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忆南靖抗战期间二、三事
  高垲
  一
  1937年5月至1938年9月，我在南靖县担任国民政府县长。
  南靖县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一般说来，与军事有关的事务是直接受当地驻军指挥的。1938年1月，原驻漳州的第一五七师调走了，前来接防的是第七十五师。这个师的前身，据说是河南的红枪会，是受蒋介石指挥的一个杂牌军。这个师从师长到士兵，除了一部分军佐以外，大多数是文盲，对于打内仗，可能有他们的一套，对于对外作战，似乎一点常识都没有。部队装备非常窳旧日，对于新式武器，甚至连名称都不知道。部队里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会党色彩，不脱红枪会时的习气，师长宋天才的卫士，还是穿着紧靠身、密排扣的蓝布便衣，倒插着驳壳和尖刀，俨然是戏台上的绿林角色模样。
  宋天才是“恐日病”者，他的司令部虽在龙溪城区，但每得到空袭警报，他便立刻跑到离龙溪30里远的南靖。当时南靖县政府所在地是在靖城，还没有迁到山城，他大约认为南靖的目标比较小，是一个安全地区。不过，他逃到南靖来，既不找县政府，也不找当地士绅，只在漳龙汽车公司南靖站旅客休息的长椅上，或者到小客栈的统铺上，呼呼鼾睡，一直到傍晚才回漳州去。在他认为敌情比较紧张的时候，就不等空袭警报，当日一早就来南靖。
  宋天才在南靖体育场里看到七、八十名南靖的县自卫队员在训练劈刺。这些自卫队员每人都有一支枪，每支枪都配上了刺刀，而且队里还有一挺土造的轻机枪；士兵们都穿着新的制服，戴上了钢盔。这些轻机枪、刺刀、钢盔，是当时担任南靖县自卫队队长的陈言廉不知自哪里收购来的，是一般县队所没有的。宋天才便看得非常眼红，一再同我商量，要我把这几十名士兵如数拨给他。从这里可以看出七十五师装备的落后和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的歧视，即使它是摆在抗日战争的前线。
  二
  当时福建沿海形势紧张，为防日军深入腹地，当局采取破路阻敌的消极办法。破坏公路是属于军事范围的事情，既规定军务受当地驻军的指挥，在南靖当然是受七十五师的指挥，同时驻闽绥靖公署和省政府也命令县政府要破坏公路。我现在记不起当时究竟接到多少有关破坏公路的命令，但就我记忆所及，似乎没有一个具体的指示，这在实施时便很有困难。
  我对于破坏公路的作用和方法是一无所知，县政府主管建设工作的只有一个由第一科领导的技士，他也没有破坏公路的常识；县里虽则有儿个军事人员，但同样没有破坏公路的经验。对破坏公路，社训教官易刚健、自卫队长陈言廉等军事人员议论纷纷，他们认为在军事上只有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没有自己破坏自己的后方交通的。我在那个时候还极力替驻军辩护，说这是兵法上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式，破坏公路，不但将来可以阻止敌人的前进，也可以使前线士兵后无退路誓死保卫海疆。但是内心里总觉得驻军是准备在敌人进犯时放弃一切阵地。有了这种感觉，便决定把南靖县城迁移到山城去，因山城比靖城退路多一些。
  在南靖县境内，当时有两条路，一条是由漳州经靖城、龙山、水潮、和溪到龙岩去的，另一条是由靖城经过山城到平和去的。1938年5月厦门沦陷前，已经由七十五师工兵连做了破坏桥梁的准备工作。
  破坏公路桥梁的准备工作，是要在用钢筋水泥建筑的公路桥墩上打个宽10公分、深约1米的洞。这种开在坚固的钢筋水泥桥墩上口径小而深的洞，绝不是一般民工所能担任。我们便由龙岩县雇来了石工。但龙岩石工的工具，仅仅是长不上5寸的铁錾。凭借这种工具是无法开凿这种洞的。以后还是通过七十五师师部向驻在龙岩的某一建设单位借到了供建筑用的钢条，把它截作1米以上长的钢錾，勉强应用。由于石工们的勤劳和努力，完成了打洞任务。至于桥梁的爆破，仍由工兵连执行。
  事实上，漳州地区破路工作是在厦门沦陷以后。此前，仅做了些准备工作。当时规定南靖所要破坏的是漳龙路由龙溪与南靖交界处起到靖城的一段，以及由靖城经山城到平和县境的一段。前一段路长5公里，依照绥靖公署的规定，在城郊5里内的公路，作为城防活动地区，不在应行破坏的范围内，不过我们在没有接到这项指示以前，已经在路面上挖了一些窟窿，但还不影响汽车的通行。后一段路横贯县境，长约40多里，除接近靖城的一部分外，是要全部破坏的。
  但所有上级的指示，没有指出如何破坏公路。只笼统地说“彻底破坏”，究竟怎样才算“彻底”呢，各人心中无数。最后的指示是“化路为田”，这是比较具体的。可是如何“化”法，各人的理解也有不同。因此造成不少困难，不知浪费了多少人力，甚至有不少民工受到打骂的侮辱。
  在破坏公路最紧张的日子里，七十五师先后派出许多所谓督导员，前来指导民工破坏公路。但他们同样心中无数，各人有各人的主张，都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如最先来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在公路上横挖几条沟就行了。这种沟大约要1米宽，深约半米。旧时代的惯例，工作总要打些折扣，民工们在公路上做的所谓的“破土”工作，只是使汽车经过时稍微有些颠簸罢了。这样，督导员当然不满意，只能重新挖过。
  另一批督导员又来了，说原来的不对，应该要在路面上开凿平行的窟窿，要求在汽车经过时四个轮子会陷到窟窿里去，使汽车陷在那里不能开动。可是结果达不到他的要求。窟窿开好了，汽车却从窟窿旁边开过了。这也引起了内部争论，有的说：破坏公路只是阻止敌人走得慢一些。有的说：这样不是彻底破坏。结果，又是民工们倒楣，重新来过。
  更“高明”的督导员又来了。他的知识的确丰富些。他知道要阻止的不是一般的汽车，而是他也没有见过的“战车”、“坦克车”。车大且重，轮子不是圆的，会爬山，会渡河，所以破坏公路一定要做到“彻底”。“彻底”就是“化路为田”，田里的泥浆土会粘住那些车子。县政府的人员和民工们，连我在内，只能面面相觑，答不出一句话。好在他们说过也就算了，不很认真。
  公路总得破坏，尽了我们的力量，把公路的路面弄得乱七八糟了，自以为是“彻底”了。的确，有些地方，在下雨的时候，原来的公路变成小溪了，好象是一条渠道。原来路面上的的沙石，筑成了渠道两旁的堤埂。我们自以为很满意。
  但是督导员又有不同的意见。他说，敌人可能是从左边来的，砂石应该堆在公路左边，这堆起来的砂石，可以作为我们的抵抗敌人时的掩护物——胸墙。这样便要把原堆在两旁的砂石，搬到被指定的所谓左边。但是从对面来的一位督导员，他用同样的理由来指导我们，不过他所说的左边，就是前一个督导员所说的右边。敌人究竟是从漳州向平和进攻呢，还是会从平和向漳州进攻，这在敌人没有明显的进攻企图以前，谁都无法加以确定。但我们能够不接受这种指示吗。不能。如果不接受，就是“贻误戎机”。如果接受，做起来实在左右为难。这个问题后来是由第三种指示方案来解决的。
  第三种指示是：“破坏公路，不但要达到使敌人的车辆不能利用公路，而且要使敌人在短期间内不能修公路，应该把公路路面上的砂石，搬到远离公路线的地方去，否则，敌人只要把堆在旁边的砂石向中间一铺平，岂不是公路又恢复了。”这个说法，言之成理，可是实行却很困难。
  民工们是很好的，他们有同仇敌忾的高涨热情，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往往点着汽灯干到天亮。可是联保办公处的保丁，区署里的区丁，却狐假虎威，还不时在侮辱民工，谩骂、殴打成为家常便饭。
  这时，流行着一句话：“建设难，破坏也大不易。”
  三
  在破坏公路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插曲。
  这个插曲发生在5月26日或27日。前面说过，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是经常跑到南靖来躲避空袭的，宋还希望把我的县队拨给他。当时我说拨补不拨补都是一样，反正是归师长指挥的。我还提出要求，要他给我一些弹药。他答应了。
  那天早晨，宋天才照例来南靖躲避空袭，他坐了一辆大汽车，随带了十箱步枪子弹（5000发），直接到南靖县政府，把子弹交给县队队长陈言廉。他随即对陈言廉说：“立即把第一区长抓起来，马上枪毙，这个区长违抗我的破坏公路的命令。他接着说：“这是命令，你立刻执行，不准延误，如果那个区长知道消息逃走了，唯你是问。”
  陈言廉接了命令，觉得照办是危险的，不办也有问题。
  这一天我恰巧到靖城与龙山之间的竹园乡去督促抢修公路桥梁。当时那座桥梁被洪水冲毁了，而这部分的公路不但不在破坏范围之内，而且还要加强维修。这条通龙岩的大道是七十五师当作逃命的必经之路，抢修也是重要的。我在工地上得到了电话班的通知，要我立即回县政府去，但没有告诉我是什么事。
  我回县后才知道上述详情。当时这位宋师长正在小客栈楼上的统铺上睡大觉。我等他睡醒时便请他到县政府去休息。他同意了。他告诉我下了枪毙第一区区长的命令。还安慰我说与我无关。
  事有凑巧，在宋天才正走到客栈门口时，南靖县第一区区长钟可庄正从对面跑过来，并站着向宋天才敬礼。钟可庄不知道宋要枪毙他，只知道师长来了，特地从溪那边坐船过来奉承师长。宋天才不认识他就是第一区区长，可是宋天才的卫士却是认识的，当面给他指认出来。宋天才举起手仗对钟可庄狠狠打了一仗。接着说：“我要枪毙你。”一面要卫士把钟可庄绑起来。当时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钟可庄莫明其妙，不知道犯了什么大罪，浑身直抖，说不出一句话来，只用眼睛望着我。我告诉他是破坏公路的事情，不要紧，我负责。可是不等说完，宋天才便叫卫士把钟可庄押上汽车，说是带到漳州去枪毙，以杀一儆百。
  我要求同到漳州去，宋天才不答应；我要求送到边境，他答应了。正要上车时，宋天才忽然问钟可庄是哪里人，我告诉他钟可庄是武平人，在省里受训后由省政府派来的。宋天才听到是省里派来的，便犹豫了起来，说既然是陈主任（指陈仪，时兼绥靖主任）派来的，那就得向陈主任请示。
  从靖城到南靖和龙溪的交界处，只有5里路，汽车一忽儿就到了。我要求停一下。我对宋天才说：“我的边界，到此为止，过去是龙溪县管的了。从城区到这里的公路，规定不要破坏，所以钟区长没有破坏，至于路面上的窟窿，是在没有接到城区附近5里内不破坏的命令以前所掘毁的。”
  宋天才这时装出非常惊讶的样子，说：“你的县这样小，岂不是我错了，你的区长没有错。我要找王维崧去（王维崧是龙溪县长）。”
  宋天才随即释放了钟可庄。
  龙溪县长王维崧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师部的人，经常是他的座上客。但总有应酬不到的地方。常常被传令兵指着鼻子骂：“呔，王维崧，这件事要立刻办，迟一点，拿人头来见我。”所以王维崧受不了，只得辞职。那天，他本来已经走了，因为竹园附近的桥梁通不过，临时折回来，恰恰碰上了宋天才正站在公路上和我讲话，于是他也和钟可庄一样，受了一记手杖。我从中劝解，承担了协助破坏公路的责任，这幕插曲才算结束。
  四
  福建各地破坏公路的情况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在厦门沦陷前都只做了些准备破坏的工作。在厦门沦陷的那一天便实行破坏。当时从厦门撤退的部队与同安县破坏公路的民工还发生了严重的矛盾。民工受八十师的命令执行破坏公路，厦门撤退的部队则要求在他们撤退完毕后再破坏。
  厦门沦陷后，初时破坏公路，只限于沿海一带。以后，凡海防紧张一次，便深入内地一次。就我所知，在福州第二次沧陷时，泉州地区一直破坏到德化，当时从永安开行的汽车只能到大田县城为止。
  各地破坏公路的程度也不一样，闽南沿海破坏得比较彻底，靠近内地的则仅仅破坏到汽车不能通行就算了。有些地方是农民为了争取土地而自动“化路为田”。有些地方则为了维持交通而重新修成了1米宽的道路，轿子和载人的脚踏车都可以通行无阻。有些地方则只在原公路两旁开了许多缺口，把一条直路变成了弯弯曲曲的路。不一而足。
  （1964年6月）
  忆“印尼排华”前后
  施碧娥
  我国于1950年4月13日与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二十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应印尼要求，中国提供了大批经济援助和军事装备，两国关系迅速发展。这一切引起印尼右派军人集团和英、美等国反华势力的仇视，尤其是印尼右派军人集团，他们制造谣言，污蔑中国参与策划军事政变，组织群众到中国大使馆游行示威，阴谋发动军事政变。他们不仅要推翻苏加诺总统，而且要铲除支持苏加诺的印尼共产党。因此，自1957年起，迫害华侨的事件就屡有发生。后来，印尼排华丑剧愈演愈烈，不断扩大，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难于愈合的创伤……。
  我于1953年农历8月18日出生在印尼的西加里曼丹·邦戛。1960年3月的一个凌晨，一伙印尼暴徒放火焚烧我们华人区木板房屋。当时，我才7岁，睡梦中惊醒时只看到火海一片，喊叫声、敲砸声、救命声不绝于耳。当时，爸爸拖着我们兄弟姐妹，哥哥姐姐拖着既将分娩的妈妈往外跑，妈妈跑得很慢很慢。我们刚跑出家门不远，我家对面的一间油库传来一声巨响，油库爆炸了！顿时，火光冲天，烟尘弥漫。记得当时我们跑出来的时候身上只穿着睡衣。一无所有的我们，逃到附近的山上避难。我的大哥当时在中华中学教书，他是个爱国青年，兼做华侨工作，也遭印尼暴徒追杀。我妈妈受这场暴乱的惊吓，第二天就早产了，最后一个苦命的妹妹生不逢时地来到了乱世人间（现定居香港）。房子没了，东西没了，大哥也不知去向，妹妹整天哭着要吃奶，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印尼排华”事件发生后，当地的中华工会和中华有关社团组织，首先承担起安置、救济工作，尽最大努力为难民寻找住处，送来衣物、食品，帮助难民渡过难关。
  这起火烧华人区事件，致使许多华人惨遭杀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许多华侨学校、华侨社团先后被关闭，被强占，有的地区还被集体驱逐离境，数十万华人举家出逃避难，流落街头。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及时派出大轮船，把我们一家和千千万万的同胞接回祖国。印尼暴徒无情，大火无情，但是祖国深情、政府热情、人民友情。
  当我们踏上祖国的轮船时，船上许多华人高喊“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我和哥哥姐姐也跟着高喊“祖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接侨工作人员给我们发放衣服、棉被和生活用品，我们每天三餐都有大米饭吃，我和哥哥姐姐高兴地唱起“红太阳，升东方，海外孤儿有了娘。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海外孤儿喜洋洋……”的歌曲。这首歌我至今还会唱，而且最喜欢唱。
  1960年4月16日，回到祖国的我们在广东省汕头市一个码头下船，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几天后，我们全家被安置在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县双第华侨农场。当时双第华侨农场条件很差，但是当地农民还是把自己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刚回国时，我们不会做农活，他们就手把手教我们。继我们之后，双第华侨农场先后又接待安置了来自印尼、缅甸、越南、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归侨、难侨4285人，是福建省重点安置难侨的农场。
  回国时，由于我们语言不通，大多数是讲印尼话和客家话，生活习俗也不同，吃饭时用手抓，不论是炎热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都习惯用冷水冲凉洗澡，加上那时国家正值“大饥荒”年代，粮油非常紧张，生活非常艰苦，部分归侨不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人心涣散。党中央、毛主席及时派出接侨干部，给我们送来了大量的物资，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保证我们每天有饭吃，有房住，有衣服穿，有棉被盖。而那些接侨干部却只吃野莱和杂粮。南靖县原侨联主席张维盼（现在已退休）就是60年代被选派到双第华侨农场工作的接侨干部。
  我们回到祖国后，印尼各地接二连三地发生反华排华事件。1965年9月30日发生的血洗华人事件更是震惊世界。华人政党、华侨社团和华侨学校被关闭，所有华文报纸被停办并禁止华文书刊的使用和流通，禁止华人讲华语和使用华文，禁止任何报刊刊登华文广告、新闻和文章，禁止进口、出售和发行华文书刊和印刷品，禁止使用进口华语、录象带和唱片，禁止放映华语影片。他们在消除中华文化影响的同时，强制华人改名换姓和异族通婚。华人为了在当地生存发展，绝大部分加入了印尼国籍，取了印尼人的名字。每当听到印尼反华排华时，我们都很担心大哥是否又被追杀，当时的情况使我们不敢写信到印尼，只好委托在香港的亲戚、朋友打听大哥的下落，直到1974年才得知大哥还活着。原来，在排华动乱中，大哥被他的一位女同学救了，后来两人结了婚，生育了三男一女，大哥在印尼创办了电视机纸盒厂、彩印厂等，生意做得红火。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大哥也加入印尼籍。那时候，我们每年偷偷地通过香港的亲戚、朋友与在印尼的哥哥取得联系，大哥也以做生意为由，偷偷地到香港与我们见面，还经常托人带衣、物、钱给我们。
  1967年10月23日，中国与印尼中断了外交关系。此时，我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闹得天翻地覆。这期间，我因“海外关系复杂”，父亲被“莫须有”地打成“华侨地主”，我也因此像被“卖猪仔”一样被人从家里押上工具车，强行送到南靖县金山公社都美大队“上山下乡”。那时，我的个头还没锄头柄高就下地干活，常年种田、割稻，到了冬天脚板被冻肿痛。我多次找队长，吵着要上学读书，也没人能理解我帮助我。家里不放心，哥哥姐姐经常来看我。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干农活，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1年，上级有关部门下来落实华侨政策，县里安排4名招工指标，其中教师、营业员、医务人员名额都被人拿走，唯独一名煤矿工没有人要。大队党支部书记来找我，给我做思想工作，我只好服从安排，到了长塔煤矿报到，成为一名煤矿工人。从第一天上班开始，我就非常认真地做好每一项工作，由于能吃苦耐劳，又能钻研新的业务知识，组织上选派我到福建生产建设兵团学习电工业务知识。经过理论培训和实践操作考试，我达到二级电工的技术水平。而后，经组织上推荐，我考上了福州大学。大学毕业后，同班同学大部分分配到闽北，我因是华侨子女，照顾分配到南靖县龙山水电站，担任技术管理干部。后来，经过严格的职称考试，我取得助理工程师的职称。在龙山水电站工作期间，我参加过龙山水电站三级电站（三·八电站）、四级电站、五级电站、升压变电站电气部分的设计和安装工作，还参加了南靖县电气化县、县电力公司、南坑水电站、南三水电站等电气部分的设计描绘等技术工作，为我县电力事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78年至1980年，我们全家陆续被批准出国定居。我可获准随父母到国外居住，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当时因为南靖侨务事业的需要，组织上希望我继续留在南靖工作，于是，我就留下来了。
  1984年，组织上把我调回县城，安排在县人大办公室工作。1992年调到县政协，历任南靖县政协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兼县侨联副主席、秘书长等职。
  1990年8月8日，中国与印尼恢复外交关系。我们可以与在印尼的大哥及家人和亲朋好友直接通电话和书信往来。如今，大哥的子女分别在美国、印尼、新加坡、加拿大及东南亚等国家，时常与我联系。
  回国后，党和政府免费送我上小学、中学、大学，在学校期间还享有每月18元的归侨侨生生活补贴，以后退休还可享受每月60元的归侨生活津贴。
  忆想“印尼排华”前后，我不会忘记祖国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更不会忘记党和人民培养了我，使我和千千万万的侨胞过上幸福、安康和快乐的生活。每当我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时候，“没有祖国，就没有我们侨胞的一切”的感慨便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深深体会到伟大祖国是我们侨胞最坚强的靠山。我由衷感恩新中国、感谢人民政府、感激中国共产党。
  援越抗美的会回忆
  魏新荣整理魏育章魏福在庄火在口述
  我们三人于1964年9月应征入伍，被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地勤高炮（直径85毫米）三师九团一营、二营中的三、四、六连，部队番号是广西33支队309大队6中队的44分队、46分队、43分队。
  1966年1月15日，我们所在的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高炮三师率领7团、8团和9团及高机营和配属的空军高炮19团、28团及野战医院、文宣工作队等单位共一万余人，分批从我国广西友谊关出发，开赴越南北线战场，担负保卫河内至友谊关一线和凉山至克夫的防空作战任务。部队进入越南指定阵地，做好临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到了越南，才知道生活十分艰苦。部队没有固定的营房，住的都是帐篷。睡觉时，床铺没有脚架，只能席地摆放，三个人挤睡在两块铺床上，时常遭到蜈蚣，红蚁，长虫的伤害。这个地方，空气湿度特别大。军装穿在身上，浑身上下总感觉是湿漉漉的。生活上用水，对于驻守高山上的连队十分困难，每天一早一晚都要到山下很远的小溪挑水，往返一趟长达一、两个小时，一担水只能够一个班五、六个战士洗漱用，洗衣就没水了，战士们只好将用过的水，存放在自己的脸盆里再使用。阵地上，做饭不见伙房，开饭不见食堂，由于炊烟冒起容易被敌机发现，阵地会遭到攻击。炊事班只能在远离数里的山脚下或更隐藏的地方另起炉灶。全连一百多号人的饭菜全靠肩挑背扛往山上送。无论晴天、雨天，他们脚踩泥泞，攀登陡坡，行程数里，历经艰辛，也要保证部队能按时吃上热乎乎的饭菜。夏日季节，我们常常受到蚊虫叮咬。一咬就是一个大包，又痒又痛很难受。战士们把对蚊虫复仇的怨恨，统统发泄到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去，狠狠打击空中的敌人。
  宋化防区战事频繁，我们九团与七团一营和八团共同作战。1966年7月5日下午4时，敌F4轰炸机四架，突袭宋化。敌机十分狡猾，在防区上空边沿飞行一段时间后就向远方离去，突然，却又超低返回进入宋化，并改变队形为四机齐头并进，两架策应，两架投弹，投下500磅炸弹四枚，七团一营三连遭到敌机的攻击。战士们毫不畏惧，勇敢战斗，击落敌机一架，七团一营三连的战友李贤登同志光荣牺牲。从7月8日开始至7月21日，敌机发起了第一个攻击波，轰炸宋化，他们增加飞机数量，多批次，多架次，连续攻击，轮番轰炸，还用汽油燃烧弹，子母弹，菠罗弹，百舌鸟弹。但在七、八、九三个高炮团和一个机枪营的强大火力的打击下，敌机有的被击落，有的空中开花，有的掉进深山、大海。我们参加大小战役23次。高炮三师共击落敌机97架，俘虏美国飞行员12个。我们三人也在战场上光荣参加党组织，并荣立三等功。1966年11月，高炮三师回到祖国，在福建驻防。
  南靖采风散记
  王雄铮 刘汉宗
  1991年4月，漳州市传达贯彻了福建省民间文学集成第五次工作会议精神之后，南靖县闻风而动，立即调整了县集成领导机构，充实了写作班子，认真地进行了查缺补漏工作，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仅民间故事便搜集整理了五百余篇，消息传来，令人振奋。
  8月间，我们到该县集成办检阅了船场、书洋、梅林、奎洋、金山、靖城等几个乡镇所收集来的民间故事，初步感觉来稿的数量虽多，但质量不高，而且各种题材的种类也不齐全，偏重于生活故事，如傻女婿、巧媳妇、对诗、对联、以及小笑话，而本乡本土的历史名人、风物名胜等重大题材，却所见不多，比如举世闻名的古代建筑奇迹“生土楼”，其故事就不多见，究竟兴建土楼的主人是谁？土楼的兴衰史、土楼中生活过的历史名人有多少，土楼内演过多少人间故事，土楼御敌历经多少兵匪浩劫？南靖县内的生土楼比永定县多两三倍，集中于书洋乡与梅林乡，其它如奎洋、船场、南坑、金山均有保存，其中仅书洋一乡，据目前统计圆寨就有数百座，方楼更不计其数，全县方楼寨估计有千余座。这类故事尚未很好挖掘收集整理。目前收集到的故事，其中有不少是外县外地人所皆知的故事，如长泰状元林震一笔化三千、蔡新过九龙岭对联、以及虎姑婆、洪武君等。难道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真已枯竭，到此为止了吗？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决心步辇下乡，逐乡逐村，逐一方楼圆寨地进行采风，勘探一下民间故事的蕴藏量究竟有多大。
  头一站即到书洋乡，在中学里，最初便听到“华太婆塔下（踏下一步之意）创业史”，令人着迷。在封建社会里，一个要强的妇道人家，赌气离开丈夫，携带一个小孩，只身到外乡创业，居然别树“德远堂”张氏世系，而今她的子孙不仅遍布塔下、南欧、石桥、曲江几个村庄建立数以百计的方楼圆寨，而且还有远涉重洋，在东南亚各地创立家业的华侨巨子。这种传奇式人物的生平，真是不可思议。
  当晚就赶到曲江，在曲江中学的会议厅里，便看到许多捐资建校的华侨巨子的像片，又听到许多华太婆的后裔在海外创业、爱国爱乡的动人故事。其中张石敢除夕那日赊猪肉受侮辱，一气之下到台湾，竟然发财回来，反而感激卖猪肉的激他离家出走，终于使他摆脱了困境。此人胸襟何等宽阔，他也是华太婆的子孙。
  次日，我们走访河坑村的土楼群，这里居住的也姓张，却是属于“世英堂”世系的，我们听到春贵楼里出过御赐黄马褂的大人物，还有圆塘楼兄弟争地建房的纠纷，也很复杂有趣，还有龟穴等风水故事。还有一个奇特现象，这村有一群土楼，如永庆楼、晓春楼、东升楼等都是在“文革”期间建造的，外界正忙于夺权武斗，他们却趁机自力更生建土楼，如今，他们都有楼房可住了，不过事经二十余年，人口又嫌挤了。
  终于来到塔下村，这里沿沟两岸土楼成群，新楼也不少，这是侨乡特点，水泥铺路，沟上各种造型的桥很多，都以捐建者姓名表志。我们瞻仰了“德远堂”，即所谓“下山虎”的风水宝地，门前旗杆成林，已标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了。除了听到华太婆开基的更多细节补充外，还采访了倚南楼《半截甘蔗》的悲剧传说。由于土楼和华侨的故事太多，我们采访不了，晚间便向村党支书张维家同志建议，着手搜集整理一集《德远堂》卷本，把华太婆创业传奇，塔下土楼的传说，华侨创业、爱乡的事迹汇集成编，将来流传海外，也便于后裔们寻宗知本。张维家同志听了深表同意，但是要编写《德远堂》卷本，还牵涉到南欧、石桥、曲江各村。我们从曲江来，于是便决定次日去游说南欧。
  塔下到南欧，要翻过一座山岗，现在人都是坐汽车、拖拉机代步的，我们贪近，还是步辇。崎岖石径少人走，已经长满青草和苔藓，滑滑跌跌，走一个多钟头才走到南欧。
  村书记张立基正忙于经营茶叶，制茶贩运，我们径去采风。一眼看到旗杆楼，原来是座进士第，听到了道光戊戌进士张金拔的系列故事，还有发人深省的《饲兔碗》的故事。
  次日与立基书记座谈，说明来意，并为之物色好本村几位热心于搜集民间故事的离退休的教师、干部，张书记表示同意，答应要跟塔下联系协作，完成《德远堂》卷本。
  我们结束了书洋乡的采风，马不停蹄地又赶到金山乡，那里的同志要编“鹅仙洞”旅游专辑《鹅髻仙踪》。这里仍保存三座土楼，我们收集了《后眷楼》的系列故事和《母鸡楼》的传说，还有陈元光的部将赵渊讨伐柳斜，走尸十里的壮烈故事。
  第二天又扶杖登山，实地勘察各景点，充实那里的传说故事。沿着罗伦古道上山，投宿于九鲤飞真祠中寻梦，探寻纯阳祖师的仙踪，并为庄亨阳祈梦的故事选择建亭地址。同行的皆是当地热心搜集民间故事的老手，如吴国三、温欣、蓝锦章诸人，其中仅吴国三同志一人，便搜集整理了五十余篇故事，这次又委托他搜集整理当地三座生土楼的传说。
  下了鹅峰，离开金山乡，又去山城，向县集成办同志汇报这一段采风的成果。事实证明乡村间民间故事的蕴藏量还很大，不认真组织力量深入普查，光靠行政命令下达指标，是难以奏效的，五百篇数字虽大，但重大题材其实尚未网罗上来，底下的笔杆子也不乏其人。
  第二天，刚好县里有专车去奎洋，与集成办的“故事篓子”庄泰丰同志同车，我们便欣然应邀同行。上下奎洋正为筹建“南一”水电站忙于迁乡移民，为了保护文物古迹，庄泰丰同志前期忙于迁移“圣龙宫”，现在又为“太子亭”选址，专程前去与地方耆老协商。这里见到很多圆寨与方楼，不久便要沉入水晶宫里了。当地在清乾隆年间出了一个“出世鸣天钟”的奇人、大数学家、大水利专家、治淮的名臣廉吏庄亨阳。关于这位名人的十八段系列故事，都藏在庄泰丰的肚子里，没时间跟我们来个“竹筒倒豆子”，我们“守株待兔”两天，只得他片刻之间，讲了两段庄颂公的轶事，其绘声绘色的描述，真令人听得入迷。可惜我们没时间再守候下去了，只好道个“后会有期”到梅林再叙谈。
  我们又回车，再度翻越天岭到船场。这里有位老民协会员，退休干部张远杰同志，几十年笔耕，把船场的山山水水，奇人逸事写个遍，最近写了一辑《石门岩风景区资料》，感谢他提供一篇生土楼的故事《月眉楼——张百万轶事》，真令人拍案叫绝。他还答应整理陈元光平蝴蝶洞、蚯蚓洞的系列故事。
  最后一段行程，又翻越天岭，径达梅林，当地同志调侃道：“这里已是漳州市辖的‘蒙古’地了”。意谓边陲荒乡僻壤之地也。这里也有一对热心搜集整理民间故事的父子一一魏进卿和魏鸿志，他们专程陪伴我们访问了当地的方楼圆寨，甚至是残垣遗址，对于其中典故，更是如数家珍般地倾囊相教。承他们介绍了梅林背垄上八世祖魏清溪假扮巡按使，智理民情的旷古奇事、凤吉楼魏以锦兴衰记、松竹楼魏金龙学武记，以及梅林举人魏谦亨的轶事。第二天，又陪我们到长教村，访问了进士楼、怀远楼、和贵楼，还参观了简氏“大宗祠”（这是台湾抗日英雄简大狮的祖祠，也是他练武的场所）。和贵楼是清雍正十年所建的五层方形土楼，几经兴颓，故事很多，其间生活过一代“蛮横人”八叔公，他的一生专门破坏别姓风水，维护自家风水，强迫行人担土建造“笔峰”，终于诞生一个年轻的进士公——简逢泰。简逢泰也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神童故事。怀远楼是清末所造的，虽属近代的建筑，却是华侨花费一万三千两银子建造的环形土楼，其形态完整，结构精美，保存良好，为中外人士所赞叹。我们造访了当年参与过建楼的老人，他们叙述了当年祖上兴业建楼的一番辛酸家史。
  短短半个月的行程，我们走访了南靖县五个乡镇十一个村点，所到之处，皆有热心民间文学的人士接待、导引、介绍。这里虽是荒僻乡野，却蕴藏着大量的民间文学瑰宝。许多奇人异闻、名胜古迹决不应在普查中走过场，任其湮没，而应下苦功、用实力，将它挖掘出来，留存在集成之中，传诸后代。那些一辈子足不离户，专意在现代的文史资料中讨生活，杜撰故事的文入学士们，肯定写不出蕴藏于生活中，流传于人们口头上的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真正民间故事来的。这半个月的采风，使我们耳目一新，更坚定我们的信心，一定要扎扎实实地优选精编好我市民间故事这一集成，一定要突出本地区的特色来，才不辜负领导与群众的厚望。
  （199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