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爆发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全国人民抗日情绪异常高涨，到处成立了各种救亡团体，救亡运动正在蓬勃地开展。诏安一些在外地求学的爱国青年，在形势的影响下，组织了“诏安旅外回乡服务团”，打响了诏安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炮。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又先后成立了“城东小学儿童救国团”“抗战青年社”“孩子剧团”和“巡回歌咏戏剧队”等救亡团体。这些团体的建立，开始是出自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以后，随着地下党诏城支部的建立，在群众中贯彻了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进而形成了比较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诏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屡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但始终坚持战斗，用各种不同方式，时起时伏地进行活动，直至抗战胜利前夕，前后将近八年之久。
  “诏安旅外回乡服务团”是在1937年由我县在漳州、厦门、上海、北平等地求学的学生，于暑假回乡后组织的。成员以当时龙溪行政专员公署所办的“义务教育师资训练班”结业的学员为主要力量，其次是本县一部份小学教师，主要领导人是张源。张源原是厦门大学学生，后在龙溪义务教育师资班任职。这些青年都是受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有爱国热情。卢沟桥事变后，回到家乡，即发起成立“旅外回乡服务团”，开展了抗日宣传，写大字标语、游行、演街头剧、演讲和歌咏等。首次在城关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演出者陈松茂、沈炳文），表演逼真，演员与观众打成一片。又曾举行一次盛大的火炬游行，高唱《自由神》等救亡歌曲，使诏安城开始沸腾起来，大大振奋人心！
  暑假过后，我们有鉴于“回乡服务团”的名称已不相适应，为了保存组织，并作长期的宣传活动起见，准备改名为“宣传工作团”。正在此时，官办的“县抗敌后援会”成立了。县国民党当局企图用这块招牌来统制全县的抗日宣传活动，便着令“回乡服务团”并人。我们识破其用心，不肯受他们的利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便让“回乡服务团”自行解散了。
  “回乡服务团”存在的时间虽不长，但由于它产生于抗日烽火之中，团结了一批爱国青年，并使成员在思想意志上得到锻炼。如团员中的沈柔坚、陈松茂、林楠、许沙洛等，在第二年都先后参加了新四军。随后，在1938年夏，林楠、许沙洛由中共漳州中心县委派回本县工作，与沈秋生、林士彬在诏安首批参加地下党，建立中共诏城支部。另外，回乡服务团中的漳州“义师班”结业的学员，有10余人也先后参加了共产党的组织。
  在“回乡服务团”解散之后，“抗战青年社”成立之前，即1937年底至1938年，随着“回乡服务团”成员的回归工作单位，抗日救亡运动的种子也就撒到各个角落——主要是城东小学、诏安中学和城关其他小学。城东小学校长张源、善于团结爱国青年。其时，教师中有地下党员许沙洛等，又礼聘有名望的林仲姚、许瑞琏、沈家瑞等任教。他们大力在学校推行战时教育，并曾出版铅印刊物《抗战》2期，其中有林林、窦隐夫（俱党员作家）、吴鹤琴等人文章。同时组织“城东小学儿童救国团”，进行各种战时训练，大力进行各项抗日宣传。还在地下党社会支部的领导下，响应了重庆《新华日报》关于开展慰问前线战士的活动，在师生中征集大批慰问品和慰问袋，寄重庆《新华日报》社转交。每逢星期日，经常联合城南小学进行街头宣传，教唱救亡歌曲和《国际歌》，以及乌山游击区传出的方言歌，绘制抗战漫画、演出街头剧。
  1939年，地下党又在诏安中学建立了学校支部，党员有沈文陆、涂祖添、谢荣光、吴杰、涂金添等。他们团结周围倾向进步的同学，组织读书会。自费订阅进步报刊20余种，经常讨论时局，交流学习心得。并办《晓角》墙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抗战英雄事迹，抨击社会的黑暗和腐败现象。武汉失守后，组织一支宣传队，有同学多人参加，在课余时间和假日到街上或乡村以歌咏、漫画、大字标语、街头剧等形式进行宣传，增强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那年元宵节，还与地下党社会支部联合用民间习俗“闹厅”的形式到神庙、祖祠、商店宣传抗日和劝募（所募款项寄《新华日报》社转交）。一时锣鼓喧天，情绪高涨，盛况空前。当时的中共漳州中心县委的机关报《前哨报》对此活动有过报道。
  自从“回乡服务团”解散之后，大家迫切需要一个团体来组织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正好当时的县政府有一个年轻的收发叫龚健其，他虽是青年党人，但拥护抗战，不满国民党的无能和专制，原来“回乡服务团”的一些年青人与他多有接触。由于抗日的共同目标，便在1939年组织了“抗战青年社”，社址设在中山路中段社员徐士杰住处的二楼。参加者30余人，城东、城南两小学的教员最多。地下党支部经上级组织同意，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该社，以便通过这个公开的社团来团结更多的爱国青年。地下党员参加该社有10余人。较有名望的社会人士林仲姚、沈达材、沈光，沈炳华、林鸿翥、沈锡纯、曾荣华等亦是社员。
  “抗战青年社”是在以我地下党员和所联系的进步青年为骨干，进行更为广泛的抗日宣传。首先是发动城关几间小学和诏安中学的师生，于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进行各项宣传，每晚都在楼上用广播筒报告抗战新闻，几乎形成制度。救亡的歌声响遍大街小巷，还有街头演讲会、街头剧、活报剧、漫画等，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其次是出版《抗战青年》（铅印）共3期，有地下党员和林仲姚、沈达材、林鸿翥等人的文章，宣传抗战必胜，投降必亡的救国道理，很受当时社会的注视。
  大约过了一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诏安县的国民党当局也挥起屠刀。首先是禁止《抗战青年》的出版，接着又查封了“抗战青年社”。
  1939年11月30日，日伪军从广东向诏安进犯，县城陷落。诏安中学学生以中共学校支部的党员为骨干，组织了一支战地宣传队，流动于溪东的美营、龙眼坑、沈厝寨一带开展宣传。不久县城收复，但因敌机不断轰炸，诏安中学搬迁到大布村上课。在点灯山下，中共学校支部定期分发《前哨报》，并教当地农民唱《十二月》《劝郎参军》等方言歌曲。县城收复后，城关各小学被着令停课，学生分散，城关的抗日宣传的基本据点和宣传力量已不复存在。经地下党社会支部研究决定以厦门儿童剧团为榜样，由许沙洛、谢家群领导成立“诏安县孩子剧队”，以留在县城的城东小学学生为基本力量，主要队员有谢明芬、林计同等二、三十人，以歌咏和戏剧为主要形式，先后演出《谁说我们年纪小》《古庙钟声》《雪里红》等抗战独幕剧，使一度沉寂的诏城又重新听到抗日救亡的歌声。
  1940年、国民党纠集兵力向我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围剿。是年夏天，在乌山搞农运的谢世杰同志和从新四军部队请假回来的涂屏南同志相继被捕、牺牲，社会支部的几位支委也受到敌人的注意，上级党组织指示分散隐蔽。地下党领导下的孩子剧队的队址谢厝祠堂受反动军警的搜查和捣毁，不得不停止活动。这样一来，诏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因而受到影响，暂时沉寂下来。
  1943年，县教育科为了加强社会教育，成立了“诏安县巡回歌咏戏剧队”，队址设在中山公园的纪念堂，全队12人，除几位负责人是专任外，队员都是从现任教师中抽调。总干事沈耀明（已故）曾多次掩护过我党陈文平同志来城关活动。队员中有地下党员4人，其他也多是“回乡服务团”和“抗战青年社”时期的活动分子，他们还保持当年的爱国热情，赞成抗战到底和同情革命的。他们坚决拒演曾一时甚嚣尘上的话剧《野玫瑰》（该剧是陈铨所写，有意宣扬投降妥协的汉奸思想），而坚持演出《生命之花》《烟苇港》《看谁先到重庆》《桃李春风》《结婚进行曲》等宣传抗战的有名话剧，其中有的剧本是进步作家老舍、陈白尘创作的。除在县城的中山公园和许氏大宗祠前的广场公演外，还到四都、溪东一带巡回演出。又举办一次“巡回木刻展”，各地知名木刻家如野夫、刘伦、许霏等人也送来作品，在县城和四都展出，并出版专刊。既丰富了抗日宣传内容，又为诏安艺坛增添光彩。
  巡回歌剧队的活动坚持到抗战临近胜利之时才告结束。曾以延安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队训，大书于队部的正面墙上。虽然50个年头过去了，但它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诏安的抗日宣传活动，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国民党当局所组织的一些社团。虽然都是奉命组织，算是合法的。但由于都是业余性质，官样文章多，组织十分涣散，因此不能持久，宣传工作也是一瞬即逝。参加者都是只限于与国民党或三青团有关系的人员。他们先后曾组织了“宣传工作团”“巡回宣传队”和“抗战剧社”等（以上都隶属于诏安县抗敌后援会）。此外，还有县总动员会的漫画组和“青年剧社”（隶属于三青团诏安分团）等。在抗日救国的总目标下，进行刷写大字抗日标语、抗日漫画的宣传。同时，也演出一些宣传抗日、保卫家乡的歌剧和话剧。记得最先有潮剧《金山卫》，以后又有话剧《凤凰城》《大义灭亲》和《钦差大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