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一
  1937年5月至1938年9月，我在南靖县担任国民政府县长。
  南靖县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一般说来，与军事有关的事务是直接受当地驻军指挥的。1938年1月，原驻漳州的第一五七师调走了，前来接防的是第七十五师。这个师的前身，据说是河南的红枪会，是受蒋介石指挥的一个杂牌军。这个师从师长到士兵，除了一部分军佐以外，大多数是文盲，对于打内仗，可能有他们的一套，对于对外作战，似乎一点常识都没有。部队装备非常窳旧日，对于新式武器，甚至连名称都不知道。部队里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会党色彩，不脱红枪会时的习气，师长宋天才的卫士，还是穿着紧靠身、密排扣的蓝布便衣，倒插着驳壳和尖刀，俨然是戏台上的绿林角色模样。
  宋天才是“恐日病”者，他的司令部虽在龙溪城区，但每得到空袭警报，他便立刻跑到离龙溪30里远的南靖。当时南靖县政府所在地是在靖城，还没有迁到山城，他大约认为南靖的目标比较小，是一个安全地区。不过，他逃到南靖来，既不找县政府，也不找当地士绅，只在漳龙汽车公司南靖站旅客休息的长椅上，或者到小客栈的统铺上，呼呼鼾睡，一直到傍晚才回漳州去。在他认为敌情比较紧张的时候，就不等空袭警报，当日一早就来南靖。
  宋天才在南靖体育场里看到七、八十名南靖的县自卫队员在训练劈刺。这些自卫队员每人都有一支枪，每支枪都配上了刺刀，而且队里还有一挺土造的轻机枪；士兵们都穿着新的制服，戴上了钢盔。这些轻机枪、刺刀、钢盔，是当时担任南靖县自卫队队长的陈言廉不知自哪里收购来的，是一般县队所没有的。宋天才便看得非常眼红，一再同我商量，要我把这几十名士兵如数拨给他。从这里可以看出七十五师装备的落后和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的歧视，即使它是摆在抗日战争的前线。
  二
  当时福建沿海形势紧张，为防日军深入腹地，当局采取破路阻敌的消极办法。破坏公路是属于军事范围的事情，既规定军务受当地驻军的指挥，在南靖当然是受七十五师的指挥，同时驻闽绥靖公署和省政府也命令县政府要破坏公路。我现在记不起当时究竟接到多少有关破坏公路的命令，但就我记忆所及，似乎没有一个具体的指示，这在实施时便很有困难。
  我对于破坏公路的作用和方法是一无所知，县政府主管建设工作的只有一个由第一科领导的技士，他也没有破坏公路的常识；县里虽则有儿个军事人员，但同样没有破坏公路的经验。对破坏公路，社训教官易刚健、自卫队长陈言廉等军事人员议论纷纷，他们认为在军事上只有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没有自己破坏自己的后方交通的。我在那个时候还极力替驻军辩护，说这是兵法上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式，破坏公路，不但将来可以阻止敌人的前进，也可以使前线士兵后无退路誓死保卫海疆。但是内心里总觉得驻军是准备在敌人进犯时放弃一切阵地。有了这种感觉，便决定把南靖县城迁移到山城去，因山城比靖城退路多一些。
  在南靖县境内，当时有两条路，一条是由漳州经靖城、龙山、水潮、和溪到龙岩去的，另一条是由靖城经过山城到平和去的。1938年5月厦门沦陷前，已经由七十五师工兵连做了破坏桥梁的准备工作。
  破坏公路桥梁的准备工作，是要在用钢筋水泥建筑的公路桥墩上打个宽10公分、深约1米的洞。这种开在坚固的钢筋水泥桥墩上口径小而深的洞，绝不是一般民工所能担任。我们便由龙岩县雇来了石工。但龙岩石工的工具，仅仅是长不上5寸的铁錾。凭借这种工具是无法开凿这种洞的。以后还是通过七十五师师部向驻在龙岩的某一建设单位借到了供建筑用的钢条，把它截作1米以上长的钢錾，勉强应用。由于石工们的勤劳和努力，完成了打洞任务。至于桥梁的爆破，仍由工兵连执行。
  事实上，漳州地区破路工作是在厦门沦陷以后。此前，仅做了些准备工作。当时规定南靖所要破坏的是漳龙路由龙溪与南靖交界处起到靖城的一段，以及由靖城经山城到平和县境的一段。前一段路长5公里，依照绥靖公署的规定，在城郊5里内的公路，作为城防活动地区，不在应行破坏的范围内，不过我们在没有接到这项指示以前，已经在路面上挖了一些窟窿，但还不影响汽车的通行。后一段路横贯县境，长约40多里，除接近靖城的一部分外，是要全部破坏的。
  但所有上级的指示，没有指出如何破坏公路。只笼统地说“彻底破坏”，究竟怎样才算“彻底”呢，各人心中无数。最后的指示是“化路为田”，这是比较具体的。可是如何“化”法，各人的理解也有不同。因此造成不少困难，不知浪费了多少人力，甚至有不少民工受到打骂的侮辱。
  在破坏公路最紧张的日子里，七十五师先后派出许多所谓督导员，前来指导民工破坏公路。但他们同样心中无数，各人有各人的主张，都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如最先来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在公路上横挖几条沟就行了。这种沟大约要1米宽，深约半米。旧时代的惯例，工作总要打些折扣，民工们在公路上做的所谓的“破土”工作，只是使汽车经过时稍微有些颠簸罢了。这样，督导员当然不满意，只能重新挖过。
  另一批督导员又来了，说原来的不对，应该要在路面上开凿平行的窟窿，要求在汽车经过时四个轮子会陷到窟窿里去，使汽车陷在那里不能开动。可是结果达不到他的要求。窟窿开好了，汽车却从窟窿旁边开过了。这也引起了内部争论，有的说：破坏公路只是阻止敌人走得慢一些。有的说：这样不是彻底破坏。结果，又是民工们倒楣，重新来过。
  更“高明”的督导员又来了。他的知识的确丰富些。他知道要阻止的不是一般的汽车，而是他也没有见过的“战车”、“坦克车”。车大且重，轮子不是圆的，会爬山，会渡河，所以破坏公路一定要做到“彻底”。“彻底”就是“化路为田”，田里的泥浆土会粘住那些车子。县政府的人员和民工们，连我在内，只能面面相觑，答不出一句话。好在他们说过也就算了，不很认真。
  公路总得破坏，尽了我们的力量，把公路的路面弄得乱七八糟了，自以为是“彻底”了。的确，有些地方，在下雨的时候，原来的公路变成小溪了，好象是一条渠道。原来路面上的的沙石，筑成了渠道两旁的堤埂。我们自以为很满意。
  但是督导员又有不同的意见。他说，敌人可能是从左边来的，砂石应该堆在公路左边，这堆起来的砂石，可以作为我们的抵抗敌人时的掩护物——胸墙。这样便要把原堆在两旁的砂石，搬到被指定的所谓左边。但是从对面来的一位督导员，他用同样的理由来指导我们，不过他所说的左边，就是前一个督导员所说的右边。敌人究竟是从漳州向平和进攻呢，还是会从平和向漳州进攻，这在敌人没有明显的进攻企图以前，谁都无法加以确定。但我们能够不接受这种指示吗。不能。如果不接受，就是“贻误戎机”。如果接受，做起来实在左右为难。这个问题后来是由第三种指示方案来解决的。
  第三种指示是：“破坏公路，不但要达到使敌人的车辆不能利用公路，而且要使敌人在短期间内不能修公路，应该把公路路面上的砂石，搬到远离公路线的地方去，否则，敌人只要把堆在旁边的砂石向中间一铺平，岂不是公路又恢复了。”这个说法，言之成理，可是实行却很困难。
  民工们是很好的，他们有同仇敌忾的高涨热情，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往往点着汽灯干到天亮。可是联保办公处的保丁，区署里的区丁，却狐假虎威，还不时在侮辱民工，谩骂、殴打成为家常便饭。
  这时，流行着一句话：“建设难，破坏也大不易。”
  三
  在破坏公路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插曲。
  这个插曲发生在5月26日或27日。前面说过，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是经常跑到南靖来躲避空袭的，宋还希望把我的县队拨给他。当时我说拨补不拨补都是一样，反正是归师长指挥的。我还提出要求，要他给我一些弹药。他答应了。
  那天早晨，宋天才照例来南靖躲避空袭，他坐了一辆大汽车，随带了十箱步枪子弹（5000发），直接到南靖县政府，把子弹交给县队队长陈言廉。他随即对陈言廉说：“立即把第一区长抓起来，马上枪毙，这个区长违抗我的破坏公路的命令。他接着说：“这是命令，你立刻执行，不准延误，如果那个区长知道消息逃走了，唯你是问。”
  陈言廉接了命令，觉得照办是危险的，不办也有问题。
  这一天我恰巧到靖城与龙山之间的竹园乡去督促抢修公路桥梁。当时那座桥梁被洪水冲毁了，而这部分的公路不但不在破坏范围之内，而且还要加强维修。这条通龙岩的大道是七十五师当作逃命的必经之路，抢修也是重要的。我在工地上得到了电话班的通知，要我立即回县政府去，但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事。
  我回县后才知道上述详情。当时这位宋师长正在小客栈楼上的统铺上睡大觉。我等他睡醒时便请他到县政府去休息。他同意了。他告诉我下了枪毙第一区区长的命令。还安慰我说与我无关。
  事有凑巧，在宋天才正走到客栈门口时，南靖县第一区区长钟可庄正从对面跑过来，并站着向宋天才敬礼。钟可庄不知道宋要枪毙他，只知道师长来了，特地从溪那边坐船过来奉承师长。宋天才不认识他就是第一区区长，可是宋天才的卫士却是认识的，当面给他指认出来。宋天才举起手仗对钟可庄狠狠打了一仗。接着说：“我要枪毙你。”一面要卫士把钟可庄绑起来。当时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钟可庄莫明其妙，不知道犯了什么大罪，浑身直抖，说不出一句话来，只用眼睛望着我。我告诉他是破坏公路的事情，不要紧，我负责。可是不等说完，宋天才便叫卫士把钟可庄押上汽车，说是带到漳州去枪毙，以杀一儆百。
  我要求同到漳州去，宋天才不答应；我要求送到边境，他答应了。正要上车时，宋天才忽然问钟可庄是哪里人，我告诉他钟可庄是武平人，在省里受训后由省政府派来的。宋天才听到是省里派来的，便犹豫了起来，说既然是陈主任（指陈仪，时兼绥靖主任）派来的，那就得向陈主任请示。
  从靖城到南靖和龙溪的交界处，只有5里路，汽车一忽儿就到了。我要求停一下。我对宋天才说：“我的边界，到此为止，过去是龙溪县管的了。从城区到这里的公路，规定不要破坏，所以钟区长没有破坏，至于路面上的窟窿，是在没有接到城区附近5里内不破坏的命令以前所掘毁的。”
  宋天才这时装出非常惊讶的样子，说：“你的县这样小，岂不是我错了，你的区长没有错。我要找王维崧去（王维崧是龙溪县长）。”
  宋天才随即释放了钟可庄。
  龙溪县长王维崧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师部的人，经常是他的座上客。但总有应酬不到的地方。常常被传令兵指着鼻子骂：“呔，王维崧，这件事要立刻办，迟一点，拿人头来见我。”所以王维崧受不了，只得辞职。那天，他本来已经走了，因为竹园附近的桥梁通不过，临时折回来，恰恰碰上了宋天才正站在公路上和我讲话，于是他也和钟可庄一样，受了一记手杖。我从中劝解，承担了协助破坏公路的责任，这幕插曲才算结束。
  四
  福建各地破坏公路的情况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在厦门沦陷前都只做了些准备破坏的工作。在厦门沦陷的那一天便实行破坏。当时从厦门撤退的部队与同安县破坏公路的民工还发生了严重的矛盾。民工受八十师的命令执行破坏公路，厦门撤退的部队则要求在他们撤退完毕后再破坏。
  厦门沦陷后，初时破坏公路，只限于沿海一带。以后，凡海防紧张一次，便深入内地一次。就我所知，在福州第二次沧陷时，泉州地区一直破坏到德化，当时从永安开行的汽车只能到大田县城为止。
  各地破坏公路的程度也不一样，闽南沿海破坏得比较彻底，靠近内地的则仅仅破坏到汽车不能通行就算了。有些地方是农民为了争取土地而自动“化路为田”。有些地方则为了维持交通而重新修成了1米宽的道路，轿子和载人的脚踏车都可以通行无阻。有些地方则只在原公路两旁开了许多缺口，把一条直路变成了弯弯曲曲的路。不一而足。
  （196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