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7岁时和我哥哥俩从越南回到本县现深桥公社的岸屿大队，在私塾里念了4年书，到我12岁时，父亲在南洋逝世了。噩耗传来，悲痛万分，家庭就此更加贫困。我从此失学，给人家放鸭，生活很困苦，常常是吃一顿没一顿，到了19岁那年，国民党抓壮丁，我代替我哥哥去当兵，那正是抗日期间的1940年。
  为了抗日，我认识到必须练好军事技术，平时我对枪法就很注意练习，在国民党军队中，我也曾参加过几次打日本的战斗，因为我胆大勇敢，每次都冲锋在前，勇猛杀敌，被提升到排长职务。但由于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我于1945年9月被调离军队，回家务农。
  1946年间，国民党又把我再征调安插到本县一个所谓自卫队任班长，这个自卫队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当时主要是对付乌山游击队。我思想上对国民党很不满，特别自卫队那个连长，是个兵痞出身，对下属士兵，经常辱骂殴打。我和几个士兵曾喝过刺血酒，准备打死那个连长。
  但是，我对共产党的认识也很模糊，有怀疑。1948年4月间，我被国民党保安队调去驻扎在走马塘，这一次，是专门要打乌山游击队的，保安队中队长张志鸿和伪军事科长皮世同还亲自到这支队伍来训话，要大家为他们卖命。到了5月25日1时许，乌山游击队200多人，在卢叨、王汉杰同志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打走马塘，把自卫队团团围住，这个所谓自卫队，名义上是20人，实际上是17人。游击队打得十分勇猛，自卫队的人都被包围在屋子里，吓得缩成一团，游击队对我们躲藏的屋子投入几颗土炸炮，有人爬上屋顶，跳下屋里去，我当即被俘了。
  我被抓到游击队后，开始思想十分害怕，认为我可能被枪毙掉，因为，我是一个机枪射手，又曾经和乌山游击队对火过。这回肯定死多活少，但是游击队的领导和战士，可不是和我料想的那样，待我很好，我亲眼看见，游击队官兵一致，胜似那亲人，团长给战士理发，担水扫地一起干，这和国民党军官的法西斯作风，当官的可以随便打骂士兵，甚至可以打死人，真有天壤之别，这使我感动极了，因此当游击队的领导问我有什么要求时，我提出了（一）参加革命，立功赎罪；（二）如果游击队不吸收我，我也不愿回到国民党方面去，愿组织人马，与国民党斗；（三）回到越南去。最后，领导上看我态度坚决，决定留我在游击队，王汉杰同志还为我改了名，把我原来叫沈素平、改为沈重生。为什么叫“重生”这个名字。“重生”的意思就是我参加了革命，党给了我新的生命、如获得重新诞生一样。人是不可能第二次诞生的，但是我参加了革命、却使我在政治上获得新生。开始，我对这个名字的含义还不太了解。后来，在革命斗争中学习、实践，使我逐步的加深认识，是呵，我是个在旧社会生长的苦孩子，回忆当时20多年走过的曲折道路，如果没有共产党，如果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像慈母般爱护我，挽救我，使我参加革命，认识了真理，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并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那么，我是无可能跟着时代进步的潮流而前进的。记得，当我到游击队第三天。当时的地委书记卢叨同志在与我谈话中，指着距离身边五六百米远的1块大石上一个小孔亲切地对我说：“你能打中那个小孔吗？”我一连打了3发子弹，都在那个小孔的边沿。游击队的同志对我很赞许。我在革命队伍中，前后参加了60左右次的战斗，我都是猛冲猛打，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仇恨的阶级感情而战。1948年间，我跟王汉杰同志在漳州一带与敌开展游击战。有一次在漳州的程溪，会尚黄所在，我们一个突击队只有七、八十人，敌人的保安团却来了五、六百人，兵力众寡悬殊，战斗非常激烈，王汉杰同志中弹负伤，我们一个排长也牺牲了，敌人从山下紧紧包围起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汉杰同志命令同志们集中火力，突出重围，不要管他。我们怎能丢下王汉杰同志不管呢？我背着王汉杰同志，冒着枪林弹雨，终于冲出重围脱了险。王汉杰同志亲切地对我说：“你今天这个表现是一个共产党员”。后来，于1948年11月23日在乌山公田，我由王汉杰、李仲先二位同志介绍，我参加了光荣的共产党。
  在部队中，我先后曾担任过独立营副营长，连长等职，还到过福州军大学习，后转业到地方，又当过大队支部书记、公社副书记、农场书记等职。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和信任，我是终生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