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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靖县遭受百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和战胜困难
  韩士奇
  1958年，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迅猛发展，南靖县和我国其他地方一样，农村中普遍出现和蔓延着一平二调、虚报产量，生产瞎指挥、强迫命令、干部特殊化等五股不正之风，这些不正之风严重侵犯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引起农民的消极反对，劳动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给农业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958年，晚季粮食减收1971万公斤，减产39.8％，全年人均纯收入58.2元，比1957年减收65.42元，下降52.92％。1959年秋，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我国农业和畜牧业产品大量减产，出现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城乡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许多地区发生浮肿病与非正常死亡。南靖县的国民经济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然而，就在9月10日凌晨开始，一场大洪水袭击南靖，台风暴雨，降雨量达321毫米，山城水位超警戒线3.86米。县内九龙江上游地区竹、木、柴、炭漂流，低洼地带，山城、靖城。丰田、甘棠一带房屋，田地普遍遭受淹没和破坏，严重地区房屋倒塌，堤岸崩裂，一片良田变成汪洋大海。这次洪水，堤岸缺口3处，给南靖造成严重损失。据统计，全县有82个村庄被淹，受灾2.72万人，死亡5人，房屋倒塌2398间，水稻受淹67320亩，其他农作物受淹10580亩，果树受灾604亩。
  为了战胜严重的困难与灾害，县委向全县人民提出“生产自救，自力更生，增产节约”的生产救灾方针，并且于9月17日，召开有三级干部参加的表彰大会，表扬一批在抗洪救灾斗争中成绩显著的党员和干部；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学习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危急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英勇事迹和舍己为公的崇高品德。当年，南靖县虽经过整风，调整体制，实行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三级管理，但生产仍无大的起色，三级总收入1550万元，比1958年略有增加。据10个公社的152个大队统计：粮食增产138个大队，平产9个大队，减产5个大队；增加收入136个大队，减少收入13个大队；分给社员的部分，全县平均每人62.9元；参加分配30669户，其中增收户26596户，占86.71％；平均户1610户，占5.324％；减收户2463户，占8.05％。加上从1959年10月开始，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开展了“反右倾”运动，生产继续高指标、瞎指挥、农业依旧大幅度减产，农民口粮严重欠缺。当年社员收入水平仍然很低，工资比重一般仅占社员消费部分的50％一60％，劳动工值高的公社每工6角5分钱，低的公社只有3角钱，因而出现社员情绪低落，“出工一窝蜂，做事磨洋工”的出工不出力现象，劳动效率远远不如高级社时期（1）
  1959年的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尚未完全解决，新的灾难又来了。1960年6月9日，受强台风袭击，南靖县爆发特大洪水（俗称“六九”洪水）。洪水之前，全县霪雨连绵，山湿河饱，山城河流离警戒线只有1.34米。6月6日至10日早晨3点，全县各地连日暴雨，雨量达到336毫米，山城地区降雨量360毫米。9日，山洪爆发，河水猛涨，洪峰持续14小时，到10日早晨3点，最高洪峰超过了警戒线4.38米，为百年来所未见。这期间，九龙江江面洪水滔滔，杂木漂流，木船进入山城街道，附近村庄一片汪洋大海。同在这一时刻，靖城、丰田、甘棠等地一片汪洋。洪水淹没良田，群众爬上屋顶，县城电话不通，电灯早已失明。洪水破坏力巨大，全县受灾51个大队，受淹村庄275个、11934户，损坏3957间，毁坏桥梁38座，漂走粮食62000公斤，生猪4000多头、木材16585支、毛竹38699支，冲毁江堤10条，缺口56处，13492米长，交通、通讯中断。洪水来临之前，县委、县人委组织93个抢险队881人、巡逻队88个742人、救护队25个186人，拨出抢险木桩9140支、麻草袋15227条等救灾物资，进行抗洪抢险。水灾发生时，县委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夜以继日，抢险抗灾。12日，在中央、省委的关心支持下，派飞机运载救灾物资到南靖救灾慰问，在山城、靖城、湖山、下碑、甘棠等灾区投放馒头、饼干、大米等食品和药品。抗洪抢险初战告捷。
  为战胜严重的困难与灾害，县委于“六·九”特大风洪之后，不仅安置好4万多灾民的生活。及时地号召全县人民迅速行动起来，开展生产自救，并且提出“受灾一亩、扩种二亩，损失一千，夺回一万”的口号。重点开展“三抢”（抢收、抢种、抢修）和扩种万亩瓜菜豆杂粮运动，谱写了一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战胜灾害的凯歌。在开展生产自救运动过程中，县委重视抓宣传教育，抓政治思想工作。灾害过后，干部群众中有一部分人提出解决灾情严重的三点办法：一是伸手向国家要；二是不进不出，即不调出粮食支援灾区，也不向国家伸手要粮食；三是少征购。针对上述思想，县委要求各级领导要向干部群众说清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问题，还要求领导干部一律深入生产救灾第一线，与群众同甘共苦，生产自救，共度难关。
  思想统一后，各级领导干部都深入群众，深入生产救灾第一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全县上下，团结一致，进行大规模生产自救。6月10日，县委发出《关于立即组织生产救灾群众运动的紧急指示》：一是迅速做好灾民生活安排，组织生产自救；二是赶修冲毁堤岸和水利工程；三是立即排涝、洗苗、扶倒、施肥，大搞田间管理（2）。6月11日，县委印发《关于加强灾后卫生工作的紧急指示》，提出要加强领导，贯彻“预防为主，大搞群众运动，结合医疗工作”的方针，开展全面清扫、药物消毒、全民服药预防和积极治疗伤病员等工作。
  就在1959年至1961年粮食连年减产的情况下，南靖县粮食征购任务却年年增加，亦不顾三年自然灾害的客观现实，盲目地执行“先国家、后集体”，“先购后留”的方针，过分过多地征购农民手中的粮食。按1955年粮食“三定”留口粮的标准，全年平均每人540斤谷子，月均45斤；到了1960年农村平均每人每月口粮只有22斤。同年10月，为了克服困难，南靖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进一步压缩粮食销售量，降低定量标准，农民统销每户每人每月不超原粮17斤。粮食高征购，严重影响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最后有的地方出现隐瞒面积、产量，私分粮食等现象；一些大量减产的地方，人均口粮少得可怜，发生了非正常死亡，疾病多，小偷多，社会治安混乱。据统计，1960年全县发生水肿病4966人，妇女病3377人，死亡2299人，占总人口1.26％，其中非正常死亡1079人，死亡65人。
  1961年春夏，县委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开展整风整社，算账退赔，继续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停办公共食堂，恢复各家厨灶，全县的国民经济开始回升。在这实施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一年，9月9至14日，南靖县却又遭受一次风洪灾害袭击，九龙江西溪水位比1960年“六·九”洪水还高。受强台风影响，连续降雨无昼夜，雨量达435.9毫米，比“六·九”洪水多89.8毫米，河堤决口28处，长2375米，摧毁3个自然村，房屋倒坍293间，死亡29人，水稻受淹89488亩，冲毁成沙滩14377亩，桥梁被冲垮164座，水利工程被冲毁6931处。灾害来临之际，县委紧急布置抗灾工作，组织67000多名群众投入抗洪，组织568个巡逻队、814个抢险队（14483人），抢修险堤180处，打下木椿10843支，草麻袋、沙包10673个；转移低洼地区517个村庄7678户共42000人，转移耕牛3622头、粮食55万多公斤、肥料14万多担；抢捞杉木5828立方米。频繁的天灾对于刚经历“大跃进”折腾，元气尚未恢复的国民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县委和全县人民没有在天灾面前气馁，充分发挥两年多来抗灾经验和勇气，团结奋斗，渡过难关。
  9月16日，县委成立生产救灾总指挥部，县委第一书记杨雨春任总指挥。下设办公室、后勤部、水利交通部、卫生保健部。9月17日，县委、派出4个慰问团，分别由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率领深入灾区抚慰灾民，帮助灾民解决生活困难，发放海产品4500多公斤、红糖5000多公斤、酒1600多公斤，衣服5000件。10月1日，县委出台《生产救灾十条政策》。灾后不久，兴建城关防洪石堤（1962年夏完成主堤453米，1981年冬再扩建完工），全长1953米，保护耕地3019亩、人口30231人。同年，兴建龙山圩埔河堤，长7.5公里，保护耕地1100亩、人口945人；兴建丰田东排渠，长6公里，控制集雨面积5平方公里。为了更好开展生产自救，恢复农业生产，县委传达贯彻中央的《农业六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等方针政策，使全县情况有根本好转，在政治、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上都有新变化，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积极性。
  为了更好带领南靖县人民战胜严重的困难与灾害，县委于9月下发《三年来工作经验教训总结检查》，进一步分析1958-1962年主要的缺点、错误及其原因。缺点和错误主要有：1、工业、基建战线太长，各方面事业全面展开，摊子过大，发展过快，大量抽调农村劳力，严重影响农业生产；2、“共产风”越刮越大，大大挫伤社员生产积极性；3、农业生产上的乱指挥，造成了粮食减产；4、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三反三比”（反右倾比干劲，反分散比执行决策完成任务，反尾巴主义比领导方法）和“四大”运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产生了界线不清和打击过宽的错误；5、征购任务连年增加，而总产连年减少，购了过头粮，给社员带来口粮标准低的恶果。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①对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学习不够，领会不深刻，执行不坚决；②对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贯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这一指导方针不彻底；③几年来头脑逐渐发热，光有冲天干劲，没有冷静的科学分析，缺乏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④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批评与自我批评气氛不浓厚，很多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及时解决。总结称，县委的缺点和错误在于急于过渡，急于想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想在短期内创造人间天堂。县委表示要吸取深刻的教训，坚决、迅速、彻底地加以克服和改正。
  为了确保抗灾保秋，生产救灾、争取1962年生产丰收，恢复元气，县委开展一场规模壮阔的城镇支援农村运动，时间持续一年多。主要包括：抢修水利工程和险要堤段；全民积肥、送肥下乡；大量增加农具和日用品生产；组织货源，清理库存，调出大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农村；发放贷款，支持生产。
  由于认真贯彻农业六十条和一系列政策，并因地制宜地加强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克服了1959年、1960年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尽管1961年遭遇“九一三”、“九二八”等几十年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但英勇的南靖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战天斗地，在县委的领导下，终于迎来喜人的收获。在农业生产方面，连续遭到5次台风、暴雨侵袭，虫、旱灾又接踵而至，全县损失粮食约1000万公斤，但全县上下齐心协力抗灾，仍夺得好收成。经济作物与1960年对比，黄麻增产46.9％，晒烟增产11.2％。畜牧业生产稳步增长，生猪年终存栏数19783头，牛20366头，家禽265781只，扭转了年初“不敢多养殖”的局面。农村副业和手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许多地区作物茂盛，鸡鸭成群，阖家平安，社会安宁。群众形容1960年是三瘦（人瘦、猪瘦、地瘦），1961年是三肥（人肥、猪肥、地肥）、三翻身（人翻身病人少，地份翻身产量高，畜禽翻身大发展）。据全县170个大队年终分配统计，比1960年增产增收的有96个大队，占总数56.4％；农业增产而副业和其他收入稍减的有7个大队，占总数4.7％；农业稍减而副业和其他收入增加的有43个大队，占总数25％；因受灾或工作没做好而减产减收的有24个大队，占总数13.9％。
  国民经济调整政策好，人民群众劳动干劲高。山城公社溪边大队1960年农业减产，口粮少，病人多，出工队长要吹哨；1961年粮食增产18％，完成征购任务后口粮每人每月20公斤，男女老少挣出工。社员陈高水1960年患水肿病，挑30公斤担子脚酸腿软，1961年挑70公斤快步如飞，人们说他“好像换了一个人”。龙山公社南坪大队出现“三高”：1、粮食产量高，比1960年增产52％；2、风格高，群众“饮水思源”，过好日子不忘共产党和对兄弟地区的支援，超额完成征购任务，平均每人交售粮食550公斤；3、口粮高，每人每月20公斤。山城公社碧候大队原来40％农户缺粮，70％社员欠债，1961年粮食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完成征购任务后群众自动卖余粮3250公斤，平均每户还存余粮300多公斤，全队欠债3万多元不仅全部还清，还存款2667元……整个农村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3）
  1963年又是多灾多难的一年，由于从1962年10月15日以来连续225天雨水稀少，冬春初夏连续干旱，大面积良田受干旱，到处出现山泉枯竭、溪水断流、并塘干□的严重局面。全县受旱早稻43239亩、地瓜13105亩、大豆850亩、花生3688亩、晚稻秧苗3734亩，有84个生产队1747户5432人饮水困难，并引发螟虫特别嚣张；接着“七一”洪水接踵而来，5万多亩水稻受淹，灾民近3万人；秋季旱象仍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露头，行军虫、卷叶虫、白叶枯病交错发生，山兽活动也异常猖狂。这些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水稻病虫害，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但全县人民在县委提出“一保人，二保物资，三保堤岸安全”的口号下，开展抗灾、生产自救运动。春耕一开始，县委、县人委就组织全县人民掀起一场惊天动地的抗旱斗争，每天有2万余人投入抗旱，出动抽水机121台、水车789架、戽斗8557支、吊桶5255个，整修小型水利4833处，堵溪截流938处，新开中小型水圳水沟471条，挖井挖塘1894口，架设竹木渡槽4575座，拦河筑坝10多处，建抽水机站40余处。发扬“劳力、资金、工具、水源”四协作的风格，取得抗旱斗争胜利。“七一”洪水期间，又组织3万多人投入抗洪斗争，出现“众志成城，魔高道超，水涨一寸，堤高一尺”的惊心动魄战斗场面。灾后，一手抓灾民安置，一手抓生产，到处生机勃勃。
  经过全县人民惊天动地的抗旱斗争，1963年获得灾年较好收成，早晚季粮食总产达到7726.7万公斤，比1962年还增产582.8万公斤，增长4.5％。正如靖城、山城群众所说：“国民党时期一次大水10年不恢复，共产党时期大水过后无灾痕。”“今年洪水比‘六九’大，损失却比‘六九’小（4）。
  靖城的革命历史之“最”
  庄潮辉
  靖城镇位于南靖县东部，原名兰陵。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南胜县治由旧县（今平和小溪镇境内）迁至兰陵，改名南靖县，境地成了南靖县治。1938年，为躲避日机轰炸，县治才搬迁到山城镇。因此，靖城作为南靖县治长达582年。
  上世纪20年代，因封建统治阶级日益残酷和腐败，越来越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的到来，已是不可避免的。靖城作为南靖的县治，地处闽西、闽南交接地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是连接闽西苏区与闽南苏区的重要枢纽，成为中国共产党闽南地方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区域之一。因此，靖城也产生了许多的革命历史之“最”。
  一、南靖县第一个妇女解放组织——南靖妇女解放协会
  1926年10月，北伐军东路军节节胜利，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南靖是北伐军攻克漳州的必经之路，受国民革命运动的影响较深，加上北伐革命发展的大好形势，给南靖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南靖妇女解放协会便顺乎历史潮流应运而生。
  1926年11月7日，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的一支工作队进驻靖城镇，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国民党南靖县党部筹备处召集地方人士和群众500多人，在南靖文庙前召开欢迎大会。会上，工作队年轻的妇女干部廖韵音上台演讲，阐述了“废除封建制度，实行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靖城小学年仅十七岁的女教师黄少范被公推为妇女代表，在会上呼吁：“小女孩不能再裹足，已裹的要放开”、“不能把童养媳当婢女看待”、“男女受教育要平等”等。她们的讲话，深深打动了广大劳苦妇女的心弦，为妇女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几天后，北伐军政治部派车接黄少范到漳州，蓝队长、廖韵音等与黄少范长谈了筹建妇女会之事宜。黄少范回靖城后，首先动员小学的两位女教师韩慕英和李淑英出来参加妇女会的筹建工作。韩、李虽已结婚，但对这一新生事物很感兴趣，征得家人同意后，立即分头去宣传，动员亲戚、朋友、邻居及渴望自由解放的童养媳们参加妇女会。
  在黄、韩、李的积极推动下，筹建工作进展顺利，仅半个多月时间，就发动了50多人。工作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于11月26日在南靖文庙大门口召开群众大会，由廖韵音宣布成立南靖妇女解放协会。黄少范被推选为主任，韩慕英、李淑英被推选为委员，第一批会员有56人。
  妇女会成立后，立即着手开展了几项活动：一是废除女子裹足的封建习俗。妇女会成员挨家挨户宣传、动员，直到对方扔掉裹脚布为止。二是反对丈夫打骂老婆，招收女性入学。召开各种形式和不同对象的会议，并与县党部共同制订具体政令，大声疾呼要实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反对丈夫打骂老婆，主张女子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三是反对虐待童养媳。妇女会集中“兵力”，到有养童养媳的家中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对某些“虐待狂”，送交县党部“官办”。四是呼吁取缔娼妓院。此外，妇女会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在植树节种树，等等。
  “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右派在漳州各地成立了“清党委员会”，扼杀工农运动，妇女会也于1927年4月被县“清党委员会”勒令解散。
  南靖县妇女解放协会从成立到被迫解散，时间虽然只有5个月，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较早地吹响了福建妇女革命运动的号角，显示了广大妇女反封建、反压迫的伟大力量，在福建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一段巾帼雄风。
  二、南靖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南靖特别支部委员会
  1927年8月，中共闽南特委在南靖宝林横山客店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特委扩大会议（即宝林会议，被誉为闽南的“八七会议”）后，已充实加强的闽南临委领导班子，步调一致地积极做好闽西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为了加紧建立南靖地方党组织，闽南临委除指派王占春、卢克、王德、李金发等共产党员前往程溪发展党团组织外，还指示已打入国民党南靖县党部任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邱启明（中共党员）尽快打开工作的局面。
  按照闽南临委的部署，邱启明借着国民党“清党主任委员”、“省派筹备委员”这些特殊的合法身份，着眼于从国民党左派中秘密发展知识分子为中共党员。至1927年10月，县国民党机关内部已有包括邱启明在内的中共党员6人（邱启明、谢兆明、江旭初、林景亮、吴玉树、洪心（后叛变）），组建中共南靖特别支部委员会（简称南靖特支）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闽南临委派出负责在漳州、石码、海澄、南靖一带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工作的刘乾初与王德到靖城文昌塔召开会议，正式成立南靖特支，并指定邱启明为特支负责人。
  南靖特支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暗中与占多数的国民党右派进行顽强的较量。他们依照中共福建省临委指示，适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领导农民运动，积极开展反对贪官——县长李道宗的斗争；依照“尽量煽动民众，组织民众起来斗争”的要求，领导农夫、农妇数千人开展反抗挑夫捐的斗争，迫使国民党第十一军减捐。同时，邱启明还通过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委派洪心去程溪任党务特派员，以掩护王占春等人进行革命活动。不久后，就成立了中共程溪（党团混合）支部。此后，该支部在王占春等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始终与工农大众一道，为推进工农革命运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三、南靖县第一次大规模分兵活动——红十五军分兵南靖
  1932年4月，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执行“消灭闽敌、进占漳州、解放南靖”的任务，打响了举世瞩目的漳州战役。4月20日，东路军胜利进占漳州。南靖境内十字岭、风霜岭这场决定性战斗使张贞苦心经营多年的武器兵员损失殆尽，宣告了漳州战役的伟大胜利。4月22日，毛泽东在漳州致电周恩来，称“南靖一战，张贞部队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
  漳州战役影响时局甚大，其后广泛开展的分兵活动同样历史意义重大。它是中央红军第一次在漳州大规模开展分兵活动，使革命思想传遍广大劳苦大众，使革命烈火燃遍南靖城乡，使革命红旗插满兰水大地，使南靖苏区成为中央苏区扩展时期的有机组成部分。
  红军进漳后，根据总部指示，红十五军分兵南靖到天宝一线，设军部于靖城。其司令部和政治部分设在文庙和城隍庙。4月22日，军长黄中岳、政委左权在靖城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军部所辖三个师沿荆江流域分布：四十三师驻龙山一带，四十四师驻靖城一带，四十五师驻山城一带，形成以靖城为中心，向全县辐射的宣传发动网络。红十五军分兵活动主要做了几件大事：
  一是宣传发动。红军自进入南靖境内，就沿途书写了大量的墙标，把共产党的主张、红军的性质和进漳目的传遍南靖的村村落落。分兵活动时，为了更广泛宣传发动广大群众，常常三人一组、五人一队地分散到贫苦群众家里访问谈心，以揭穿敌人的骗局，使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红军的宗旨，逐渐有了正确的认识。同时，他们或组织小分队宣传发动，或搭戏台在台上演讲教育群众，而最普遍的是采用写标语、绘漫画、编歌谣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当时，靖城的县后街等主要街道，到处都是红军的宣传标语。红十五军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扩大了政治影响，增强了军民团结，促进了红军在南靖肃反、筹款、扩红、建政工作的开展。
  二是打击反动势力。对造谣惑众、肆意破坏军民关系，为害百姓的反动民团、土豪劣绅予以无情揭露和坚决打击。如四十四师获悉靖城土豪、民团长王活水欺压草前村群众时，便立即派一个连队奔袭其盘据在大房村炮楼内的反动民团。又如，得知径口村土豪林晋原、林晋忠兄弟在乡间为非作歹时，四十四师又派出一个连前往该村收拾了林氏兄弟的反动武装。5月16日，驻山城的四十五师奉令撤回靖城军部，南坑民团长张河山及逃窜到山城的金山民团长吴启昌认为有机可乘，即纠集乌合之众疯狂反扑，将100多名无辜群众关押在山城商会进行吊打。四十五师获悉后，即于5月23日兵分三路从沥水、下碑、北隙岭回师山城，合击张、吴“还乡团”。吴启昌被当场击毙，张河山险些被擒，其余团丁四处逃窜，100多名群众被解救。红军为民解悬的革命行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三是筹粮筹款。红军注重调查研究，区别对待，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如四十五师在山城成立了以商业界为主体的捐款小组，红军每隔二三天就在商会楼前，将打土豪劣绅没收的浮财、粮食、猪肉等赈济贫民。由于能区别对待，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红军在南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筹款就达16万大洋，约占漳州地区筹款总额的六分之一。仅四十四师某团副团长周化民带领的一支队伍在草坂村就筹款近万元。
  四是扩红建政。红军分别在靖城、山城、龙山、和溪等地设立了招兵站，经过广泛宣传和细致工作，有许多青年，特别是贫苦农家子弟积极报名参军。如设置于龙山的新兵报名处，不到10天，120多名的新兵连就满员了。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南靖入伍的青年就有200多名，占漳州扩红总数的五分之一。同时，在红军的帮助指导下，南靖建政工作如火如荼，红色区域迅速扩大。比如，在四十三师某团政治处主任程翠林的领导下，和溪区13个乡有8个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赤卫队、贫农团、妇女会组织。靖城、草坂、沥水、□前、大房、草前、山城、下碑等乡村也组建了农会、妇女会、赤卫队等革命组织。
  四、南靖县第一支正规的红军部队——红三团四连
  在进漳红军的推动下，闽南党组织领导的武装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壮大。5月下旬，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简称红三团）。红三团共800多人，编为5个连。其中第四连为靖城、山城等地的赤卫队扩编而成，连长余天助、政委何鸣。这是南靖第一支正规红军部队。
  红三团第四连是以原沥水、下碑、草坂、靖城、武林等村的赤卫队为基础，扩编而成的连队。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与战火洗礼，逐渐成为发展巩固靖和浦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连长余天助，系靖城镇沥水村人。1908年因家乡发生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举家背井离乡避难漳州南乡龙虎庵村。在王占春引导下，余天助不仅自己投身革命，而且还先后发动10余个贫苦农民参加革命，并于1927年冬秘密成立了龙虎庵村农会。1928年3月25日，余天助亲身参加王占春领导的程溪农民武装暴动。此后，余天助一直在王占春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1930年底，受王占春委派，余天助回南靖原籍秘密开展工作。余遵照王的指示，以投亲卖旧厝为由，回到家乡靖城沥水村，走家串户传播革命思想，发动农民参加赤卫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余天助在沥水、靖城、雁塔、下碑等地发动30多个农民，组成一支赤卫队。红三团成立时，这支赤卫队与高岗山组织的武林赤卫队一起扩编成第四连。余天助被任命为连长，漳州中心县委还派出优秀指挥员何鸣担任该连的政委。第四连成立之初，主要据点在靖城的武林和沥水，还在沥水的“破树林”建立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基点。其活动范围从漳州旧桥头到南靖山城桥头，战斗的足迹遍及南靖的东半县。如在1932年秋，第四连为解决部队的给养和枪弹，到草坂向土豪筹款1800余元，接着又化装前往葛山圩镇压了反动民团长何天生。
  红军东路军回师中央苏区后，红三团转入保卫靖和浦红色区域的斗争。但因敌强我弱，遭到张贞残部的疯狂反扑，经过寨仔村、龙溪圩、车本村三次战斗的失利，红三团遭受了重大损失。如从车本战斗中突围出来的第四连，原本100多人的队伍仅剩二三十人。1933年8月，由于红三团在平和南胜停留时间过长，未及时转移，暴露了行踪。8月21日，国民党十九路军以4个连的兵力分三路向红三团包抄而来。在敌众我寡、仓促应战的情况下，第四连勇敢地担负起掩护第六连及教导队撤退的任务。连长余天助奋勇当先，率部与敌激战4个小时，毙伤敌50多人，终于使陷入困境的红三团突破重围，于次日撤回了五区。然而，身先士卒的余天助却不幸在指挥作战中英勇牺牲。此后，第四连一直跟随红三团征战闽粤边区，1938年初又参加新四军北上抗日。
  五、南靖县解放前最后一次战斗——沥阳战斗
  1949年初，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闽粤赣边纵队第八支队、中共闽南地委机关先后挺进树海地区，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解放闽西南。9月15日和17日，国民党南靖县党部书记长王元、县特种汇报会秘书吴向安和县刑警队长戴评章等先后率部起义，致使国民党南靖政权摇摇欲坠，难以自控。9月16日，败退南靖的国民党刘汝明兵团168师王子福部，从南靖县城仓皇出逃，犹如釜底抽薪，再一次动摇了国民党南靖政权的根基。
  9月17日，中共南靖县工委与中共闽南地委、闽粤赣边纵队第八支队在南靖宝林，同南下解放大军先遣部队第三十一军侦察营胜利会师，拉开了解放漳厦战役的序幕。18日，会师部队取道南靖县城外围，奔赴程溪塔潭和龙溪木棉，准备立即投入解放漳州的行动。解放军的大规模行动，加速了如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南靖政权的土崩瓦解。
  9月19日上午，国民党南靖县长、汀龙漳护路支队司令陈维见大势已去，再也沉不住气，召集国民党军政人员四、五百人，开始部署撤退，当夜宿靖城阡桥观音山。同日，反共救国军漳龙边区游击队（亦称“良川”部队）由副司令吴奇峰指挥从县城撤出，夜宿靖城尚寨。
  为了彻底歼灭国民党反动武装，八支队19团于19日晚由团长张振礼、政委陈光带领，沿黄井溪直下沥水，在新楼一带布下包围圈，随时准备阻击逃窜的国民党反动武装。23团、戴评章起义部队也先后赶到土尾、沥水、湖山一带。9月20日早，“良川”部队和陈维猷带领的队伍经过多次折腾，才分别渡过沥水河，各自逃窜。其时，县第一自卫中队分队长高时霖率部30多人直接投奔旗尾山戴评章起义部队。河对岸的八支队各部早已严阵以待，当敌“良川”部队行至新楼时，即遭到十九团的迎头痛击，惊慌退至附近的岩仔山麓，又被扼守在南面水尖山的二十三团以严密的火力所封锁，无法从山后逃窜。
  陈维猷带领的队伍登岸后也向新楼行进，企图以猛烈的火力为掩护冲过新楼向草坂、古湖方向逃窜，也受到十九团的阻击，敌因前进受阻，就近抢占制高点与十九团进行抵抗，双方相持不下。由于武器敌优我劣，十九团政委陈光、连指导员陈古老相继受伤，至午后，十九团撤至新楼附近的粪箕湖。陈光、陈古老虽已负伤，但仍坚守阵地指挥战斗。指战员们抱着有我无敌的决心，逐渐迫近敌方山头，向敌人发起了政治攻势。敌方提出派代表谈判，企图以假投降拖延时间，扣留了十九团谈判代表庄天成，战斗又持续下去。此时，占据岩仔山的敌“良川”部队也受到二十三团和戴评章起义部队的夹击。陈维猷孤军无援，决意背水一战，遂令一个中队向粪箕湖的十九团阵地猛冲，但很快就败下阵来。继而陈又令另一个中队向后突围，仍被十九团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战斗持续至下午三、四时，附近乡村的数百名群众手举三角小红旗，前来呐喊助战，敌遂陷入草木皆兵之境地。陈维猷见败局已定，无力指挥作战，随即扔掉左轮手枪独自潜逃，到漳州后即落入解放军的手中。县保安中队长杨春福、县护路支队副司令曾捷元等先后被俘。余下的400余名官兵四处逃散，有的当了俘虏，有的在泅水过河时溺死，有的向靖城附近的地方工团投降。
  守候在水尖山和新楼的第八支队两个团，战前虽未取得联系，但在战斗中双方发出信号后，两军并肩作战，以强烈的火力齐攻占据岩仔山之敌。指战员从早上到下午滴水未进，一直坚守阵地，至下午4时许，再次集中猛烈火力对敌予以严惩。此时新楼战斗已结束，十九团迅速向岩仔山增援，形成三面合围态势，在一阵冲锋号令声中，十九团、二十三团和起义部队同时向岩仔山发起总攻，使敌彻底崩溃，敌兵大部投降，部分逃遁。吴奇峰和王海水等六七十名官兵被打散后，各自沿沥水、湖山一带的堤岸逃窜，后泅水过河向阡桥、尚寨等地逃命而去。小部分溺死于河水中。突击排长黄海山事前与戴评章约定，于战斗的当天下午抵达尚寨后，即带领部属30多人开至下碑，次日在葛山投奔戴评章起义部队。此战，全歼弃城东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士兵600多人（含俘敌官兵70多人）。至此，南靖县国民党反动武装全部覆灭。
  9月22日，第八支队二十一团奉命回师解放南靖县城，执行警备及收编起义部队等任务。当天下午3时，二十一团以整齐的步伐，严肃的军容步入南靖山城，受到南靖人民解放大同盟、山城各界群众及起义部队的热烈欢迎。从这一天起，宣告了南靖解放。
  科岭“红嫂”
  林洪坤
  红嫂是描写在抗日战争年代沂蒙山区的一位农村妇女用自己的奶水滋润一位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八路战士，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并拍成电影广为流传。而科岭的“红嫂”为了掩护四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而献出自己只有6个月大女儿生命的真实故事，而且埋没整整85年。
  科岭地处南靖、永定、龙岩三县交界，这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坑下自然村更是在半山腰居高临下，是红军打游击，开展革命活动既安全又可靠的根据地。早在1930年红军第一次从永定进入下斜、坑下时，坑下这个只有百十人口的小村的村民就积极地配合红军开展革命活动，还有十几个人参加红军游击队，其余的群众都成为可靠的基本群众与红军游击队结下鱼水深情。坑下村成为中央苏区基点村。
  1934年农历4月中旬，上级指示坑下的游击小组必须派出一组担架队与其它游击小组一起去奎洋接运红军伤病员，走途经坑下到适中的山路，到适中后交给闽西来接运的担架队。
  这组担架队一共5个人，4个男的1女的，女的主要是负责护理。这个女的叫水花，也称林嫂，还背着一个刚满6个月的女婴，其他三组也有一个女的，刚好与林嫂结伴而行，她们到奎洋的合溪后才与从漳州来的担架队接上头。从交谈中才知道这是从中央苏区来的主力红军是去攻打漳州的，现在要回师闽西，由于物资及伤病员太多，才通过当地的党组织红军游击队给予协助分散转移护送。担架队抬着受伤的四个红军战士，他们伤势都很重，只有一个轻一点。担架队一路翻山越岭，走小路避行人，可是还是被白匪军发现行踪。匪军一路寻循担架队的脚印尾随而来。担架队抬着伤员可山路崎岖，行动缓慢，尾随的匪军不断地加快速度，距离逐渐缩短，情况十分危急，当他们到达坑下村脚下的一座公王坪时，敌人与担架队相差已不到半里地，到坑下村还要上一条很长的陡直山岭，驻在村里的游击队和村民不知道这一危急情况，没能来支援，又不敢大声呼叫，只好加快速度往上爬，爬到半岭时，由于已经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又是上坡，每人都气喘唏唏，实在走不动了，只好爬上路旁一个坎顶，躲避歇息。那里有一块墓地，把伤员放在空地上，其他人埋伏在四周，静静地守护着，敌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正当敌人到墓地的下方时，水花嫂背上的孩子突然醒了，大嫂忙着解下背上的孩子，可是刚放下来的孩子张开口要哭，孩子的哭声肯定会招来下边路过的匪军，队员们都惊呆了，慌乱之中大嫂赶忙掀开上衣，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口中，用奶捂住孩子，孩子本能地挣扎，扭动着头，大嫂紧紧地搂着孩子，生怕他发出的任何声音，十多分钟后，听见下方敌人的脚步声一阵阵逐渐地远去，当敌人过去之后，大嫂才松开手，从孩子嘴里拨出奶头，这时才看清孩子的脸色已经发紫，一动不动，已然没有气息，由于捂得太紧，孩子已经窒息而亡。这时水花嫂张着大口无声地哽咽着，眼泪潸然直下，担架队员发现情况不妙才围拢过去，另外一个妇女扶着水花嫂，陪着水花嫂流下凄凉的泪水，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啊，一个母亲为了掩护红军伤员而亲手捂死自己的孩子，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怀。水花嫂本会号啕大哭的，可是她知道声音可能会招回远去的白匪，只能理智地强忍着悲痛，任泪水潺流洗脸，担架队员们见况无不流下那悲痛的眼泪。这时躺在担架上的红军战士也都忍不住流出感激而悲伤的泪水，其中一位伤势较轻的战士细声地叫着大嫂说：“大嫂是你用孩子的命救了我们，大恩难报，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如果还活着，一定会回来谢你的”。
  直到傍晚知道敌人一定是顺路往适中方向追去了，担架队才把伤员抬回村里，全村群众及游击队员们知道大嫂为了掩护红军伤病员而失去自己的孩子都集聚在水花嫂的家，一边安慰一边陪着掉眼泪，那动人的情景，永远萦绕着人们的心里，让人永生难忘。水花嫂的丈夫也是游击队员，强忍着揪心之痛，他一边流泪一边安慰着妻子无言以对，只重复地讲着“孩子还会有的”。
  从此水花嫂仿佛换了一个人，整天郁郁寡欢，少于言语，默默地干活和整理家务，偶尔也帮着照顾红军伤病员。一九三七年八月水花嫂的丈夫随队整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家里只剩下水花嫂一人，女儿死了，丈夫当红军走了，形只影单。她有时会整天呆坐在女儿的小坟前，有时会久久伫立在村边，眺望着红军及丈夫远去的道路。农田荒废，衣食无着，生活紊乱，全靠村人接济，无奈她愁肠忧结，久而神志不清，目光晃荡，于1948年不幸抑郁而亡，而他丈夫北上抗日以后再也没回来。
  解放后由于水花嫂死了，他丈夫也没回来，一家已成亡户，政府也没给予追加任何荣誉，刚开始村民们在茶余饭后尚还有所讲述，久而久之也就淡忘了。
  今天我们生活在太平盛世的大好年代里，在悼念英雄烈士的英魂及缅怀先辈的丰功伟绩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铭记为中国革命做出无私奉献，而默默无闻的苏区人民。
  父辈的往事
  ——王占春政委原警卫员陈在和事略
  黄亚炉（陈在和之子） 张应洲
  我父陈在和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出生于福建省南靖县丰田凤安村一个农民家庭，家庭成份是雇农。一九三二年四月间，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时，父亲17岁在宝林凤安村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详见凤安村证明材料），同时山城下碑村黄水狮也参加了红军。当时，红军驻扎在龙山镇南坪村内洞沓埔社、庙内等，准备攻打风霜岭、十字岭等国民党反动派张贞部队。四月十九日凌晨与国民党反动派张贞部队在十字岭展开了激烈战斗，经过惨烈的战斗，红军突破了张贞部队的防线。四月二十日红军胜利进入漳州城。红军在漳州城休整一个多月，胜利回师江西，留下陈在和与四名红军党代表，在闽南地区配合闽南红军三团（冯冀飞为团长、王占春为政委）。陈在和被分配给王占春政委当警卫员。红三团在闽南地区与国民党反动派张贞部队展开一次又一次的游击战。有一次闽南红三团在漳州城开万人群众大会，那时忽然间国民党反动派张贞所部杨逢年部队从外面包围过来，王占春政委和冯冀飞团长立即下令休会，疏散群众后往漳浦、程溪方向撤退。在漳浦县与程溪交界区，我红三团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在争夺制高点以掩护部队撤退时，这时候一颗罪恶的子弹打中王占春政委的腹部，因伤势严重，抢救无效于1932年6月12日壮烈牺牲。当年王占春政委才二十七岁。陈在和痛哭一场，然后由中央红军党代表四名和冯冀飞团长率领红三团撤退到平和县坂仔大山森林里休整，那时山下四周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日夜严守二个多月。有一天晚上，有位游击队员闹肚子，想喝粥，在一个石缝里以口杯用蜡烛正在煮粥，陈在和见状说“不能煮粥，会引来炮弹，危险。”说话间山下敌人看到山上有点火光，就打了二门迫击炮弹，准确落在煮粥地方，陈在和马上压住那队员，炮弹爆炸后，那队员安全，可是陈在和两只眼睛却出血了。那时红军党代表闻讯赶到看见：“不好了，警卫员眼睛被炸出血了”。当天晚上半夜，红军党代表叫四名队员用担架把陈在和送下山找医生治疗，此时陈在和不肯下山说：“我不下山，我要和你们在一起。”红军党代表说：“这是命令，你还年轻，不把眼睛治好，怎么革命？”后来陈在和就服从命令下山，红军代表拿了十六元大洋给陈在和下山治眼。担架连夜往山下顺着坑道走。到了半路，国民党还乡团在路上打上毒竹钉，一名队员脚被毒竹钉刺住，剧痛难忍，不会走路，后由三名队员轮流抬担架，走到山下路口时，发现大批还乡团丁在那蹲守，他们把担架团团围住，说：“你们想逃？你们当红军就要抓。”有个大个子说：“你是哪里人？快说实话，不然就枪毙你们。”我们三个游击队员说有平和、有漳浦、有南靖，那还乡团头目说：“那好你们都种田，放你们回家，这个警卫员抓来就好了。”那还乡团拿着一把大刀在陈在和肚子前画来画去：“快说实话，山上有多少人，你这年轻小鬼不说实话，我就用这刀杀死你，丢这口塘喂鱼。”父亲骗还乡团说：“山上人有捌仟多人，每人都有枪，机枪几十挺，子弹算不清、手留弹也很多，你们敢上就上。”实际上是200余人，80多支杂牌枪，子弹很少。后来第二天，还乡团把陈在和押送到平和县国民党军营，尔后转送到漳州城监狱，关了十六个月，到一九三四年又转送南靖县靖城大园底监狱，一直到日本飞机轰炸靖城时，才越狱潜逃出来。逃出来后还不敢回丰田凤安村，先去华安打短工度日。到一九三六年经人介绍来到山城下碑村埔里，和黄海的童养媳结婚，第二年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到处抓壮丁，要把黄海长子黄竹根抓去，黄竹根知道后潜逃，但其三子黄行川被抓，黄海就对陈在和说：“你比较大又懂事，行川他才九岁，你去替行川当壮丁。”后来陈在和就在靖城替黄行川当壮丁。时间过了几个月。国民党新兵连要开往龙岩州，陈在和就随着新兵往龙岩州，过些日子，即一九三八年冬，国民党新兵连在龙岩州要整编，十二月即将过年，国民党团部要来龙岩州接编，消息传开，陈在和知道什么时候国民党团部要设宴。那天晚上，陈在和与平和县、云霄县几个大个子的壮丁约定，趁他们喝酒大醉时候，将门哨击倒把枪扔到外面田间里。整连新兵都跟陈在和逃出军营。时间过了几个月才敢回家种田，直到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反动派又在农村到处派抓壮丁，那时陈在和想出一个计策，约本社好友兄弟黄纳等人，筹集了四十元大洋，买了个保队副，那时每当上级有抓壮丁任务，陈在和就知道要抓谁，就提前去给被抓的农户通风报信。有好多次壮丁都被陈在和放跑，后来保长向上级汇报陈在和不得力，抓不到壮丁，上级就把陈在和的保队副给撤了。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都要解放了，南靖县解放区正在进行剿匪、土地改革，那时候南靖县县大队领导纪跃东、王同生等领导召集陈在和及有当过红军的同志招来一起剿匪及参加土地改革，分田分地结束后陈在和回下碑村种田，直到一九五六年南靖县委在山城葛山召开万人群众大会，让老红军陈在和、黄水狮二人在大会上讲述一九三二年红军攻克漳州、风霜岭、十字岭战斗情况。大会结束后县委对二位老红军说要给你们记功，后来就没有办理记功之事。
  鲜为人知的“红军楼”——万兴楼
  苏何祥 张应洲
  南靖——原中央苏区县，革命历史丰富，革命遗址颇多。著名的“三岭”：科岭——岩永靖军政委员会旧址。岩永靖军政委员会有力地领导了南靖、永定、龙岩边区的农民革命运动，使红色科岭成为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西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一个可靠落脚点。十字岭——1932年4月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主战场。当年战斗惨烈，毛主席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攻破了敌49师防线，取得了漳州战役的伟大胜利。漳州战役，有1300多位红军将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长眠在这片红土地上。大岭——中共闽南地委机关旧址。1946年6月，闽南地委机关从“山寮”进驻大岭村白咏后，这里便成为中共闽南地委领导革命斗争和解放闽南全境的前沿指挥部，被誉为闽南的“西柏坡”等等。这些革命事迹载入中国革命史册，这些革命遗址成了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是宝贵的革命历史遗产。
  但仍有一些鲜为人知的革命遗址，抢救性地挖掘、整理，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很有必要。
  红军革命活动旧址“万兴楼”，解放后称“红军楼”。此楼位于南靖县与永定县的古竹山区乡镇交界处的南靖县梅林镇□头村。此楼南去古竹，北去科岭老区，东去奎洋、梅林双溪及南靖县城。该楼总共72间，已有二百多年历史。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曾是中国工农红军、新四军，闽南游击队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该楼地处偏僻的崇山峻岭，左右南北邻连永定、古田及科岭老区，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管辖的薄弱点，便于我共产党革命力量开展活动，当时红军队伍的领导邓子恢、李明康、林忠保等领导人曾多次带领红军队伍住在此楼内从事革命活动，楼上三楼左侧为红军的大会议室，会议室左面写“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正面毛主席像及“毛主席万岁”。三楼并有小会议室及红军战士宿舍。楼下大厅正中，毛主席像、朱德总司令像，左右二面墙书写“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大门口墙及围墙上当年红军写的“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至1963年文革前仍有字迹，经多年的风雨岁月，现已掉落了，门口围墙也倒塌了。当年红军站岗亭房，现仍可见，目前漏雨损坏严重。据老人们说，每次红军来时都把楼舍打扫干干净净，临走时卫生也搞得很好，并帮楼内房东挑水。据老人们说红军将士们住在此楼非常热闹，开会及早晚唱三八纪律八项注意歌及唱共产党好歌曲，常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是人民了弟兵，打天下，为人民”等口号，楼内房东和子弟兵亲如一家人，常给送菜，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谢绝了。红军队伍常来往科岭及龙岩古田，曾经参加红军科岭接头，被认定为革命五老李银丰就居住此楼，后她被迫投靠龙岩古田红军队伍的8年里为红军洗衣、做鞋，当炊事员，是红军女战士。在古田时毛主席曾接见过她们多位女同志。李银丰直到1954年新中国成立后由其子苏锦福、苏鸿金（本组房亲）二位老共产党员专程步行去古田，在红军队伍中找到李银丰，二位共产党员向红军领导恳求批准后才把李银丰接回万兴楼定居，带孙子做家务。我也常听祖母李银丰讲述当年红军许多革命情景。此“万兴楼”在1949年全国解放后，当时□头村经济困难，就借用该楼为村部办公，当时省、地、县、公社下乡干部都住在此楼内，一直到1965年（都属免费使用），后村部迁到新址。1968年下放干部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许多人又住进此楼，此楼再次热闹起来。
  由于历尽沧桑，年代久远，该楼破损严重。居民们正积极地与有关部门联系，请求给予重视维修，使这“红军楼”巍然屹立，为弘扬红军精神和教育下一代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