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仰望星空
  温家宝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
  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仰望星空》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创作的一首诗歌，于2007年9月4日发表于《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全诗四节，上为开头二节。诗言志，歌咏言。从这首诗，我们可以读到一位大国总理的所思所想。全诗平白质朴而又意味深长，诗中所透露的对真理、正义、自由、博爱的思考，对国家民族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令人动容，发人深省。2010年5月13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宣布，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歌正式确定为《仰望星空》。
  七月的大海（朗诵诗）
  ——献给中国共产党90周年
  唐崧
  滔滔大浪，溶着朝霞的光彩；浩浩长风，拂着太阳的抚爱。党啊，七月的大海！每当看到您，我总像久别的孩子，扑进您那博大温暖的胸怀。激动的心，沸腾着庄严的誓言，满腔热血，化作滚滚春雷，回答您万紫千红的殷殷期待。
  党啊，七月的大海！您的源头打从哪儿来？沿着那条弯弯曲曲的历史河床，铁锤镰刀带我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去寻找您那红色的远脉。
  南湖那艘小小画舫告诉我，开天劈地的万钧雷霆，是怎样将旧世界炸开；大渡河的铁索桥告诉我，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铁流，是怎样冲垮一道道危机四伏的雄关险隘；延河边的宝塔告诉我，抗日的洪波巨浪，是怎样将入侵者淹埋；长江天堑的千面征帆告诉我，百万雄师的呐喊，是怎样在虎踞龙盘的石头城奏凯。
  从此啊，开国大典那惊天动地的礼炮，唤醒了东方睡狮！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以愚公移山的凌云壮志，告别一穷二白。尽管我们有过十年浩劫，有过粉碎“四人帮”后的三年徘徊，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一夜间就把改革开放的千树万花一一催开。从此啊，特区建立、三峡截流，共和国的列车，沿着“大京九”，隆隆驶进新时代；从此啊，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全世界人民都在为我们鼓掌喝彩！从此啊，天路铺轨、神七飞天，科学发展观实践着日益辉煌的未来！
  党啊，七月的大海！提起您，颗颗红心豁然相通，双双明眸闪烁神采。多少人带着无限深情来到您的身旁，向您宣誓，用钢铁铸成的信念，增添您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多少人牢记您的宗旨，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用火红的诗篇，辉煌您日新月异的风采！您雄浑的涛声如阵阵雷鼓，激励我们高歌猛进，把万里山河重安排；您霞染的红波似猎猎旌旗，召唤我们开拓进取，继往开来。您的每一次鼓浪扬波，都激发出百舸争流的豪迈；您的每一层波纹，都记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史载。千里冰封，万里雪盖，您让我们坚定地看到：春草破土绿，梅花含笑开；乌云压顶，妖雾弥漫，您率领我们：携雷掣电驱阴霾，浪卷疾风荡尘埃！您清澈明丽的圣水，洗亮了人民的双眼，谁敢玷污您一滴洁净的水珠，都会被无情怒涛所淘汰。
  党啊，七月的大海！您连着千条江河，万道山脉，您绾着我们每一根神经，每一条血管。我们的红心，合着您的呼吸有力地跳动；我们的生命，与您紧紧联结在一块！狂风扑来，我们傲然昂首，愿做您身边的礁岩千道；寒流袭来，我们巍然挺胸，愿做您身边的绿树万排。您汇拢百川的巨流，催动我们心中的水轮机急速飞转，化作不尽热能滚滚来。我们的祖国，因有您而欣欣向荣，青春长在；我们的人民，因有您而胸襟宽广，英姿豪迈；我们的事业，因有您而蓬勃兴旺，经久不衰；我们的未来，因有您而光照寰球，辉映万代！
  让日月星辰、千山万水一起为我们作证吧！七月的大海，必将在灿烂阳光照耀下，更加波澜壮阔，汹涌澎湃！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
  革命圣地巡礼
  （组诗10首）
  谢新鎏
  南湖
  那年七月，蝉声锁住湖上烟雨。纵横交错的流火，网着龟裂的大地。
  当十几个汉子，从沪上赶来这里，一条小小画舫，顿时蓄满开天的霹雳。
  此后的铁锤镰刀，向秋风冬雪昭示：春的芳潮花雨，必将洗出天地清丽！
  南昌
  第一次与你握手，已在六十年后。一个迟到的拜访者，激动得热血沸流。
  那撕碎暗夜的第一枪，带着起义军的怒吼，以排山倒海的流势，扑向我苍茫视野的窗口。
  号角的力量一往无前，“八一”军旗插遍神州。血火中走来的不朽芳魂，群雕在英雄城头！
  井冈山
  是夜无星，八角楼灯光璀璨。一阙《西江月》，亮透万壑千山。
  鼓角相闻里，秋收起义的诗人豪情勃发，把黄洋界的炮声，诵成开国诗篇。
  翻开重岗迭峦，我来寻找当年的壁垒烽烟，将历史的殷殷叮嘱，刻在心头的红色峰巅。
  古田村
  是谁抱着彩眉岭，对着大地倾诉衷情？走进中共党史深处，才听到古田会议的松涛声。
  古老的祠堂，诞生伟大的建军纲领。光辉与不朽，撞击出一处著名风景。
  目光抚摸当年会址，胸中涌起澎湃的崇敬。山村的魁力，在史册里永恒。
  洪湖
  暑天六月，唯你妖娆。烈日风荷，开满洪湖的骄傲。
  忽见湖波涌起，血脉卷起惊涛。荷花丛里，飞出那支浪打的歌谣……
  抗争的脚步，携着雷霆风暴，从这里进发，终于踏出长安大道。
  思及元帅之死，满湖风荷都在哀悼……忆念如火似水，淬砺那把起家的菜刀……
  遵义
  岁月以江河的喧响，擦亮那段日子的辉煌。一个倒挽狂澜的会议，使这里的草木都染上芬芳。
  钢铁凝聚的信念，锻铸火红的太阳。山遥水冷的征途，在脚下化作人间画廊。
  今日车过遵义，心中仍有铁流奔荡。二万五千里行程，向远方继续延长。
  娄山关
  鏖战的硝烟已经飘远，肉搏的大刀也进了历史博物馆。浴血苦斗的征途上，还遗下什么值得留恋？
  面对如海苍山，吟诵起碑刻的伟人诗篇，马蹄声便远远传来，伴着激越军号震撼雄关。
  蓦然举首，一道警示高挂东天：扣动扳机的群峰，勾出悲壮的霜月一弯。
  延安
  心海激荡的洪波，涌过陕北流入滚滚延河。宝塔山上的信天游，可还记得当年烽火？
  枣园的油灯，已亮成人间银河；杨家岭的纺车，还在纺着遥远的思索。
  强劲的西北风，年年吹过黄土高坡，把一个铿锵的地名，唱给行进中的祖国。
  大别山
  记得那年风雪弥漫，千里跃进的雄师，逐鹿中原，挺进大别山……
  穿过熊熊战火，拨开滚滚硝烟，捷报挽着虹彩，走向欣欣然的春天。
  如今这季节，已在阳光下亮灿，山风却依旧把雪花，飘落在我心间……
  战旗染血的日子，岂能云烟过眼？随便拾起一颗石子，都能听到刘邓大军的呼唤。
  西柏坡
  当“三大战役”捷报传来之际，新中国大厦便在此奠基。历史迅速调整清醒的焦距，镜头对准满目疮痍的废墟。
  于是有了七届二中全会，有了发人警醒的“两个务必”。共产党人能在战火中打天下，也能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夺取胜利。
  数十年时光悄悄流逝，许多人已把小山村忘记。健忘者一个个中箭落马，村头石磨碾过沉重叹息。
  石磨旁的老枣树，在硕果累累的季节里，告诫每个执政者，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
  烈士鲜血染关山
  王辉球
  天宝大山战斗发生在1932年4月。当时中央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央军委决定，由红一军团（第四军、十二军）和红五军向闽南进军。闽南这个地方离国民党“剿共”大本营——南昌远，我们可以用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在这里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我当时在红十二军一00团一连任党代表。战士们一听说向闽南进军，没有不高兴的。
  我们团是先头部队，接到命令后，连续两三天的急行军，经长汀、合田、才溪，转到龙岩地区以及适中、合溪地区，同张贞部打了两仗，消灭了驻守坎市、龙岩一带的敌人。张贞十分害怕，将其主力迅速退缩漳州一线。
  漳州地区比较富庶，又靠近沿海重要城市厦门，当时日寇势力已伸至厦门，如攻占漳州，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无论对国内、国外都将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因此，我军日夜兼程向漳州方向进发，部队士气非常高昂。记得在我到达南靖县西溪岸边时，正下着倾盆大雨，河水猛涨。为了争取时间，部队不顾一切，强行涉水过河。尔后，部队进驻龙山镇南坪村内洞社待命。这个小山村就在敌人占据的天宝大山脚下，抬头可以看到敌人的防御工事。
  天宝大山位于漳州西北约二十余里，五凤山、十字岭相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漳州的天然屏障。张贞这个红军的手下败将，为防我军从西北方向进攻漳州，集中了所属最后一个加强旅，依托天宝山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下了最后的赌注，企图保住他的漳州老巢。因此，我军要取漳州，必先拿下天宝大山。
  经上级决定，我们连为主攻部队的尖刀连。为了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们进行了紧张的临战准备，首先召开了党支部大会，尔后召开了全连战斗动员大会。团党代表田桂祥同志亲自到会，给全连同志极大的鼓励。连长刘德山同志和我都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全连同志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光荣任务。同志们充满了战斗激情，个个摩拳擦掌，争取第一个攻上山去，把红旗插到天宝大山顶峰。
  第二天拂晓，我军即向天宝大山北侧发起进攻。借着晨雾的掩护，由连长带着一个排在前，我带二、三排跟进，首先摸到山下，以散开队形向山上敌人展开攻击。山高陡峭，不易攀登，但凭着我们爬山的经验和冲杀敌人的拼劲，一排很快就接近了敌人的前沿阵地，二、三排在后面一、二十米处紧紧跟进。此时，连长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全连同志不顾敌人的枪林弹雨，向敌前沿阵地勇猛冲击。但因当时对地形侦察不细，天宝大山南侧坡度平缓，而北侧尽是悬崖峭壁，敌人又是预有准备的坚固阵地防御，居高临下，凭险据守，用强大火力对我军进行封锁压制，在鹿砦（即尖竹或铁三角器障碍）面前，我军根本冲不上去，连长和一排大部分同志在敌阵前中弹牺牲了。见此情景，我心中十分悲痛而焦急，满腔复仇怒火，当即高呼：“为连长和一排同志报仇！”指挥和带领二、三排接连向敌阵地冲去，但仍没能突破敌人防御，许多同志同样在敌人的阵地前倒下去了，我和二排长也负了重伤。至此，我们尖刀连已失去战斗力。我们团当即动用预备队，其他几个连紧接着向敌阵地反复冲击，均因敌人火网密布，我军又无强大炮火对敌进行压制，只靠短兵火器从正面仰攻，致使连连受挫。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毫无进展。后来，由红四军十一师改从东南侧翼攻击敌之右尾，对敌造成夹攻之势。敌人因侧背突然遭到我军之攻击，惊慌失措，乱了阵脚，我军迅速占领了天宝大山。残敌向漳州逃窜，我军乘胜追击，一举占领了漳州城。
  这次战斗共歼灭张贞部主力数千人，缴获武器甚多，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我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主要是在战斗初期，伤亡很重。从我们团（小团）来看，三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加上团直属队，共六百多人，战斗结束时仅剩下二百多人。其中，我们连损失最大，全连一百四十余人，牺牲了近百名同志，生者只有三十余人，且大部分是伤号。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不少优秀指挥员，其中，我记忆最深的有我们团党代表田桂样同志。他待人诚恳热情，平易近人，干部战士都愿意接近他。他常教我怎样当好党代表，我从他身上学到许多知识。他不仅是一位非常有威望的红军政治指挥员，而且打仗勇敢，果断，在关键时刻身先士卒，冲杀在前，退却在后，是团长的好帮手。他的牺牲，不仅是我们全团的重大损失，也是红军的重大损失。还有我们连长刘德山同志，他是河南人，在从国民党军队过来后，弃旧图新，对革命忠心耿耿，作战非常勇敢，每仗都是他带领全连战士们冲杀，从不畏敌却阵，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连长。我们在一个连相处虽短，却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我们连的战士在战斗中个个生龙活虎，连队的传令兵、司号员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俩都是年仅十五、六岁的小鬼，非常机灵、活泼，是全连上下都喜欢的小同志，在这次战斗中也被敌人的子弹夺去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牺牲虽然已经五十二年了，却仍然活在我们心中。
  回想起天宝大山一仗，今天仍记忆犹新，它虽然是个大胜仗，可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知天知地，胜乃无穷”，这是孙子兵法的一句名言。天宝山战斗初期阶段，从战术上看，明明知道敌人居高临下，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又占有火力上的优势，固守以待，我军进攻出发地的地形开阔，又要攀高山，爬陡坡，进行仰攻，显然对我军十分不利，但却硬是决定正面强攻，致遭到重大伤亡而毫无成效。如果不是改变战术，由红四军十一师从侧翼给敌人以痛击，要取得战斗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1964年春，我有机会到漳州去，路过南靖县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仰望天宝山，真是感慨万分：
  忆往昔，青山处处埋忠骨，烈士鲜血点关山；
  看如今，碧柏青松百花艳，战友音容又重现。
  （本文摘自沈阳军区司令部1985年出版的《革命回忆录》第二辑）
  【附录一】
  沈阳军区原政治委员王辉球逝世享年93岁
  新华网北京2003年9月15日电沈阳军区原政治委员王辉球，因病于2003年9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郭伯雄、曹刚川、徐才厚等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王辉球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王辉球1911年9月18日生于江西省万安县鞭蓉镇雁塔村，1927年参加革命，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先后荣获二级八一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辉球随部队上井冈山，曾任连党代表、连政委、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团宣教股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先后参加了反“围剿”等抗日游击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和解放济宁、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贵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贵州省委宣传部长，军委空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沈阳军区顾问等职。
  【附录二】
  五分硬币大的弹洞
  王涌涛
  1995年12月27日晚，父亲因患肠梗阻被紧急送往301医院。检查中发现：梗阻的肠子已顶破隔膜进入胸腔，这将会造成胸腔的大面积感染，情况危险，必须马上手术！手术由胸外科和腹外科的两位主任亲自操刀，一位负责将梗阻的肠子切除；一位负责清理胸腔，将被顶破的隔膜缝合。子女们和工作人员在门外焦急地等待手术结果。
  大约经过三个小时，得知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这时，只见胸外科主任径直朝我们走来：“政委的隔膜上有一个五分硬币大的洞，梗阻的肠子就是通过这个洞被顶入胸腔的，这个洞是怎么来的？”爸爸的隔膜上居然还有一个洞！我们子女都因第一次听说，无不感到惊讶。大家面面相觑，谁也答不出来，赶快打电话问老太太（母亲），她最了解父亲！此时，妈妈正在家中电话机旁守侯——母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怕她承受不了，所以没让她到医院。母亲回忆，父亲没有因患病在隔膜上留下过伤疤，她分析，很可能是1932年打漳州时胸部负伤而烙下的。过去我就知道，爸爸因负伤，肺部一直不好。我又想起和爸爸一起洗澡时，见到他的后腰处有一块明显的伤疤。啊！事情终于连起来了：右胸中弹——穿过肺部和隔膜——从后腰出去，一个连党代表带领红军战士向天宝大山十字岭冲锋的形象顿时浮现在眼前！我又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每当提起漳州和南靖时，父亲总有一种异样的神情。父亲自此次住院后就再也没出来，直到2003年9月8日去世。（本文作者为王辉球将军之子）
  从南靖土楼出去的四位新四军
  李崇富
  南靖县的版寮村位于南靖县西南部边陲，与永定县奥杳、南溪山连山，与平和县芦溪占厝、小连城毗邻，群山环抱、竹林茂盛，聚族而居的42座圆形、方形土楼，错落分散。在闽西南永（永定）和（平和）靖（南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南靖版寮基点村土楼（上版寮、杨厝、田螺坑土楼群和下版寮土楼群）里，一共有32位青壮年参加闽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后改编红九团）。
  当时，在南靖版寮地区直接领导、指挥红军游击队战斗的领导人有李赤标、王胜、阮文松、刘永生、罗德标、罗炳钦、熊兆仁、李德安等。
  在三年游击战斗中牺牲的有黄开勋、黄建文、黄阿喜、黄长活、李耀扬、李细登等烈士。
  1938年春，红九团参加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北上抗日的有李长绵、李羡椿、李听墘、李锦洲、刘清金、刘传芳、黄和泉、杨中央等8位。他们参加了在苏（江苏）皖（安徽）抗日前线的小丹阳、博望镇、峨山头、汤口坝和南京铁矿山等地战斗，打了许多胜仗，又英勇地参加了消灭日军的繁昌血战，取得云岭大捷。1941年1月，蒋介石精心策划包围袭击坚持抗日的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发生，震惊中外，新四军将士奋起自卫还击，血战七昼夜，李听墘、杨中央牺牲在安县大山里；李长绵、李锦洲、刘传芳、黄和泉等同志，在浴血突围战斗中归队或失散或落入魔窟，都丹心不泯，斗争不止。这里介绍的是从南靖版寮土楼里走出去的四位新四军的故事：
  身残心红的刘清金
  几年前，笔者走访刘清金老前辈，请他介绍当年的战斗历程。刘老安祥静思，寻觅历史的足迹，回顾当年峥嵘岁月，断断续续地说：“1934年秋，我在永定县湖坑乡南溪实佳村参加红军赤卫队，时年25岁。随闽西红军第四支队在永和靖边区的芦溪秀芦打白军，我勇敢机智担任通讯联络任务。1935年7月，支队政委罗德标、排长郑国英介绍我光荣参加共产党组织。1936年参加部队在南靖科岭、龙岩大小池一带同白军、民团打仗。1937年7月，红九团攻占上杭县双髻山战斗，我冲锋陷阵，左手挠骨和神经腺被白匪军打成重伤，留在山上‘后方医院’治疗养伤四个多月才归队。
  1938年春，国共合作，北上抗日，我部奉命到龙岩白土参加整编为新四军二支队三团一营三连。我担任连队司务长。这年八月的一天，新四军挺进到安徽与江苏两省交界的小丹阳镇，袭击包围驻扎在镇上的日军，消灭敌军约一个连，活抓俘虏100余人，缴获几支机枪、数十支长短枪。在激战中，我的胸部乳骨腺被敌机枪子弹打中穿空，还伤及右背腋腺，被抢救到部队医疗，伤势逐渐好转，数月后归队。1940年，部队整编，动员伤员转业到后方。当时，我不愿退伍转业，要求跟部队上前线杀敌。部队首长耐心给我动员说：‘你两次重伤，体质差，不堪长期征战，需要休息。你是共产党员，理应服从组织安排，带头报名转业。就这样，我为了不拖累队伍，服从组织，从部队退伍转业回乡参加生产。1949年春，我又参加战友李长绵组织的版寮武装基干连，再次在永和靖边区同白匪军连续作战，为早日解放闽西南贡献自己的力量。解放后，我担任版寮乡长、初级农业社长、高级农业社长。1960年至1964年，我年已过半百，出任锣鼓坑耕山队长，出席省劳模会，受到省里表彰。以后，党和政府关心，我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享受在乡退伍红军老战士待遇，今年已是93岁。”
  在告辞这位耄耋老红军时，他对晚辈感慨万千地说：现在的幸福生活，确是来之不易啊！要好好珍惜！
  侦察排长李羡椿
  李羡椿烈士的老家是在南靖县下版寮李屋福兴楼。1938年冬的夜晚，寒风凛冽，细雨霏霏。新四军二支队三团三营三连驻在苏皖边境的小丹阳镇，他奉命奔袭金保围庙，包围驻守在庙里的汉奸维持会及伪军。当时，李羡椿担任侦察班长，常化装到南京城侦察敌情。这天晚上，风雨交加，他带着三位化装便衣的侦察兵，轻装疾进目的地。
  在庙门口站岗的两个伪兵，做梦也想不到在这寒风冷雨的夜晚新四军会去偷袭，因而无精打彩，横抱着枪，坐在庙门口打瞌睡，鼾声大作。李羡椿他们眼明手快，出其不意，夺下了哨兵的枪，待他们如梦方醒，只得乖乖当了俘虏。
  三连指战员冲进庙里，伪军都还在高枕无忧地睡大觉.阵阵呼噜声此起彼落。战士们迅速地收缴了他们挂在墙上的枪，并将前房住的20多个敌人全部俘虏。后房住的一班伪兵听见枪响，从后门夺路而逃。这一仗打得干脆利索。缴获20余支长短枪和不少弹药、军用物资。
  另一次，在小丹阳同日军战斗中，李羡椿已升任侦察排长。他带领一班战士冲进日军驻地，袭击敌指挥部，不幸中弹受了重伤。等他冲出敌军指挥部不到一里路，就再也挪不动脚步，当地群众用担架床将他抬回三团团部。在三团当管理排长的李长绵闻讯后，急忙奔到团部去看他。只见他浑身鲜血淋漓，双眼紧闭，已经不会说话了。
  军医检查他的伤势，发现他除两手重伤外，脑后还中一弹，虽没穿透，但子弹头却残留在脑腔内。由于失血过多，医治无效。他当晚便离开了人世。战友李长绵和黄和泉放声地痛哭。
  按团首长的嘱咐，李长绵为他买来一副棺木，亲手给他换上干净的衣服、鞋、帽、装殓入棺。第二天，团里召开追悼会，领导赞扬李羡椿为国家、为民族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称他的牺牲无尚光荣。会后，李长绵带领排里的战士，在附近后山挖一墓穴，将其安葬，脱帽鞠躬、默哀。同时，埋进一块条石和一块写着“李羡椿烈士之墓”的木板，以便日后寻觅踪迹。
  李锦洲虎口余生
  老红军李锦洲是南靖县书洋乡下版寮村李屋人。1965年5月，他在江西省上饶县应家公社当供销社主任，请假回乡探亲。进村时，乡亲们听不懂他说的江西方言，便用纸写上他胞兄“李锦城”名字，老人李瑞帮带他到福兴楼找李锦城，兄弟久别30年重逢，相认时拥抱在一起，哭了20分钟之久，围观的李屋各楼乡亲，也无不同情落泪。第二天，李锦洲来到坑口李沙坪头与乡亲们会面。战友李天妹、李步木等乡亲和小学生都围拢来，听他讲当兵打敌人的故事。
  “1935年5月，我18虚岁在福兴土楼就报名参加工农红军第四支队第三大队（即后来的红九团）。起初，被分配到刘永生率领的金丰游击队，在永和靖边区打游击三年。
  1938年春，国共合作，北上抗日，部队整编为新四军二支队，我任三团三营三连第二班班长。开赴苏皖抗日前线。有一次，我同日本鬼子浴血奋战，手榴弹摔完了，肉搏拼刺刀，有20多位战士也先后牺牲。我所处的阵地，只剩下我一人还活着。这时，敌人已紧缩包围圈，正在打扫战场，我突围不出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迅速把20多位战友遗体拖到一个战壕边大穴里，杂七乱八地叠放在一起，然后手抹战友的鲜血涂在脸上，自己钻到遗体下躲藏着，用沙包和干粮袋遮住警惕的双眼。当一大群敌兵在搜索时，用刺刀在战友的遗体堆里乱戮乱刺，突然刺伤我的手臂，鲜血直流。我强忍剧痛，一动也不敢动，待敌兵离去走远，才从遗体下爬出来，摸黑辗转寻回部队时，同志们被我这种模样吓了一跳，动情地为我擦洗血污，包扎伤口治疗。
  “1938年10月，我被调到新四军军部当特务连连长。在一次鏖战中，我指挥全连指战员冲锋陷阵。我个子大，转身慢，没提防，被一个矮个子的日本鬼子从背后刺来一刀，直入胸部，淋漓的鲜血很快就把刺破的棉衣染红了。我忍着剧痛，豁出性命，勇敢回架，正好打掉敌兵的刺刀枪。我立即抢先一步，双手掐住敌兵的脖子，将他压倒在草地上。我以报国家仇、雪民族恨的愤怒，双手越掐越紧，终于把那个敌兵活活地掐死了。不横下一条心不行，因为这是你死我活的沙场肉搏战。”李锦洲边讲边模拟动作给乡亲们看。乡亲们啧啧称赞他胆识过人，短兵相接，英勇顽强。
  说着，他脱掉衣服，让乡亲们看看他全身上的伤疤。主要部位为头、胸、腿共七处枪伤，好像“米筛疤”似的。1939年12月，李锦洲在南京铁矿山激战中，左大腿负伤，经医疗后，踝关节伸缩不灵。解放后，他被评为三等甲级伤残军人。
  他接着说：“1940年，我被调到保护军部的第三团任代理侦察参谋。‘皖南事变’发生，我临危受命，率领第三营的指战员突围，指挥反击，打硬仗恶战。在啸叫的弹雨里，我勇猛靠前杀敌。忽然，一颗流弹飞袭，击中我的头部，血流如注，被二连连长袁正金发现后，帮我包扎伤口，让战士搀扶着我继续突围。情况危险万分，敌军又涌上来了，我按照叶挺军长的吩咐，把文件全部烧掉了。”
  敌军正在四面围捕，在弹尽援绝的最后拼搏中，李锦洲与叶挺军长一道被捕了，监禁在上饶集中营。在铁窗苦度的日子里，他曾和难友、乡亲李长绵暗中商量越狱，结果被敌特发觉，越狱未成反被挨打监管，做苦工。
  他动情地说：“1942年6月，日寇进攻浙赣铁路沿线，上饶集中营迁往闽北崇安，途经江西省铅山县石塘村时，天已黑了。我和江西籍的连长袁正金，趁押送的敌兵不注意，相互剪掉绑在我们身上的麻绳，突然跳到路边的河里。敌军官发觉后，只顾放冷枪，不敢来追捕，生怕逃掉更多的人。
  “死里逃生，慌不择路，到处都是漆黑的一片，我俩失散。天亮后，我昏倒在山坡上，被当地一位农民救回家。从此，我为了寻找组织联系，四出打工，多方打听，第二年才与袁正金在异地重逢，商量一起到福建武夷山一带寻找游击队，没有找到。又想到安徽去找，结果因去安徽路远，且有敌、伪、顽军重兵驻守，未能去成，只好在上饶一带谋生，后来在上饶县应家乡坳头村安家落户。解放初期，上级委任我当乡民兵队长、乡长。剿匪时我英勇作战，又被敌弹打断两支胸骨，经医生精心医治，才能直起腰走路，继续工作。”
  李老介绍到这里，土楼里的乡亲们都感到他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出生入死，勇敢杀敌是好样的。
  没想到“文革”期间，他却被诬陷批斗，深受折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下来后，实事求是，拨乱反正，他才被撤销了“叛徒”的错误处理，初步落实政策，但直到1994年才给他恢复老红军的名誉和待遇。李锦洲1998年3月在江西上饶病逝，享年85岁。
  军医刘传芳
  1999年农历春节前四天，年近八旬的老红军刘传芳，不顾旅途劳累，风尘仆仆，从安徽省淮南市赶回故乡南靖，第二天携眷乘车到上奎洋村看望八年不见的胞姐——87岁的刘凤娘，正月初四，才回到故里下版寮简滨楼。初五与下版寮村“五老户”、村干部欢聚一堂，乡情悠悠。大伙满怀革命豪情，你一句，我一句地诵唱《十送郎》客家山歌，气氛热烈：
  “送哥当红军，穷人翻身闹革命，打倒土豪和劣绅，青年男女要齐心，哥啊！青年男女要齐心！
  送哥当红军，前方杀敌莫留情，后方家务妹料理，团结一致打敌人，哥啊！团结一致打敌人！
  ……”
  刘老唱罢客家山歌《十送郎》，余兴未尽，勾起怀旧情思，应与会乡亲的邀请，讲他当兵打敌人的故事。他说：“童年时家穷，常跟哥哥到李屋学堂‘步云斋’读书。以后认识了李万裕叔，他很疼我，把我带到他办的新万隆粗纸厂，与他的三岁儿子一起玩耍。
  1935年春天，南靖上下版寮大小土楼里，革命烈火熊熊，赤卫队、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工作团相继成立，一批有志青壮年踊跃参加工农红军。当时担任农会委员的万裕叔，领我同驻在步云斋学堂的闽西红军第四支队政委李赤标见面，说明我志愿参加红军，经李赤标对我谈话，启迪革命道理，思想觉悟提高。农历五月，我便在下版寮李屋参加闽西工农红军第四支队第一大队（即后来的红九团），当时我刚满13岁。
  我们这批热血青年参军后，便参加奇袭书洋圩民团炮楼，实现筹款南进，与红三团在平和三坪会师，智取长教尚南楼，一班长李长绵负伤，队伍转移上科岭时，军医给他手术治疗伤口，疼痛难受。我当时是小卫生员，按住他的手，他咬紧牙关，忍痛到换好药，又继续行军。
  五班长李天妹负重伤。他在主攻冲锋大楼门时，不幸左脚上腿被敌击伤，血流如注，我们立即抢救包扎，用担架床抬到上科岭‘后方医院’手术治疗。我帮助护理，伤势逐步好转，坚持跟随部队行军作战。路上，我搀扶着他，使他减少痛苦。部队北上抗日，李天妹因伤残被动员回后方工作。
  1938年春，我们部队在龙岩白土集结，整编为新四军二支队三团。我当战士一年，后又学医，安排在三营七连当保健员.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带领我部同敌伪军在安徽泾县、宣城等县战斗，冲锋陷阵，‘反扫荡’时用雪亮的刺刀、暴烈的手榴弹，杀伤大量的日伪军，配合兄弟部队取得血战繁昌、云岭大捷等光荣战绩。
  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发生，我参加部队浴血奋战，勇敢突围到长江以北的安徽省无为县，后在新四军七师55团2连任保健员。同年7月，我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又调到皖南支队任医保干事。在抗日战争战场上，我做了大量的救死扶伤的工作，尽责尽力。
  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七师50团卫生队任干事，参加我部攻打山东枣庄，取得莱芜大捷，又配合兄弟部队参加了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全歼蒋介石“御林军”整编74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蜚声国内外。在弹雨密集，战火纷飞的‘战地医院’里，我全心全意地精细地手术，为重伤员夹出子弹、弹片，抢救伤员，使他们早日治愈归队。1948年至1949年5月，我所在的部队又参加著名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战地医院’救死扶伤，争分夺秒，工作特别忙。1949年5月，我因病转到皖北军区巢湖军分区任卫生所所长，后又担任巢湖军分区独立团和26团卫生队队长。
  1963年，我被调任安徽淮南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公司医院院长、武装部长、公司党委委员。1981年5月，批准离休，享受司局级待遇。”
  刘老历经的30年军旅生涯和17年创业生活，忠心耿耿，执着于医疗事业，埋头苦干，淡泊名利，廉洁奉公，爱兵爱民，始终保持老红军本色。离休后，奉献余热，曾被中共淮南市委评为老干部先进个人、中国化学工程第三建设公司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刘老今年82岁，安家落户于安徽省淮南市，他是从南靖县版寮土楼里走出去唯一健在的新四军老战士。
  （2005年3月30日作）
  除夕捣匪巢
  萧彪
  新的战斗任务
  1949年冬末，我们福建军区警备第6团2营（原闽粤赣边纵队第13团），3天来冒着寒风冷雨，跋山涉水，从祖国的东南海边，回师北上，到了南靖县城。晚饭后，马不停蹄，迈开起满血泡的双脚，连夜盘过一座山，赶到雁竹乡，在荒凉冷寂的甘棠圩住了下来。
  就在这里的一场战斗中，令人难忘的张祥排长为救战友，以胸膛挡子弹，英勇牺牲了。还在这县的保林桥边，我们唱着战歌，迎接到了久盼的“老大哥”，和南下大军一起，挥戈南下，解放漳州城，解放闽南各县。半年后（1950年2月初），我们披星戴月，又回到了这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在这里，开始了我们新的战斗生活——剿匪。“迎接剿匪任务，保护群众过年（农历新年）”成了我们新的战斗口号。
  三天日夜行军的疲累，使人一觉就睡到了天亮。想看看我们半年前亲自解放的山乡变化的心情以及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的习惯把我们引出营房。和熙的阳光，在抚吻着回春的大地。溪岸娇羞的桃花笑红了脸，枯黄的路草在抽芽转绿。屋后的山林变得青翠了，大自然的一切都在新生。过几天，就是祖国解放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啊！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想象着群众迎接新春的欢快情景。
  可是当我们步入驻地附近的甘棠圩时，感到一种冷寂沉闷的气氛，刚解放时那种欢腾热闹不见了。旧陋的店门大半还关着，其余的半开半掩，门墙上偶见贴着零落的红联，碰上个把人，也在回避我们。只有少数少年儿童，在沐浴着阳光。这一切，真叫人纳闷。
  我们利用“同乡观念”，首先串熟了几户客家人拉家常，慢慢地说开了。原来这一带土匪的活动可猖狂呢！“反共救国军漳龙地区副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李开瑞以及庄家成、黄鸡公等部土匪，势力大、耳目多，到处抢劫、抓人、杀人。当时，龙溪地区被杀害的工作人员和基点群众就有三四百人。这个山乡小圩也被洗劫了好几次，连政府的公粮也被抢劫一空，还大肆散布谣言，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蒋介石国民党就要反攻大陆了”等等，搞得人心惶惶，日夜担心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解放军能不能剿灭土匪，能不能挡住国民党的反攻，这在不少人心里仍是个疑问。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又一次教育了同志们，反动军队和政权虽被我们打垮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他们的残余势力和地主豪绅相勾结，组织了土匪武装。国民党还从台湾不断派遣武装人员，潜入山区，虚张声势。我们的乡村新政权很难建立，更难巩固，土地改革无法进行，人民群众还没有真正获得解放。为了适应这种新形势的需要，营部抽调10多名精干的干部、战士，组成一支既特别能吃苦、能战斗，又特别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战工队”（全称是“政治战斗工作队”）。钟盈教导员找我谈话，把我从五连文教调到战工队，主要负责政治文化工作。
  长途奔袭
  除夕，战斗命令下来了：长途奔袭大梨尾匪窝。“为了群众，剿匪过年”的口号，激励着每个战士的心。
  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耳边只听到山涧水响，树梢的寒风在呼叫。一支队伍蛇行在深黝的山谷里。同志们只盯着前面同志左手臂上系着的白毛巾，一个紧跟一个地前行。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过去了，猛杂阴森的大山，始终包围着我们；林间的风啸，深谷的水声，一直在包围着我们。我们不知走过了多少崎岖的山路，涉过多少冰冷刺骨的水涧，爬行在陡峭的山崖上。浓密的原始森林的树枝叶，盖住了头顶的天；脚下踩着的全是层层厚厚的枯枝败叶，爬上去滑下来，翻开腐朽的落叶闪烁着点点磷光，和头顶上偶尔从树叶间筛下来的碎细天空的闪烁星光互相辉映，构成了一个神秘而奇妙的世界。有的同志的鞋子滑掉了，有的脸被刺破了，有的手被冻僵了，但是没有人吭一声，没有人被难倒。相反，这一切，把战士们的剿匪心焰撩拨得更旺盛，燃烧得更炽热。同志们咬紧牙关，一声不响地爬着，一个拉一个，一个托一个地爬着，终于爬上最高山顶。同志们喘了一口大气，望着微微露出鱼肚白的东方，深深地吸了一口寒冷清新的空气。
  黎明已经接近了，可是同志们的心更感焦急，大家马不停蹄，拖着酸痛沉重的双腿又迈开了大步。再攀过一个山头，匪巢——大梨尾的一个山村，终于朦胧地出现在眼前。部队奉命停了下来，教导员钟盈和连指挥员刘伟溪、丘群等，一起走到队伍的前头，观察地形，选择攻击的线路。这时荷枪实弹的战士就像拉满了弦的箭，巴不得马上冲出去。在枪打响前的这一分一秒，是多么的难熬呀！
  钟盈教导员命令刚一下，作为进攻第一梯队的五连一排和营部战工队，就像2支利箭“嗖”地同时射出去。匪徒们吓得乱成一团，像受了枪伤的野猪，一方面疯狂地向我们乱开枪，一方面慌乱地向山林逃窜。
  “砰！砰！砰！……”
  “砰！砰！砰！……”
  “冲呀！冲呀！”
  枪声喊声，混在一起，腾地震破了深山的寂静。班长阿唐端着机枪，边冲边“哒哒哒”地扫射，拦阻着匪徒的逃路。英勇的红色战士们，像一群出山的猛虎，扑向匪徒，穿过密密的树林，跃过高高的田坎和岩石。三班大个子刘展轮同志，一个筋斗膝盖翻开了一块肉，鲜血直流，可是他爬起来，不吭一声，端起枪又追了过去。有的同志在跑过狭长梯田时，脚上只剩下的一只鞋也跑丢了，但谁也顾不得去捡。我们脚下的梯田里，尽是子弹溅起的水花，耳边充满子弹的“嗖嗖”响声。这时需要的就是迅速和勇猛，追上去，就是胜利。
  这帮匪徒本想在大山林里过个快活年，怎料到，一大锅的香肉，蒸热的年糕、鸡鸭等，没来得及吃一口，灭亡的命运就压到了头上。跑得慢的，落到了人民战士的手里；跑得快的，逃了几个；不少则钻进长满杂木和比人高的芦苇的山窝、
  石岩里。战士们除一部分穷追逃匪外，多数展开了大搜捕。
  在一个很深、很浓密的山窝里藏着约七八个土匪，被几个战士觉察了，但全看不到人影。“抓活的”，一个走在前面的战士，轻轻拨开比人高的芦苇，往前搜索。忽然从暗处射出几颗子弹，战士饮弹倒地。另一位青年战士罗育远闻枪声赶去，再往前搜索。“哒，哒，哒……”从芦苇丛中，响起了一排冲锋枪枪声，罗育远同志又倒下了。被激怒了的战士端枪猛扫。这时，排长许匡钧和我以及刘伟溪连长、丘群指导员都赶了过来。
  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直冲猛打不行，得用巧攻、猛攻和加强政治攻势相结合。于是战士们先把山窝包围起来。此时钟盈教导员、郑义副参谋长也来了。我们便一面朝山窝里开枪警告，一面开展政治攻势：“你们被包围了，一个也逃不了”、“缴枪不杀”、“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你们。”
  敌人没有动静，于是我们将手榴弹一颗颗甩将下去，阵阵的爆炸声震撼着深山老林，震撼着山窝、石岩，震撼着匪徒的心。土匪死的死，伤的伤，他们的火力防线和心理防线都崩溃了。
  “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投降。”敌人终于放下武器，一个个举起双手，低着头，战战兢兢走了出来。许国钧排长、郑义副参谋长和我带领几个战士拨开芦苇，搜索一下山窝、石岩，2个土匪被炸死了，一个还有一丝气息，满身是弹伤，一条腿被炸断了，也活不成了。原来他们大都是国民党从金门派过来的武装匪徒，配带的是汤姆森冲锋枪、卡宾枪和手枪。其中一个是反共救国军的营长，我们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封信。这是土匪司令李开瑞写给在华安的另一股土匪副司令黄雨定的，内中有不少情报。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也牺牲了两位战友，其中一位罗育远，是我在五连时的同连战士。在部队发起冲锋前，我们战工队奉教导员之命参加第一梯队的突击队，这时我和小罗又见面了。他亲切地叫我“小彪”，我们热烈地握手，打招呼，又匆匆分手了。记得他才19岁，脸上稚气犹存。没想到这一握手，竟成永诀。他如今安静地躺在芦苇丛中，胸前中了4颗罪恶的汤姆森冲锋枪子弹。这子弹比一般冲锋枪子弹都要大，杀伤力是相当大的。他的军衣上、地下都是鲜红的血。我心如刀绞，悲泪流淌。我们脱帽为他们俩默哀致敬。
  战斗结束了，我们队伍来到了山村集中休息。此时突然感到冷得浑身打战，冷凛的山风吹在身上，汗水就像溶化了的冰雪刺骨地冷。肚子里发出“咯啷啷”的空洞响声。司务长张仪穆安排好煮饭后，领着几个战士，抱来几捆柴草，为大伙烧起了野火。我们围着火堆，搓着双手，相互拥挤着取暖。年轻战士们被冻红了的脸，在火光映照下显得更加纯朴可爱。我们在高耸入云的山村里烤火，居高临下，远望群山，层层叠叠，云雾缭绕。绚丽的初春朝阳缓缓升起，霞光洒染着山林和雾霭，构成了一幅引人入胜的水彩山村图。远处隐隐约约地偶尔传来几声零落的爆竹声，唤起同志们“春来了”的感觉。想到“为了群众，剿匪过年”，心中既兴奋又温暖，赶走了寒冷，赶走了疲劳，忘却了饥饿。大家边烤火，边推挤，边说笑。有的就唱起军歌来，跟着大家也放声唱起来：“……我们要擦亮刺刀，子弹上膛。战斗的旗帜，高高飘扬…”雄壮悦耳的歌声，随着晨风，漫过群山，荡漾开去！这个年过得多有意思呵！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战斗群体中，又少了两位战友，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歌声了。
  下午，当我们押着抓获的土匪，带着胜利的消息，回到雁竹乡甘棠圩时，冷落沉闷的山乡顿时沸腾起来了。
  “解放军打胜仗回来了！”男女老少，奔走相告。他们全没想到，只隔一晚，人民战士就给他们送来了这样好的年礼。群众带着无限兴奋和感激的心情，带着盈眶的热泪，围挤上来。烤着火笼的老太婆满意地把大姆指直比到我们战士的胸前。那些被抢过的群众显得特别感激而又愤恨，一位烧炭工人从人丛里挤进来，朝着一个戴黑色礼帽的土匪，狠狠地吐了一口口水，说：“他就是抢我炭寮的土匪。”又说：“这些土匪害得我有炭不能烧，有田不能种，日子没法过。”另一位群众说“我的缝纫机也被他们抢去了，害得我像断了手脚”，“他们抢粮、抢车、打死人，真该杀”。片刻间，对解放军的赞扬和感激，变成了对土匪的控诉和咒骂，兴奋欢腾的情绪转变成了对土匪的愤怒和仇恨。
  次日一早，忽然闹闹嚷嚷，锣鼓喧天，群众挑着猪肉、鸡鸭、年糕、糖果慰问来了，说：“你们过年剿匪，为民除害，辛苦啦！”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同志们被群众的真情和爱戴感动了。不几天，我们又领受新的战斗任务出发了。艰苦而光荣的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就在这除夕的战斗和新年的欢快声中拉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