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实际上这根本不能称为革命，而只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
  这场所谓‘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的‘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从而导致混淆敌我，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他认为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他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他又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由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他所运用的理论、政策、方法都是错误的，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并且为林彪、江青这些对他的主张表示竭诚支持而实际上另有野心的人物的活动造成了机会。这些野心人物凭借他们取得的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煽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狂热，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他们指使和放纵一批投机分子、冒险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煽动群众实行‘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一股‘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以上这段文字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08-409页（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之所以引用它，是因为“兰陵浩劫十年悲”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时代背景的。任何社会变革，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都会烙上那个时代的鲜明的烙印。
  1966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天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在整个中华民族头上，降临到祖国大陆的每一个地方。地处闽南山区的南靖县，也身不由已地卷入到这场劫难中。
  这一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按照这个文件通过的日期，史称“五一六通知”）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号召全党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1天后的5月27日，南靖县召开第六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郑本道连任县长，郑赐福、李茂林、韩炳秀、张水达被选为副县长。会后，中共南靖县委召开扩大会，传达“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的星火从此在兰陵大地上烈烈燎原。
  7月6日，南靖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抽调部分机关干部职工组成工作组，进驻南靖一中和县教师进修学校，指导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全县所有学校的老师、学生开始停课闹革命。随后，各地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他们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纷纷外出进行“革命大串连”。翻开1966年8月至12月的中国当代史，我们就会看到当时的北京、延安、井冈山、韶山等地聚集着密密麻麻的头戴军帽，身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标的年轻人。这些人群中，就有南靖县的红卫兵。
  8月3日，南靖县成立“学习毛泽东著作委员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谓“三忠于”活动，并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按照这个文件的条款数，史称“十六条”）。此后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歌、毛主席语录墙、“忠字舞”……汇成红色的海洋，波涛汹涌于每一个角落。
  9月，全县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被“革命造反派”强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有的被揪斗游街，有的惨遭人身摧残，甚至被拷打致死。与此同时，红卫兵响应林彪《818讲话》中“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所谓“破四旧”号召，冲进寺庙捣毁历史文物，焚烧菩萨神像；上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他们又涂又撕，又烧又砸，许多街道和商店的名字被当作“四旧”改掉。县城所有街道里巷随即被改为“革命路”、“红卫路”、“东风路”、“红旗路”、“工农路”、“反修路”、前进里、立新巷……县实验小学也被改为“东方红小学”。除此之外，他们还把理发店、裁缝铺、照相馆等，作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四旧”场所而横加查禁。人们的衣着、发式……都受到了严重的干涉和限制。
  1967年1月，全县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的“革命造反派”强行抢班夺权，引起派性斗争。各地发生武斗，全县陷入内乱。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根据上级指示，派出部队，进驻南靖，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3月中旬，县人民武装部成立“工农业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至7月2日撤销，成立“南靖县生产指挥部”。
  11月底，“炮打”造反派组织100余人强占了县委、县人委大楼。“八二九”造反派于12月9日组织围攻，双方发生武斗，轻伤5人，楼板门窗及一些物资毁坏严重。为保护有关档案，驻县的支左部队随即对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档案馆实行军事管制。
  1968年4月，“炮打”与“八二九”两大造反派组织签订《大联合》协议，实行所谓的“革命大联合”。随后，全县各机关、学校、工厂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普及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与此同时，按照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举办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2266期，共有147736人次；召开各种批判会、批斗会3400场，共有327527人次；揪斗2288人，其中列为“九种人”进行审查的有653人，重点审查对象中定为“敌我矛盾”的有67人，占10.3％。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由于“左”倾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任意上纲上线，罗织罪名，一大批中共党员、干部和群众受到错误批斗和株连，被捆绑吊打、严刑逼供，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昭雪。
  7月，厦门市“促联”造反派纠集400余人到南靖县和溪公社的驻军部队抢劫枪支弹药，返回时在龙山公社境内被厦门市同安驻军的增援部队缴回。
  8月18日下午3时左右，南靖县“炮打”与“八二九”两大造反派在县城的旧山城大桥头发生武斗，双方开枪射击，有个名叫吴建强的失学少年（16岁）躲在搬运公司厕所边的水泥杆旁，边小便边看热闹，被“炮打”派的流弹击中脑袋，当场死亡。“八二九”派称他为“革命烈士”，抬着他的尸体游行后隆重安葬在“打靶场”对面山上。在这次武斗中，另有一名工人被乱枪流弹打伤。
  9月23日，中共南靖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被撤销，重新成立革命委员会，并成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革命委员会主任胡有本，副主任都本连、张水达、林宏铭、魏少华，下设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办事组。
  12月7日，县革命委员会派出“工人宣传队”和“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学校，开展所谓的“斗、批、改”运动，直到1972年撤销，但1974年4月又再次进驻，1977年才陆续撤出。
  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延续10余年，牵动千家万户和个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紧锣密鼓的开场了，南靖县很快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使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
  1969年1月16日，南靖县成立“四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办公室，即日起分期分批安置下放干部、知识青年、城镇居民6500入到农村“蹲点”或“插队落户”。
  春节过后，全县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中学学制从“三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改为“二二制（初中二年、高中二年），与此同时，小学也从”六年制“改为”五年一贯制，不再分“初小四年，高小两年”。紧接着，改“秋季招生”为“春季招生”，直到1975年8月才恢复“秋季招生”。传统的招生考试制度此时也被作为“向学生进行突然袭击”而遭废除，代之以“推荐招生”、“保送招生”。此后的批判“马尾巴的功能”、“白专道路”等甚嚣尘上，凭“手掌结茧”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成了那时候最吃香的“天之骄子”。这种制度直到1977年才被废除，重新恢复统考招生制度。
  5月10日，县直机关开始分期分批进行“整党建党”，一大批党员、干部、职工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被立案、审查。随后成立的“南靖县群众专政指挥部”，更是变本加厉，许多革命千部和无辜群众遭受关押、批斗，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的惨象。
  10月，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高指示”，动员和组织了317名干部下放到农村去进行劳动锻炼，同时接受安置福建省直属机关、龙溪地区（现漳州市的前称）直属机关和外地区下放到南靖的一大批干部。截至1970年底，南靖县先后动员和安置下放干部1013人，其中省直机关375人，地直机关38人、厦门市直机关268人，龙海县（今改龙海市）15人。这些下放干部被分别安置到全县11个公社、农场的130个大队“插队落户”，称为“蹲点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县“革委会”另行抽调的757名干部，在农村开展所谓的“整党建党”。这些下放干部除小部分于1971年后陆续回城外，直到1975年才全部回原单位或由组织上另行安排工作。
  1970年3月，县成立“斗批改”办公室，开展所谓的“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揪斗风波再起，许多平民百姓不小心或因“电影幻灯写错毛主席语录”、或因“卖完菜将‘请’（购买）来的毛主席石膏像吊在扁担头挑回家”、或因“弄脏有毛主席画像的报纸”等被罗织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遭批斗、囚监。至于因家庭经济困难所逼而将自家的大米、烟叶、鸡蛋、水果蔗……偷偷拿到农贸市场卖而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的人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6月13日，“一根针、一把草”的“群防群治”活动全面展开，全县180个生产大队均建立“合作医疗站”，培养农民自己的“赤脚医生”。
  11月4日，中共南靖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南靖县委员会，安静山任书记，阎玉庆、谢荣春任副书记。
  12月6日，县组织有关部门清查所谓的“五·一六”分子，举办“学习班”，全县共有387人无辜受到隔离审查，后查无实据，全部否定。
  1971年5月至9月，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县委分3期召开党员干部“批陈（伯达）整风”会议。第一、二期参加对象是副局（组）长以上和18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每期26天；第三期是基层党支部委员和22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每期17天。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1971年17号文件，学习毛泽东批评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会议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传达文件；第二阶段批判陈伯达反革命罪行；第三阶段进行整风，联系思想，联系实际，亮私、斗私，重点解决“骄”、“满”问题。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到山城公社汤坑大队视察“农业学大寨”情况。华国锋当上党中央主席后，汤坑大队的大队部曾腾出一间房间，作为“华主席视察汤坑纪念室”，该室于华国锋下台的第二天被撤除。
  9月13日，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彪副主席乘坐“三叉戟”飞机叛国，摔死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10月15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文件，随后将“九·一三”事件和中共中央文件自上而下地向各级干部和党员宣传，尔后培训骨干，深入各厂（矿）大队，向广大人民群众原原本本传达，全县听此传达者共有15.41万人，占应听传达人数的99.7％。
  10月，南安县九都公社因建水库而移民的3057人，被分别安置在靖城公社的7个点和龙山公社的6个点。、1972年，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先后3次在全县范围内组织“批林整风”运动，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三搞一篡”（搞修正主义、搞分裂党、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罪行和他们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
  1973年4月，县直机关再次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历时16天，共有760人参加。5月，县委又召开有721人参加的“扩干”会议，学习中共中央文件，传达省委、地委批林整风会议精神，总结一年多来全县批林整风运动的成绩、经验和存在问题，部署下阶段的行动。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批林批孔反回潮”运动又在全县展开……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
  1974年2月和5月，县委组织319人，分两批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加学习。回来后，县里制定出《学习大寨，治山治水，改变南靖山河面貌的5年和10年远景规划》，提出“敢想敢干”、“想大干大”、“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的口号。当年，全县农田基本建设上场劳力57329人，占总劳力60％以上；开山、改溪造田76处共1614亩；平整土地218处，共3793亩；改造低产田125处共3869亩。1975年10月，县委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后，县、公社、大队组织“三自带”（自带伙食、用具、费用）的农建大军，分别参加向阳渠水利工程、万亩果林场、千头猪场及“双明溪改造”、开山造田、平整土地、改造低产田等农田基本建设。
  南靖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终于1980年，始于1964年，1969年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推行“政治评分”，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允许社员经营的自留地、零星垦荒、家庭副业，统统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采取措施严“割”，并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把发展多种经营当作“重钱轻粮”或“自由种植”而加以批判、限制。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由于没有考虑经济效益和进行可行性研究，而是在政治热潮中仓促地一哄而上，致使许多农建项目和农建工程没有经济效益或弊大于利，有的半途而废，有的建后不久即废，劳民伤财不说，还导致了水土的大量流失，水灾涝害年年不断。
  1975年5月6日至6月6日，县委举办县直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学习班”，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5年有关文件和省委、地委指示，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开展“联、揭、批、帮、改”活动。揭露出机关中存在的各种问题1755条，大部分属于“资产风”和“资产阶级派性”问题。这期间，还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举办理论学习班，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打了一场“消灭资产阶级派性”的攻坚仗。
  9月17日，县委根据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关于“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的指示，举办“围歼资产阶级派性学习班”，进一步查清闹资产阶级派性的人和事，纠正了一些“左”的作法，使局势趋于稳定，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转机。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县人民惊悉噩耗后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2月，县委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后，已经有所收敛的资产阶级派性又泛滥起来。这些人利用开展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揪斗县委负责人，致使趋向稳定的局势又遭到破坏。县委机关再次陷入瘫痪状况，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这种混乱的局面，持续了七、八个月，直到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才结束。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此后的一段日子，全县各机关、部队、公社、学校、企事业单位纷纷举行吊唁活动。家家户户的红春联都被“沉痛悼念毛主席”之类的白纸黑字丧联所代替。18日下午3时，全县城乡干部群众集会，收听北京“毛泽东同志逝世追悼大会”的实况广播。
  10月6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中央不费一枪一弹而彻底粉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此结束。10月21日，全县城乡一片欢腾，人们载歌载舞，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此后，一场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有一段话高度概括了“文化大革命”：“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如今，这场祸延十年的内乱早已结束，光明战胜黑暗也已经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南靖34万英雄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使兰陵大地1961平方公里的山水重新焕发生机，走向欣欣向荣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