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兰陵浩劫十年悲
  ——南靖县“文化大革命”
  李战华 方志新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实际上这根本不能称为革命，而只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
  这场所谓‘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的‘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从而导致混淆敌我，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他认为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他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他又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由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他所运用的理论、政策、方法都是错误的，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并且为林彪、江青这些对他的主张表示竭诚支持而实际上另有野心的人物的活动造成了机会。这些野心人物凭借他们取得的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煽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狂热，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他们指使和放纵一批投机分子、冒险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煽动群众实行‘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一股‘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以上这段文字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08-409页（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之所以引用它，是因为“兰陵浩劫十年悲”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时代背景的。任何社会变革，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都会烙上那个时代的鲜明的烙印。
  1966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天大的灾难突然降临在整个中华民族头上，降临到祖国大陆的每一个地方。地处闽南山区的南靖县，也身不由已地卷入到这场劫难中。
  这一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按照这个文件通过的日期，史称“五一六通知”）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号召全党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1天后的5月27日，南靖县召开第六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郑本道连任县长，郑赐福、李茂林、韩炳秀、张水达被选为副县长。会后，中共南靖县委召开扩大会，传达“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的星火从此在兰陵大地上烈烈燎原。
  7月6日，南靖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抽调部分机关干部职工组成工作组，进驻南靖一中和县教师进修学校，指导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全县所有学校的老师、学生开始停课闹革命。随后，各地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他们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纷纷外出进行“革命大串连”。翻开1966年8月至12月的中国当代史，我们就会看到当时的北京、延安、井冈山、韶山等地聚集着密密麻麻的头戴军帽，身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标的年轻人。这些人群中，就有南靖县的红卫兵。
  8月3日，南靖县成立“学习毛泽东著作委员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谓“三忠于”活动，并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按照这个文件的条款数，史称“十六条”）。此后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歌、毛主席语录墙、“忠字舞”……汇成红色的海洋，波涛汹涌于每一个角落。
  9月，全县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被“革命造反派”强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有的被揪斗游街，有的惨遭人身摧残，甚至被拷打致死。与此同时，红卫兵响应林彪《818讲话》中“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所谓“破四旧”号召，冲进寺庙捣毁历史文物，焚烧菩萨神像；上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他们又涂又撕，又烧又砸，许多街道和商店的名字被当作“四旧”改掉。县城所有街道里巷随即被改为“革命路”、“红卫路”、“东风路”、“红旗路”、“工农路”、“反修路”、前进里、立新巷……县实验小学也被改为“东方红小学”。除此之外，他们还把理发店、裁缝铺、照相馆等，作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四旧”场所而横加查禁。人们的衣着、发式……都受到了严重的干涉和限制。
  1967年1月，全县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的“革命造反派”强行抢班夺权，引起派性斗争。各地发生武斗，全县陷入内乱。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根据上级指示，派出部队，进驻南靖，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3月中旬，县人民武装部成立“工农业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至7月2日撤销，成立“南靖县生产指挥部”。
  11月底，“炮打”造反派组织100余人强占了县委、县人委大楼。“八二九”造反派于12月9日组织围攻，双方发生武斗，轻伤5人，楼板门窗及一些物资毁坏严重。为保护有关档案，驻县的支左部队随即对县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档案馆实行军事管制。
  1968年4月，“炮打”与“八二九”两大造反派组织签订《大联合》协议，实行所谓的“革命大联合”。随后，全县各机关、学校、工厂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普及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与此同时，按照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举办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2266期，共有147736人次；召开各种批判会、批斗会3400场，共有327527人次；揪斗2288人，其中列为“九种人”进行审查的有653人，重点审查对象中定为“敌我矛盾”的有67人，占10.3％。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由于“左”倾思想影响和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任意上纲上线，罗织罪名，一大批中共党员、干部和群众受到错误批斗和株连，被捆绑吊打、严刑逼供，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昭雪。
  7月，厦门市“促联”造反派纠集400余人到南靖县和溪公社的驻军部队抢劫枪支弹药，返回时在龙山公社境内被厦门市同安驻军的增援部队缴回。
  8月18日下午3时左右，南靖县“炮打”与“八二九”两大造反派在县城的旧山城大桥头发生武斗，双方开枪射击，有个名叫吴建强的失学少年（16岁）躲在搬运公司厕所边的水泥杆旁，边小便边看热闹，被“炮打”派的流弹击中脑袋，当场死亡。“八二九”派称他为“革命烈士”，抬着他的尸体游行后隆重安葬在“打靶场”对面山上。在这次武斗中，另有一名工人被乱枪流弹打伤。
  9月23日，中共南靖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被撤销，重新成立革命委员会，并成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革命委员会主任胡有本，副主任都本连、张水达、林宏铭、魏少华，下设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办事组。
  12月7日，县革命委员会派出“工人宣传队”和“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学校，开展所谓的“斗、批、改”运动，直到1972年撤销，但1974年4月又再次进驻，1977年才陆续撤出。
  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于是，延续10余年，牵动千家万户和个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紧锣密鼓的开场了，南靖县很快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使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
  1969年1月16日，南靖县成立“四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办公室，即日起分期分批安置下放干部、知识青年、城镇居民6500入到农村“蹲点”或“插队落户”。
  春节过后，全县中、小学“复课闹革命”，中学学制从“三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改为“二二制（初中二年、高中二年），与此同时，小学也从”六年制“改为”五年一贯制，不再分“初小四年，高小两年”。紧接着，改“秋季招生”为“春季招生”，直到1975年8月才恢复“秋季招生”。传统的招生考试制度此时也被作为“向学生进行突然袭击”而遭废除，代之以“推荐招生”、“保送招生”。此后的批判“马尾巴的功能”、“白专道路”等甚嚣尘上，凭“手掌结茧”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成了那时候最吃香的“天之骄子”。这种制度直到1977年才被废除，重新恢复统考招生制度。
  5月10日，县直机关开始分期分批进行“整党建党”，一大批党员、干部、职工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被立案、审查。随后成立的“南靖县群众专政指挥部”，更是变本加厉，许多革命千部和无辜群众遭受关押、批斗，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的惨象。
  10月，县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高指示”，动员和组织了317名干部下放到农村去进行劳动锻炼，同时接受安置福建省直属机关、龙溪地区（现漳州市的前称）直属机关和外地区下放到南靖的一大批干部。截至1970年底，南靖县先后动员和安置下放干部1013人，其中省直机关375人，地直机关38人、厦门市直机关268人，龙海县（今改龙海市）15人。这些下放干部被分别安置到全县11个公社、农场的130个大队“插队落户”，称为“蹲点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县“革委会”另行抽调的757名干部，在农村开展所谓的“整党建党”。这些下放干部除小部分于1971年后陆续回城外，直到1975年才全部回原单位或由组织上另行安排工作。
  1970年3月，县成立“斗批改”办公室，开展所谓的“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揪斗风波再起，许多平民百姓不小心或因“电影幻灯写错毛主席语录”、或因“卖完菜将‘请’（购买）来的毛主席石膏像吊在扁担头挑回家”、或因“弄脏有毛主席画像的报纸”等被罗织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遭批斗、囚监。至于因家庭经济困难所逼而将自家的大米、烟叶、鸡蛋、水果蔗……偷偷拿到农贸市场卖而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的人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6月13日，“一根针、一把草”的“群防群治”活动全面展开，全县180个生产大队均建立“合作医疗站”，培养农民自己的“赤脚医生”。
  11月4日，中共南靖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南靖县委员会，安静山任书记，阎玉庆、谢荣春任副书记。
  12月6日，县组织有关部门清查所谓的“五·一六”分子，举办“学习班”，全县共有387人无辜受到隔离审查，后查无实据，全部否定。
  1971年5月至9月，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县委分3期召开党员干部“批陈（伯达）整风”会议。第一、二期参加对象是副局（组）长以上和18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每期26天；第三期是基层党支部委员和22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每期17天。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1971年17号文件，学习毛泽东批评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会议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传达文件；第二阶段批判陈伯达反革命罪行；第三阶段进行整风，联系思想，联系实际，亮私、斗私，重点解决“骄”、“满”问题。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到山城公社汤坑大队视察“农业学大寨”情况。华国锋当上党中央主席后，汤坑大队的大队部曾腾出一间房间，作为“华主席视察汤坑纪念室”，该室于华国锋下台的第二天被撤除。
  9月13日，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彪副主席乘坐“三叉戟”飞机叛国，摔死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10月15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文件，随后将“九·一三”事件和中共中央文件自上而下地向各级干部和党员宣传，尔后培训骨干，深入各厂（矿）大队，向广大人民群众原原本本传达，全县听此传达者共有15.41万人，占应听传达人数的99.7％。
  10月，南安县九都公社因建水库而移民的3057人，被分别安置在靖城公社的7个点和龙山公社的6个点。、1972年，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先后3次在全县范围内组织“批林整风”运动，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文件，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三搞一篡”（搞修正主义、搞分裂党、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罪行和他们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
  1973年4月，县直机关再次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历时16天，共有760人参加。5月，县委又召开有721人参加的“扩干”会议，学习中共中央文件，传达省委、地委批林整风会议精神，总结一年多来全县批林整风运动的成绩、经验和存在问题，部署下阶段的行动。不久，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批林批孔反回潮”运动又在全县展开……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
  1974年2月和5月，县委组织319人，分两批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加学习。回来后，县里制定出《学习大寨，治山治水，改变南靖山河面貌的5年和10年远景规划》，提出“敢想敢干”、“想大干大”、“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的口号。当年，全县农田基本建设上场劳力57329人，占总劳力60％以上；开山、改溪造田76处共1614亩；平整土地218处，共3793亩；改造低产田125处共3869亩。1975年10月，县委召开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后，县、公社、大队组织“三自带”（自带伙食、用具、费用）的农建大军，分别参加向阳渠水利工程、万亩果林场、千头猪场及“双明溪改造”、开山造田、平整土地、改造低产田等农田基本建设。
  南靖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终于1980年，始于1964年，1969年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批判“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推行“政治评分”，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允许社员经营的自留地、零星垦荒、家庭副业，统统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采取措施严“割”，并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把发展多种经营当作“重钱轻粮”或“自由种植”而加以批判、限制。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由于没有考虑经济效益和进行可行性研究，而是在政治热潮中仓促地一哄而上，致使许多农建项目和农建工程没有经济效益或弊大于利，有的半途而废，有的建后不久即废，劳民伤财不说，还导致了水土的大量流失，水灾涝害年年不断。
  1975年5月6日至6月6日，县委举办县直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学习班”，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5年有关文件和省委、地委指示，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开展“联、揭、批、帮、改”活动。揭露出机关中存在的各种问题1755条，大部分属于“资产风”和“资产阶级派性”问题。这期间，还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举办理论学习班，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打了一场“消灭资产阶级派性”的攻坚仗。
  9月17日，县委根据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关于“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的指示，举办“围歼资产阶级派性学习班”，进一步查清闹资产阶级派性的人和事，纠正了一些“左”的作法，使局势趋于稳定，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转机。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县人民惊悉噩耗后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2月，县委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后，已经有所收敛的资产阶级派性又泛滥起来。这些人利用开展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揪斗县委负责人，致使趋向稳定的局势又遭到破坏。县委机关再次陷入瘫痪状况，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这种混乱的局面，持续了七、八个月，直到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才结束。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此后的一段日子，全县各机关、部队、公社、学校、企事业单位纷纷举行吊唁活动。家家户户的红春联都被“沉痛悼念毛主席”之类的白纸黑字丧联所代替。18日下午3时，全县城乡干部群众集会，收听北京“毛泽东同志逝世追悼大会”的实况广播。
  10月6日，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中央不费一枪一弹而彻底粉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此结束。10月21日，全县城乡一片欢腾，人们载歌载舞，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此后，一场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有一段话高度概括了“文化大革命”：“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如今，这场祸延十年的内乱早已结束，光明战胜黑暗也已经二十多年。二十多年来，南靖34万英雄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使兰陵大地1961平方公里的山水重新焕发生机，走向欣欣向荣的春天。
  “红宝书”与“语录歌”
  萧驰轩
  “红宝书”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对《毛主席语录》的一种特有的敬称。《毛主席语录》是一种64开本，共有270页的小书，其内容是从毛泽东不同时期的文章中摘取片断，最初只在《解放军报》上刊载，随后分成《共产党》、《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33个专题，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1965年8月1日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发行，1966年12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1971年9月13日乘机叛国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写了“再版前言”，扩大发行到全中国，甚至流行到缅甸、古巴。
  《毛主席语录》用鲜红塑料封面包裹起来，封面有烫金字，或者彩色的毛主席头像。3张扉页上，除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套膜下的毛泽东标准像外，还刊发了林彪的手书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原件没标标点符号）。《毛主席语录》是革命的《圣经》，可是它比真正的《圣经》的发行量要多得多。1966-1967年在新华书店售出送出的数目达50余亿册。估计如果把各派红卫兵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出版的算上，恐怕要有上百亿册。如此庞大的数目，《圣经》只好退避三舍。
  再说版本，也是创吉尼斯纪录，而且恐怕若干万年也没有任何书能与之相匹敌。其版本一共有1000多种，其中最小的开本是512开，比火柴盒还小，要看只能用放大镜。最大的四开，和报纸一般大，专供年龄大的首长们学习，内容完全相同。至于盲文版、金版、银版，更是层出不穷。有的地方还刻成石版，或刺绣在真丝上，这都算不了正版。正版是64开本。
  “红宝书”有多种功能，须臾不得离开半步。早年雷锋有句名言：“觉可以不睡，饭可以不吃，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这句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普遍的现实。人们疯狂地读毛主席语录，背毛主席语录，几近废寝忘食的地步。那时许多人能将两百多页的书，几百条语录连同标点，连同这些语录在第几页第几行都倒背如流，人们的脑袋里装满了语录。语录是粮食、蔬菜、肉食品；语录是衣服、被子、睡眠；语录是思维、语言、情绪。人们一开口必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一段语录后才是自己要说的话，而自己的话也须穿插语录。比如父子俩吵架，引用的语录大多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父亲气得要命，你明明是我的儿子，却偏要来自“五湖四海”，可这是毛主席教导呀，不能说儿子不对，只好也出一招：“毛主席教导我们，自由主义有十一种表现。……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就是不愿改正，这是自由主义的第十一种表现。”儿子又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的武器……”如此引据下去，语录仗半天打不完。会打语录仗的是高手，好像少数民族青年对歌。引用语录越多越巧妙越是英雄，战败的一方，往往狼狈不堪。
  毛主席语录是一种武器，有时像匕首，直插敌人心脏。比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一段就令许多人胆战心惊，因为一有人朗诵这段语录，就可能被抄家搜物乱砸乱抢，棍棒皮带乱抽乱打，轻者饱受皮肉之苦，重者即被砸破脑袋。
  毛主席语录有时是“高射炮”，经常用来打“蚊子”。有个工厂的青年因偷挖地瓜，跟农民打起来，被厂领导知道了，便召开群众大会帮助这个青年。广大群众纷纷发言：
  “工人和贫下中农是阶级兄弟，工人打贫下中农，这就破坏了工农联盟，而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可你动不动就动手动脚，既影响了农业学大寨，又影响了工业学大庆，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毛主席说，改造世界观是长期的艰巨任务。虽说你出身好，根子正，但也不能躺在‘自来红’的思想上睡大觉嘛。”
  “当然，我们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评你，是为了帮助你，让你悬崖勒马，重新做人，决不是要将你一棍子打死。有错就改，改了就好，还是个好同志嘛！”这几段对话均取材于毛主席语录。
  如此真真假假，正正经经，好不热闹。那时毛主席语录被用来吓人，谁一念就是圣旨，但人们很快学会运用它，用得的是“大帽子下面开小差。”
  “红宝书”是那时每个公民日日夜夜都得带在身边的东西，是超级必用品。大多数人按“红宝书”的大小做一个小红包，斜挎在肩上。包上讲究的，还要绣一个红五星或者毛主席头像。还有一些人始终将“红宝书”拿在手上，连吃饭也拿着。“红宝书”每时每刻都有用。跳“忠字舞”，它是唯一的道具；打“语录仗”，可以随时参考；呼口号，必须拿着它挥舞，以形成“红海洋”。“红宝书”兼具‘法器”的功能，英雄人物抢险、救火，无不是手举“红宝书”冲进去。当时有个被传扬一时的英雄叫李文显，为救“大串联”的红卫兵牺牲了，他最后的举动就是高举“红宝书”，冲进正在塌方的石雨中，被乱石砸死。人们在乱石中扒出他，“红宝书”被紧紧贴在胸前，此情此景，令无数人垂泪痛哭。另有英雄金训华，也是拿着“红宝书”跳进江里，抢救国家的木材。
  有了“红宝书”就必须“天天读”，每天早晨上班前，上课前，或吃饭前，或大小集会前，每人翻开“红宝书”，集体朗诵书中的某段或某几段，大多挑选具有针对性的，声音朗朗，铿锵有力。飞行员临登飞机前，火车司机在开火车前，全得集体颂读毛主席语录，谓之：“用毛泽东思想掌握方向盘”，好像全然没有机器仪表什么事。
  社员群众想到圩场赶集，必须背诵“红宝书”里的“语录”，否则，把守在大队路口的红卫兵就不让放行。笔者家乡有个贫农目不识丁，讲话又结结巴巴，结果，背过来，背过去，都不能完整地将一段“语录”背诵出来，只好哀声叹气地将一担准备挑到圩场出售的地瓜苗挑回家。
  “红宝书”里的内容，除了大量发表在报刊上，写在墙壁上、书写在日用品上外，还被作为“春联”张贴在农家的大门上。如南靖县奎洋镇永溪村有个名叫白叶坑自然村的“防修楼”，至今还保留着一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所谓“春联”。
  得“红宝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新华书店一有海报贴出：“红宝书到了”，人们便纷纷涌去排队“请购”。那时书店只卖“红宝书”和“雄文四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的敬称），什么书都没有。手中即使有了二、三本“红宝书”，还要再买，买得越多越忠。“红宝书”是唯一礼品，家人生日互赠、同学离别互送。上级表扬下级，奖的是“红宝书”；
  生孩子、生病住院，亲朋好友，领导来看望，没有奶粉水果，只有“红宝书”。在那个年代结婚的青年，一场婚结下来，可得几十本，上百本“红宝书”，连锅碗瓢盆都没有人送。婚礼得在朗诵毛主席语录中开始、结束。革命的新婚夫妇是在新婚之夜学“红宝书”。
  笔者当年有个朋友结婚，客人们共送来20多本《毛主席语录》和几套《毛泽东选集》。客人走后，妻子说：“这么大一座书山，卖不能卖，吃不能吃，烧更不敢烧，我们儿子、孙子都用不完呀！”
  丈夫说：“没关系！”接着便引用《愚公移山》里的一段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用一本就会少一本，有什么用不完呢？”
  《毛主席语录》是一股红潮，一股涌动的红潮，它统领着亿万人民的思维、语言、举止。有个青年社员有一次在山上打石头，碎石飞进，脑袋砸了一个大口子，抢救不及时，受了感染，脑袋肿得如斗大。一个医生进来给他包扎伤口，他在昏迷中感觉有人进屋来了，便从口袋里掏出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用尽全身力量高呼“毛主席万岁”。
  另有一个老贫农，住在山窝里，一天半夜，全家人睡得正香甜，家中忽然失了火。火趁山风，越烧越大。当他一家人从床上爬起来时，火焰浓烟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拿，抓起《毛主席语录》就往外冲。等他们全家冲出来时，房子已经烧光了。当人们问起他保护“红宝书”的事时，他说：“‘红宝书’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命根子，房子可烧，毛主席的宝书万万不能丢。”
  这类事情经常见闻于城乡各地。
  天天读“红宝书”还不够，还要天天唱“语录歌”。“语录歌”就是把毛主席语录谱成曲。“语录歌”的发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凡是歌词必须是词，讲究格律和韵调，词必须是凝炼而充满诗意，富有奇特的想象力，若是专为歌曲而作的词，连什么声起唱，什么音收尾都有要求，不可胡来，否则唱不出效果。而“语录歌”的词根本不是词，是把毛泽东写的书、说的话一字不改地谱上曲子唱。
  给“语录”谱曲的人是极少的，只有几个人，其中最著名的叫劫夫。歌曲一旦谱出来，一夜之间便会通过高音喇叭传遍神州大陆，人人都能听到，一天之后，人人都会唱。据一位曾替语录谱了几十首曲的人诉苦说：“给语录谱曲太难了！因为语录没有韵律，需要曲子去凑合歌词，一遇上‘因为’、‘所以’、‘那么’、‘于是’、‘而且’之类的词汇，就像一道道关口一样难过。”
  “语录歌”一般以合唱为主，要强有力，不能有丝毫靡靡之音。而且唱语录，犹如读语录，是庄重、严肃的事，上滑音、下滑音之类绝不能用，还必须照顾一般男女老幼的歌喉，包括一切乐盲，太高或太低的音阶均不能用，整个歌都在中速中音阶里铿锵有力地进行着。笔者当年在农村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时，每逢田间休息，生产队长总要叫我教社员们唱“语录歌”。那时，学唱得最多的除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外，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语录歌”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大家背诵“红宝书”，词跟曲走，一唱曲，词就出来了，一溜顺，比枯燥地背诵语录生动得多。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的这股“毛主席语录热”，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它融化在亿万人民的血液中，化作狂热的“革命”激情，在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中进发出灿烂夺目的光芒。
  毛主席像章轶闻
  宝树斋1966—1970年的神州大陆，人人胸前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像章别在左胸前是“正位”，因为左胸是心脏呆的地方，心脏的分分秒秒只为毛主席跳动，毛主席日日夜夜住在每个人红彤彤的心中。那时的人们言及“忠诚”二字，都恨不能用尖刀将心脏剜出来，戴着红色的像章，犹如将赤心剖露在外。还有将像章别在军帽上，别在左臂的红袖套上，虽算不上“正位”，但别具含意，在头顶上自然是“至高无上”，在左臂上是坚定的左派。
  像章不贵。小的五分钱一枚，大的五角钱一枚，最大的也就块把钱。红卫兵大串联，把火种播向四面八方，主要内容是散发传单、贴大字报、写大幅标语、送像章和《毛主席语录》。广大人民群众对像章的需求量很大，于是，新华书店、百货商店便设点专卖像章。往往是头一天贴出“海报”报告特大喜讯：明天毛主席像章到了。海报中万不可有“卖”、“出售”之类的商业字眼，那样会亵渎毛主席。人们得到喜讯，奔走相告，三更半夜便去排队。到出售时，已是蜿蜒如龙。人们不会乱挤和“夹塞”，这些行为都是对毛主席不忠的表现。人们的表情都犹如在领一份“圣餐”。
  如此大规模出售的像章，自然是最一般化最便宜的产品：一种是红底金像，售价五分或七分；另一种是金头嵌在五角星中，下面有一个横章，写着“为人民服务”，售价一角。那些好的精品像章往往通过别的一些渠道获得：大的单位，大的造反派组织自己投资制造，所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各种各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品种。有用荧光塑料做成的“夜明像章”，至今一到夜晚还闪闪发光；有用折光塑料配合偏心装置做成的“闪光像章”，一佩戴在胸前便转动闪亮。甚至还有砸不烂、摔不坏的，淹在淡水、海水、碱水里也不会发生化学变化的。佩戴这些精品像章的人往往是夸示自己所在的组织或单位，夸示自己不同凡响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有的人平时萎萎缩缩，被人瞧不上眼，可一旦佩戴了一枚高级像章，立即可以趾高气扬，令人刮目相看。人们拼命地别出心裁地制造各种像章，着魔似地追逐精品像章，不惜一切代价。
  有些戴像章的人为表示忠心，以多取胜，胸前一排排，像将军的勋章。那时候，大街上经常能看见戴十几枚像章的人，最多的有戴三百枚，浑身闪闪发光，像武士的盔甲，足有十斤重，而且都要挤在前胸。背部、裤腰带之类的地方是绝不能佩带的。胸前实在挂不了，可往肩上乃至头顶蔓延。据说当时造出的像章超过10000种，至少20亿枚。那时全国人口只有7亿，平均每人3枚。其实实际数字不止这个数。
  再后来，像章越做越大。愈大愈忠，愈大愈震人。据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编辑出版的《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大全》介绍，有一枚名叫“永久的笑容”的像章是全国最大的毛主席像章。它直径1.22米，重量56公斤。该像章系沈阳搪瓷厂为庆祝“九大”胜利召开而特制，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1995年3月颁发了证书。该像章由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设计绘制，沈阳搪瓷厂经过十三次的烧制而成。该像章于1996年第一批进北京展出，引起了轰动，各界报纸进行了报道，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亲属、社会名人纷纷与其合影留念。国家有关部门确定此像章为中国历史文物。
  几十亿枚像章联系着无数可悲可叹可笑的故事。闻传设计像章的人只准设计毛主席的正面和侧面头像，而侧面像，脸部必朝左方，形象必须严肃庄重。设计者的虔诚度远远高于普通戴像章的人。那时，笔者听说过内蒙古有一位设计者误将毛主席头像设计成“向右看”。设计好后，便拿去铸造，然后出售、赠送、流传。忽然有一日被人识别出来，立即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反革命”案件。设计者拿着自己的作品，确认的半天，才明白过来，毛主席的确在“向右看”，于是伏罪，被判入狱，在当时未被枪决也算是大幸了。
  毛主席像章有时不知不觉被当成“护身符”。孩子一生下来，襁褓上便别上像章，让红太阳日夜照耀着幼小的生命；许多人家的蚊帐上也别着毛主席像章，仿佛老人家也能驱赶蚊虫和恶梦似的。如今，这种“遗风”并未绝迹，许多汽车司机喜欢将仿制的较大的毛主席像章悬挂在驾驶室里晃荡，说是请老人家保佑一路顺风。
  笔者当年喜欢舞文弄墨，常向省外一些幸存的报刊投稿（主要是诗歌）或参加征文比赛。那时，各报刊社已取销了稿酬制度，就寄来毛主席像章代稿费，以资鼓励。但这些装有毛主席像章的信一到大队部，就会被人拆开，取走毛主席像章，仅留下一张“稿件采用通知书”或“退稿信”（当时凡投稿就会得到一枚毛主席像章，不管稿件是否被采用）。为了避免收不到毛主席像章，我往往会于稿件发出数日后，天天中午跑到大队部等信。但这并不是根本的办法，毛主席像章“遗失”的事还是时有发生。怎么办呢？后来，我用自家的地瓜“收买”了邮递员，让他把信直接送我家。那时，地瓜是城里人的稀罕物，家住城里的邮递员能在我家吃上几条煮熟的地瓜，也是一种口福，何乐而不为呢？随着投稿的次数多，我家的毛主席像章也逐渐多了起来，我就把它们送给渴望得到的“知青”朋友和亲戚，让他们和我一起分享投稿的喜悦。
  “毛主席像章热”大约持续了四、五个年头。1971年的一天，毛主席以诗人的气度，愤怒地说：“还我飞机！”因为大家把用制造飞机用的精致材料，都拿来生产毛主席像章了，毛主席心痛了，才说了这四个字的“最高指示”。从此，“毛主席像章热”才逐渐冷却下来。
  毛泽东诗词与我的业余文学爱好
  云崖暖
  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写得很美，很有气势，音、韵、律俱美。人们说，只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气派、伟大的胆量、伟大的学识，才能写出如此伟大的诗词，古今诗人概莫能比。我对毛泽东诗词的崇拜，就有这种“高山仰止”的感觉。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诗词是“最高指示”中最有指导意义，最具抒情意味，最具火候的部分，人民群众的任何行动，都能在毛泽东诗词中找到佐证。吟诵毛泽东诗词干革命，使“革命”充满激情而又浪漫。
  红卫兵吟着“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诗句徒步“大串连”；造成派吟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诗句“打砸抢”；贫下中农吟着“喜看稻菽千里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诗句“农业学大寨”……“批斗会”在“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中开始；“追悼会”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里结束……总而言之，不管什么场合，不管什么人物，只要你想引用毛泽东诗词，都可以找到有关诗句，甚至连骂人都可以在《念奴娇·鸟儿问答》里找到“不须放屁”的词。
  引用毛泽东诗词，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最时髦的文风，无论大字报、感谢信、声明、通知、书信，乃至自己的日记，都要先引用毛泽东诗词再拟正文。我那时的业余文艺创作，就与毛泽东诗词结下不解之缘。首先，我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云崖暖”，给几个“知青”朋友分别取笔名为“金沙水”、“丛中笑”（女）、“铁索寒”、“花枝俏”（女）……
  当年，包括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在内的一切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都被作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而遭查禁。喜欢读诗词、写诗词的我，不但能将毛泽东诗词倒背如流，还仿照毛泽东诗词中的诗律词牌去作诗填词，直到某日从一位文友手中借得一本破烂不堪的《白香词谱》，才知道早期仿写的诗词不符合旧体诗词的平仄押韵等规定，只能算新体诗。在我的习作中，有几首是运用新诗体“翻译”的毛泽东诗词。其中有一首是1976年1月2日作的《〈重上井冈山〉写意》（节选）：“渴望呵，渴望，久久的渴望。满怀着无产阶级的凌云壮志，我今天又来到了您的身旁。呵，井冈山！革命的圣地，红色的摇篮，我们战斗过的地方！千里迢迢寻故地，满腔豪情逐波浪。过去的旧貌变了样，连绵井冈披新装。听林中莺鹂婉啭歌唱；看山头春燕展翅飞翔。更有那潺潺的山泉飞瀑，穿峡出谷无阻挡，汇成激流奔海洋。弯弯曲曲的山路，高入云中挂天上……”
  除“翻译”毛泽东诗词外，我还写过一些毛泽东诗词读后感之类的新体诗。如1973年6月15日作于南靖县汤坑大队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夜读（长征〉诗》（节选）：“……动人的诗章，英雄的气慨！扣人心弦，气冲霄外。字里行间，万水千山滚滚来；诗人笔下，毛泽东思想大放光彩！一字字，像一把把火炬，映红了满天云霭；一句句，似一支支利箭，刺向那机会主义者恶毒心怀。读着它，长征画卷又在我的心头展开；读着它，长征战歌又在我的耳畔奏凯……”
  那时的我，年轻，充满朝气，除了用“新体诗”、“旧体诗词”的形式将每天的学习劳动情景、感受写成“日记诗”外，还喜欢猜、制灯谜。当然，灯谜内容的最佳选择就是毛泽东诗词，一是用“毛泽东诗词”作谜面，谜底为“百科知识”。如：“喜看稻菽千里浪”，猜成语一，谜底为“丰收在望”；“东方欲晓”猜口语一，谜底是“主要问题”；“江山如此多娇”，猜国名一，谜底乃“美国”等等。一是用“百科知识”作谜面，谜底为“毛泽东诗词”。如：“飞机战斗”，谜底是“鹰击长空”；“京广铁路”，谜底是“沉沉一线穿南北”；“铁骑疾追”，谜底是“快马加鞭未下鞍”；“恒温世界”，谜底是“环球同此凉热”；“沧海变桑田”，谜底是“一片汪洋都不见”；“三湘四水沐晨光”，谜底是“芙蓉国里尽朝晖”……
  1966—1976年间，每年的春节，我都会在自家门前摆上一张大桌子，准备好毛笔、墨汁，为自备红纸而来的乡亲们义务写春联。联句的内容，就是清一色的毛泽东诗中的七律、七绝。横批则是毛泽东词中的四字句，如“层林尽染”、“鹰击长空”、“风华正茂”、“指点江山”、“只争朝夕”、“换了人间”、“胜似春光”……。当然也有反季节的“独立寒秋”、“夏日消融”……反区域的“北国风光”、“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等等。因来求写春联的人很多，为避免重复，我一般都是全首照抄，不管什么领联、颈联。有一次，我写到毛泽东《〓伴一首送瘟神》，从“绿水青山枉自多，华陀无奈小虫何”一直写到“借间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才隐约感觉到，毛泽东的这两首律诗，除了“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这4句外，其余的如“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渐波”等是与春节的喜庆气氛不谐调的。但那时，即使是贴上这种“不谐调”的春联，人们也是不敢说“不吉利”的。
  除此之外，我还喜欢仿照毛泽东诗词手迹练习书法，常为一些公共场所题写“仿毛体”的毛泽东诗词条幅。
  毛泽东诗词使用率高，普及率也高。毛泽东的诗词被谱成曲，比“语录歌”好多了，人人都会唱，也都喜欢唱。那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至今仍是我唱“卡拉OK”时的首选。
  “文化荒漠”上的“日记诗”草
  谢新鎏
  1966年仲夏，一场席卷神州大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临了。那年，我才15岁，初中刚刚毕业（提前一个月），就被集体“赶出”南靖一中的大门，和所有的大、中、小学生一样，被迫停课“闹革命”去了。
  继续升学读高中、读大学的梦想破灭了，凌空飞翔的翅膀被折断，我卷起铺盖，回到农村，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先后当过农民（干过所有的农活）、采石工、糖厂季节工、业余文艺宣传队创作员，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到汤坑小学、南靖县东方红第二小学（今县实验小学）代课。
  “文革”十年间，我无论在何处，都不忘写日记，将每天的劳动、生活情景，用新诗、旧体诗词的形式写出来，我将之称为“日记诗”。“日记诗”只写到1976年，后因离开农村，到城里谋生，失去了生产生活的创作源泉，就不可能天天有诗可记了，但“写诗”这个业余爱好还是坚持不懈到如今的。“日记诗”的簿子是用最便宜的油光纸（每张3分钱，可裁32小张）自制成的，封面封底则用旧电影海报剪裁装订。后来，我从“日记诗”中选出一部分认为较好的，分别投稿，发表在国内的几十家报刊上，并选入拙诗集《大地之恋》（冰心老人题写书名）、《八闽吟旅》、《历史回眸应放歌》和《十年浩劫诗存》等一些文学选本中。
  今天，重新翻阅几十年前写的“日记诗”，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便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幕映现在眼前，那情、那景，带着酸甜苦辣涩，纷纷涌向心头。
  那时，生产队里正在开展“农业学大寨”，劳动强度是很大的。我年纪轻，能吃苦，不怕累，争着抢干犁田、耙地的重活。在旧体诗词《谒金门·犁紫云英田沟》中，我写道：“冬过半，薄雾浓霜未散。吆唤扬鞭荆水畔，扶犁流细汗。牛步拉沟稳健，看我耕田手段。满地紫云花烂漫，蜂诗吟不断。”在《霜天晓角·平整土地》里，我写道：“沃野临川，浩歌破雾旋。各队红旗招展，银锄落，整农田。早饭抢田边，憩烟借日燃。忙累在冬季，粮丰获，盼明年。”这首词中的“早饭抢田边，憩烟借日燃”的意境最使我难忘。当时的“平整土地”是最苦最累的，冬日早晨四时半，人们就要从温暖的被窝里被队长出工的哨声惊醒，匆匆洗一把脸，便肩扛锄头，挑上粪箕，平整土地去了。所谓“平整土地”，就是把高低不平、大小不一的田块整平、整齐、整大，使之成为能使用拖拉机耕种的田。平整土地一般是早晨5时到达田头，空着肚子干两个小时后吃早饭（由生产队统一煮的大锅饭），之所以“抢”，是因为按每个劳动力每餐一斤大米煮的干饭不够吃，吃饭速度慢的人往往吃不饱。“憩烟借日燃”——则包含着许多无奈。当时，生产队有个规定，不到集体田间休息的时间，谁也不准歇憩，除非大便、小便或抽烟才可放下锄头作短暂的休息。大便、小便过于“频繁”，会招来非议，严重者还会被扣工分，只有抽烟是最“合情合理”的休息理由。我的抽烟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直到1990年10月5日冰心老入九十大寿生日那天我才戒烟，至今未“复燃”。抽烟时，要先用烟纸将烟叶丝卷成喇叭状，用火柴点燃后慢慢吸，边吸边聊一些闲话以解疲劳。抽烟的姿势一般是左脚立地，右脚盘在锄头柄上，谓之“乌龙缠柱”。这种被没抽烟的人指责为“偷懒”的现象，不过也就五、六分钟时间罢了。“借日燃”的意思是干重活流大汗，不慎将上衣口袋或后裤口袋里的烟丝和火柴濡湿了，不得不拿出来晒太阳，等晒干了再燃点。这就是旧体诗词的简洁性，5个字就刻画出那么多的劳动情景。要是新体诗，就是洋洋洒洒几十行了。
  我那时写的“日记”是以新体诗为主的。1973年，我已被大队党支部从为南靖县“七0四”大桥（今牛崎头大桥）备料的采石场上抽调到业余文艺宣传队，任文艺创作员（负责自编自演节目的创作），白天参加劳动，晚上进行节目排练，或下村巡回演出。那年，“双抢”大忙季节，我们在抢割水稻时突遇雷阵雨。当天的“日记诗”《暴风雨中》，我写道（节选）：“此刻，我们正奋战田垅，把剩下的水稻抢送。尽管浑身水淋淋，同志们照样喊冲锋。
  ‘同志们，暴风雨来了’，只见队长把手臂挥动。顿时，大家亮开喉咙，唱起了‘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同志们，加油干哪！’又一个霹雳轰隆，这天然的战鼓敲得山摇地动，给我们高奏凯歌助威风。
  ‘坚持就是胜利！’又一道闪电飞龙，这天然的照相机真管用，为我们摄下这威武的阵容……”
  既然是业余文艺宣传队，就必定要创作、排练、演出。这些活动，也必定是我的“日记诗”中最好的素材。在《夜作》里，我写道（节选）：“……写字台前的小油灯，闪烁着延安精神的火星，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着文艺革命的胜利航程。
  谁说“泥脚子”不能搞创作？革命的豪情凝满笔尖！谁说文艺创作危险性？为工农兵创作就是我们的心声……”、
  在《排练》里，我写道（节选）：“电厂突然停电，宝树岩刹时漆黑一片。快拿出我们的“战备蜡烛”，晚上继续进行排练。
  烛光如同朵朵山花，在古寺殿堂欣然开绽。歌声伴随阵阵山风，传遍海角天边……。”
  在《业余文艺轻骑队》里，我写道：“群山映绿翠，红旗染霞辉，蜿蜒山道上，来了文宣队。
  白天劳动不知累，傍晚进村笑微微，放下道具帮不停，劈柴扫地又挑水。
  晒谷场，当舞台，自编节目引人醉，没有化妆打赤脚，“泥腿子”本色永不褪！
  数一数，只有十四位，唱跳弹打样样会。社员看了齐赞
  美：‘不愧业余文艺轻骑队。’”
  我的“日记诗”里，除了大量反映劳动、文艺宣传等方面的内容外，还有一些反映业余爱好情景的句子。如《相见欢·客弈》：“喜逢故友砖楼，正深秋。茶品当年初弈憩田头。
  重开战，车马炮，几时休。不觉鸡鸣霞涌满村啾。”这是与朋友通宵下象棋后的记载。再如《七律·学画》：“淡墨银笺笔梦花，诗情蘸血染丹霞。红梅举火融寒岁，绿竹摇春发劲芽。半亩莲墉鱼戏鸭，一园篱栅架垂瓜。桃源世外何时见，看我糊涂纸上鸦。”这是呼唤农村早日脱贫致富的心声。
  当然，我的“日记诗”里也免不了要写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描写亲情的如《渔家傲·夜渡》：“月照沙滩窥古渡，风摇波影溪边树。船火一星浮岸浦，催师傅，快来载我归家去！
  破寺寒灯排练苦，紫荆夜半停歌舞。孝子回村看病母，心焦虑，蓬舟方泊趋疾步。”描写友情的如1968年8月18日晚作的《忆江南·虑友》：“山城乱，武斗血腥惊。文友回城医母病，客人进屋叹枪声，能不虑山城？”描写爱情的如我初恋时写给女友的《高阳台·夜写情书》：“郊野蛙鸣，春山寂静，孤眠梦醒三更。何处情深，遥闻鹭岛啼莺。芳函重展挑灯阅，举纤毫，再吐心声。问东风，因甚贫缘，空誓前盟。
  纷纷思绪萦医馆，忆陪疗母病，邻卧床横。灯下同心，推敲日记诗菁。奈何出院匆匆别，闪泪花，顾盼盈盈。叹今生，一半怜春，一半伤情。”
  在那“文化荒漠”上，我的“日记诗”草只能悄悄发芽，默默成茵。那时，有位年轻的“知青”朋友来看我，翻阅了我十几本《日记诗》稿后，倍受感动，欣然在我一本《日记诗》簿的扉页上题了一首诗《读谢新鎏〈日记诗〉有感》：“正叹少无志，开卷且一喜。盈盈溢溢少年味。邈邈远景如可抵。行行浑金字字璞，浑磨璞琢见真质。悬梁剌股今谁见，紫荆夜半灯不熄。君若目穷万卷书，颠李倒杜称雄笔。”
  数十年后，有位著名作家在报告文学《诗心长绿播芬芳》里写道：“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狂飙乍起，全国到处都在停课闹革命。年仅15岁的谢新鎏，从此告别南靖一中的大门，回到迁居地——南靖县山城公社汤坑大队务农。他身体瘦弱，仍然和大家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学插秧、学割稻、学犁田、学耙地……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也毫无怨言。他白天劳动累得筋疲力尽，晚上照样在煤油灯下偷偷地看那些劫后余存的《唐诗三百首详析》、《唐宋词一百首》……等被造反派们视为洪水猛兽的所谓“禁书”；偷偷地模仿古诗词的格律，吟绝句、写律诗、填词曲、作小令，抒发人生的酸甜苦辣，感叹世间的悲欢离合。他喜欢唐诗，立志在诗的沃野上辛勤耕耘，遂取笔名为“唐耘”（1997年改为“唐崧”。与此同时，他还用日记的形式，将每天的劳动情景、生活感受写成新诗，名曰“日记诗”。从1966年到1976年，不管当农民，还是当采石工、糖厂季节工、业余文艺宣传队创作员，他都坚持天天写“日记诗”，一天一首，从不落下。生病时（一般都是感冒、中暑），躺在床上照样构思新词佳句；劳累时（特别是农忙季节），梦中的灵感依然进发出诗的火花。田野、石场、车间、陋室……到处留下他的诗踪词迹。十年动乱，十年坎坷，他没有悲观失望，没有迷惘彷徨，没有去冲冲杀杀，而是闹中取静，“躲进小楼成一统”，心歌只向诗中求。那时，新诗极难发表，旧体诗词更无立锥之地。他却敝帚自珍，把自己的“脑汁心血”集中起来，每月28～31首为一本地装订成册，闲时自我欣赏，自我推敲。十年耕耘、十年播种，3650首新、旧诗词习作，每一个字都镶嵌着他坚韧不拔地追求诗神缪斯的脚印。”
  随后不久，另一位著名作家也在长篇人物通讯《诗人唐耘》里提到这件事：“15岁的唐耘回到汤坑，和成年男子一样下田劳动。繁重的农活使身体瘦弱的他常常感到全身散了架，但是，点起煤油灯，翻起破烂不堪的《唐诗三百首》、《唐宋词一百首》，便立即感到散开的骨架又拢合了，并从骨缝里滋滋地长出许多劲儿。他开始写作，以诗的形式写日记，自名为‘日记诗’，一天一首，十年3650天，居然一天也没落下。3650首‘日记诗’成了他献给诗神缪斯的第一批定情物”。
  如今，我已是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1986年加入）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1997年加入）了，这两个分别代表新体诗歌和旧体诗词的国家级协（学）会，为我的业余诗词创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使我的诗词作品频频亮相于各种新、旧诗词报刊。与此同时，我还出版了7部个人文学专著，除长篇历史小说《江左风流》、小小说集《红螺》、报告文学集《天地有正气》外，其余4部均为新诗集。有人赞我是“双栖诗人”，是“天才”。我说：“过奖了。所谓天才，不过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罢了。要是没有十年浩劫中的‘日记诗’，哪来今日的诗花似锦？！借用一句古诗，那便是‘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忆“汤坑大队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
  林大耳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席卷全国，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五千多人口的汤坑大队，几天时间就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捍东彪”红卫兵、“老区”红卫兵、“炮打”红卫兵、“星火燎原”红卫兵等7支红卫兵组织。
  他们忙着制做红袖章、红旗，把商店里的红布一扫而空。紧接着，他们找队址、贴标语、搞宣传、扩大组织，向大队党支部和各生产队夺权，后又开始“大串连”，选派代表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回来后立即开展“破四旧，立四新”运动。
  到了10月份左右，毗邻的平和县红卫兵各组织就开始分派，夺枪武斗，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
  记得11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叔父病危，从南靖县医院连夜用板车拉回家，到汤坑大队要过月桂山自然村的渡口时，天才蒙蒙亮。忽然，只听见一声大喝：“不准动！”随即从草从里跳出五、六个彪形大汉，手里拿着手枪、步枪、冲锋枪，把我们包围起来，气势汹汹地问：“干什么的？”我说：“载病人。”他们把我们一一搜查后才放行。我抬眼一望，只见对面沙埔上，卧着好几百个人，都荷枪实弹的，占据了整个河滩。第二天才听说他们是平和县“星火派”的红卫兵，要进城参加武斗的。
  我当时只有18岁，是汤坑大队团总支部书记。在一次个别大队干部闲坐时，大家议论能否办一支文艺宣传队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大家不要参加武斗。以前我大队曾办过潮剧团，现在还有一支潮剧锣鼓队。大队党支部研究后，决定派我去组建一支文艺宣传队。
  我们把原来的潮剧锣鼓队组织起来，再挑选十几个有点文艺细胞的男女青年，借用大塘边生产队的一间仓库作为排练场所，从平和县请来一位潮剧老师，又从汤坑小学请来一个略懂舞蹈的老师。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排练，我们已经排成了十几个舞蹈节目和一台能演出一小时左右的潮剧小品《一包黑砂糖》。舞蹈节目都是一些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抓革命，促生产”以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内容。如《语录牌，家家户户挂起来》、《“五老”学“毛著”》等等，还有自编自演的表扬当地好人好事的节目，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多小时的节目。于是，我们就开始在本大队的11个自然村进行巡回演出，受到群众的欢迎。
  为了解决文艺宣传队没个固定场所和队员分散，碰到洪灾不能召集的具体困难，我们于1967年10月在距大队部1公里许的宝树岩成立“汤坑大队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把大队原来几十亩地集中起来管理耕种，实行“集中住宿，自行管理，自行耕种，自行核算，自行分配，自负盈亏”的集体经营制度，改变原来队员每天几分工分由大队统一打工分票回生产队参加核算和队员三餐回家吃饭的作法。大队还要求我们每月到各自然村巡回演出一场（农忙除外）。
  宝树岩是一座供奉观世音菩萨的寺庙，破“四旧”时被本地红卫兵砸烂，只剩下断坦残壁，我们花了半个月时间，才逐渐修复。
  为了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又不耽误文艺演出，我们白天劳动，晚上排练。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壮大了文艺队伍，文艺节目由只能演一个晚上延长到四个晚上。节目有自编自演的，也有移植的“样板戏”，如：潮剧《沙家浜》、《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还有京剧《红灯记》等。
  同时，农业上也取得好收成。粮食除了全体队员三餐吃以外，还剩余两万多斤。后来，我们还为国家每年贡献四万多斤粮食。队里除了养耕牛、养猪、养鸭群外，还办了食品厂，做饴糖、做酱油。这期间，又新建了6间平房，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知青点”，先后接收了十几个“知青”。
  “文革”初期，由于红卫兵派性的武斗，平和县潮剧团受到了冲击，许多演员逃往外地。我们文艺宣传队曾于1968年间，接收了几个平和县潮剧团的演员。我们供他们吃住，他们帮我们排戏。他们一住就好几个月，帮我们排练了几个“样板戏”，对我们的文艺素质进行较全面的辅导，使我们的演出技巧、基本功、服装等前台艺术和文武乐队、后台布景、幻灯等都有了较大的改观，演出效果越来越好。队员们的识简谱能力也大大提高，一般剧本一印出来，角色分配好以后，他们都会自己背诵台词，自己看简谱学唱，然后再初排，改变了以前要靠老师一句一句教的麻烦事，大大缩短了排练时间。有时一台戏，只要排练几天就可以上台演出了。从此以后，我们与平和县潮剧团建立了深厚感情。他们一有演出时，就留票叫我们去观看，每月至少也有三、五次。我们风雨无阻，场场到位，每次都是骑自行车来回，近三十公里的路程也不觉得累，第二天照样参加农业生产。
  那时，平和县比较乱，两派武斗较频繁。有一次，我们上平和县看戏，归途中突然遇大雨，大家都没带雨具，只好在半路的山格镇避雨，顺便进圩场吃点心。吃完点心后，我们刚准备离开，突然冲进来了十几个人，手里都拿着凶器，一下子把我们包围起来，不让我们走。其中一个领头的问：“称们是哪里来的？”一个队员说：“我们是汤坑大队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今天晚上去小溪（平和县城）看戏。”那人说：“是汤坑文宣队的，那你们的队长林大耳有没有来？”我当时站在后面，听说问起我的名字，就说“我就是”，边谈边挤向前去，一看，原来是山格大队的民兵营长兼治安主任老张。老张一看到我，也马上过来和我握手说：“误会误会。”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才讲：“刚才店里的服务员来报告说，有一批外地人到店里吃点心，想羞辱他们，吃完点心后把碗倒立当鼓敲……”幸亏相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回来后，我狠狠批评了那个“惹祸人”，他委屈地说：“我是后台司鼓的，有空就练习击鼓，没想到差点儿★成大祸。”
  我们除了在本公社和本大队演出外，还接受了外地的邀请，经常在与汤坑大队毗邻的平和县山格公社、文峰公社各大队演出。一般是邀请单位有什么节庆纪念之类的活动，如“庆祝党支部成立”、“庆祝革委会成立”等。也有个别派性组织来邀请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则坚持自己的原则：“我们是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是不搞派性的。在我们前往演出时，你们不能武斗，并且要保护我们的安全。另外，在演出台上，你们不能上台演说派别言论。”
  有一次，文峰大队（“星火”派）前来邀请，答应我们提出的几条原则。那天，他们非常隆重地迎接我们，组织了千人以上的队伍，敲锣打鼓，扛着红旗、枪支，从他们的大队部排成近3公里的长队，到交界处来迎接我们。他们共请了三个晚上，并遵守诺言，没有上台搞派性宣传。第二天晚上，我们演出半场左右，突然听到对面的山上枪声密集，我们有点紧张，但枪声一会儿就停止了。据他们说是隔壁大队的“210”派在干扰，最后还算平安无事。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们刚演完戏，有个同志叫我出去一下，请我到他家坐坐。当我到他家时，他才说是隔壁的龙山大队（“210”派）一个头头。他邀请我们到他大队演出。当时我想，我们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不分派性的，他们邀请，也应该去，就答应了。第二天，双方按商定地点交接，文峰大队的群众把我们送到龙山大队交界处，龙山大队群众同样排长队迎接我们。
  在龙山大队演出时，他们的头头几次来要求让他们上台讲几句话，我说：“这是原则，双方都说好了，不许在我们演出的台上宣传你们派性的观点，如果你一定要说，那我们就不演出了。”由于我们坚持原则，他们最终还是不敢轻举妄动。后来，文峰公社的龟仔头作业区、南霞大队、柴船生产队都来邀请，我们一一都去。这样一演就半个多月。
  由于我们坚持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搞派性，不偏向那一派，又不收取演出费，所以，后来在平和县境内的演出，无论那一派都来请。有一次，我们在山格公社白楼大队演出4天后，隔壁的高砾大队也来邀请了。
  高〓大队新建了一座大会场，要请我们去开“头场”。听白楼大队的同志说，他们建那座新会场时，还摔死了一个人，要请平和县剧团去开“头场”，他们不敢去，怕制不住“神煞”，这次才请你们去开“头场”。他们都劝说别去为好。
  我们队里的老同志也都反对去，他们说制不了“神煞”，出了人命怎么办？
  为了这件事，我们召开了几次会议，都争议不休，年轻的同志认为，我们是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不信邪，不信鬼，不去演出有损名誉。老同志则坚持不能去，出了事故谁负责。大多数队员家长也反对。这时，有个同志提出能不能请个“跳台”的“神”来“破煞”。我说：“我们不能搞迷信。现在，毛主席的威望比什么都高，只要我们都化装成解放军，穿上军装，带上枪（道具），扛着巨幅毛主席画像，敲锣打鼓，唱着革命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走上舞台，然后把毛主席巨幅画像放在舞台中央，演出时一定没事。”这样一来，老队员没话可说了，这台戏就这样定下来。
  那天晚上，我们就按这个设计实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歌舞表演。可是当地群众怕“头场”“神煞”重，不敢来看，台下空无一人。几个大队干部也是演了半场以后才到我们台上来。台下会场窗外，只见几个老人和残疾人在探头探脑。这场戏只演出一个多钟头，他们就说“可以了，成功了！”
  当天晚上，我们都安然无恙。第二天晚上可就人山人海了，整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连外大队的群众都赶来观看。
  四十年过去了，每当回忆往事，“汤坑大队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一幕幕就会映现在我眼前，令人遐想，令人沉思。
  被摧残的青春
  ——曾诗经在“文革”岁月里
  南舟
  第一次听到曾诗经的故事是在孩提时候，而见到这位饱经沧桑的人，却是在时隔三十多年后。当我来到“土楼之乡”的南靖县县城，寻访到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时，只见他银丝满头，情神憔悴，让我从中品读出许多坎坷、许多酸楚……
  1945年12月，曾诗经出生在平和县一个小山村，家里四男二女，他排行老三，因家里穷，不久便卖给南靖县一户人家。养父母无生育，对他百般疼爱。童年的诗经，在欢声笑语中度过了幼儿园、小学时光。步入中学校园后，诗经读书刻苦，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创立的数学几何“独创解法”，让老师也难以置信。他还能歌善舞，被学校选为文工团成员，经常在校内外的舞台、街道上宣传演出，每次诗经出场，他那英俊的脸庞和嘹亮的歌声总能博得人们的喝采。上高中时，他兼任初中班的音乐辅导员。那时，漳州市刚成立艺术学校，诗经是多么希望有朝一日能踏进艺校的大门呀！就在他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时，不幸的事却把他的梦砸得支离破碎。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饥荒让许多人丧失生命。诗经的养父死后，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养母忍受极大的痛苦支撑起这个家。一家人靠捡龙眼核、甘蔗渣磨粉充饥度日。无奈，与养母相依为命的诗经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1965年夏天，诗经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到县里一个农场学习种地。因为诗经有文化，领导便叫他兼做总务，每月吃剩还发给一元钱，这样，总算能养活自己了。晚上，农场的小青年们围坐在一起，说说唱唱，无忧无虑。
  “文革”开始后，破“四旧”之风席卷各地，他那贫寒的家庭也难逃被抄的厄运。当时“红卫兵”到处揪所谓的走资派、当权派，因他思想比较活跃，有些事看不惯，就去帮人辩论；有些“红卫兵”想通过他揪出公社的干部，他不干，结果惹火了一些人，有的“红卫兵”就扬言要杀鸡教猴
  1967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九日，全国人民都还沉浸在新春的喜庆中，可是这一天对于诗经来说却是一个灾难日。那天一早他刚出工不久，派出所便把诗经叫了去，一到所里，民警便劈头盖脑地说：“你反对毛主席。”诗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只是战战兢兢地说：“我怎么会！”民警说：“有人检举你用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擦屁股。”诗经说：“我从小孩到现在都是用报纸擦屁股，这是我的习惯，但我没用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擦屁股。”民警说：“你还敢说没有，和你一起上茅厕的人都说你擦屁股的报纸右上方有毛主席像及语录……你这是对现实不满，对毛主席的污辱……你还不老实，政府不怕你不讲，政府石头都要压出油的。”不容诗经有申辩的机会，双手就被手铐铐起来。
  年青的诗经压根儿就想象不到等待他的是什么，在心里慌张，手上又被铐出血的情况下，诗经只好说有，并押上手印。民警说：“今后不管谁问都要这样说，不然吃更大亏甭怪我。”那晚他被关在派出所里。第二天，他被“五花大绑”，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名字还被打个大“×”，接受批斗、游街，一批就是二、三个小时。在批斗时，他的头被压得低低的，身子像弓一样，游街时他也不敢抬头看人。这些来得太突然了，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怎么瞬间就成为反革命分子？后来他被民兵押送到“南苑楼”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每当听到刺耳的脚镣声，他的心里就充满了慌乱和失望。每次有人来提审，他就想到派出所民警的“不然会吃更大亏”那句话，所以他不敢再说没有，生怕也被带上脚镣关“禁闭”。
  在“南苑楼”，诗经度过了难捱的20个月，1968年10月19日，他被押到县城电影院接受审判。当听到南靖县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小组的判决书判他有期徒刑9年时，他顿时头昏目旋，差点瘫倒。他想，这辈子完了，20个月就如此漫长，9年要如何过？
  判决后第三天，他被送到某建设兵团驻南靖县的一个劳改农场，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开批斗会。他被分到农业组，负责改造农田，强体力的劳动使他的手脚常常磨破皮，但他忍着，不流眼泪。因为他知道漫长的牢狱生活正等待着他，流泪是无济于事的，只能坚强地活着，直到出狱才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劳改农场离家仅10多公里，母亲常利用“接见日”提些面、包子等东西，走路到农场看他。每次母亲见到他，就与他抱头痛哭，还像哄小孩子一样叫他听话、乖，规劝他安心、免顾虑，一切都会好的。想到母亲一辈子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而自己却连累了她，他心里就难受，就觉得对不起她老人家。
  一年后，诗经随建设兵团的搬迁，被解送到离南靖三、四百公里远的闽北农场……每到入夜，干一天农活的诗经忍受疲惫的身躯，遥望星空，心里就增加了许多惆怅。在那里，他种田、管仓库，度过了6年多的囹圄时光，直到刑满。当他想早一日回老家，投入母亲怀抱时，管教干部却对他说，等春种播种完时才回去。就这样，他在劳改农场里又多呆了10天，才由场干部送他回家。
  当诗经走过漫长的凄风苦雨，回到南靖县这片久违了的土地时，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而又那么的陌生。房子、街道还是老样子，陌生的是人，就连他站在母亲面前，叫一声妈时，母亲都犹豫了一下。是呀，诗经是“新生”了，但公安机关还要他戴三年的反革命帽子，他仍然是一个坏人，因为那时是1976年初，“文革”还未结束，“界线”还划得很清楚。他每月还要到派出所汇报一次，经常被通知去参加义务劳动，每次县里开大会也叫他们这些“四类分子”坐一排“旁听”。
  特定的历史时代就这样扭曲着一个人的心灵，他仍然不能抬起头来走路。
  1979年7月21日这一天，烈日当空，艳阳高照，南靖县人民法院要诗经到院里一下，诗经不知是悲是喜。他忐忑地来到法院，干部向他宣读了撤销1968年10月19日对他的判决，改判无罪的判决书。揣着那张无罪的判决书，诗经发出心里说：“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法院的同志对诗经说：“国家在‘四人帮’的破坏下，经济走向崩溃，现在国家也很困难，就补贴你150元，解决暂时的生活困难，请予谅解！”
  平反后，诗经被安排到一家镇办工厂，成了一名集体所有制职工。不久工厂倒闭，他被安排到一个海产门市部做海产生意。1984年，诗经果敢地停薪留职，承包了一家饭店，迈出了自谋职业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