，满足不了群众入学要求，输送到大、中专深造的学生虽逐年增加，但无论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还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
诏安县很早就有书院。溯自建县前近四百年，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本县儒士陈景肃已在渐山建石屏书院，宋绍定年间（1228年至1233年）漳浦县尉周申在今南诏镇辖内创建了丹诏书院。置县后，建学宫、设县（儒）学。明崇祯十年（1637年）筑射圃于儒学西边，供员生习射。从宋至清，先后设立书院、义学、社学等教育机构多处，作为儒生和少年儿童读书的处所，历经整顿，或兴或革，或断或续，沿袭至清末，除官学以外，民间还纷纷设立私塾。
追溯诏安建县前后，人才辈出，从宋代的翁待举，至清末的李魁，历数百年，登上进士榜者81名（其中武进士30名），中举人者466名（其中武举人273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设立书院、私塾等，也造就了一些人才，但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仍多目不识丁。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知县厉嘉修改丹诏书院为官立丹诏高等小学堂。随后，公私立学堂相继开办。
民国初期，县设劝学所，“学堂”改称“学校”，对私塾采取限制、改良政策。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相继开办的公、私立学校中，私立学校坚持最久的是松斋小学；农村设校较早的是梅溪小学（现仕江小学）。民国4年（1915年），创办县立师范讲习所。民国11年（1922年），创办县立中学；丹诏小学附设幼稚级。民国12年（1923年），创办乙种农业学校。随后，还以夜校和民众学校的形式，组织群众学文化。这些，是我县师范教育，普通中学、幼儿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开端。
民国20年（1931年）全县有初级中学一所，学生135人，教职工18人；小学30所，学生2583人，按当时全县人口21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中仅有中学生6人，小学生81人；幼儿教育更为落后，全县仅幼儿园1所，入学幼儿52人，教职工3人。此后，小学教育，虽有所发展，还办民众补习学校，战时民校、短期小学或简易小学。但在相当长时间，私塾尚占相当大的比例，穷苦的工农子女很少有读书的。全县约80％的人是文盲，农村中文盲的比例更大，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通常只在25％左右。据民国25年（1936年）学龄儿童总调查，全县学龄儿童18570人，已入学的4730人，入学率仅占25.4％，中等学校（包括本县人在外地就学）的学生极少，其中工农子弟更少。直至1949年诏安解放前夕，全县只有初级中学2所（其中私立1所），县立初中在校学生394人（其中初师学生60人）。教职工33人，小学88所，在校学生9273人，教职工322人，幼儿园1所，入学幼儿40人，教养员3人。
当时，学校教育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国初期的教学内容，虽取消读经，讲授科学，但又提倡尊孔，注重修身。中期教材内容渐趋欧化，增加资本主义因素，后期增加公民、军训科目，施行法西斯奴化教育。教育方法是满堂灌，死记硬背。虽从国外传入一些新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很少运用。
抗日战争以后，教育经费空虚，教师生活无着，多次裁员减班，教育质量下降。
在旧中国，诏安县教育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19年县青年学生成立诏安县学生反日救国联合会，声援“五四”运动。1929年（民国18年）春，红军四十八团党代表温仰春，到本县南陂厚安村文圃学堂任教，播散革命种子。1938年8月，中共诏城学校支部建立，组织抗日救国宣传队，深入农村，进行救亡宣传。在诏安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领导各乡镇的进步师生开展护校斗争等等。在学生运动中，广大进步教师的骨干分子，后来多数成为党、政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数百年来，诏安热心教育事业并做出较大贡献的也不乏其人。远在宋儒士陈景肃创办石屏书院，聚徒讲学，明，布衣许海福悉出余资设义学，集乡亲子弟而亲自教之。清，谢浣湘设帐授徒，培养的人才多有建树，成为诏安历史上第一个女教师。民国年间，温仰春、林仲姚利用学校阵地做革命工作，点燃诏安革命火种。马近光（丹诏小学堂堂长）、谢鸿猷和沈聪慧（均丹诏小学校长）精心办学，桃李遍及海内外。沈璟创办诏安中学，为发展诏安教育事业作出贡献。华侨吴鹤汀私人创办松斋小学，坚持十年，也为祖国培养了不少人才。捐资兴学也已成为诏安优良传统。仅在陈盛韶执宰诏安期间，为重修丹诏书院、充实丹诏书院膏火，晓谕劝捐，计筹集番银（银元）就有13576元，纹银1400两。
在民国时期30多年间，由于教师的辛勤劳动，培养出来的学生，有的奔赴社会就业，有的考上高一级学校深造，他们多数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的首批知识分子，其中有的成为专家、学者，如水利专家李风澜，工艺美术家沈福文、作家林林、画家沈柔坚等，有的担任过党政机关领导要职，还有许多人从事教育工作。
（二）
从新中国成立至1986年，诏安县的教育事业，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经历了曲折的道路而取得了光辉成就。这37年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是稳步发展的七年。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全部接管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全县各级学校，废除教员聘任制，改由县府统一分配、委派。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教育文化政策，废除“公民”“军训”“童子军训练”等课程和教材。严禁体罚学生，实行启发式教学。学生在学校学习新文化、新思想、同时参加社会活动。开展马列主义的学习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顺利地完成学校性质的根本变革，贯彻“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采取颁发助学金形式，使工农子女得以优先上学，同时，设冬学，办民校，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开展扫盲运动，举办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提高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文化、科学水平，改变了几千年旧教育的服务方向。
1953年贯彻“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学校建立规章制度，纠正中、小学学生社会活动过多的偏向，强调教学质量。教师学习苏联凯洛夫教育理论，课堂教学运用“五大环节”，一时教学改革，轰轰烈烈开展，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一定作用。但也有出现过学习苏联经验生搬硬套，忽视政治，脱离劳动的倾向。
教育稳步发展。诏安县初级中学1953年增设高中班，1955年改为诏安第一中学。1956年全县小学有149所，在校学生22047人，教职工566人，诏安第一中学有初中21班，高中4班，在校学生1325人，教职工81人。
第二个阶段，从1957年至1966年上半年是克服困雕曲折前进的十年。1957年，党中央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端正了办学方向。当时，我县各类各级学校，即按这一方针进行改革，随后，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部分教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部分教师受到不适当的批判和处分，幸免者人人自危，不少教师长期背上思想包袱，影响了教师积极性的发挥。
1958年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两条腿走路”（国家办学与群众办学并举）的方针，进一步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肃清了旧教育制度的影响。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兴办农（职）业中学，创办耕读小学，发展民办小学，调动了群众办学积极性。这些，都为我县教育事业发展，开拓了新途径。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反“右倾”运动中，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教育全面“跃进”，教育事业发展（特别是中学）过快，师资不足，逐级拔高，经费不足，设备简陋。师生参加生产劳动时间过多，劳动量过大，影响了师生健康，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忽视课堂教学和教师的主导作用，违背教学规律，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使教育质量无法保证。
1960年以后，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全县中、小学进行了调整，砍班、并校，下放了部分超龄学生，执行党中央“积极、慎重”的教育方针，重新确立“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的指导思想，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1963年贯彻中央颁发的中、小学和幼儿园的三个工作条例，总结历史经验，稳定教学秩序，把学校劳动列入计划，调整了校办工厂、农场，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劳动教育，全县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积极、慎重改进教学方法。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对剥削阶级出身子女贯彻“重在表现”的政策，对过去“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中被挫伤的教师，甄别平反，对教师（特别是老教师）注意政治上适当安排，思想上耐心帮助，生活上尽量照顾，工作上给予支持。这样直到1966年（“文革”前）教育发展比较顺利，教育质量有所回升。据1965年统计，全县有中学6所（其中完中1所），71班，在校学生达3240人，比建国前增长8倍，小学289所，924班，在校学生达29327人，比解放前增长3.13倍，幼儿园（班）、耕读小学、农业中学和成人教育，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17年来诏安教育，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了不少合格新生，为各条战线上培养了大批人才。
“文革”十年动乱，是第三阶段。“文革”这十年，我县是重灾区，教育是重灾户。学校首当其冲，深受其害。1966年6月9日，诏安第一中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揭开了“文革”序幕，接着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县里进行为期80多天的集训，几十名教师遭受批斗。8月，学校停课，师生走向社会，进行所谓“破四旧”。随后，各校先后成立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红小兵”和“战斗队”等组织，，篡夺县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权，开始批斗“走资派”，打派仗。“造反派”冲冲杀杀，校舍，课桌椅被破坏，教学仪器、图书资料，损失殆尽。1971年以后，“两个估计”流毒，泛滥成灾。各级学校领导成为“三反分子”“走资派”，教师被称为“臭老九”，部分教师长期受到揪斗、批判，精神上、肉体上遭受极大摧残。学校复课后，实行“开门办学”，学生下乡，下厂，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斗“走资派”、批“反动学术权威”，批“师道尊严”。缩短学制，随意变更教材和招生制度。校办厂、场，开荒种地，少上文化课，教学常被搁置。耕读小学、农（职）业中学停办，造成教育畸形发展，结构单一化。成人教育，幼儿教育，被迫中断，学生流动率上升，学龄儿童入学率下降。“文革”后期，学校布点盲目下伸，提倡队队办完小，社社办完中。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出现师资、经费、设备、校舍奇缺，造成学生质量大大下降，耽误了一代新人。
第四阶段是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教育事业拨乱反正，大力医治“文革”创伤，整顿队伍，恢复教育秩序，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肃清“左”的影响，批判“两个估计”，落实各项政策，平反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1979年以来，全县中、小学教师已复查、平反、落实134人；改正“右派”36名，中右不纯104名；改正历史老案69名；落实侨属、台属57名，地下党6名。在政治上大力宣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开展尊师重教活动，对坚持农村任教20年以上及教龄达30年以上的教师，发给荣誉证、荣誉章。树立尊师新风，提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到领导岗位上来。注意在教师中发展党员，吸收教师参加各级代表会议。在经济上四次为教师增资，民办教师实行统筹工资制。关心教师生活，为教师排难解忧。1986年解决教师家属农转非342户，1238人。对坚持在条件较差，交通不便的山区工作的教师，实行经济补贴，同时尽力解决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工作的问题和教师住房问题。对于侮辱、殴打教师的事件，自1980年以来，已处理62起。占用、侵犯学校校舍、场地的问题，多数得到解决。
1981年以后，贯彻“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强调精神文明、调整初、高中布局，开始了中等教育结构改革。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指明了进一步贯彻教育方针的方向，促进学校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变革。
党的十二大把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全党、全民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新的飞跃。1984年底，在县委召开的第五次党代会上，制定通过了《关于加强教育工作和科技工作》的决议，县人大常委会1983年和1985年两次，深入山区的官陂乡，太平乡视察，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1986年9月县委，县府召开全县教育工作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同时作出《关于加强教育工作的决定》。
多渠道集资办学，逐步改善办学条件。建国前，校舍多数借用祠堂、庙宇，设备简陋。建国后，修建校舍、增添设备，主要靠国家。虽经逐年修建、添置，但仍满足不了需要。加上“文革”动乱，造成校舍破旧，设备残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县、乡、村三级集资办学，并逐步形成经常化、制度化。从1979年至1986年上半年，全县通过多渠道集资办学共550万元，新扩建校舍40000平方米，添置课桌椅18000套，县财政在财力困难的情况下，安排给教育的经费和投资，仍逐年增加，仅1986年上半年就增加25万元办教育。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直到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37年中，诏安教育虽历经曲折、坎坷，但仍沿着党的路线前进，逐步建立了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从正规的学校教育到函授、电大等的教育网。现在，我县村村有初级小学或简易小学，乡有完全小学、中心小学和初级中学或完全中学，县有重点中学、实验小学。1986年有普通中学11所（其中完中5所），在校学生12748人，比1949年增加31.4倍；小学227所，在校学生65681人，比1949年增加了6倍多，职业中学1所，3所普通中学也附设职业班，共16个班级，学生622人，设有幼师、助护、缝纫、兽医、建筑、木工、家用电器维修、美术、林果、陶瓷、橡胶等专业。成人教育采取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办学，已形成了从扫盲到电大的成人教育体系。1986年上半年统计，全县参加各级各类成人教育学习的人数达18813人，其中参加扫盲班学习的10128人，业余高小班5827人，业余初中986人，业余高中610人，成人中专100人，党校中专34人，电视大学129人，幼儿园（班）93所，257班，在园幼儿数9896人，比1949年增加246.4倍。建设了一支比较稳定、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师资队伍。1986年全县仅中、小学职工有3189名（含中学712名，小学2477名）。其中公办2395名，民办794名，总数比1949年就增加8.9倍多。教育质量在“文革”前曾跻身于全省先进行列，获得高考红旗，《人民日报》和《人民教育》刊登了《山沟里飞出金凤凰》等评论文章。十年浩劫，毁我精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恢复、发展。1986年全县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95.7％，巩固率98.5％，毕业率97％，普及率89.46％，经漳州市检查验收，已达省教委规定的三类地区普及初等教育标准。1949年至1986年共培养了小学毕业生148261人，初中毕业生47615人，高中毕业生17752人。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向大专院校输送学生755人，向中等专业学校输送学生1499人，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据1985年全县总人口为489142人，每万人中有中学生265人，小学生1368人。
总的看来，诏安教育的现状，与民国时期相比，则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一个大的飞跃。这在诏安历史上实属空前。但是，初中升学率只有43％，满足不了群众入学要求，输送到大、中专深造的学生虽逐年增加，但无论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还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