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我国于1950年4月13日与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二十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应印尼要求，中国提供了大批经济援助和军事装备，两国关系迅速发展。这一切引起印尼右派军人集团和英、美等国反华势力的仇视，尤其是印尼右派军人集团，他们制造谣言，污蔑中国参与策划军事政变，组织群众到中国大使馆游行示威，阴谋发动军事政变。他们不仅要推翻苏加诺总统，而且要铲除支持苏加诺的印尼共产党。因此，自1957年起，迫害华侨的事件就屡有发生。后来，印尼排华丑剧愈演愈烈，不断扩大，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难于愈合的创伤……。
  我于1953年农历8月18日出生在印尼的西加里曼丹·邦戛。1960年3月的一个凌晨，一伙印尼暴徒放火焚烧我们华人区木板房屋。当时，我才7岁，睡梦中惊醒时只看到火海一片，喊叫声、敲砸声、救命声不绝于耳。当时，爸爸拖着我们兄弟姐妹，哥哥姐姐拖着既将分娩的妈妈往外跑，妈妈跑得很慢很慢。我们刚跑出家门不远，我家对面的一间油库传来一声巨响，油库爆炸了！顿时，火光冲天，烟尘弥漫。记得当时我们跑出来的时候身上只穿着睡衣。一无所有的我们，逃到附近的山上避难。我的大哥当时在中华中学教书，他是个爱国青年，兼做华侨工作，也遭印尼暴徒追杀。我妈妈受这场暴乱的惊吓，第二天就早产了，最后一个苦命的妹妹生不逢时地来到了乱世人间（现定居香港）。房子没了，东西没了，大哥也不知去向，妹妹整天哭着要吃奶，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印尼排华”事件发生后，当地的中华工会和中华有关社团组织，首先承担起安置、救济工作，尽最大努力为难民寻找住处，送来衣物、食品，帮助难民渡过难关。
  这起火烧华人区事件，致使许多华人惨遭杀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许多华侨学校、华侨社团先后被关闭，被强占，有的地区还被集体驱逐离境，数十万华人举家出逃避难，流落街头。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及时派出大轮船，把我们一家和千千万万的同胞接回祖国。印尼暴徒无情，大火无情，但是祖国深情、政府热情、人民友情。
  当我们踏上祖国的轮船时，船上许多华人高喊“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我和哥哥姐姐也跟着高喊“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接侨工作人员给我们发放衣服、棉被和生活用品，我们每天三餐都有大米饭吃，我和哥哥姐姐高兴地唱起“红太阳，升东方，海外孤儿有了娘。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海外孤儿喜洋洋……”的歌曲。这首歌我至今还会唱，而且最喜欢唱。
  1960年4月16日，回到祖国的我们在广东省汕头市一个码头下船，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几天后，我们全家被安置在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县双第华侨农场。当时双第华侨农场条件很差，但是当地农民还是把自己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刚回国时，我们不会做农活，他们就手把手教我们。继我们之后，双第华侨农场先后又接待安置了来自印尼、缅甸、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归侨、难侨4285人，是福建省重点安置难侨的农场。
  回国时，由于我们语言不通，大多数是讲印尼话和客家话，生活习俗也不同，吃饭时用手抓，不论是炎热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都习惯用冷水冲凉洗澡，加上那时国家正值“大饥荒”年代，粮油非常紧张，生活非常艰苦，部分归侨不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人心涣散。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派出接侨干部，给我们送来了大量的物资，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保证我们每天有饭吃，有房住，有衣服穿，有棉被盖。而那些接侨干部却只吃野莱和杂粮。南靖县原侨联主席张维盼（现在已退休）就是60年代被选派到双第华侨农场工作的接侨干部。
  我们回到祖国后，印尼各地接二连三地发生反华排华事件。1965年9月30日发生的血洗华人事件更是震惊世界。华人政党、华侨社团和华侨学校被关闭，所有华文报纸被停办并禁止华文书刊的使用和流通，禁止华人讲华语和使用华文，禁止任何报刊刊登华文广告、新闻和文章，禁止进口、出售和发行华文书刊和印刷品，禁止使用进口华语、录象带和唱片，禁止放映华语影片。他们在消除中华文化影响的同时，强制华人改名换姓和异族通婚。华人为了在当地生存发展，绝大部分加入了印尼国籍，取了印尼人的名字。每当听到印尼反华排华时，我们都很担心大哥是否又被追杀，当时的情况使我们不敢写信到印尼，只好委托在香港的亲戚、朋友打听大哥的下落，直到1974年才得知大哥还活着。原来，在排华动乱中，大哥被他的一位女同学救了，后来两人结了婚，生育了三男一女，大哥在印尼创办了电视机纸盒厂、彩印厂等，生意做得红火。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大哥也加入印尼籍。那时候，我们每年偷偷地通过香港的亲戚、朋友与在印尼的哥哥取得联系，大哥也以做生意为由，偷偷地到香港与我们见面，还经常托人带衣、物、钱给我们。
  1967年10月23日，中国与印尼中断了外交关系。此时，我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闹得天翻地覆。这期间，我因“海外关系复杂”，父亲被“莫须有”地打成“华侨地主”，我也因此像被“卖猪仔”一样被人从家里押上工具车，强行送到南靖县金山公社都美大队“上山下乡”。那时，我的个头还没锄头柄高就下地干活，常年种田、割稻，到了冬天脚板被冻肿痛。我多次找队长，吵着要上学读书，也没人能理解我帮助我。家里不放心，哥哥姐姐经常来看我。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干农活，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1年，上级有关部门下来落实华侨政策，县里安排4名招工指标，其中教师、营业员、医务人员名额都被人拿走，唯独一名煤矿工没有人要。大队党支部书记来找我，给我做思想工作，我只好服从安排，到了长塔煤矿报到，成为一名煤矿工人。从第一天上班开始，我就非常认真地做好每一项工作，由于能吃苦耐劳，又能钻研新的业务知识，组织上选派我到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学习电工业务知识。经过理论培训和实践操作考试，我达到二级电工的技术水平。而后，经组织上推荐，我考上了福州大学。大学毕业后，同班同学大部分分配到闽北，我因是华侨子女，照顾分配到南靖县龙山水电站，担任技术管理干部。后来，经过严格的职称考试，我取得助理工程师的职称。在龙山水电站工作期间，我参加过龙山水电站三级电站（三·八电站）、四级电站、五级电站、升压变电站电气部分的设计和安装工作，还参加了南靖县电气化县、县电力公司、南坑水电站、南三水电站等电气部分的设计描绘等技术工作，为我县电力事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78年至1980年，我们全家陆续被批准出国定居。我可获准随父母到国外居住，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当时因为南靖侨务事业的需要，组织上希望我继续留在南靖工作，于是，我就留下来了。
  1984年，组织上把我调回县城，安排在县人大办公室工作。1992年调到县政协，历任南靖县政协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兼县侨联副主席、秘书长等职。
  1990年8月8日，中国与印尼恢复外交关系。我们可以与在印尼的大哥及家人和亲朋好友直接通电话和书信往来。如今，大哥的子女分别在美国、印尼、新加坡、加拿大及东南亚等国家，时常与我联系。
  回国后，党和政府免费送我上小学、中学、大学，在学校期间还享有每月18元的归侨侨生生活补贴，以后退休还可享受每月60元的归侨生活津贴。
  忆想“印尼排华”前后，我不会忘记祖国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更不会忘记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使我和千千万万的侨胞过上幸福、安康和快乐的生活。每当我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时候，“没有祖国，就没有我们侨胞的一切”的感慨便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深深体会到伟大祖国是我们侨胞最坚强的靠山。我由衷感恩新中国、感谢人民政府、感激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