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红嫂是描写在抗日战争年代沂蒙山区的一位农村妇女用自己的奶水滋润一位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八路战士，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并拍成电影广为流传。而科岭的“红嫂”为了掩护四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而献出自己只有6个月大女儿生命的真实故事，而且埋没整整85年。
  科岭地处南靖、永定、龙岩三县交界，这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坑下自然村更是在半山腰居高临下，是红军打游击，开展革命活动既安全又可靠的根据地。早在1930年红军第一次从永定进入下斜、坑下时，坑下这个只有百十人口的小村的村民就积极地配合红军开展革命活动，还有十几个人参加红军游击队，其余的群众都成为可靠的基本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结下鱼水深情。坑下村成为中央苏区基点村。
  1934年农历4月中旬，上级指示坑下的游击小组必须派出一组担架队与其它游击小组一起去奎洋接运红军伤病员，走途经坑下到适中的山路，到适中后交给闽西来接运的担架队。
  这组担架队一共5个人，4个男的1女的，女的主要是负责护理。这个女的叫水花，也称林嫂，还背着一个刚满6个月的女婴，其他三组也有一个女的，刚好与林嫂结伴而行，她们到奎洋的合溪后才与从漳州来的担架队接上头。从交谈中才知道这是从中央苏区来的主力红军是去攻打漳州的，现在要回师闽西，由于物资及伤病员太多，才通过当地的党组织红军游击队给予协助分散转移护送。担架队抬着受伤的四个红军战士，他们伤势都很重，只有一个轻一点。担架队一路翻山越岭，走小路避行人，可是还是被白匪军发现行踪。匪军一路寻循担架队的脚印尾随而来。担架队抬着伤员可山路崎岖，行动缓慢，尾随的匪军不断地加快速度，距离逐渐缩短，情况十分危急，当他们到达坑下村脚下的一座公王坪时，敌人与担架队相差已不到半里地，到坑下村还要上一条很长的陡直山岭，驻在村里的游击队和村民不知道这一危急情况，没能来支援，又不敢大声呼叫，只好加快速度往上爬，爬到半岭时，由于已经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又是上坡，每人都气喘唏唏，实在走不动了，只好爬上路旁一个坎顶，躲避歇息。那里有一块墓地，把伤员放在空地上，其他人埋伏在四周，静静地守护着，敌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正当敌人到墓地的下方时，水花嫂背上的孩子突然醒了，大嫂忙着解下背上的孩子，可是刚放下来的孩子张开口要哭，孩子的哭声肯定会招来下边路过的匪军，队员们都惊呆了，慌乱之中大嫂赶忙掀开上衣，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口中，用奶捂住孩子，孩子本能地挣扎，扭动着头，大嫂紧紧地搂着孩子，生怕他发出的任何声音，十多分钟后，听见下方敌人的脚步声一阵阵逐渐地远去，当敌人过去之后，大嫂才松开手，从孩子嘴里拨出奶头，这时才看清孩子的脸色已经发紫，一动不动，已然没有气息，由于捂得太紧，孩子已经窒息而亡。这时水花嫂张着大口无声地哽咽着，眼泪潸然直下，担架队员发现情况不妙才围拢过去，另外一个妇女扶着水花嫂，陪着水花嫂流下凄凉的泪水，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啊，一个母亲为了掩护红军伤员而亲手捂死自己的孩子，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怀。水花嫂本会号啕大哭的，可是她知道声音可能会招回远去的白匪，只能理智地强忍着悲痛，任泪水潺流洗脸，担架队员们见况无不流下那悲痛的眼泪。这时躺在担架上的红军战士也都忍不住流出感激而悲伤的泪水，其中一位伤势较轻的战士细声地叫着大嫂说：“大嫂是你用孩子的命救了我们，大恩难报，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如果还活着，一定会回来谢你的”。
  直到傍晚知道敌人一定是顺路往适中方向追去了，担架队才把伤员抬回村里，全村群众及游击队员们知道大嫂为了掩护红军伤病员而失去自己的孩子都集聚在水花嫂的家，一边安慰一边陪着掉眼泪，那动人的情景，永远萦绕着人们的心里，让人永生难忘。水花嫂的丈夫也是游击队员，强忍着揪心之痛，他一边流泪一边安慰着妻子无言以对，只重复地讲着“孩子还会有的”。
  从此水花嫂仿佛换了一个人，整天郁郁寡欢，少于言语，默默地干活和整理家务，偶尔也帮着照顾红军伤病员。一九三七年八月水花嫂的丈夫随队整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家里只剩下水花嫂一人，女儿死了，丈夫当红军走了，形只影单。她有时会整天呆坐在女儿的小坟前，有时会久久伫立在村边，眺望着红军及丈夫远去的道路。农田荒废，衣食无着，生活紊乱，全靠村人接济，无奈她愁肠忧结，久而神志不清，目光晃荡，于1948年不幸抑郁而亡，而他丈夫北上抗日以后再也没回来。
  解放后由于水花嫂死了，他丈夫也没回来，一家已成亡户，政府也没给予追加任何荣誉，刚开始村民们在茶余饭后尚还有所讲述，久而久之也就淡忘了。
  今天我们生活在太平盛世的大好年代里，在悼念英雄烈士的英魂及缅怀先辈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铭记为中国革命做出无私奉献，而默默无闻的苏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