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新的战斗任务
  1949年冬末，我们福建军区警备第6团2营（原闽粤赣边纵队第13团），3天来冒着寒风冷雨，跋山涉水，从祖国的东南海边，回师北上，到了南靖县城。晚饭后，马不停蹄，迈开起满血泡的双脚，连夜盘过一座山，赶到雁竹乡，在荒凉冷寂的甘棠圩住了下来。
  就在这里的一场战斗中，令人难忘的张祥排长为救战友，以胸膛挡子弹，英勇牺牲了。还在这县的保林桥边，我们唱着战歌，迎接到了久盼的“老大哥”，和南下大军一起，挥戈南下，解放漳州城，解放闽南各县。半年后（1950年2月初），我们披星戴月，又回到了这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在这里，开始了我们新的战斗生活——剿匪。“迎接剿匪任务，保护群众过年（农历新年）”成了我们新的战斗口号。
  三天日夜行军的疲累，使人一觉就睡到了天亮。想看看我们半年前亲自解放的山乡变化的心情以及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的习惯把我们引出营房。和熙的阳光，在抚吻着回春的大地。溪岸娇羞的桃花笑红了脸，枯黄的路草在抽芽转绿。屋后的山林变得青翠了，大自然的一切都在新生。过几天，就是祖国解放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啊！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想象着群众迎接新春的欢快情景。
  可是当我们步入驻地附近的甘棠圩时，感到一种冷寂沉闷的气氛，刚解放时那种欢腾热闹不见了。旧陋的店门大半还关着，其余的半开半掩，门墙上偶见贴着零落的红联，碰上个把人，也在回避我们。只有少数少年儿童，在沐浴着阳光。这一切，真叫人纳闷。
  我们利用“同乡观念”，首先串熟了几户客家人拉家常，慢慢地说开了。原来这一带土匪的活动可猖狂呢！“反共救国军漳龙地区副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李开瑞以及庄家成、黄鸡公等部土匪，势力大、耳目多，到处抢劫、抓人、杀人。当时，龙溪地区被杀害的工作人员和基点群众就有三四百人。这个山乡小圩也被洗劫了好几次，连政府的公粮也被抢劫一空，还大肆散布谣言，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蒋介石国民党就要反攻大陆了”等等，搞得人心惶惶，日夜担心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解放军能不能剿灭土匪，能不能挡住国民党的反攻，这在不少人心里仍是个疑问。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又一次教育了同志们，反动军队和政权虽被我们打垮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的残余势力和地主豪绅相勾结，组织了土匪武装。国民党还从台湾不断派遣武装人员，潜入山区，虚张声势。我们的乡村新政权很难建立，更难巩固，土地改革无法进行，人民群众还没有真正获得解放。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的需要，营部抽调10多名精干的干部、战士，组成一支既特别能吃苦、能战斗，又特别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战工队”（全称是“政治战斗工作队”）。钟盈教导员找我谈话，把我从五连文教调到战工队，主要负责政治文化工作。
  长途奔袭
  除夕，战斗命令下来了：长途奔袭大梨尾匪窝。“为了群众，剿匪过年”的口号，激励着每个战士的心。
  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耳边只听到山涧水响，树梢的寒风在呼叫。一支队伍蛇行在深黝的山谷里。同志们只盯着前面同志左手臂上系着的白毛巾，一个紧跟一个地前行。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过去了，猛杂阴森的大山，始终包围着我们；林间的风啸，深谷的水声，一直在包围着我们。我们不知走过了多少崎岖的山路，涉过多少冰冷刺骨的水涧，爬行在陡峭的山崖上。浓密的原始森林的树枝叶，盖住了头顶的天；脚下踩着的全是层层厚厚的枯枝败叶，爬上去滑下来，翻开腐朽的落叶闪烁着点点磷光，和头顶上偶尔从树叶间筛下来的碎细天空的闪烁星光互相辉映，构成了一个神秘而奇妙的世界。有的同志的鞋子滑掉了，有的脸被刺破了，有的手被冻僵了，但是没有人吭一声，没有人被难倒。相反，这一切，把战士们的剿匪心焰撩拨得更旺盛，燃烧得更炽热。同志们咬紧牙关，一声不响地爬着，一个拉一个，一个托一个地爬着，终于爬上最高山顶。同志们喘了一口大气，望着微微露出鱼肚白的东方，深深地吸了一口寒冷清新的空气。
  黎明已经接近了，可是同志们的心更感焦急，大家马不停蹄，拖着酸痛沉重的双腿又迈开了大步。再攀过一个山头，匪巢——大梨尾的一个山村，终于朦胧地出现在眼前。部队奉命停了下来，教导员钟盈和连指挥员刘伟溪、丘群等，一起走到队伍的前头，观察地形，选择攻击的线路。这时荷枪实弹的战士就像拉满了弦的箭，巴不得马上冲出去。在枪打响前的这一分一秒，是多么的难熬呀！
  钟盈教导员命令刚一下，作为进攻第一梯队的五连一排和营部战工队，就像2支利箭“嗖”地同时射出去。匪徒们吓得乱成一团，像受了枪伤的野猪，一方面疯狂地向我们乱开枪，一方面慌乱地向山林逃窜。
  “砰！砰！砰！……”
  “砰！砰！砰！……”
  “冲呀！冲呀！”
  枪声喊声，混在一起，腾地震破了深山的寂静。班长阿唐端着机枪，边冲边“哒哒哒”地扫射，拦阻着匪徒的逃路。英勇的红色战士们，像一群出山的猛虎，扑向匪徒，穿过密密的树林，跃过高高的田坎和岩石。三班大个子刘展轮同志，一个筋斗膝盖翻开了一块肉，鲜血直流，可是他爬起来，不吭一声，端起枪又追了过去。有的同志在跑过狭长梯田时，脚上只剩下的一只鞋也跑丢了，但谁也顾不得去捡。我们脚下的梯田里，尽是子弹溅起的水花，耳边充满子弹的“嗖嗖”响声。这时需要的就是迅速和勇猛，追上去，就是胜利。
  这帮匪徒本想在大山林里过个快活年，怎料到，一大锅的香肉，蒸热的年糕、鸡鸭等，没来得及吃一口，灭亡的命运就压到了头上。跑得慢的，落到了人民战士的手里；跑得快的，逃了几个；不少则钻进长满杂木和比人高的芦苇的山窝、
  石岩里。战士们除一部分穷追逃匪外，多数展开了大搜捕。
  在一个很深、很浓密的山窝里藏着约七八个土匪，被几个战士觉察了，但全看不到人影。“抓活的”，一个走在前面的战士，轻轻拨开比人高的芦苇，往前搜索。忽然从暗处射出几颗子弹，战士饮弹倒地。另一位青年战士罗育远闻枪声赶去，再往前搜索。“哒，哒，哒……”从芦苇丛中，响起了一排冲锋枪枪声，罗育远同志又倒下了。被激怒了的战士端枪猛扫。这时，排长许匡钧和我以及刘伟溪连长、丘群指导员都赶了过来。
  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直冲猛打不行，得用巧攻、猛攻和加强政治攻势相结合。于是战士们先把山窝包围起来。此时钟盈教导员、郑义副参谋长也来了。我们便一面朝山窝里开枪警告，一面开展政治攻势：“你们被包围了，一个也逃不了”、“缴枪不杀”、“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你们。”
  敌人没有动静，于是我们将手榴弹一颗颗甩将下去，阵阵的爆炸声震撼着深山老林，震撼着山窝、石岩，震撼着匪徒的心。土匪死的死，伤的伤，他们的火力防线和心理防线都崩溃了。
  “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投降。”敌人终于放下武器，一个个举起双手，低着头，战战兢兢走了出来。许国钧排长、郑义副参谋长和我带领几个战士拨开芦苇，搜索一下山窝、石岩，2个土匪被炸死了，一个还有一丝气息，满身是弹伤，一条腿被炸断了，也活不成了。原来他们大都是国民党从金门派过来的武装匪徒，配带的是汤姆森冲锋枪、卡宾枪和手枪。其中一个是反共救国军的营长，我们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封信。这是土匪司令李开瑞写给在华安的另一股土匪副司令黄雨定的，内中有不少情报。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也牺牲了两位战友，其中一位罗育远，是我在五连时的同连战士。在部队发起冲锋前，我们战工队奉教导员之命参加第一梯队的突击队，这时我和小罗又见面了。他亲切地叫我“小彪”，我们热烈地握手，打招呼，又匆匆分手了。记得他才19岁，脸上稚气犹存。没想到这一握手，竟成永诀。他如今安静地躺在芦苇丛中，胸前中了4颗罪恶的汤姆森冲锋枪子弹。这子弹比一般冲锋枪子弹都要大，杀伤力是相当大的。他的军衣上、地下都是鲜红的血。我心如刀绞，悲泪流淌。我们脱帽为他们俩默哀致敬。
  战斗结束了，我们队伍来到了山村集中休息。此时突然感到冷得浑身打战，冷凛的山风吹在身上，汗水就像溶化了的冰雪刺骨地冷。肚子里发出“咯啷啷”的空洞响声。司务长张仪穆安排好煮饭后，领着几个战士，抱来几捆柴草，为大伙烧起了野火。我们围着火堆，搓着双手，相互拥挤着取暖。年轻战士们被冻红了的脸，在火光映照下显得更加纯朴可爱。我们在高耸入云的山村里烤火，居高临下，远望群山，层层叠叠，云雾缭绕。绚丽的初春朝阳缓缓升起，霞光洒染着山林和雾霭，构成了一幅引人入胜的水彩山村图。远处隐隐约约地偶尔传来几声零落的爆竹声，唤起同志们“春来了”的感觉。想到“为了群众，剿匪过年”，心中既兴奋又温暖，赶走了寒冷，赶走了疲劳，忘却了饥饿。大家边烤火，边推挤，边说笑。有的就唱起军歌来，跟着大家也放声唱起来：“……我们要擦亮刺刀，子弹上膛。战斗的旗帜，高高飘扬…”雄壮悦耳的歌声，随着晨风，漫过群山，荡漾开去！这个年过得多有意思呵！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战斗群体中，又少了两位战友，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歌声了。
  下午，当我们押着抓获的土匪，带着胜利的消息，回到雁竹乡甘棠圩时，冷落沉闷的山乡顿时沸腾起来了。
  “解放军打胜仗回来了！”男女老少，奔走相告。他们全没想到，只隔一晚，人民战士就给他们送来了这样好的年礼。群众带着无限兴奋和感激的心情，带着盈眶的热泪，围挤上来。烤着火笼的老太婆满意地把大姆指直比到我们战士的胸前。那些被抢过的群众显得特别感激而又愤恨，一位烧炭工人从人丛里挤进来，朝着一个戴黑色礼帽的土匪，狠狠地吐了一口口水，说：“他就是抢我炭寮的土匪。”又说：“这些土匪害得我有炭不能烧，有田不能种，日子没法过。”另一位群众说“我的缝纫机也被他们抢去了，害得我像断了手脚”，“他们抢粮、抢车、打死人，真该杀”。片刻间，对解放军的赞扬和感激，变成了对土匪的控诉和咒骂，兴奋欢腾的情绪转变成了对土匪的愤怒和仇恨。
  次日一早，忽然闹闹嚷嚷，锣鼓喧天，群众挑着猪肉、鸡鸭、年糕、糖果慰问来了，说：“你们过年剿匪，为民除害，辛苦啦！”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同志们被群众的真情和爱戴感动了。不几天，我们又领受新的战斗任务出发了。艰苦而光荣的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就在这除夕的战斗和新年的欢快声中拉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