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五四”运动前后
  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把独立的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诏安人民在“五四”运动前后，发扬敢于斗争的革命传统，前仆后继，坚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11年10月10日，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武昌起义，全国各省都纷纷响应，一举推翻满清政府，几千年的封建帝王制度至此结束了。当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广东潮安的金山中学时，学生都组织起来，返回家乡。向群众宣传。在金山中学读书的诏安籍学生，回到家乡后，立即与县城的一部份青年学生联合起来，组成一支20多人的宣传队伍，深入城乡向群众进行宣传，揭露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协同参加同盟会的驻军管带王得宝响应起义，宣布诏安独立，扣押知县韩克〓，公推武营游击周运昌为民政长（即县长）成立共和政府
  广大农民从1914年黄牛山沈之光抗击官兵的斗争中，具体地看到，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获得生存。因此，在反动统治最残酷的地方，农民都群起反抗，很大程度上挫灭了反动派的威风，如1916年，福建“靖国军”总指挥方声涛派旅长夏述唐进驻诏安，有一次派100多名官兵到秀篆勒索捐款3万多光洋，激起秀篆群众的愤怒，乡人集合起来，用大刀、长矛、锄头和扁担当武器，团团围住反动军队，把他们全部消灭。1918年，夏述唐借军饷无着，派陈士标为梅岭区专员。前往沿海下河一带勒索巨款。当时农业受灾，渔业歉收，群众生活十分困难，那有钱纳捐，于是派代表与陈士标讲理，请求减免。而陈士标却以“抗捐”为名，持枪威吓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群众把陈士标及其爪牙的枪缴下，并当场打死陈士标。1919年11月，广东军阀士兵10多名到官陂彩下强行勒索鸦片捐16000多元，他们胡作非为，闹得全村鸡犬不宁。彩下群众十分愤怒，把10多名士兵追赶至官陂圩，搞毁其军营，并杀死5名军阀士兵。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爱国反帝运动，当时我县的青年知识分子（教师和学生）闻讯后，立即展开宣传活动，组织“诏安学生反日救国联合会”和“诏安各界反日救国联合会”，公推丹诏小学校长林景崇为会长，动员100多名教师和学生成立宣传队，向群众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对外谄媚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袒护卖国贼，镇压革命的严重罪行，发动群众不买日货。学生们一面劝导商户拒办日货，一面进行日货登记，并通电上海全国学生总会，取得互相呼应。一些商人不仅不听劝阻，而且暗中再办日货出售，还公开谩骂学生运动。因而激起学生们的无比愤怒，把他们商店中的日货全部没收，在溪坂烧毁。由“五四”运动影响而引起的诏安学生运动坚持了1年多。到1921年1月，军阀政府派兵进驻诏安，强行解散反日救国会的组织。学生爱国运动虽然受到阻挠，但是反帝、反封建的烽火却由此而越燃越旺起来。如1929年，下割群众击毙横征“烟捐”的张贞部属30多人。1932年，梅洲群众以拆断大陂桥抗拒“烟捐”。1934年4月，沿海人民痛打勒索“海味捐”的蒋介石官兵，以及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等斗争，这一切都是“五四”爱国反帝的发展和继续。
  “月港事件”前后
  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日寇进一步侵略，直接威胁到全中国人民的生存。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为了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合作抗日的号召，停止闽粤边长期内战，实现境内和平。自1936年底起，特委发动各县区乡广泛宣传抗日，向国民党一五七师提出“合作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准备与一五七师进行和平谈判。凶恶成性的一五七师，只是在各地抗日高潮的群众压力下被迫与闽南红军谈判的，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丝毫也没有改变。
  1936年7月，特委派卢叨（化名王祥）为代表，在平和内山郭坑村首先与一五七师伍连长谈判，双方只简单地交换一些意见，特委为了支持谈判的顺利进行，把机关和部队也带到山内。敌人一发现红军在山内集结，即刻调来2个营的兵力，一面寻找我红军主力作战，一面写信给王祥，声称“进攻不忘谈判”。这时特委已看出敌人想以“合作谈判”为招牌，达到消灭我们的阴谋。因而决定机关、部队分三路向后撤退三、四十里，其他两路都按计划行动了，只有特委书记何鸣带领的特委机关几位同志一路没有按计划执行，只走到半路在白沙村的树林里睡觉，为敌人全部生俘。10多天后，一五七师在各方面的抗议和反对的情况下，才释放我被俘人员。何鸣回来时，带来了一五七师的条件，但没有交代敌人的阴谋，特委也没有对何鸣进行严格的审查，仍派何鸣为代表继续与一五七师谈判。于6月26日正式签订了“六二六政治协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闽粤边红军一、三支队（原红三团和独立营）及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军事上受一五七师指挥。特委为此发出《告闽南同胞书》声明闽粤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六二六”协定签订后，边区党内的右倾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何鸣不接受南委的指示，强调把部队开到漳浦去接受改编。
  一五七师事先在漳浦体育场做好工事准备，如临大敌。7月16日早上，以点名发饷为借口，把红军骗到体育场，强迫红军战士当场放下武器。这就是造成历史上一次惨痛的牺牲和教训的“漳浦事变’。
  当“漳浦事变”的同一天，国民党反动派在诏安又制造了“月港事件”的血腥大屠杀。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当红军由何鸣带领开赴漳浦“受编”时，以特委代书记张敏为首的20多位特、县委留在进水村。几天后，他们想到月港打探漳浦消息和召开会议研究一些问题。到达朱厝时又留下一部份人，张敏等13人就到月港村来。长埔村的反动分子即到诏安县城向保安队沈东海报告。这时沈东海已获悉“漳浦事变”消息，便带了30多名武装士兵，抄山宝雷经三丘田扑向月港村。月港群众发现敌人包围，立即向张敏报告。但张敏却说：“不要紧，现在合作了，我们已经联系好了，不用怕。”当沈东海率部包围了会场，并开枪打死了云和诏县委罗贵炎同志的时候，张敏同志还沉醉于“国共合作”的葫芦中，其他同志要打枪还击，张敏却阻止他们，结果包括张敏同志在内12人当场被捕，当时在长埔工作的我20多个工作人员，获悉张敏等同志被捕的消息后，曾召集数十人准备半路伏击营救，派员向张敏同志请示，张敏同志也再三加以劝阻，以为“到了县城交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殊不知被解到县城以后，立即全部枪毙，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解放后，我县人民在汽车站面前建立革命烈士纪念碑，留为纪念。“月港事件”是历史上一次严重的血的教训。
  “漳浦事变”和“月港事件”后，闽粤边特委立即进行各种艰苦的工作，重整队伍，恢复斗争。在闽南地区，革命力量又四出开展活动，林路去平和，卢胜来云和诏（乌山）朱曼平带一部份队伍去漳浦，放手发动群众，对前来反攻复辟的地主豪绅采取坚决斗争的手段。
  “漳浦事变”当天晚上，红三团党支部根据特委委员何濬同志的指示，在漳浦县城内召开总支委员和干部会议，鼓励红三团干部和战斗员设法逃出，重新组织武装与反动派战斗。当晚即有80多人逃了出来，到漳浦长埔集合。何濬同志帮助他们重新组织党支部，把跑出来的同志合编为1个连，连以下编为5个班，由卢胜同志负责领导。队伍分成5路到漳浦、乌山、水晶坪等地，配合地下工作人员继续发动群众，设法解决给养和筹集枪枝子弹。九、十月间，一个连到乌山，恢复乌山、坪路、坪水一线工作。队伍在乌山与当地民团打了一仗，把敌人打退了。接着，我们队伍展开广泛的活动，把地主豪绅反攻反复辟的凶焰打下去。
  “漳浦事变”与“月港事件”发生在国内极端严重的反动时期，赤裸裸地暴露着蒋介石政府的反动本质。这是反动派对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反动派的阴谋之所以得逞，又与闽粤边特委部份领导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右倾麻痹思想分不开的。他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合作”所迷惑，过高地估计一五七师的抗日情绪，失去了应有的革命警惕性，因而没有采取武装自卫的方法来应付突然事故。这就使边区党陷入了危险的地位，使人民革命事业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诏安县城解放前后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国内形势起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摧毁了国民党22年反革命统治的巢穴——南京，随即挥军南下，纵横于江南、西北，为彻底扫清残敌，解放全国而战斗。这时，闽粤等地不甘心死亡的反动派，仍变本加厉地推行“三征”（征兵、征粮，征捐税）暴政，加强对我革命地区的“围剿”。
  1949年3月3日，国民党洪连部队突然包围后岭村，我云和诏县委副书记钟阿治同志（即沈万五）于突围时牺牲。5月敌军又进犯公田，大肆烧杀抢掠，村民被捕76人，牲畜、财物惨遭洗劫。尽管如此，敌人的总崩溃仍是不可避免的。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云和诏中心县委根据边区党委发出的“动员全边区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扩大队伍消灭敢于抵抗的敌人”的指示，在巩固乌山基点的同时，组织武装力量挺出外围，开拓了饶平上饶地区一大片土地。4月，县委书记李亚伟同志从区党委开会回来，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大量吸收知识青年参加革命，在上饶开办云和诏干部训练班。6月，训练班结束，干部全部转回乌山，然后分配到云霄、诏安、平和等县，积极做好迎接大军的准备工作。
  8、9月份继福州、漳州解放以后，云霄、平和、漳浦也获得和平解放。10月，南下分配到诏安工作的同志到达，和坚持斗争在乌山的地方同志会师，在坪林召开会师干部大会，宣布中共诏安县委员会，诏安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先解放了官陂。这时，闽南的反共渣滓几乎齐集诏安县城。伪司令兼第五行政区专员童懋山率郑植峰、胡钰光、周必信、翁化清、张舒同等五个排残兵窜入诏安，勾结诏安豪绅许以仁、沈淮三，吴名世、沈向荣、张冠雄、沈思泰、陈耀斌等重组“闽南暂编纵队”还组织所谓“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粤边区游击纵队”的特务组织。诏安特务团头子沈思泰等勾结饶沃海匪乌螺和地方一些反动头子组织“自卫团”占据县城、大布、走马、太平一带，与下割的反动势力相呼应，妄图负隅反抗。10月24日洪伟达残部所组成的“军官团”从东山渡海进驻我县宫口，派其武装力量30多人，到县城向伪“自卫委员会”强要物资供应。沈百男等因一时无法向群众勒索应付，避而不见。翌日，军官团勾结警察局在中山路、三民北路等重要路口架机关枪设防戒严，白天抢劫17家商户，劫去大批花生油、布匹、食物，并抓人挑运至宫口，诏安县城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
  12月8、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一军侦察营到达乌山，与南下干部及游击队会师，然后分兵三路直指诏安县城。12月上旬，我军一路经云霄到梅洲，消灭沈文保部，挺进四都消灭张飞虎残部后，直插县城。一路首先攻下走马塘，活俘李烈夫等60多人。接着，又解放大布，配合工作团解放西路各个乡村。一路由东江纵队从黄岗挺进诏境，配合挺进西路的兄弟部队，迅速扫清分水关和白洋乡一带的沈居正、吴汉思残部，生俘沈居正。沈思泰的“特务团”全部垮台，吴汉思潜逃南沃。接着，国民党驻林头盐兵五百多人向我投诚，许振波独立团也不战自馁。张冠雄前后受胁，仓皇逃往东山。我军又同时歼灭了活动在平和、诏安边境的胡钰光、张志鸿残部。至此，反动派赖以垂死挣扎的残兵败将一败涂地。
  12月11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进驻诏安县城，12日县城上空红旗飘扬，除下河、下割、秀篆等个别乡外，诏安全部解放。
  诏安解放以后，中共诏安县委紧紧结合各种会议进行有关我党这一时期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号召学校复课，商店照常营业，社会秩序安然，接管工作进行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