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为撰写清代铸炮专家黄取的生平事迹，我们曾专程赶往南靖县靖城镇湖山村寨仔顶自然村采访黄氏族人，无意中发现黄取就是已故的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黄典诚教授的曾祖父。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顺手牵羊，又采访了黄典诚先生坎坷、辉煌的一生。黄氏宗亲拿出一张照片，说：“这是我家典诚1984年8月19日写的《认祖诗》手迹。”我们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数典不忘祖，沿根讨叶先。吾家故里是湖山，村在靖城隔岸竹林边。童稚曾回梓，须臾六十年。讵知昔日菜头干，一变香蕉累累鹧鸪斑。”啊，原来是一首《南柯子》词。词中那浓浓的乡情，顿时弥浸在我们心头。黄氏宗亲告诉我们，要想进一步了解黄教授，必须到厦门大学采访。于是，在完成《冶鼎铸炮炼丹心——记南靖籍清代著名冶铸巨匠黄取》这篇人物传记后，我们又驱车前往鹭岛……
  一
  黄典诚，字伯虔，笔名黄乾，1914年10月20日生于漳州市芗城区旧桥南岸布观音社，祖父黄秉翰继承曾祖父黄取的事业，以冶鼎打犁为生；父亲黄英（字子杰），清末师范科贡元，曾任龙溪县立第34小学教师、校长，熟谙古诗文；母亲陈美惠，曾就读于漳州教会学校，任过小学教师。当时基督教传教士用罗马字母编写闽南语字母教人读《圣经》，她就用这套“厦门白话拉丁拼音方案”教子女识字。这“白话字”能便捷地记录人们所说的话，虽地有南北，话分方言，大凡出口之语，皆可用“白话字”记之，互相交流，老少咸宜。这种文化启蒙为黄典诚日后研究汉语方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家宅院附近就是漳州千年古刹南山寺，也许是“白话字”和晨钟暮鼓的因缘，使得基督教和佛教在黄家竟能如此兼容相处。在这个古今中外文化交融的家庭里，聪颖早慧的小典诚秉承了冶铸家传的刚性和爱国忧民的柔情，在父母亲的言传身教之下勤奋好学，1932年7月毕业于龙溪中学高中师范科，之后进母校附小任教一年。在漳州读小学、中学时，他学习成绩每每名列前茅。他中学的同班同学彭冲（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分佩服他，与他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1933年7月，黄典诚考进私立厦门大学文学院语文系学习，师从余骞教授学习中国传统语文学，一年后又师从著名的语言学家周辨明教授学习现代语言学。周教授字忭民，福建惠安人，上海圣约翰大学荣誉学士（毕业考试第一名）、清华大学英语教师、英国伦敦东方语言学院讲师、德国汉堡大学文学博士、陈嘉庚讲座教授、国语罗马字始创者“竹林七贤”之一（另六贤为：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林语堂、汪怡、刘半农），他对黄典诚十分器重，邀黄典诚人住他在厦大校园中自建的小楼房“邯堡”。在“邯堡”，黄典诚课余时间任周教授的儿子周额西的家庭教师，并帮刚从伦敦回国的英文教授李庆云补习汉语。
  1937年6月，黄典诚的毕业论文《十五音研究——中国闽南方言反映上古痕迹考》受到导师们的好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此时的黄典诚，怀揣厦门大学毕业证书回到漳州，在龙溪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1938年1月，他与中学同学蔡恩喜（原名蔡恩惠，因避婆婆陈美惠之名讳而改）结婚，一学期后就携妻应聘，到为避免日机日舰骚扰而被迫迁往闽西山城长汀县的国立厦门大学（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因经济陷入困境，将亲手创办的私立厦门大学无偿献给国民政府，遂改称国立厦门大学）任教，负责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兼教务处襄理。其间还兼任长汀中学高中教员和国立侨民师范国文老师。1938年8月，他由助教升任讲师，开设国文、中国文学研究和音韵学等课程。课余研究福建各地方言。1940年，他主编《民族文选》。1941年，他发表了《鹧鸪赋笺注》，由厦大排印为国文教材，作为单行本发行。
  在长汀，黄典诚先生与他的老师、厦大教务长周辨明教授朝夕相处，一有时间，周教授便对这个得意门生耳提面授，什么方言调查、文白对应、本调变调、本字借字、远近亲疏等等，无所不谈。师生二人，每天下午都要相聚在北山下的“中诚楼”上，先讨论，后执笔，日积月累，终于在1944年合著出版了《语言学概论》。这是黄典诚先生最初的一部著作。
  1945年8月，黄典诚先生升任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学之余，他翻译出版了美国作家赛珍珠的《论中国小说》。10月，他随“厦大”自长汀返厦门，迁家携眷落户鼓浪屿鹿礁路厦大宿舍（原日本领事馆，抗战胜利后由国民政府接收，作为厦大教师宿舍楼）。1946年8月，他任厦大新生院教务主任。不久，厦大师生全部自长汀返回原校上课。
  1949年，黄典诚先生利用课余时间回漳州创办私立厦大校友中学，为普及国民教育，扩大厦大在家乡的影响而出力。
  1950年1月，黄典诚先生兼任厦门新文字研究会理事长，力促发行《新文字月刊》。1952年，他出任厦大中文系语言教研组组长，开始为学生讲授《语言学概论》课。此后，他经常在上海《语文知识》和《中国语文》月刊上发表有关语音、方言和文字改革问题的文章。1954年，他在《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闽南方言和汉民族语言比较》，文中第一次提出“语言对应规律”之学说，在国内语言学界引起轰动。
  二
  黄典诚先生的许多学术研究成果是在逆境中得到的，这令人心酸，更令人钦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场场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黄先生也一次次地受到冲击。由于黄先生性格耿直，语多慷慨，多次因莫须有的嫌疑或遭诬陷或遭审查。在那极“左”的年代，“左派”们捕风捉影的根据竟然也可以是“黄典诚有个胞弟黄典诠在台湾成功大学任教授”。诸如此类的罪名就这样强加在他的头上，迫使他只能在令人难以想象的逆境中倍加艰难地从事着他所热爱的教育学术研究事业。多年来，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一直沉重地压在他的头上，直到万恶的“四人帮”垮台。
  在受到这样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他仍然潜心于自己钟爱的事业，潜心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1955年创作戏曲《陈三五娘曲》；1956年为厦门金莲升高甲剧团创作剧本《黄道周》（该剧演出场场爆满）；1957年撰写《建瓯方言初探》、《莆田方言研究》；1958年为青年教师讲《切韵研究》，撰写《福建方言词汇释》；1959年增授《现代汉语》、《工具书使用法》等课；1960年下乡搞闽南方言调查；1961年为青年教师开研修课；1962年编写《汉语语音史讲义》，该讲义成为当年厦大中文系自编教材；主持编写《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在该书中主要执笔《总论》部分和《分论》中的《闽南方言概况》和《莆仙方言概况》等部分。
  “文化大革命”期间，厦门大学中文系所有学问渊博，受到学生欢迎的教师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批判，黄典诚先生更是首当其冲。
  他于寒霜遍地的清晨去割猪菜喂猪……
  他于酷暑烈日下在围海而造的稻田里放牧鸭子……
  他于滂沱大雨中在集美厦大农场拉着板车……
  那破烂的背心短裤和黝黑的肤色，已和贫苦老农毫无二致了。谁敢相信眼前的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语言学家！
  在这样“在劫难逃”的人生厄运中，他除了编写《毛主席诗词笺注》外（1967年），造反派们不许他看专业书，不许他研究语言学，但他怀着“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信念，仍坚持着偷偷做学问，搞研究。他利用劫后余存的《康熙字典》和旧版《辞海》，把附录的《切韵》、《等韵》背熟了，再将《拍掌知音》和《泉州汇音妙语》记牢，尔后在政治学习、早请示、晚汇报、检查反省时将之在头脑中进行对比研究，把心得体会或“灵感”悄悄写在废纸头上，当书签夹在“马恩列斯毛著作”中保存。劳动间隙，他捡来别人点香烟用完的空火柴盒，在其背面排列起“等韵图”；夜睡之前，他在节省下的“交代问题”的稿纸上撰写音韵学提纲。总之，他每天想的不是个人委屈怨恨，而是上古音、中古音、闽方言、客方言……黄先生还喜欢书法，放牧鸭子时常用竹竿在河滩上练习唐代书法家怀素的“狂草”。在那践踏科学、诋毁人才的“红色恐怖”年代，做学问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他私下里曾对他的学生讲过：“暴风雨过后有晴天。每当碰到挫折，我常常会想起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想起周辨明先生的谆谆教诲，想到自己在语言学方面已呕心沥血了大半辈子，就舍不得丢下这门学问。对于语言的热爱，我是‘死不悔改呀’！”这种痴迷学问而达到浑然忘我的执着，使他的语言学研究日益升华而近炉火纯青。
  1976年11月，黄典诚先生被落实政策，得以重返厦大讲台，恢复了副教授职称，他在逆境中苦心孤诣研究的这套学问也从此大放异彩。
  三
  1979年，黄典诚先生得到彻底平反并受到重用，担任厦大中文系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培养了13名硕士研究生）。那时，“文化大革命”的余毒尚未肃清，囿于现实，黄先生的著作正式刊印的不多（大部分是油印本），但已经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关注。
  1980年，黄典诚先生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关于上古高元音的探讨》，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对此有“理我大惑”之感评。
  1981年，黄典诚先生被福建省人民政府确认为教授，其后兼任厦大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福建省编委会学术顾问、中国语言学会理事、汉语方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会学术委员、中国训诂学会顾问、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顾问、福建省史志协会顾问、福建省语言学会会长，还被教育部任命为《汉语大辞典》编委。高兴之余，他用自成一家的“典诚体”书法，挥毫吟题了一首《七绝》“桑榆恰值满天霞，宇内名山望不赊。咏罢六桥何喜甚，春风已引进寒家。”
  1982年10月，黄典诚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赴香港讲学。1983年7月，美国夏威夷大学特邀他参加“语言现代化规则会议”和“第1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请他在会上做专题发言，并汇来国际航程往返机票。可他为服从学校当时工作安排，以大局为重，放弃了这次难得的国际学术交流机会。
  1984年2月，邓小平、王震等中央领导人视察厦门，在厦门大学“建南大礼堂”前楼接见了黄典诚和郑朝宗等部分教授。黄典诚先生热泪盈眶，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次日，邓小平一行到鼓浪屿视察，黄典诚先生带领全家人夹道热烈鼓掌欢迎。望着邓小平远去的矫健身影，他对旁边的人说：“邓小平是真正给中国带来新希望、新前途，真心发扬中华民族伟大、优秀传统的好领袖！”
  1986年，全国评选博士点及博士导师。第一关，黄典诚先生及其创建的博士点均未通过，原因是评委们找不到他的个人资料。不久，中文学科博士点评点时，有人提出，黄典诚的学术成就仅次于北京大学教授王力，应该采用非常规手段，即先评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再送申报材料。最后，黄典诚先生获得学位评审委员会全票通过。语言学博士点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全国第一批博士点之一，黄典诚先生也成为当时厦大中文系唯一的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了5名博士研究生）。
  1988年10月，黄典诚先生再次应邀赴香港讲学。之前，他得知胞弟黄典诠也将赴香港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便专程从厦门赶回漳州，装了一瓶九龙江水携带出境。兄弟相见，格外动容，相互抱头大哭。哭罢，黄典诚先生从怀中掏出那瓶故乡水，递给胞弟。黄典诠抹了抹眼泪，接过瓶水，昂脖而饮……对这四十年后的重逢，黄典诚先生感慨万千，赋诗三首，其一为《出港会弟》：“生同父母不同天，两岸分携四十年。千里奔驰期一会，双丸延滞即加鞭。香江烂漫情凄苦，南院辉煌泪潸然。想像更多新著作，将来献祭考坟前。”其二为《瓶水馈弟》：“浪迹台南四十秋，弟兄都讲忆漳州。必恭敬止桑和梓，伊可怀兮源若流。瓶里凌波香寂寂，罍中江水思悠悠。琼浆渴极方倾饮，即以其余属妇酬。”其三为《在港送弟》：“来去匆匆奈若何，卅年一会瞬骊歌。虞渊逐日憎夸父，薄暮藏晖怨鲁戈。论切言翻茶润泽，思亲忆旧泪滂沱。明朝鼓翅高飞去，后会应于淡水河。”
  晚年，黄典诚先生声名更加显赫，常被邀请到各地讲学、做报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郑州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都回响过黄典诚先生那宏亮清晰的声音，这声音，往往引爆出听课者们的热烈掌声，使他们饱享掉臂解颐之乐。这期间，湖南学者想通过方言了解泉州械斗史、日本学者想探讨中国电影剧本《康熙王朝》的语言问题……许多中外语言学专家纷纷慕名前来询疑问惑，黄典诚先生总是热情接待，并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耐心作答，让来访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这一时期，黄典诚先生发表了近百篇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和《训诂学概论》（1988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汉语语音史》、《切韵综合研究》等语言学著作，主编了《普通话闽南方言辞典》（1988年荣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福建省志，方言志》等辞书。
  1992年5月，黄典诚先生的又一大著《诗经通译新诠》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荣登“中国内地版图书在香港畅销榜”，1996年12月再次印刷）。当他在病床上接到这部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时，心情十分激动，连连用闽南方言对送书人说：“好该在，好该在，好该在书出了……”这是他在世出版的最后一部个人学术专著，国内外学术界都很重视。众所周知，《诗经》是两千多年前的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年代久远，语言隔阂，《诗经》成了难读难懂的古籍。尽管历史上的选注、注释、今译之类的书已经不少，但黄典诚先生仍下苦功夫硬啃细嚼，穷究其竟。他在前贤见解的基础上，结合自已擅长的音韵、方言和训诂的研究，对《诗经》作出更合理，更精确的解释，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博大的语言功力，轻轻揭开了《诗经》向无确诂的千古之谜。他每月译诗一首，每每首列参考书于书案，研读数遍后融汇贯通，以今韵译它，再反复诵咏修改，数月后又取出复习检视，以至定稿。这种精益求精的严谨治学精神，贯穿着他奋斗的一生。同年10月，他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
  四
  在大学的学者群中，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有的人博学精思，善于研究著述，但却拙于口头表述；有的人口才便捷，讲课生动，而著述方面却稍逊一筹。而黄典诚先生却是两者兼备，教学与科研两方面均出类拔萃。他不但著述丰硕，而且讲课精彩生动，往往能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声情并茂，妙趣四溢。汉语音韵、训诂、文字之学，分属传统语言学的三个部门，历来被人们视为高不可攀的“天书”，要理解都很不容易，何况要开课讲授？而这类课程的讲授，到了黄典诚先生那里，则是举重若轻。对于一些学者争执不休，持久未决的难题，往往经他点拨，便能豁然开朗。例如“一音为何分为四等”这类音韵学难题，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连一些权威学者也感到“百索不得其解”，而黄典诚先生却用自己发明的汉语音韵发展的“轻声重韵”和“重声轻韵”不平衡律（后被学术界称为“典诚律”或“轻重律”）加以诠释，并以“贾”、“茶”二字各有两个“反切”为例，论证了语音发展的不同历史层次，对纷乱如麻的汉语语音发展史作了简括、浅白的解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些年轻的学者云集闽北，参加在建瓯举办的全国汉语方言研究班学习，作为班主任的黄典诚先生，为学员们讲授音韵与方言，始终不用教案，也不看《方言调查字表》，纯粹凭个人的思路和记忆，调动胸中的“百万雄师”，布兵破阵，逐一把《方言调查表》的整体框架与中古《切韵》音系的关系作了系统而通俗的讲解，令在场的学员深为折服。
  在厦大中文系的老师当中，黄典诚先生的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在课堂上，他可以大段大段地用闽南古音背诵一些古典诗文，甚至连《离骚》、《长恨歌》、《琵琶行》、《圆圆曲》之类的长诗，他也能从头到尾地背诵下来。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厚积薄发”吧。黄典诚先生讲课的神功，自然与他能操一口纯正的京腔，说一口地道的闽南方言，并具有条分缕析的本领而又循循善诱的技巧有关，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他长年累月地潜心学问。不是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扑鼻香？
  黄典诚先生多才多艺，除了研究语言，旧体诗词、剧本、楹联作品、书法艺术都有很高的造诣，均可圈可点。他为人随和，重友情，厚乡谊，为亲友和故乡写过不少诗、联、书法。厦门大学、漳州南山寺、东山黄道周纪念馆、漳浦赵家堡……都留下他的许多墨宝或考证的脚印。故乡南靖县政协的年刊《南靖文史资料》刊名就是他题写的。
  黄典诚先生与夫人蔡恩喜（1949年至1976年任厦门二中校医，2000年去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先后共生有五女二男。黄先生屡受冲击，他们当然也深受影响，所遭受的苦难，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好该在”家贫出孝子，磨难砺英才。如今，他们均已事业有成，分居海内外。由于黄家数代从事教育工作的甚多，被人尊誉为“教育世家”。
  1993年6月6日，黄典诚先生因中风多年病魔缠身，加之过度劳累，病逝于厦门大学寓所——敬贤楼8号501室，享年80岁。即使是在患病期间，他仍带病坚持指导博士研究生，去世前仍在为研究生招生命题而操劳。他去世后，厦门大学师生和亲友们都十分悲痛。远在北京的彭冲特地托人送来花圈，并来电嘱咐要妥善料理黄典诚先生的后事。厦门大学为黄典诚先生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校负责人宣读了悼词，大家由衷地悼念这位潜心学术事业、献身教育科研，从求学到执鞭授业一直在厦门大学生活过60年的老校友、老教授、老专家。
  黄典诚先生去世后，遗著《汉语语音史》和《切韵综合研究》分别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和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切韵综合研究》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学术著作“优秀奖”。国家新闻出版署还为他颁发荣誉证书，表彰他生前在参与编纂出版《汉语大辞典》工作中作出的巨大贡献。
  “方言泰斗已长眠，著作齐身罕并肩。任教风吹淫水泼，宁能淟涊（tiannian，污浊的意思）浊鸿篇。”这是后人悼念他的诗句，也是他一生坎坷辉煌的写照。
  先生之业，后继有人。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