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诏邑师表，桃李满丹诏的原诏安县政协副主席林仲姚老师，在经历了92个春秋的漫长岁月之后，于1980年5月离开了人世！这位爱国民主人士，年高德劭，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前进，紧紧靠拢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应有的光荣归宿。他在世时，受到了人民的尊敬。他的逝世，千百名学生挥泪同悲。中共诏安县委会、诏安县人民政府送了花圈；中共诏安县委统战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县委统战部长陈福亮和县政协常委沈光老师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原中共闽南地委负责人、福建省民政厅副厅长陈文平，原中共诏安县委副书记李亚伟惊闻仲姚老师噩耗后，分别从福州、从上海拍来了沉痛的唁电，并送了花圈拜挽。仲姚老师的一生事迹，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典范。他虽与世长辞，但他给我们这些晚辈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林仲姚出生于书香门第。生于1888年农历二月初三日。他13岁时曾追随长辈亲友徒步上漳州，参加晚清最末的一次科场考试。他赴“童子试”初榜揭晓，名列前茅。旋因罢科举、兴学校，林仲姚在广东金山中学（五年制）毕业，他的学名林景崇，笔名：诵尧、浪沤。他的祖父林天翔，清朝道光年间举人。大伯父、三伯父都是晚清的府学生员（秀才），二伯父林壬（别字二有）钦点翰林院编修，出任山西省正主考。父亲为童生，虽未进入府学，但也颇有文名。
  林仲姚以实际行动支持他的两个儿子（林士彬、林士谟）参加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林士谟（林楠）早期担任过地下党诏城支部书记，诏安解放时被任命为诏安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科长。林仲姚的孙子得男，善男均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
  （一）
  林仲姚的母亲系广东人。他青年时期在金山中学读书，受到了该校校长杜国庠（即杜守素，解放初，任广东省文教厅厅长）的直接栽培，深受爱国民主思想的熏陶。1911年10月10日，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在武昌起义，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当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广东潮安的金山中学时，学生都组织起来返回家乡向群众宣传，在金山中学读书的诏安籍学生回到家乡后，立即与县城的一部分青年学生联合起来，组成1支20多人的宣传队伍，向城乡群众进行宣传，揭露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协同参加同盟会的驻军管带王得宝响应起义，宣布诏城独立，扣押知县韩克〓，公推武营游击周运昌为民政长（即县长），成立共和政权”。（上述引自中国共产党诏安县委员会编的《诏安人民革命斗争史》（初稿）由此可见，青年时代的林仲姚，就是在金山中学参加了这一推翻满清的民主革命活动的。
  在1919年5月4日爆发的爱国反帝运动，也给我县人民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当时，我县的青年知识分子（教师和学生）闻讯后，立即展开宣传活动，组织诏安学生反日救国联合会和诏安各界反日救国联合会，公推丹诏小学校长林景崇（即林仲姚）为会长，动员100多个教师和2000多个学生成立宣传队，向群众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对外谄媚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袒护卖国贼，镇压革命的严重罪行，讲述当亡国奴的惨痛，发动群众不买日本货，同心协力救中国。在提倡国货的运动中，学生们一方面劝导商户拒办日货，一方面组织进行日货登记，并通电上海全国学生总会，取得互相呼应。一些商人不仅不听劝阻，而且暗中再办日货出售，还公开谩骂学生运动。因此激起了学生们的无比愤怒，把他们商店中的日货全部没收，集中于溪坂烧毁。由“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引起的诏安学生运动足足坚持了一年多。至1921年1月，军阀政府派兵进驻诏安，强行解散反日救国联合会。学生爱国运动虽然受到阻挠，但是反帝反封建的烽火，却由此而越燃越旺起来了。”（以上引自中国共产党诏安县委员会编的《诏安人民革命斗争史》〔初稿〕）。
  林仲姚出任丹诏小学校长的时间不很长。他刚正不阿，耻与官绅同流合污。他目睹推翻帝制后的中国，依然摆脱不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军阀政治之黑暗，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之腐败；他深深敬佩中国新文化主将鲁迅的革命情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然而，充满爱国民主思想的林仲姚，终于难免有些彷徨了，“中国何处去？”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使他在黑暗社会中不断探索，不断前进。他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在无限愤慨之中毅然离乡背井，远渡重洋，到异国寻求人生的真谛。他落脚于新加坡、槟榔屿一带，异国的风光、胜境、民情、人文、政治……给林仲姚开阔了眼界，使他耳目为之一新。在新加坡，他担任了《南洋商报》的主笔，与李铁民（陈嘉庚先生的秘书）同事，接受了著名爱国人士陈嘉庚的影响，也结识了不少举世闻名的进步作家，如胡愈之、黄药眠、洪丝丝等。在槟榔屿，林仲姚担任《南洋时报》总编辑。他利用报纸这个强有力的舆论工具，为反帝、爱国进行不遗余力的鼓吹，以致触怒了英国殖民当局，最后被“驱逐”回国了。他回国还乡途经汕头，海关查验行李时，所携带的八大牛奶布袋竟然全部装满了书籍，成为当时的一大趣闻。
  林仲姚从南洋归国以后，一本爱国反帝之初衷，适逢“七·七”抗战爆发，他满腔热血撰写文章，指引诏安青年追求民主追求进步。他积极参加领导学生界、文教界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他参加了中国共严党建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诏安“抗战青年社”的各项抗日工作，曾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和鲁迅先生在抗战青年月刊发表文章，结合当时形势，大声疾呼团结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抗日、坚持进步，反对分裂，反对投降，反对倒退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县城南关有一个叫沈万伍，是大同派报社的报童。以贩卖报纸为生计。沈万伍因分报纸而经常出入于林仲姚的寓处——武馆（承裕堂）。仲姚老师象自已的学生一般对待他，不断地给这个穷苦报童进行启蒙教育，使他逐步提高思想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后来，沈万伍在“诏城”党支部参加了共产党，并且上乌山参加游击队，后担任了中共云和诏工委副书记（化名为钟阿治），在诏安临解放时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陈文平同志也是林仲姚老师的一名非常亲近的学生，他参加革命以前多次亲聆仲姚老师的教诲，思想深受其影响。仲姚老师是以心血进行浇灌，促使其幼苗茁壮成长，日后成材。因此，师生两人情深义笃，虽历经政治风云之变幻，为害惨烈之十年浩劫，然数十年彼此之革命情谊终无稍衰。
  1949年暮春，中共云和诏县委书记李亚伟，根据闽南地委的指示，派沈静同志“下山”寻找原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诏安城区地下工作组”的中心组。中心组的组长郑惠贞（女），副组长吴杰、谢荣光，成员为涂金添、林士彬、沈柏森等人。秘密联络点就在林仲姚的家里。郑惠贞是林仲姚的二儿媳妇，林士彬是林仲姚的大儿子。1949年5月份至诏安解放那一天（1949年12月12日）以前，经常从乌山来进行秘密革命活动联络的是交通员沈铁生同志（现任中共诏安县委党史办的主任）。对于这些情况，林仲姚虽然耳有所闻，目有所睹，然而他出自对共产党的拥护，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一贯地严守秘密，使“诏安城区地下工作组”数十人的地下革命活动得以安全地顺利地展开工作，为迎接诏安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从北京天安门升起高高飘扬的时候，林仲姚由衷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历经了清朝、民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如今再也不是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了，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伟大革命的胜利，他怎能不欢欣鼓舞呢。
  诏安解放后，林仲姚仍在诏安中学从事教学，一心一意地为桑梓的教育事业忘我地劳动着。直至1952年8月，中共诏安县委书记李振经约见了他，参加的还有县委统战部的负责同志，谈话地点就在诏安中学的校址（考棚）。李振经同志向林仲姚询问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对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动态及其对人民政府有哪些意见和要求。林仲姚对这次约见的询问内容虽然毫不预知而没有准备，但他襟怀坦白地把自已的所见所闻所想如实对答。几天后，林仲姚接到了一张大红纸帖——邀请书。9月间，他以特邀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诏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届八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李振经同志当选为诏安县人大常委会主席，林仲姚与新当选的县长杨寿仙一同被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席。
  此后，县里民主建政稳步前进，召开了“县人民代表大会”。取代过去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从“诏安县二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起，林仲姚每届都是做为正式代表参加。他在每次人代会上都送交了一些书面提案，对地方上应兴应革的事项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对我县的文化教育事业更是关怀备至，对中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提供不少宝贵意见。
  县政协成立以后，林仲姚担任了诏安县政协副主席。在1958年以前，县里曾一度拟修编新县志，林仲姚组织了一些社会人士和机关干部下乡访问，收集资料。1960年，县委为了让广大干部、职工能看懂《诏安县志》，决定组织人员把县志的文言文一律翻译为白话文，把这件相当艰巨的工作交给县政协办理，具体由林仲姚指导翻译，成立了旧县志翻译小组，许沙洛任组长。这项工作进行了好几年，翻译了两次稿，到“四清”运动开始才暂告一段落。在翻译旧县志的整个工作过程中，林仲姚与翻译小组一道，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查阅资料，力求准确无讹。
  林仲姚的事业心很强，求知欲也很强，他是一位对工作不知疲倦的人。他自己购置的报刊、书籍的费用甚巨，下苦功做学问，知识渊博。他擅长写论文，但对旧体诗和白话诗也颇有造诣。解放前，他就开始写旧体诗，曾与我县知名的社会人士陈幼崖抒写“辘轳体”诗互为唱和。解放后，他写诗赞美名胜古迹、山川风光，写诗歌颂祖国建设，歌颂伟大的共产党。从1960年开始，他每年都有新的诗篇。每当春节到来之时，他都应约在《诏安报》上发表一些新春对联和灯谜作品。1979年冬，他还写了一首勉励青年的旧体诗，发表在县文化馆编印的《诏安文艺》（1980年1月出版）。
  （二）
  林仲姚曾任丹诏小学、耀东小学的校长，但较长时期是在诏安县立初级中学任国文教员。他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如一日，有如辛勤之园丁，浇灌、栽培花草树木不稍懈怠，一生乐育英才。桃李满园，群芳竞放奇葩。
  林仲姚治学严谨，对学生的要求相当严格。他对课文中之古典作品，都要求学生必须会背诵，甚至连《燕太子丹质于秦》这类长课文也是要会背诵的，他言传身教，一丝不苟。但凡学生能按照他提出的要求去理解和背诵课文的，其根基必厚，其功底必不薄，数十年之后更感到受益无穷。
  林仲姚老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良师。他诲人不倦，孜孜不息，与时间“争”生命，除了公职之教学课时以外，他宁可牺牲部分“工余”来开办“私人授业补习班”。只要是真心实意、虚心求学的青少年学生，不论人数之多寡，哪怕是两人也好，三人也行，都可以向他要求“传道，授业，解惑”。余等三人就曾经向他补习《国语》《东莱博义》《左传》。他在讲授《曹刿论战》一文，更是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引人人胜，令学生神往。
  每逢秋季诏安中学“初考”以前之暑假期间，林仲姚便利用“武馆”来开办高小毕业生之补习班。参加补习班者一律免费入学，一班人数五、六十人不等。科目为国文，算术两科，仲姚老师一身而二任焉。在他担任政协副主席期间，对教育事业更是倍加关注，1963年暑假以政协的名义，举办了中小学教学座谈会，邀请我县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交流教学经验，为提高中小学教学质量起了推动作用。
  林仲姚在学生年代，不仅是国文科的高材生，也是数学科的高材生。不但此也，他对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以及中国地理、外国地理也是深有研究的。对政治、时事，他更是潜心学习、探讨、研究。他对中国官僚政治深恶而痛绝之。他对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惊天动地之伟绩称颂不已。他惜书如命，但为了传播革命道理，他把自己珍藏的斯诺著的《西行漫记》（即：二万五千里长征）胡绳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思想方法论初步》，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易坎人（即郭沫若）翻译的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等书，都毫不吝惜地秘密借给追求进步，倾向革命的青年学生阅读。这种启发青年向往革命，与他的“惜书如命”跟他的“治学严谨”“自奉俭约”之精神，毫无二致。
  林仲姚爱憎分明，泾渭分明，大事精明，疾恶如仇。他对人严，对己更严。在“武馆”寓处，有一“斗室”，他用毛笔自题匾额，曰“寡过未能室”，以时刻警醒自己“寡过”。国民党实行假民主召开伪国大的前夕，诏安“冒”出了一个民社党，许学骞（诏安中学教员）担任诏安县民社党主任委员，许学骞为了抬高民社党的“身价”，以便欺骗、拉拢一部份师生参加该党，便异想天开地登门拜访林仲姚老师，三番两次诱劝他出任“诏安县民社党委员”，诱劝无效，竟然厚颜无耻地把一纸填写好了的民社党“委任状”捧送到林仲姚老师的眼前，强行要他“承接”。林仲姚睹此丑行，正颜厉色，严词斥责之，且夺其“委任状”抛掷于地。许学骞又羞又愤，狼狈离开“武馆”而去。
  林仲姚不但耻与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之官僚豪绅为伍，不与同流合污，其鹤立鸡群，洁身自好，很为当时人的称赞。
  （三）
  灯谜，是一项趣味性颇浓的有益的文娱活动。林仲姚老师承林壬和马近光老师的制谜技巧与射谜本领，与沈光老师堪称为现代我县之制谜大师，誉之并不太过。
  1955年，涂渺沧先生从南洋寄来谜条数百则及款（折人民币）数十元要做为奖品费用，函讬林仲姚举办私人的灯谜会，林仲姚把涂渺沧的意见向中共诏安县委统战部长刘锡平汇报，取得了刘锡平部长的同意，于是在县文化馆举办了解放以来的首次灯谜会。
  从此每年的国定节日（如：元旦、春节、五一、国庆和传统节日）（如：元宵、中秋）凡是由县文化馆或县总工会举办的节日灯谜会，都请林仲姚老师、沈光老师等人制谜，由仲姚老师主持并主鼓。在县委宣传部、文化局，文化馆和总工会的领导同志的信任、委托下，林仲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活跃我县的节日文娱活动，增添节日欢乐气氛。他还为培养中青年业余灯谜爱好者进行当面施教与书面传授，如：他曾应邀在诏安县文化馆阅览厅“开讲”灯谜知识讲座，私费编印了《漫谈灯谜的体和格》，无代价广为传播，
  林仲姚解放以后所作的谜条凡几千则，优秀谜作甚多，例举3条如下：（1）疏林挂斜晖（字一）檬；（2）两行远树盘山谷，一粒相思映碧波（字一）澧；（3）牛角露出疏篱外，全身屹立残照边（字一）舞。
  （四）
  林仲姚，在十年浩劫中蒙受不白之冤，被当作全县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残酷的人身攻击。当时，他已是八旬高龄了，竟被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示众，遭受无休止的批判、斗争，又被抄家。林仲姚从五四时代以来数十年珍藏大量书刊、报纸以及他的二伯父林壬之诗文手稿，都被洗劫一空。虽经此惨痛摧残、洗劫，但林仲姚老先生对共产党之一片丹心并不稍泯。直至他88岁时仍然一如既往精心制作谜条，参加县里举办的灯谜会，歌颂伟大的祖国。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诏安县委统战部为林仲姚先生进行平反，恢复政治名誉，给予经济退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