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第一次听到曾诗经的故事是在孩提时候，而见到这位饱经沧桑的人，却是在时隔三十多年后。当我来到“土楼之乡”的南靖县县城，寻访到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时，只见他银丝满头，情神憔悴，让我从中品读出许多坎坷、许多酸楚……
  1945年12月，曾诗经出生在平和县一个小山村，家里四男二女，他排行老三，因家里穷，不久便卖给南靖县一户人家。养父母无生育，对他百般疼爱。童年的诗经，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幼儿园、小学时光。步入中学校园后，诗经读书刻苦，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创立的数学几何“独创解法”，让老师也难以置信。他还能歌善舞，被学校选为文工团成员，经常在校内外的舞台、街道上宣传演出，每次诗经出场，他那英俊的脸庞和嘹亮的歌声总能博得人们的喝采。上高中时，他兼任初中班的音乐辅导员。那时，漳州市刚成立艺术学校，诗经是多么希望有朝一日能踏进艺校的大门呀！就在他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时，不幸的事却把他的梦砸得支离破碎。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饥荒让许多人丧失生命。诗经的养父死后，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养母忍受极大的痛苦支撑起这个家。一家人靠捡龙眼核、甘蔗渣磨粉充饥度日。无奈，与养母相依为命的诗经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1965年夏天，诗经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到县里一个农场学习种地。因为诗经有文化，领导便叫他兼做总务，每月吃剩还发给一元钱，这样，总算能养活自己了。晚上，农场的小青年们围坐在一起，说说唱唱，无忧无虑。
  “文革”开始后，破“四旧”之风席卷各地，他那贫寒的家庭也难逃被抄的厄运。当时“红卫兵”到处揪所谓的走资派、当权派，因他思想比较活跃，有些事看不惯，就去帮人辩论；有些“红卫兵”想通过他揪出公社的干部，他不干，结果惹火了一些人，有的“红卫兵”就扬言要杀鸡教猴
  1967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九日，全国人民都还沉浸在新春的喜庆中，可是这一天对于诗经来说却是一个灾难日。那天一早他刚出工不久，派出所便把诗经叫了去，一到所里，民警便劈头盖脑地说：“你反对毛主席。”诗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只是战战兢兢地说：“我怎么会！”民警说：“有人检举你用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擦屁股。”诗经说：“我从小孩到现在都是用报纸擦屁股，这是我的习惯，但我没用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擦屁股。”民警说：“你还敢说没有，和你一起上茅厕的人都说你擦屁股的报纸右上方有毛主席像及语录……你这是对现实不满，对毛主席的污辱……你还不老实，政府不怕你不讲，政府石头都要压出油的。”不容诗经有申辩的机会，双手就被手铐铐起来。
  年青的诗经压根儿就想象不到等待他的是什么，在心里慌张，手上又被铐出血的情况下，诗经只好说有，并押上手印。民警说：“今后不管谁问都要这样说，不然吃更大亏甭怪我。”那晚他被关在派出所里。第二天，他被“五花大绑”，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名字还被打个大“×”，接受批斗、游街，一批就是二、三个小时。在批斗时，他的头被压得低低的，身子像弓一样，游街时他也不敢抬头看人。这些来得太突然了，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怎么瞬间就成为反革命分子？后来他被民兵押送到“南苑楼”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每当听到刺耳的脚镣声，他的心里就充满了慌乱和失望。每次有人来提审，他就想到派出所民警的“不然会吃更大亏”那句话，所以他不敢再说没有，生怕也被带上脚镣关“禁闭”。
  在“南苑楼”，诗经度过了难捱的20个月，1968年10月19日，他被押到县城电影院接受审判。当听到南靖县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小组的判决书判他有期徒刑9年时，他顿时头昏目旋，差点瘫倒。他想，这辈子完了，20个月就如此漫长，9年要如何过？
  判决后第三天，他被送到某建设兵团驻南靖县的一个劳改农场，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开批斗会。他被分到农业组，负责改造农田，强体力的劳动使他的手脚常常磨破皮，但他忍着，不流眼泪。因为他知道漫长的牢狱生活正等待着他，流泪是无济于事的，只能坚强地活着，直到出狱才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劳改农场离家仅10多公里，母亲常利用“接见日”提些面、包子等东西，走路到农场看他。每次母亲见到他，就与他抱头痛哭，还像哄小孩子一样叫他听话、乖，规劝他安心、免顾虑，一切都会好的。想到母亲一辈子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而自己却连累了她，他心里就难受，就觉得对不起她老人家。
  一年后，诗经随建设兵团的搬迁，被解送到离南靖三、四百公里远的闽北农场……每到入夜，干一天农活的诗经忍受疲惫的身躯，遥望星空，心里就增加了许多惆怅。在那里，他种田、管仓库，度过了6年多的囹圄时光，直到刑满。当他想早一日回老家，投入母亲怀抱时，管教干部却对他说，等春种播种完时才回去。就这样，他在劳改农场里又多呆了10天，才由场干部送他回家。
  当诗经走过漫长的凄风苦雨，回到南靖县这片久违了的土地时，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而又那么的陌生。房子、街道还是老样子，陌生的是人，就连他站在母亲面前，叫一声妈时，母亲都犹豫了一下。是呀，诗经是“新生”了，但公安机关还要他戴三年的反革命帽子，他仍然是一个坏人，因为那时是1976年初，“文革”还未结束，“界线”还划得很清楚。他每月还要到派出所汇报一次，经常被通知去参加义务劳动，每次县里开大会也叫他们这些“四类分子”坐一排“旁听”。
  特定的历史时代就这样扭曲着一个人的心灵，他仍然不能抬起头来走路。
  1979年7月21日这一天，烈日当空，艳阳高照，南靖县人民法院要诗经到院里一下，诗经不知是悲是喜。他忐忑地来到法院，干部向他宣读了撤销1968年10月19日对他的判决，改判无罪的判决书。揣着那张无罪的判决书，诗经发出心里说：“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法院的同志对诗经说：“国家在‘四人帮’的破坏下，经济走向崩溃，现在国家也很困难，就补贴你150元，解决暂时的生活困难，请予谅解！”
  平反后，诗经被安排到一家镇办工厂，成了一名集体所有制职工。不久工厂倒闭，他被安排到一个海产门市部做海产生意。1984年，诗经果敢地停薪留职，承包了一家饭店，迈出了自谋职业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