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庄西言（1885-1965），号西元，又作西园，福建南靖县奎洋镇霞峰村人。幼年家境贫寒，3岁丧父，6岁母亲改嫁，由叔父抚养成人。1904年，年仅19岁的庄西言远渡重洋，来到荷属东印尼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谋生，在族亲庄宗泽店中当店员。他工作勤勤恳恳，生活勤俭节约，六年后便有所积蓄。1910年，庄西言与他人合资创办了以经营土特产为主的“三美公司”。1914年，他独资开设“全美有限公司”，经营进口布匹，生意兴隆，截至上世纪30年代初，成为巴城一方富甲。
  庄西言致富后不忘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满腔热情地为华侨服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也因此在巴城商界享有崇高威望。他曾先后任励志社干事、巴城慈善委员会主席、荷印华侨输入商总会第一届主席、巴城棉布商会会长、中华商会理事、巴城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华侨智育会主席、巴城福建学校学务委员长、巴城中华学校副总理、巴城福建会馆会长、中华女校委员、养生院董事、闽侨救乡会会长等。
  1931年，庄西言出任印尼中华总商会会长。上任伊始，他就制定了帮助祖国实业发展计划，倡议组织印尼华侨商业考察团，回国考察祖国工商业，以华侨集团的力量谋求中国、印尼工商业合作发展。这一倡议立即得到华侨的响应。庄西言被公推为团长，率团回到祖国考察，受到各界欢迎，国民政府也因此委任他为侨务委员会委员。1938年7月-1942年9月，庄西言又连任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31年6月到8月，以江淮地区为中心，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全国性大水灾，受灾面积超过英国全境，40余万人葬身浊流，成百上千万的灾民遭洪水围困，啼饥号韩、辗转流徙。这场江淮洪水，属于长历时、大范围，后果极其严重，长江及主要支流，如金沙江、沱江、眠江、涪江、乌江、汉水、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以及淮河、运河、钱塘江、闽江、珠江，都发生了大洪灾。黄河下游也洪水泛滥，伊河、洛河的洪水为近百年所未见。东北的辽河、鸭绿江、松花江、嫩江等河流，也纷纷泛滥成灾。据1931年8月24日《申报》报道，“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口之难未纤，洛阳之灾又起”，到处洪水横流，灾情几遍全国。据当时的国民政府公报，全国受灾区域为16省，遭洪水不同程度波及的省份，当有23省之多。其中受灾最重的地方.是江淮流域的鄂、湘、皖、苏、赣、浙等八省。回到巴城以后，庄西言得知祖国遭遇特大洪灾，立即发起成立印尼巴城华侨赈灾委员会，自己率先捐出巨款，之后奔走呼号，筹款10万余元、衣服百余箱，汇回祖国救济灾民。
  1934年，庄西言出任巴城南靖公会总理时，鉴于作为公会会所的“南靖庙”年久失修，损毁严重，遂倡议重修，并带头捐款。历3载大修告竣，特立碑石纪念。碑文曰：南靖公会立碑记：本会创始于1824年，考诸本庙历史，与夫基业之由来乃南甲必丹戴亮辉先生所建，以垂吾靖邑在巴城永久纪念。盖此基业无论何人不能改移……今倡议维修以保遗迹……立碑记之，以崇纪念。
  在经商和服务华侨的同时，庄西言也积极投身革命。到巴城后，对自己要求甚严，一直坚持半工半读和参加华侨社会活动，这使他眼界更开阔，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刚到巴城时，正值中国同盟会成立之际。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随即在新加坡设同盟会分会，作为英荷两属地的革命总部，并有计划地派遣20多人先后到印尼开展革命活动。1907年，同盟会巴城分会成立不久，庄西言就毅然加入，并成为活动骨干。当时，为避免荷兰殖民者的干涉，没有打出同盟会的旗号，而是取名“寄南社”。为方便活动，1909年同盟会巴城分会（寄南社）与华侨书报社合并，以巴城书社名义向殖民当局备案。庄西言经常组织同乡好友到书报社读书、看报、听演讲，还帮助在更多地方设立书报社。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孙中山连续策动武装起义，并在南洋奔走募捐起义军费。当时，庄西言经济一般，仍省吃俭用捐资相助。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倒行逆施，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庄西言与印尼进步华侨一起，跟随孙中山铁血共和。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印尼后，庄西言立即倡议华侨组织抗日团体。10月13日在巴城成立了包括50多个华侨团体参加的救国后援会，发动华侨捐款支援祖国。庄西言还亲自带着华侨上街宣传抵制日货，被发动起来的华侨各个社团还印制奸商名单遍贴街道，对于继续卖日货的商店，则在商店招牌上泼洒柏油，或者没收其货物或者课以罚款。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民惨死在日军狂轰滥炸下。庄西言再次振臂疾呼，号召华侨捐款捐物，为国输财，他组织印尼华侨捐款，为中国红十字会筹款68万余元，赈济难民。为更好支持祖国抗日战争，庄西言领导印尼侨胞成立了印度尼西亚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亲任主席，专事筹款赈灾工作，全力开展捐助活动。不到一个月，他领导下的印尼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已汇回祖国捐款150万盾。10月，在庄西言的倡议和主持下，巴城中华总商会在当地举办大型国货样品展览，号召华侨不用、不买及不卖日货。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华，国难当头，民族垂危。庄西言身居异乡，心怀祖国，密切关注国内时局的发展和变化。为了抗御外侮，支持祖国抗日，他一方面以印尼中华总商会会长身份，发动各商家抵制日货、断绝日货进入印尼，不为日商做工，不把军需物资供给日本侵略者。在遭到空前的广泛抵制后，日货几乎濒于断绝，从而使日本侵略者在经济上受到沉重的打击。有两对数字可以说明：1937年日本与印尼贸易量为输出200051万元、输入153450万元，1938年输出104145万元，输入88240万元，分别减少了48％和42％。
  另一方面，他积极发动捐资救国。如国民政府成立了以蒋介石为主任委员的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陈嘉庚、庄西言、陈守明、胡文虎、李国钦等知名华侨担任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向海外陆续发行了救国公债、国防公债、金公债和储蓄券等，号召华侨购债救国。国民政府发行第一期救国公债5亿元，庄西言带头认购10万元。同时，他奔走各地宣传、发动华侨踊跃购买。在庄西言和其他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华侨常务委员的努力下，第一期救国公债中，华侨认购了一半以上。除发动华侨购买救国公债，庄西言还持续组织各种募捐活动。当时，巴城街头贴了许多“节食救国”和“踊跃输将”的标语，号召华侨在此国难当头，大家应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赴国难。身为雅加达福建学校学务委员长、巴城中华学校副总理的庄西言，周密部署，积极发动，使全市华侨学校成为募捐主力军。当时在巴城中学校执教的张国基后来回忆说：“记得那时每逢农历除夕的夜市和元宵等重大节日，学校师生就上街募捐，用事先准备好的鲜花，向过路行人插花劝募，我们还登门向有钱人家劝募或举行各种义演、义卖等。”在庄西言等的鼓舞力下，仅一年时间，就在印尼华侨中募集捐款450万盾和购买了150万盾的公债。
  在了解到祖国抗日前线急需医护人员和药品、手术器械之后，庄西言和柯全寿、洪渊源、许启兴等组织印尼华侨回国抗日医疗队，驰赴祖国抗日前线救死扶伤。《新华日报》1938年1月27日、5月7日和6月18日连续报道了此事，其中在一篇报道中有这样记载：“1937年10月，由巴城中华总商会主席庄西言主持，名医柯全寿负责计划，许启兴负责筹募经费，准备组建一支巴城华侨救护队。自登报后，应征者竞达400人，结果挑选了医生4人和看护15人，以吴英璨医生为领队，配备救护车9辆，携带大批药品、医疗器械，于12月10日由巴城出发，奔赴广州、长沙、徐州、许昌、信阳等地救伤工作。1938年6月辗转到达武汉，6月16日，侨务委员会设宴慰劳救护队。”庄西言和柯全寿等先后组织了四批医疗队，每批十多人。他们在抗日前线奋不顾身，抢救伤员，受到中国红十字会和前线抗日官兵的高度称赞。
  1938年7月，在举行“七·七”周年纪念活动时，庄西言将巴城划分为20个区，分头开展献金活动，倡议全市华侨素食一天，将节余的钱献给祖国抗战。他还规定凡经营布匹的华商，每售出一码布要捐金一毫的救国钱。同时，庄西言参与创办巴城华侨慈善夜市，为祖国抗战筹款。当时我国华南、西南地区疟疾流行，巴城华侨还踊跃捐献奎宁丸（金鸡纳霜），不到两年时间即捐一亿粒以上。重庆难童保育会及寒衣募捐会急需30万件寒衣，印尼华侨认捐6万件寒衣，价值约18万元。据统计，南侨总会成立后，自1938年10月至1940年12月，荷印华侨每月原认捐54.4万元，26个月共认捐1415万元，但实际汇出捐款达3105万元，比原认捐的款额增加一倍以上，约占南洋华侨捐款总数的四分之一。
  随着抗战形势进一步发展，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高潮。为了进一步团结华侨，使筹赈救亡工作能够统一行动，南洋各地华侨团体认为必须成立一个联合组织。1937年秋，作为侨领的庄西言、李清泉，分别代表印尼、新加坡华侨致函陈嘉庚，恳切建议在新加坡或香港组织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以便统一组织和策划支持祖国抗战事宜，但当时由于陈嘉庚先生的谦逊而未能接受，以“乏相当才望”委婉推辞。
  1938年5月1日，厦门沦陷，鼓浪屿中外人士组织“国际救济会”，电请各地华侨筹款协助。同时，“福建救济会”也向海外发电报，提出同样要求。此时，庄西言再次致函陈嘉庚，倡议召集南洋各地华侨代表开会，讨论救济华南事宜。另一方面，庄西言同时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这一主张。7月30日，陈嘉庚接到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电询：“巴城庄西言先生建议，应由君在新加坡组建筹赈总机关，领导各属华侨筹款。本院已委外交部，电告南洋各领馆，通知各属侨领派代表到新加坡开会，希筹备一切。”
  由于庄西言的积极建议，陈嘉庚亦认为时不待人，义不容辞，即开始进行工作，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于1938年10月10日（即双十节，是辛亥革命纪念日，也是那时的国庆节），在陈嘉庚创办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举行。到会有马来西亚、缅甸、荷属爪哇、菲律宾、香港等东南亚四十五埠华侨商会、筹赈代表168人，大会正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当选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大会还制定了各埠筹赈会办法举要。会议发表宣言，号召1000万东南亚侨胞“充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鞭自策，自勉自励，踊跃慷慨，贡献祖国”，“洗百年之奇耻，一报九世之深仇”。同时，南侨总会还以美国独立战争为例，殷切勉励华侨说：“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失败，名城尽失，要地多丧，余众不过万人，卒以华盛顿之坚苦沉毅，百折不挠，长期抗战到七年之久，而博最后成功。今日我国抗战情势，比较当时美国实远胜之无不及，最后成功之希望必更容易实现，断无疑义，一时之胜败，一地之得失岂足转移我同胞之心乎？愿相与共勉淬砺，以加速民族解放之日之来临。”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南洋第一次把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信仰的千百万华侨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到1940年，南侨总会领导下的基层救国组织已达702个。南侨总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抗日史和华侨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南洋华侨实现爱国大团结的具体象征。其重大意义正如陈嘉庚在其《南侨回忆录》中所言：“是项组织的实现，不特各属筹款机关，可密切联系，而冶于一炉；即南洋八百万侨胞，亦可精诚团结，而化为一体。”
  南侨总会在陈嘉庚主席的坚强领导和李清泉、庄西言两位副主席全力支持配合下，领导侨众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祖国抗战，为最终彻底打败日寇，做出入所共知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组织南洋华侨救国捐款。南侨总会号召全体华侨团结抗日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敌爱国”。向华侨募捐、支援抗战，是南侨总会的首要任务，总会通过各地分会，采取种种有效方式开展爱国募捐：有特别捐、常月捐、纪念日捐、货物舟车助赈捐、游艺义卖捐、迎神拜香演剧捐，还有货物、药品等物捐和学生卖花筹款活动。据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1945年，八年中捐款共达十三亿多元（国币），平均每年一亿六千多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
  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抗日。南侨总会成立后，组织南洋华侨支持祖国抗日最具有历史壮举的，是发动和组织南侨机工回国抗日。1939年2月，南侨总会应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的请求，组织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并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前往新开辟的滇缅公路西南各省服务。先后共有3200多人回国服务，从事繁重的运输和修路工作。滇缅公路是当时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运输大动脉，担负着重要的运输任务。南侨机工克服重重困难，以忘我的牺牲精神、争分夺秒地为祖国抢运战略物资，平均每天运输300吨以上物资，被誉为滇缅路上的“神行太保”，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1941年12月30日，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华侨抗敌动员会总会，不久组成了千余人的华侨义勇军继续支持祖国抗战事业直至抗战胜利。
  揭露汪精卫投降阴谋。1938年10月末，日寇向我华中、华南猖狂进攻，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抗战进入危急阶段。前方将士正浴血奋战，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却违背全民抗战意志，公然发表对日和谈谬论，密谋投降卖国。陈嘉庚先是劝阻，后是揭露，提案攻击，公开声讨，给汪精卫之流以沉重打击。庄西言代表印尼华侨对汪逆叛国罪行亦不放过彻底揭露批判，使之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通过这次斗争，使东南亚广大华侨中开展了一次爱国团结、扬善除恶的教育。
  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在南侨总会一系列抗日救国活动中，组织以侨领为主要成员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慰劳团”），也是引起海内外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事件。1940年3月26日，慰劳团发起人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副主席庄西言、慰劳团成员霹雳侨胞领袖王振相、槟榔屿侨胞领袖陈清虎及陈嘉庚秘书李铁民等一行五人乘“康定”号飞机自仰光直往重庆，与通过滇缅公路先期到达的其它成员会合，受到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4月14日，慰劳团成员全部到达重庆，开始在重庆慰劳视察。他们利用各种大小欢迎会或个别交流，参观访问等机会，充分表达海外华侨对祖国军民的关切之情，深入了解国内实施抗战状况，宣讲民族大团结，早日战胜日寇，在重庆各界人士参加的欢迎大会上，陈嘉庚发表了题为《以心许国》的庄严热情演讲，指出华侨出钱出力支持抗日，是国民人人应尽的天职。庄西言也慷慨陈词，他说：“抗战以来，敌人与汉奸汪精卫等不时派人到南洋活动，阴谋煽动侨胞，动摇抗战信心，然千万华侨，洞察其奸，虽威胁利诱，不为所动，吾敢断言，侨胞中决无甘愿附逆降敌作汉奸者，所有侨胞惟知拥护中央政府，拥护领袖，敬爱忠勇将士，坚持抗战，坚持最后胜利！”两位爱国侨领的精彩演讲，使在场人士倍受感动，振奋不已。慰劳团在重庆期间，先后受到蒋介石、何应钦、孔祥熙、陈诚、白祟禧、宋子文及冯玉祥等国民政府要员及各机关部门的接见，在重庆慰劳后，即分成三个分团，于5月1日离开重庆，前往西北、华东、中南15个省区慰劳视察，并定于7月返回南洋。庄西言则陪同陈嘉庚在重庆深入慰问考察40天，“收获”不小，“感慨”良多。庄西言本拟继续陪同陈嘉庚前往各地考察，因荷印局势骤然紧张，另有任务，只好提前南返。11月6日，陈嘉庚视察到漳州时，特地要求来南靖视察。当时有人建议南靖是山区小县，没有什么好视察的，去了也没用。陈嘉庚激动地说：“南靖是西言兄的故乡，这次无论如何我都要去南靖看看。”足见陈、庄二人感情之深。
  庄西言提前返回巴城后，陈嘉庚继续在重庆活动，与国共两党要员接触商讨抗日大计，然后赴西北各省慰劳。应毛泽东邀请，陈嘉庚转赴延安参观访问，多次受到毛泽东、朱德的接见和宴请。7月25日，应重庆“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的邀请，陈嘉庚作《西北观感》的著名演讲，列举在延安所见的生动事实，证明延安一派新气象。指出：“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成金。”陈嘉庚的著名演讲，经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使大后方的广大人民耳目一新，受到极大鼓舞。为此触怒了国民党当局，便趁南侨总会换届之机，派菲侨出身的国民党中央常委王泉笙赶到巴城协同吴铁城等人，对庄西言百般拉拢，叫他不要选陈嘉庚为主席，但庄西言正气凛然，不为所动，并说：“我知无处再觅此好人，何能别举？”王泉笙说：“陈已共产化。”庄西言则针锋相对：“我认识其为正道无私好人，不管是否何党化。”毫无客气地给王泉笙顶了回去。同年3月29日，代表大会如期在新加坡开幕，到会代表152入，在庄西言等代表的全力支持下，陈嘉庚以151高票，继续当选为南侨总会第二届主席，庄西言、杨启泰（菲律宾）选为副主席。代表大会挫败了国民党当局的阴谋，体现了南洋华侨在团结抗日旗帜下的精诚合作，捍卫了陈嘉庚作为海外华侨领袖的历史地位。
  同年4月1日，南洋各地闽侨代表300余人，聚集新加坡开会，陈嘉庚担任临时主席，向大家汇报回国慰劳情况。经过两天讨论，会议通过了组织“南洋闽侨总会”。3日，众选陈嘉庚担任主席，庄西言为副主席。总会创办周刊，发表宣言，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通过捐资赞助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基金等议案。闽侨总会成立后，为祖国抗战也作了大量工作。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向东南亚大举进犯。马来亚、新加坡、印尼相继沦陷。南洋各地侨领和仁人志士处境十分艰险，日寇宪兵队日夜出动搜捕，到处风声鹤唳。陈嘉庚和友人陈贵贱、刘永玉、陈永义等人，于1942年2月3日乘汽船离开新加坡。4日中午抵达荷属苏门答腊岛的淡耶。2月19日晚又乘汽船往己东，电告庄西言：“待有船即往。”庄西言即回电报应承。并告知他的公子陈济民、陈厥祥已安达加里吉打。
  2月28日午后.陈嘉庚一行到达巴城，寓庄西言宅，会见侨领多人，得知爪哇昨夜沦陷。此时庄西言家属已迁往芝安术陈泽海橡胶园内，该处僻静适于避匿。庄西言为陈嘉庚一行前来居住而作了极其周密的安排。陈泽海亦热情应承，连同橡胶园经理赵全福一家，共住40余人。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当地部分土番危害华侨甚烈，有一家华侨男女共7人，夜间，土番百余人破门而入，5人被杀，家产洗劫一空。庄西言闻讯，立即驱车前往芝巴蓉视察、慰问。
  3月3日，日军进逼巴城，荷军望风而逃，市内一片混乱；当地歹徒趁机打劫华侨财产，死伤数百人。4日，日军未遇抵抗就长驱巴城。5-6日两天，芝安术暴徒20余人图谋抢劫陈泽海橡胶园。8日，庄西言在芝巴蓉的别墅被抢劫一空，损失价值30多万盾的布匹。此时，日军大肆逮捕“敌性华侨”，特别是侨领。3月9日，庄西言胞弟从巴城带来日本宪兵队长给庄西言的一信，内云：“请庄先生速来见，有事相商，切勿延迟。”另加口头警告，如不来就要枪杀其全家，必自食其果。陈嘉庚和庄西盲预感情况不妙，陈嘉庚惟恐连累老朋友，坦然告之：“敌若知余与君有关系，必须告者主勿讳。”庄西言明确回答：“有我庄西言，就有嘉庚兄。”当面表达了护陈决心。庄西言因此被日本宪兵传讯。
  4月上旬，日本在巴城四出搜捕“敌性华侨”，庄西言不幸遭捕。日本鬼子诡计多端，对庄始则“好言”相劝，“优待”有加，底牌是：“请你协助我们与陈嘉庚建立合作关系。”庄答：“这我确实无能为力。”日本宪兵队长又追问：“陈嘉庚在哪里？你说出来我就放你。”庄答：“丝厘不知！”敌人见软的无效，改用硬的：“上刑！”硬是将庄西言打得皮开肉绽，伤痕累累，连牙齿也被打落四颗。日寇一再严厉追问陈嘉庚的下落，庄西言还是那句话：“丝厘不知！”残暴的敌人使尽各种残暴手段，却毫无所获，就将庄西言投入监狱，长期关押在西冷及万隆集中营，妄图“放长线钓大鱼”。直至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身陷囹圄达三年四个月之久的庄西言才得以重见天日。但他已是被折磨得骨瘦如柴，遍体鳞伤，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获释后，庄西言继续经商。
  同年10月2日，在印尼华侨和集美厦门大学校友保护下，在敌人鼻子底下隐居三年多的陈嘉庚从爪哇玛琅重返新加坡的途中，来到巴城。两位挚友历经数年磨难，久别重逢，紧紧拥抱，悲喜交加，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当晚陈嘉庚即寓于庄宅。两位挚友，促膝谈心，无话不说。
  “想不到我们都还活着啊！，嘉庚兄。”
  “是啊，西言兄，我走后让你受苦了！”
  “嘉庚兄，我一口咬定不知道，日本宪兵部也无奈我何！”
  “西言兄的恩情，我真不知如何报答。”
  “别这样讲，是嘉庚兄的爱国精神感召着南洋全体侨胞。”
  陈嘉庚与庄西言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战友情谊和舍生取义的精神永远值得称颂。庄西言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而斗争的铮铮铁骨，赢得了人民对他的敬仰。有感于他的侠肝义胆和凛然正气，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为庄西言颁赐“光明正大”匾额以彰其德。
  庄西言热爱祖国，也热爱家乡。1926年，他捐资2000银元兴建霞峰小学校舍，后因地方匪乱，未能如愿。同年还寄款回家乡，不分姓氏，按户赈济。1948年，他回乡探亲，再次捐资1800银元，始将霞峰小学建成。此外，他还捐资1000银元修建奎洋中心小学教室，为家乡教育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1964年，他在写给堂侄的信中有“老夫身体尚健，家乡建设事业自当考虑”等语，表明他不忘桑梓的拳拳之心，不料，他的心愿尚未尽偿，不幸于1965年因病治疗无效，在香港病逝，享年80岁。
  庄西言爱国爱乡的光辉业绩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