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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及税率
  在明代末叶，诏安县田赋征收是实行银米兼收制度，既有财政入库，又有粮食调度，这是田赋征实的历史前身。后来感到征收米谷比较麻烦，运贮不便利，“米畔”就不征米谷了，规定了一个不变价的折收银元，与“银畔”一并列入县库收入。经管此项赋税的单位叫“库房”。主办收缴此项税款的人员，由县缙绅通过衙署关系，定额包办，名叫“库房总管”，一般称“总管”为“老爹”。每逢县太爷调任，新太爷下车伊始，绅士们就日夜奔走，以求得这一美缺。负责各乡村征收赋税者叫“图承”，一般人叫“相公”或曰“粮胥”。“粮胥”也是个好差事，要通过夤缘贿赂并缴纳一定的押柜金才能得到的，世代相传，不能随便更换。“粮胥”的家庭也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不动产。
  田赋征收税率规定以1.00亩×2.5元为正税，又加一成为征收费用。清末附加二成宫庭脂粉费（相传是慈禧太后时才有此项附加税，用为嫔妃宫娥脂粉费用）。民国初，附加二成铁路费，不久，增加二成教育费，接着又加二成公路费，按附加税的总和占正税的百分之九十，粮户负担逐步增加。粮户纳税后，一律制给县署串票为依据，串票上盖有县公署正堂四方大印，旁边加盖各项附加税目的印戳。串票银畔分一元，五角、三毫，四毫、五分、二分、一分，米畔分为一斗、五升、二升、五合、二合、五勺、二勺、一勺各种票面。
  “粮胥”下乡征收赋税，坐肩舆，跟随从，乡人称“粮胥”为“相公”。乡设户长一人或二人负责“粮胥”到当地收粮税时的接待工作，并向各粮户催缴赋款。农民认为“相公”是县衙里派来的官吏，奉承惟恐不恭，‘粮胥”骄矜傲慢，对农民作威作福，有时还要武断乡曲。有的乡的户长善于逢迎，向“粮胥”领取全乡全年赋税串票，负责包缴全乡全年税款，叫做“户长包收”。“户长包收”成为农民缴纳税款的第二接手，对农民收税，还要额外增加，农民啧有怨言。有的乡民觉悟较高，不能忍受“粮胥”的剥削，自走衙署门路，经衙官同意，库房总管划出全乡赋额，直接发给粮串，向库房缴款，与经收该乡赋税的“粮胥”免除关系，这叫“柜完”。因为攫取“粮胥”利益，往往发生词讼，两下打起官司。
  以上田粮征收制度，沿至民国29年（1940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田赋变革，改征实物政策，粮户有田有赋，按赋征粮。开头第一步进行土地编查，当时诏安县政府增设地籍科，训练一批年轻地籍员，分配到各乡村进行土地编查，为田赋改征实物作准备。因为改变田赋征实是一项复杂工作，更兼国民党政治的腐败，在改变过程中，产生不少乱子，除少数偏僻土地漏丈漏编之外，地籍员居间弄弊，将甲等田列为次等田，平田改为梯田，囤田改为垦田，种种人为差错严重发生。逾年，为纠正这一差错，政府进行一次复丈复查和复编地粮补正工作，把全县漏丈漏编的土地作了一次较翔实的整理。从1942年第一季度开始，实行田赋征收实物（稻谷），取消了多年来的“粮胥”收粮制度。
  随着田赋征实需要，1943年田粮合并，诏安县成立田赋粮食管理处，原田粮科并入田粮处。田粮处设处长、副处长、科股长。处长由县长兼任，实际业务由副处长执掌。诏安县田粮处首任副处长为孙堪，以后更迭，继任者为郑国祥、杨福五、林若潮（林臻曾以省储运处专员名义兼任县田粮处调拨科科长）。田粮处职掌地籍、仓聍，调拨，为适应供应事宜，又设立诏安县军公学粮办事处，负责办理供给地方军警、公务员和教职员工每月粮食。同时设立诏安县粮食加工厂（其加工溢余大批粮食，由粮官勾结豪绅坐地分赃、悉数贪污）。
  二、征收
  各乡田赋征收员，根据田粮处地籍科发给的粮户赋额花名册，分夏、秋两季征收，大抵在早晚谷登场晒干的一星期内，通告各粮户按规定日期，到指定地点（仓库）交缴实物。收粮时一定要经过两道手续：①检查稻谷质量，防止潮湿或掺杂。②当风搧净，一律以衡器收粮，只有仓库一杆称发生作用，任其克扣。其他的称，再准确也不能使用，这是粮食征收入库的一种明显弊端，也是一种畸形现象。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粮户不缴交谷子，事先与征收员协商同意，将应缴粮食出具一纸代管条子交给征收员，与归仓粮食一起报田粮处，代保管粮户与征收员上下其手，各舐各的甜头。待田粮处开出支付命令书拏不出粮食时，他们四处奔走，向县处主办人员送烟送酒，或入股私分，采取各种手段报损，不了了之。
  三、仓储
  旧社会田赋征收员又是仓库管理员，收付方由一人总管，这是当时田粮处的一种特殊的会计制度。
  全县仓库都是利用公堂、祠宇、寺庙，没有一个按规格建设的粮仓设备。所收谷子，倾倒祠宇的角落里，用草簾子盖上，既没有检温器，又没有防潮设备。管理员每天考虑的问题，不是如何把粮食保管好，而是攒《仓储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仓余和仓耗的问题，如何去捞取这个余额和耗额。由于征收实物时，使用重秤，从交粮农民身上进行普遍严重的剥削，仓储实存数多于上报数，库存实物余额是肯定的。又按《仓储管理暂行条例》规定耗率，每百斤稻谷保管6个月至1年，准予报销0.5％，保管1年以上至2年，可以报销1％。更加部分粮户代管的粮食，一两不耗，照例也上报耗额，可见仓管员每年贪污粮食是相当严重的。仓管员有的贪欲无餍，监守自盗，妄报失火失窃，1943年太平仓库谎报二次被盗，马厝仓库谎报一次被盗，仓管员林长生被撤职查办，就是出现了这一类事件。
  四、调拨
  诏安县人口在1949年解放前，据不完全统计有22万人，而水稻种植面积不但没有减少，甚至有了增加。一是土壤较优园地改种早稻；二是利用咸淡之间的海埭，种上水稻，改为埭田，如甲洲的成州埭、亚洲埭，四都的港口埭等；三是在沙泥涌积，大风巨浪侵袭不到的海湾滩上，用石块筑成堤坝，围作咸田种稻，如四都大梧的东西埭，田朴蟳寮的新圩埭，解放前增加这类田约有3000亩之多。这类田有的纳少量粮税，有的不纳税。
  诏安县本来是一个粮食自给有余的县份，在国民党时期，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市场物价多是折合米谷计算，公教人员工薪都一律按米额发给，当时粮情已出现紧张状态。加上汕头、潮安、饶平等地粮价都较本县高，一些商人乘机搞粮食投机，官商勾结经营粮食走私或囤积居奇，把原来粮食有余的诏安，变成粮食严重不足，粮价逐日上升。当此粮荒的时候，国民党福建省粮政局，根据诏安的呈报电拨本县仓储粮食二次5000担给本县平卖调剂粮价。此项平粜谷子命令下来，广大群众和公教人员喜形于色，认为有平价粮可吃。但结果却遭受地方势力的牵制，各机关、团体，提出分配要求，田粮处做不了主，只好交给民意机关的县参议会去决定处理。结果第一次3000担由各机关、团体平分秋色，第二次2000担决定运往汕头按市价出售，将赚来的钱作为修建诏安通济桥公益事业。由于市价逐日上涨，出售2000担谷子，10天后，购买不到1500担。
  在这个平粜粮食的问题上，闹得满城风雨，城市要，乡村要，山区要，最后，只好按照他们各乡所签具代保管仓库粮食的数目售给他们。结束一桩事情。
  1945年4月间，盘踞在厦门的日军跨海向龙诏干路流窜，国民党省政府电令诏安县濒海乡村所有仓库粮食，一律疏散，如果一时搬动有困难，可以借给当地殷实农民具条保管。在这紧急的情况下，梅中乡乡长田炳煌向县长钟日兴接头，把全乡库存粮食5500担，由他自己一手包借，结果颗粒未还，尽饱私囊。
  以上是解放前我县粮政概况，仍有待于充实，希知情者予以补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