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诏安地处闽粤交界，是福建最南部的县份。东接本省云霄县，通往漳厦，西邻广东省饶平县，可达潮汕，水陆交通便利。由于旧社会经济不景气，人才缺乏，技术落后，工商业及货运发展缓慢。商业在历史上大部份是经营土产、土杂货、水产、食品、糕饼、酒类、汤点等中小商号和摊贩，还有少数当铺。手工业作坊如油车（专榨花生油）、蔗寮（专榨甘蔗）。蔗寮除直接加工红糖外，并以蔗汁运至糖房（糖业复制加工作坊）收购，加工成贡粉、白糖、赤糖三个品种。赤糖、贡粉供外销，白糖多为本销。油车和蔗寮设在农村，糖房大部份设在城关，在城关的有长记、长发、源记、承发、源和、仁和、大来、成太、瑞美、裕发等商号；设在农村的如西潭乡德茂、坤茂，溪南乡永隆等商号。此外，还有竹器、木器、铁器、酿酒、土烟丝，文化用品、日用品和咸金枣、蜜饯等小型手工业工场。
  清乾隆至嘉庆年间，本县岸上村及城关“顺庆堂”“永垂堂”有人投资建造木帆船，专营北上海运业务，历史上称为北船（北上木帆船）。北船最盛时期达百只。最多是岸上村，其次是“顺庆堂”。北上货物，主要是本县土特产红糖、赤糖，贡粉。北上停靠站分为大北和小北两地，大北是指天津、辽东半岛。小北是指宁波、柘浦。北船运回物资，主要是大豆、豆饼、绍兴土酒、高梁酒、京果、皮蛋、大龙缸等。北船是当时主要运输工具，船运收费及船主自营货物利润很大，俗称“上头加三、落头加四”。经营北船的岸上村和“顺庆堂”是全县首富。岸上村祠堂林立，大厝成群，俗有“有岸上富，无岸上厝”之称。
  工商业的发展与交通业的密切关系
  诏安城关工商业的分布，历史上最繁荣热闹的是靠近东溪一带。水运便利的东关，商店密集，行业齐全。其次是南关、北关。由于有了北船沟通南北货物，不但增加市场的繁荣，商业行业也不断增加，同时，促进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
  宫口港是我县一个良好的港口，距县城30多华里，在东溪下游出海处，水深港阔，历史上就是木船停靠站和货物吞吐的枢纽。海运除大帆船北上以外，还有中小帆船穿走本省厦门和广东省的汕头、潮州一带。
  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订以后，福州、厦门开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者对中国进行经济入侵，在各口岸设立轮船公司。及后，广东省汕头也开辟为商埠，厦门、汕头等地有了轮船川走南北，承办客货运输。本县原有北上木帆船是靠风力行驶，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运输时间不能固定，风险性大。随着轮运业的兴起，木船业在运输上没有竞争能力，业务逐步衰落，海运业务为轮船代替。民国以来，为适应形势的变化，我县部分商人集资购买电船，经营由诏安至厦门、汕头的海上运输业务，最盛时期有10多家，20多艘，船号有太宁、海珠、海玉、福盛、福安、四川、高州、福星、福东等。这些电船载重量最大可达百吨，最小的只有10多吨。由于有了电船，运输快速，商品购销便利，促进我县商业和工农业的迅速发展。我县运往汕头的主要物资有红糖、赤糖、花生油、荔枝、柑桔、家禽、禽苗等。由汕头进入的主要商品有布疋、百货、卷烟、酒类、干果菜、面粉、大豆、豆饼、煤油、火柴以及文化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
  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是我县商业比较稳定和发展阶段。商业行业划分为棉布、百货、五金、文具、茶、烟、酒、京果、中药、柴炭、陶瓷、土产、米店、首饰、竹器、木器、铁器等。手工业工场有制糖、榨油、酿酒、手卷烟、竹器、农具等。民国15年至20年，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偏僻乡村和山区种植鸦片，农民经济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是我县商业历史上最发达时期。嗣后，国民党政府规划在城关整顿市场，改建公路。将原来“大街”东至通济桥，西至南门头，改为中山路：原“筊苈街”至“水饼街”改为三民南、北路，两边旧店铺一律拆除，放宽路面，一律新建为三层或二层房屋。经过整顿，市场面貌焕然一新。但由于拆房建屋，有的商店资金耗费过多，周转困难，不少商店因得不到潮汕一带上盘商的信用和支持，以至倒闭。
  抗战期间我县商业情况
  抗战期间，日寇南侵，厦门、汕头相继沦陷，海上运输阻塞，经营电船行业收缩。陆路交通，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抗日进行破坏，车辆不能行驶，进出口物资和县内物资流通全靠肩挑，因此，各地转运行业应运而生。当时我县官僚资本组织一家承运处（操纵盐业的独利组织）专营食盐的县内外运输和供应，并在城关、四都、太平、官陂、秀篆一带开设“盐子店”。抗战时期，由于舶来品告绝，市场日用品供应紧张，大类商品均无货源，群众照明用油和舞台用油一律改为花生油代替，布疋大部分以广东澄海一带用旧棉被加工的土布供应，百货大部分是广东揭阳、普宁以及漳州市的手工业产品。1945年抗战胜利，交通恢复，南北货物逐步畅通，市场趋向恢复和繁荣。金融较为稳定，各行业得到暂时发展。
  伪币贬值、官僚资本乘机掠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继续发动内战，使人民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加之军费担负庞大，财经十分困难，国民党政府为了挽回危局，作垂死挣扎，在各地大量发行货币，造成全国性通货膨胀。从1947年开始，伪币已不断贬值，至1948年，币值已是朝不保夕，民心惶惶，不可终日。全县商店，受伪币贬值的影响，资金耗尽，大部份商店剩下个空架子，每天资金周转，只靠借利息维持。当时市场出现了放息条、借息条的怪现象。先是月息翻一番，后来是10天利息翻一番，最后发展到以日计息，日息高达15％，称为“飞机息”。一大批无固定职业的人充当牙纪，专为各商号代办借放息条，掌握各商店的经济命脉，当时部分较有远见的商人，在贸易上采取以物易物（即留货不留钱），经营比较稳定。部分商人没有看透国民党政治腐败和金融崩溃的形势，认为放息条有利可图，变卖存货投入放贷，结果一败涂地。如东关一家酒店，将店内存货1000多瓮红酒、荔枝酒全部卖出，以货币投入市场放息条，短短几个月时间，千瓮酒资竟成泡影，结果老板悬梁自杀。还有人卖掉谷子放息条，到头来，一担谷子换回一包火柴。当时三民北路一家油行，靠借息经营，一天，因店前有人不小心弄倒花生油在地上，几条狗争吃花生油，路人围观，债主误认为这商行经营上发生危机，纷纷上门迫收现金，该店一时无法应付，不得不宣告倒闭，由此，牵连五、六家商店同时倒闭。这时，伪币已完全失去价值作用。市场零星买卖采取以米代币，群众购买食品和日用品都以米计算和找零，大宗交易以黄金计值。正当经济崩溃和市场混乱的情况下，我县官绅合资经营的通益银行乘机而出，发行“金单”面额分为钱、分、厘投放市场使用，并以“金单”放息，名义上是为了稳定市场，实质上是进行大量的垄断和掠夺。
  1948年，伪币在群众中已威信扫地，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改变花样，印发“金圆券”为货币，以1元“金圆券”回收旧币300万元。时隔不久，“金圆券”重蹈覆辙，又被群众看穿，成为废纸。国民党政府最后又抛出“银圆券”投放市场使用，群众再也不能相信。“银圆券”一经抛出，迅即夭折。从此，市场买卖一律使用银圆。
  1949年12月12日，在胜利的凯歌声中，迎来诏安的解放。从此，全县工商业者，在共产党的关怀和重视下，得到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