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席卷全国，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五千多人口的汤坑大队，几天时间就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捍东彪”红卫兵、“老区”红卫兵、“炮打”红卫兵、“星火燎原”红卫兵等7支红卫兵组织。
  他们忙着制做红袖章、红旗，把商店里的红布一扫而空。紧接着，他们找队址、贴标语、搞宣传、扩大组织，向大队党支部和各生产队夺权，后又开始“大串连”，选派代表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回来后立即开展“破四旧，立四新”运动。
  到了10月份左右，毗邻的平和县红卫兵各组织就开始分派，夺枪武斗，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
  记得11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叔父病危，从南靖县医院连夜用板车拉回家，到汤坑大队要过月桂山自然村的渡口时，天才蒙蒙亮。忽然，只听见一声大喝：“不准动！”随即从草从里跳出五、六个彪形大汉，手里拿着手枪、步枪、冲锋枪，把我们包围起来，气势汹汹地问：“干什么的？”我说：“载病人。”他们把我们一一搜查后才放行。我抬眼一望，只见对面沙埔上，卧着好几百个人，都荷枪实弹的，占据了整个河滩。第二天才听说他们是平和县“星火派”的红卫兵，要进城参加武斗的。
  我当时只有18岁，是汤坑大队团总支部书记。在一次个别大队干部闲坐时，大家议论能否办一支文艺宣传队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大家不要参加武斗。以前我大队曾办过潮剧团，现在还有一支潮剧锣鼓队。大队党支部研究后，决定派我去组建一支文艺宣传队。
  我们把原来的潮剧锣鼓队组织起来，再挑选十几个有点文艺细胞的男女青年，借用大塘边生产队的一间仓库作为排练场所，从平和县请来一位潮剧老师，又从汤坑小学请来一个略懂舞蹈的老师。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排练，我们已经排成了十几个舞蹈节目和一台能演出一小时左右的潮剧小品《一包黑砂糖》。舞蹈节目都是一些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抓革命，促生产”以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内容。如《语录牌，家家户户挂起来》、《“五老”学“毛著”》等等，还有自编自演的表扬当地好人好事的节目，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多小时的节目。于是，我们就开始在本大队的11个自然村进行巡回演出，受到群众的欢迎。
  为了解决文艺宣传队没个固定场所和队员分散，碰到洪灾不能召集的具体困难，我们于1967年10月在距大队部1公里许的宝树岩成立“汤坑大队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把大队原来几十亩地集中起来管理耕种，实行“集中住宿，自行管理，自行耕种，自行核算，自行分配，自负盈亏”的集体经营制度，改变原来队员每天几分工分由大队统一打工分票回生产队参加核算和队员三餐回家吃饭的作法。大队还要求我们每月到各自然村巡回演出一场（农忙除外）。
  宝树岩是一座供奉观世音菩萨的寺庙，破“四旧”时被本地红卫兵砸烂，只剩下断坦残壁，我们花了半个月时间，才逐渐修复。
  为了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又不耽误文艺演出，我们白天劳动，晚上排练。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壮大了文艺队伍，文艺节目由只能演一个晚上延长到四个晚上。节目有自编自演的，也有移植的“样板戏”，如：潮剧《沙家浜》、《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还有京剧《红灯记》等。
  同时，农业上也取得好收成。粮食除了全体队员三餐吃以外，还剩余两万多斤。后来，我们还为国家每年贡献四万多斤粮食。队里除了养耕牛、养猪、养鸭群外，还办了食品厂，做饴糖、做酱油。这期间，又新建了6间平房，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点”，先后接收了十几个“知青”。
  “文革”初期，由于红卫兵派性的武斗，平和县潮剧团受到了冲击，许多演员逃往外地。我们文艺宣传队曾于1968年间，接收了几个平和县潮剧团的演员。我们供他们吃住，他们帮我们排戏。他们一住就好几个月，帮我们排练了几个“样板戏”，对我们的文艺素质进行较全面的辅导，使我们的演出技巧、基本功、服装等前台艺术和文武乐队、后台布景、幻灯等都有了较大的改观，演出效果越来越好。队员们的识简谱能力也大大提高，一般剧本一印出来，角色分配好以后，他们都会自己背诵台词，自己看简谱学唱，然后再初排，改变了以前要靠老师一句一句教的麻烦事，大大缩短了排练时间。有时一台戏，只要排练几天就可以上台演出了。从此以后，我们与平和县潮剧团建立了深厚感情。他们一有演出时，就留票叫我们去观看，每月至少也有三、五次。我们风雨无阻，场场到位，每次都是骑自行车来回，近三十公里的路程也不觉得累，第二天照样参加农业生产。
  那时，平和县比较乱，两派武斗较频繁。有一次，我们上平和县看戏，归途中突然遇大雨，大家都没带雨具，只好在半路的山格镇避雨，顺便进圩场吃点心。吃完点心后，我们刚准备离开，突然冲进来了十几个人，手里都拿着凶器，一下子把我们包围起来，不让我们走。其中一个领头的问：“称们是哪里来的？”一个队员说：“我们是汤坑大队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今天晚上去小溪（平和县城）看戏。”那人说：“是汤坑文宣队的，那你们的队长林大耳有没有来？”我当时站在后面，听说问起我的名字，就说“我就是”，边谈边挤向前去，一看，原来是山格大队的民兵营长兼治安主任老张。老张一看到我，也马上过来和我握手说：“误会误会。”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才讲：“刚才店里的服务员来报告说，有一批外地人到店里吃点心，想羞辱他们，吃完点心后把碗倒立当鼓敲……”幸亏相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回来后，我狠狠批评了那个“惹祸人”，他委屈地说：“我是后台司鼓的，有空就练习击鼓，没想到差点儿★成大祸。”
  我们除了在本公社和本大队演出外，还接受了外地的邀请，经常在与汤坑大队毗邻的平和县山格公社、文峰公社各大队演出。一般是邀请单位有什么节庆纪念之类的活动，如“庆祝党支部成立”、“庆祝革委会成立”等。也有个别派性组织来邀请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则坚持自己的原则：“我们是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是不搞派性的。在我们前往演出时，你们不能武斗，并且要保护我们的安全。另外，在演出台上，你们不能上台演说派别言论。”
  有一次，文峰大队（“星火”派）前来邀请，答应我们提出的几条原则。那天，他们非常隆重地迎接我们，组织了千人以上的队伍，敲锣打鼓，扛着红旗、枪支，从他们的大队部排成近3公里的长队，到交界处来迎接我们。他们共请了三个晚上，并遵守诺言，没有上台搞派性宣传。第二天晚上，我们演出半场左右，突然听到对面的山上枪声密集，我们有点紧张，但枪声一会儿就停止了。据他们说是隔壁大队的“210”派在干扰，最后还算平安无事。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们刚演完戏，有个同志叫我出去一下，请我到他家坐坐。当我到他家时，他才说是隔壁的龙山大队（“210”派）一个头头。他邀请我们到他大队演出。当时我想，我们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不分派性的，他们邀请，也应该去，就答应了。第二天，双方按商定地点交接，文峰大队的群众把我们送到龙山大队交界处，龙山大队群众同样排长队迎接我们。
  在龙山大队演出时，他们的头头几次来要求让他们上台讲几句话，我说：“这是原则，双方都说好了，不许在我们演出的台上宣传你们派性的观点，如果你一定要说，那我们就不演出了。”由于我们坚持原则，他们最终还是不敢轻举妄动。后来，文峰公社的龟仔头作业区、南霞大队、柴船生产队都来邀请，我们一一都去。这样一演就半个多月。
  由于我们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搞派性，不偏向那一派，又不收取演出费，所以，后来在平和县境内的演出，无论那一派都来请。有一次，我们在山格公社白楼大队演出4天后，隔壁的高砾大队也来邀请了。
  高〓大队新建了一座大会场，要请我们去开“头场”。听白楼大队的同志说，他们建那座新会场时，还摔死了一个人，要请平和县剧团去开“头场”，他们不敢去，怕制不住“神煞”，这次才请你们去开“头场”。他们都劝说别去为好。
  我们队里的老同志也都反对去，他们说制不了“神煞”，出了人命怎么办？
  为了这件事，我们召开了几次会议，都争议不休，年轻的同志认为，我们是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不信邪，不信鬼，不去演出有损名誉。老同志则坚持不能去，出了事故谁负责。大多数队员家长也反对。这时，有个同志提出能不能请个“跳台”的“神”来“破煞”。我说：“我们不能搞迷信。现在，毛主席的威望比什么都高，只要我们都化装成解放军，穿上军装，带上枪（道具），扛着巨幅毛主席画像，敲锣打鼓，唱着革命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走上舞台，然后把毛主席巨幅画像放在舞台中央，演出时一定没事。”这样一来，老队员没话可说了，这台戏就这样定下来。
  那天晚上，我们就按这个设计实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歌舞表演。可是当地群众怕“头场”“神煞”重，不敢来看，台下空无一人。几个大队干部也是演了半场以后才到我们台上来。台下会场窗外，只见几个老人和残疾人在探头探脑。这场戏只演出一个多钟头，他们就说“可以了，成功了！”
  当天晚上，我们都安然无恙。第二天晚上可就人山人海了，整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连外大队的群众都赶来观看。
  四十年过去了，每当回忆往事，“汤坑大队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一幕幕就会映现在我眼前，令人遐想，令人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