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的哥哥为革命而牺牲，至今已41年了。每当回想起哥哥的生平事迹，以及在国民党监狱中的惨况，就使我心潮澎湃，久久难以抑息！
  哥哥名世杰，生于1921年。1938年参加新四军。1941年牺牲在平和县国民党监狱中，年仅20岁。
  哥哥生来中等身材，英俊秀雅，聪敏好学。在学校念书时，写得一手好文章，且善于辞令，经常参加本校或县举行的演讲会。学业成绩优良，得到老师、同学和亲朋戚友的好评，大家都说他将来有出息。
  哥哥15岁时，毕业于诏安初级中学。同年，投考本县短期小学教师班，经过短期训练后，便被任命为西关短期小学校长。15岁的哥哥便踏入社会，从事教育生涯，开始肩负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当时国民党所办的短期小学，性质如扫盲班一样，学生年龄不大限制。西关短期小学设在西门外中街一间陈姓的祠堂内。记得只有哥哥一人当校长兼教员，学生分班轮流上课。我曾随哥哥到过学校，看到好多的学生还比哥哥高出一个头。年青的哥哥从容不迫地当了小学校长兼教员，可见其胆识有过人之处。
  当时，我全家兄弟俩和母亲三人，日常生活全靠哥哥每月微薄的薪水来维持。记得哥哥当教员第一个月发薪水，他把月薪18元全数交给母亲时，我们全家非常欢快。哥哥的薪水虽然微薄，但也可勉强维持我家当时的穷困处境。哥哥对母亲很孝顺，生活很俭朴，他把月薪全数交给母亲后，自己需要零费时，才向母亲拿一点钱。不料短期学习班办了一个学期便停办了，哥哥也就失业了，全家的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困境。嗣后，哥哥经亲戚介绍到梅州乡去当家庭教师，收入微薄，每月除膳食外只能寄一点钱给家庭。后来，哥哥又去当小学教员，一个学期在这所学校，一个学期在那所学校，且常常有被校长解聘的威胁，职业毫无保障。当时小学教员的工资被七除八扣，而且常常被拖欠，哥哥收入减少，全家的生活又陷入困境了。我们虽然处于这样的苦境，但有哥哥在，使我们有了生活的信心。
  哥哥自小就有抱负，富有正义感。他对国民党政府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现状，深怀不满，常常和一些朋友在一起谈论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当时，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略中国，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把祖国大好河山丢给日寇，哥哥对此深恶痛绝，当时哥哥已俱有爱国进步思想。后来，经常与一些进步人士接触，得到启发和教育，懂得革命真理，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赶走日本侵略者，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哥哥在进步人士的影响教育下，激起了参加共产党、新四军的决心，由此更加经常接触进步人士。记得有一段时间，他经常晚上没有回家，母亲责问他，他说在友人陈松茂家睡觉（当时陈松茂同志在城内十字街租厝居住）。其他和一些什么人接触往来，我因年幼，无从知道。直到他1938年离家参加新四军，才知道是和陈文平（当时也是小学教员）、许慕沂、林士模三位同志一同出走的。
  哥哥以国家民族为重，为祖国的自由解放而毅然地离开了慈母和幼弟，参加了新四军。哥哥出走时没有告诉家庭，直到他离家几天后从龙岩寄信来家，才知道他是参加了新四军。哥哥在龙岩寄来的信中说：“……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我毅然决然地离开慈爱的母亲，年幼的弟弟，参加了革命的行列，望母亲要看到国家民族的前途，要看到民众的悲惨境况。不要因此而过分悲痛，要坚强地生活下去……。”字里行间，充满了以国家民族为重的广阔胸怀。
  哥哥参加新四军以后，除在龙岩直接邮寄一信回家以外，其他断断续续寄来的家信都没有信封，均由涂屏南同志或林士彬同志转交。信是他亲笔写的，说他在皖南一带新四军驻地参加工作。哥哥为什么没有直接来信？当时母亲和我都不了解。直到1940年哥哥被捕后关禁在云霄县监狱时，才知道到龙岩一个时期以后即转回云、和、诏边境进行地下活动，经常以教员的身份出现，迫于当时恶劣形势，家里又是母老弟幼，为了革命事业，所以哥哥不能直接给家里告知真实情况。当时哥哥活动的地方距离家乡有100多华里，他在外二年并未回家一次。由此可见哥哥对革命的坚决，对工作的负责。当时母亲和我经常到涂屏南同志家中去探询哥哥的消息，屏南同志和他的爱人都热情地接待，询问我家的生活情况，给予种种的安慰，这是我们永不能忘怀的。
  1940年×月的一天，不幸的消息传来，我们突然接到哥哥从云霄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得悉哥哥巳被捕监禁在云霄监狱，哥哥是在云、和、诏边境的一个村庄被当地一个联保主任逮捕的。在监狱中，哥哥没有暴露身份，假称是做小生意的。接信后，母亲非常悲痛，在舅父的帮助下，凑了一些钱，由母亲走了两天路，到达云霄去探望。嗣后，我自己徒步前往探望。监狱的管理室挂着所有犯人姓名的木牌，哥哥木牌上写着“反动嫌疑“的罪名，当时国民党的反共面目已暴露无遗。站在距离牢房五尺的地方，透过牢房的一个小窗口，我和哥哥见了面，此时，他巳蓬头垢面，菜色鸠形，此情此景，我不禁潸然泪下！因监狱里有人监视，哥哥不能和我讲什么话，只是安慰我不要悲伤，要照顾好母亲，坚强生活下去。过了2个多月，哥哥被解回诏安。在诏安监禁期间，屡经审讯，他始终没有说出党的秘密。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许以仁曾提审过哥哥，想以师生之谊（哥哥曾经是许以仁的学生）来软化他，企图要他招出党的活动情况，并要他悔过自新，但哥哥意志坚强，不吃他这一套，始终没有说出党的活动秘密，也拒绝所谓悔过自新。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蒋介石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那年下半年起，在诏安监禁的重要政治犯（包括哥哥在内）全部解往平和陆军新编廿师师部，监禁在平和县监狱。1941年初冬的一天，家里接到平和监狱寄来一封信，信是由监狱里一个诏安籍犯人写的，说哥哥病重，要家人从速前往设法医治。接信之下，母亲和我便匆匆起程。当时国民党新廿师已调离平和，监狱管理较松，哥哥又是重病，所以我们得以直接进入牢房里探视。进入监狱，看到部分重犯拖着沉重的脚镣有气无力的移动脚步，此时哥哥已瘫在床上，骨瘦如柴，面目全非，气息奄奄，说不出话来，母亲见状，不禁放声大哭，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过了两天，哥哥便与世长辞，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监狱中！
  哥哥被监禁三年，受尽残酷折磨，但他始终保持革命的气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民族的解放，为人民的自由直至最后献出可贵的青春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