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冶鼎铸炮炼丹心
  ——记南靖籍清代著名冶铸巨匠黄取
  唐崧
  丙戌年初夏一个岸柳梳风的日子，我们来到九龙江畔竹林蕉海掩映中的湖山村，拜会85岁高龄的黄俊杰先生，采访他的宗祖黄取的生平事迹。一阵热情的递烟敬茶之后，他从里屋拿出一本《黄氏族谱》，向我们讲起了清代著名冶铸巨匠黄取“冶鼎铸炮炼丹心”的风雨人生。
  一
  黄取，字取生，清嘉庆四年（1799年）2月生于南靖县靖城镇湖山村寨仔顶自然村，少年时随父亲黄太极迁居漳州，经营“金宝兴”鼎炉店。
  黄家世世代代以冶铸为业，除了打制犁铧、铁耙、镰刀、斧头等农具外，还铸造铁锅铜炉之类的日用品。
  黄太极共有4个儿子，老大、老二乃前妻所生，老三黄三和老四黄取为后妻所生。黄太极因一生奔波，操劳过度，尚未进入“知天命”之年就撤手人寰，不久，后妻病逝，老大和老二便在前妻的怂恿下，赶走黄三和黄取，霸占了全部家产。
  善良朴实的黄取为避免兄弟相残，无可奈何地与胞兄黄三回到故乡南靖，以打铁为生。
  但单靠打铁是无法维持生计的，兄弟俩只好向大户人家租几亩薄地耕种。
  夏季里的一天中午，赤日炎炎似火烧，黄取打赤膊在“双抢”农忙的稻田上翻犁溶田，正好被路过此地的东家看到了。此时此景，东家感慨不已，摇头叹息，自言自语道：“自家的后生仔只喜欢吃喝玩乐，将来这些田产，恐怕要落到这个穷小子的手里了！”此话后来不幸被言中。
  黄取相貌英俊，勤劳忠厚，但因家境贫寒，讨不起老婆，直到22岁那年才经媒人撮合，与同村林家的寡妇庄氏结为夫妻。庄氏有两个幼小的儿子，生活本来就贫困，如今，两户穷人就像一条藤上结的两个苦瓜，虽然合成一家，日子却更加难熬，因为多了几张吃饭的口。
  好在哥哥黄三骨肉情深，发誓终身不娶，累死累活也要成全这个穷家。他对弟弟说：“阿取，有你为咱们黄家传宗接代，我就是做牛犁做马拖怨无悔了。”
  艰难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个养子长大成入了，黄家也渐渐富裕起来，有了自己置下的田园。但一心一意想恢复祖业的黄取，不满足于现状，决心弃农从事冶铸。他的愿望终于实现，携家重返漳州府，亮出祖传的“金宝兴”鼎炉店招牌，开起了冶铸作坊。
  此时的老大和老二，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早把霸占的家业糟蹋一光，在气死老母亲后沦为乞丐而流浪他乡，不知所终。
  黄取继承了家传的冶铸工艺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创新，研制出一大批适应各种土质要求的不同款式的犁铧、铁耙。为防止别人假冒他的产品，他在所有改良的农具中烙上“宝兴”的名号标志。这些农具一上市，便受到四乡八里农民的欢迎，长泰、平和、南靖、华安等县的农户更是趋之若鹜。
  闽南一带当时虽然盛产甘蔗，但没有糖厂，榨蔗熬糖全靠民间小糖坊。煮蔗汁熬红糖的大铁锅叫“糖鼎”。黄取根据熬糖量的多少和坊主的实际需要，设计了大、中、小三种不同类型的糖鼎，分别取名为“大糖”、“小冬”、“饭糖”，很受糖坊主们的青睐。此外，他还设计了一种被称为“折瓯”的深底糖鼎，专供人家制冰糖用。
  二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此后，厦门辟为通商口岸，漳州成了海防前线。
  清朝政府在打开沉重国门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旨命福建巡抚责令汀漳龙兵备道和漳州知府火速赶铸铁炮（俗称“龙熕”）以巩固海疆防线，漳州府旋即成立“龙熕监造委员会”。
  监造委员骆楷一接到赶铸铁炮的任务，焦虑万分，不知如何是好，后在朋友的引荐下，诚心诚意到黄取家登门拜访。
  黄取一听说是为朝廷铸造铁炮以保卫祖国边防，立即庄严满面，拍着胸脯对骆楷说：“卫国保家是每个老百姓的职责，我虽然从来没有打制过什么龙熕大炮，但这既然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我就应该认真去做好它，不能让那些番仔人欺负咱中国人！”说罢，他又深情地回忆明朝万历年间，他的上祖为朝廷铸造“龙熕炮”的往事。他说：“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曾在台湾海峡捞起一门缺口的铁炮。郑成功仔细辨认炮身上的名讳，才知道是我上祖铸造的，遂道：‘这是我闽南老乡铸造的龙熕炮啊！’说完便跪地拜封它为缺喙将军，并将它投入战斗，每战皆捷。”
  骆楷听罢十分高兴，说：“黄家历来忠心爱国，可敬可敬！您就好好发挥一下您的祖传技艺吧！”
  骆楷他们走后，黄取就对着铁炮的模型图纸仔细钻研起来。经过反复琢磨和周密的筹备，铸造铁炮的浩大工程很快开工了。
  开工那天，骆楷亲临现场，为第一号土高炉举行点火仪式。黄取按照闽南风俗，腰扎红布条，头缠红头巾，接过骆楷手中的火把，一一点燃第二号、第三号……土高炉。顿时，12座土高炉一起升火，熊熊火光映红每颗赤子之心。
  百余名铸造工人在黄取有条不紊的指挥下，拉风箱的拉风箱，添木炭的添木炭，舀铁水的舀铁水，两个时辰后，一门近千斤的大铁炮浇铸出来了。黄取急忙验看质量，发现炮身硬度超标，质地镜脆，实战时容易爆裂自伤，随即下令暂时停工，待研制后再行投产。
  以后的一段漫长的时间里，黄取放弃了打制农具和糖鼎的赚钱生意，一心一意扑在完善铸炮工艺的铸造研究上，在他的潜心钻研和反复试验下，终于一门炮接一门炮地铸造成功了。宝兴鼎炉所铸造的铁炮被源源不断送往疆防要塞，在抵御外来侵略中起了很大作用。
  1986年6月16日，黄取的曾孙黄典诚到漳州博物馆参观出土铁炮展，发现那门锈迹斑驳的大铁炮上有他曾祖黄取的名讳，激动万分，挥毫写下了《漳州出土铁炮题咏》（七律二首），其一曰：
  “将军出土北城基，披挂模糊孰辨之。
  纪念道光丁乙丑，不知匠首是阿谁？
  莫非曾考当年作，应是中英作战遗。
  刮尽铁衣磨洗认，果然名讳在镌词。”
  其二曰：
  “草木频惊任仔肩，熊熊炉火铁溅溅。
  城头架熕人心定，海上闻风敌忾坚。
  天下兴亡夫有责，故园文物梦犹牵。
  腾飞漫道龙还卧，夕惕朝乾尚勉旃。”
  诗前小序道：“先曾祖晚年铸造大小龙熕百余尊，协助抗英。近又出土一尊重三干斤，诗以存之。”
  由此可见，黄取这位民间能工巧匠冶铸技术的精湛。当时的机械设备十分简陋，生产的全部过程都得人工操作，要熔化12铁水于同一模具，没有精确的按比例计算投料和掌握火候是不堪设想的。
  黄取年近花甲才有自己的亲生儿子黄秉翰。黄秉翰长大后继承父业，依然以冶铸为生。
  1861年，62岁的黄取重病不起，临终前立下遗训：“后世子孙除继承祖业外，还需向学读书，学讲官话，长大后为国出力。”
  他的嫡系后裔果然争气，在第四代中就出了黄典诚（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诠（台湾成功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等10名出类拔萃的俊彦，第五代中又出了4个大学教授和9个工程师（含讲师）。
  大山丰碑
  ——记烈士陈木树
  谢新鎏
  陈木树烈士纪念碑，屹立在群山环抱的五更寮村。每年的清明节，附近的群众和师生们都会来这里扫墓、祭奠，默默地献上花圈，缅怀烈士的光辉一生。
  逼上科岭村
  朔风怒吼，严霜遍地。1912年12月18日清晨，几声婴啼，震颤着莽莽林海，一条小生命，来到了被风寒紧紧包围的小山村——南靖县曲江乡上更保五更寮，他就是陈木树。
  小木树的祖父陈文雅早逝，父亲陈永春和五个叔叔经营着一个造土纸的作坊，兼种几亩山田，祖母和母亲操持家务，一家9口人，卖纸籴米谷，伐薪换油盐，克勤克俭，仍不得温饱。
  7岁时，小木树在家人的艰难支持下，勉强读了两年私塾，但因年景不佳，家庭生活每况愈下，不得不辍学，在家帮造土纸。
  1933年腊月里的一天，伪区长、伪保长带着一帮人，窜到五更寮村迫缴捐税。陈家因无法缴纳，伪保长挥鞭抽打了陈永春。木树时年21岁，血气方刚，见父亲无端遭受毒打，气愤不过，回骂了伪保长一句“大脚桶”，立即被一群如狼似虎的爪牙五花大绑，押往设在长教乡的区公所关禁。家里人好话求尽，最后还得卖掉两亩薄田，换得89块银元，才把他赎回。
  1934年春节过后没几天，陈木树风闻科岭闹红军，心想：与其受欺凌，不如投奔穷人的队伍去，将来也许还有个出头日。于是，他告别亲人，翻山越岭，来到梅林乡的上马村，找到了早年的结拜兄弟马根松，一起夜奔科岭革命根据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八团，在第一营第四连当战士。
  不久，与陈木树同乡的童养媳黄亚端，因反抗封建包办婚姻，逃婚也来到科岭村。陈木树与黄亚端志向相投，互生爱慕之心。在同志们的掇合下，这对有情人结成了夫妻。结婚时，张鼎丞做了他俩的证婚人。
  化装歼顽敌
  陈木树长得眉清目秀，稍一装扮，便酷似大姑娘。为了迷惑、打击敌人，他常常化装成妙龄少女，带着便衣战士，出没于圩场集镇，惩治那些为非作歹的家伙。
  一天，张鼎丞接到一份可靠的情报，得悉坂寮村伪壮丁队长、“老色鬼”刘亚古又在坂寮村圩场上敲榨勒索。刘亚古这个家伙常与红军作对，残害百姓，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红军早想收拾他，无奈他常躲在炮楼里，难有下手的机会。此时，毒蛇出洞，岂可放过？张鼎丞考虑再三，决定派勇敢机智的陈木树带几个同志去消灭这条“地头蛇”。
  陈木树扮作淳朴的村姑，几个战士分别扮作小商贩和樵夫，到坂寮圩“赶集”。此时，刘亚古正在纠缠着一个卖木炭的贫家少妇。陈木树强压着心头的怒火，故作忸怩地走近刘亚古身边，娇滴滴地问那少妇：“炭怎卖呀？”
  刘亚古蓦然见到身边转出一个如花似玉的“大闺女”，不禁垂涎三尺，顿起邪念，伸手欲摸木树的脸蛋。陈木树见刘亚古上钩了，转身就走，把他诱引到圩场的偏僻角落，一刀结果了这条“老色狼”，然后把早已写好的红军审判书放在尸体上，又没入了赶集的人流。当敌人发现刘亚古被杀时，陈木树已带领战士返回驻地。
  有一次，陈木树跟罗桂华等领导同志一起前往永定县的湖坑执行任务。湖坑桥头，敌人设有关卡，倘若强行通行，必然引起冲突。这样一来，不但任务完不成，还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为了不打草惊蛇，陈木树化装成走娘家迷了路的新媳妇，巧妙地引开了敌人的哨兵，让罗桂华他们顺利地闯过了关卡。
  陈木树精明能干，有胆有识，深得指战员的好评。1934年3月，经张鼎丞介绍，陈木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他被提拔为红八团第一大队指导员。
  组建游击队
  1935年4月下旬，陈木树跋山涉水，赶到永定县溪南区赤寨村，参加了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闽西地区党、政、军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会议制定了新的任务与斗争策略，最后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闽西南地区的游击战争，张鼎丞任主席、谭震林任军事部长、邓子恢任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
  为了贯彻“赤寨会议”精神，扩大武装斗争，粉碎敌人的“清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派陈木树潜回家乡，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
  回到五更寮村后，陈木树走家串门，访贫问苦，深入了解村里的基本情况。当乡亲们知道陈木树是共产党、红军游击队里的“官”时，都称赞他有出息，是“桃娘山出了丈八椽”。短短的几天，陈木树发动了38个穷苦青壮年，组建了“五更寮游击队”。
  成立“五更寮游击队”的当天晚上，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和李明康、罗桂华、林忠保等领导同志专程从科岭乡赶来，在村中永安楼大平坝上召开群众大会。张鼎丞在会上宣布了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任命陈木树为五更寮游击队队长、林信明（龙岩人）为游击队指导员。
  五更寮游击队成立不久，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了继续扩大农民武装，派遣陈木树到离他家乡不远的坂寮村，再组建一支游击队。陈木树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在坂寮村宣传、发动群众，又拉起了一支20多人的农民武装——坂寮游击队，经上级批准后，任命黄开木为坂寮游击队队长。
  从此，这两支精悍的农民游击队，活跃在南靖县的书洋、奎洋、梅林、船场、双峰、曲江、小山城、鸭母坑、南坑、象溪，平和县的小坪、大坪、芦溪及永定县的苦竹、南溪一带，打民团、斗土豪、筹粮款，闹得红红火火。
  在老百姓的传说中，陈木树成了能够飞檐走壁的侠义勇士，国民党反动派更是闻风丧胆，谈虎色变。
  收编匪武装
  1935年11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科岭革命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第75师对闽西苏区的“围剿”，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派陈木树和廖士钦前往南靖县书洋乡水美村，通过谈判，把曾庆初的土匪武装争取过来。
  曾庆初系南靖县南坑乡高港村人，手下有100来个“绿林兄弟”。这支队伍的成员大都是为生活所逼，落草为寇的农民。他们绑架过豪绅富户，也抢劫过过往商旅，同时，与国民党第75师的一个营，既有仇隙，又有勾结；对红军和游击队，既有几分佩服，又有一些成见。曾庆初则为人凶悍，喜怒无常，心狠手毒，又善于用江湖义气蛊惑人心。
  跟这样的匪首打交道，对陈木树来说，平生还是第一次，起初不免有点顾虑。但转念一想，他觉得如果能够将这支绿林武装引上正道，革命就多了一份力量。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他毅然以红军游击队指导员的特殊身份，深入匪巢，对曾庆初晓以革命大义，激以江湖胆魄。
  曾庆初对陈木树的大名，早已如雷灌耳，今日相见，他既为陈木树的大智大勇所折服，也慑于红军和游击队的声威，终于接受了我军提出的谈判条件，把他的队伍改编为“闽西南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一独立大队”。
  同年12月，陈木树又奉命到书洋乡的并下村，收编了以陈长溪为首的一支拥有20多人枪的土匪武装，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壮大了革命武装。
  1936年插秧时节，陈木树、黄开木、曾庆初、陈长溪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分别带领队伍，配合陈钟（平和人）带领的游击队，来到平和县大坪乡，攻打敌人设在西爽楼的区公所。
  西爽楼是个大圆寨，楼高3层、墙厚4尺，楼里除了原有的20来户老百姓外，还有敌人一个排的兵力。敌人凭籍坚固的大土楼和充足的粮食、弹药，认为红军游击队奈何不了他们，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陈木树与各队队长按预定的作战方案，兵分五路，包围了西爽楼。当我军向楼内守敌展开政治攻势时，敌人竟用呼啸的子弹回答。陈木树见敌人如此猖狂，下令开火。爆破组的战士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几经波折，终于用炸药包轰开了土楼门。指战员们立即从突破口插入，敌人顿时成了瓮中鳖：负隅顽抗者，登时毙命；举手投降者，顿作俘虏。一场漂亮的攻坚战结束了。这一仗，共缴获了20多支长、短枪，1000余发子弹和800多块银元。
  勇救张鼎丞
  1936年初夏的一天，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带着几位同志，到梅林乡的上马村召开地下工作会议。当地一个土豪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向民团告密，并引来了驻扎在永定县南溪镇上的敌人，很快包围了上马村。张鼎丞当机立断，宣布停止开会，安排与会同志迅速分散隐蔽，相机突围。
  陈木树当时正在南靖县的长教乡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得悉此讯，心如火焚，立即带着队伍，星夜赶往救援。
  队伍赶到上马村村外时，为了引开敌人，陈木树令战士们虚张声势，边打边喊：“红八团来了，红八团来了！”、“缴枪不杀！”……红八团当时常在永（永定）和（平和）靖（南靖）边境活动，敌人一时摸不准究竟来了多少红军游击队，只好仓惶应战。
  混乱中，陈木树乘机潜入村子。这个村，是他的结拜兄弟马根松的家乡，他常来常往，对村里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但村子较大，哪里去找张鼎丞呢？他猛然想起张鼎丞以前曾告诉过的夜间联络暗号，便学了几声猫头鹰叫。一会儿，小巷深处，也传来了相应的叫声。暗号联上了，陈木树不禁大喜过望，连忙猫着腰，沿着墙根，很快来到发出“猫头鹰叫声”的屋檐下，轻轻叫了两声“张主席”。
  腿部负伤的张鼎丞果然退守在屋内，他压低嗓音说：“木树，我在这里。”
  陈木树一听是张鼎丞的声音，连忙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用力砸断木窗棂，翻窗跃进屋里，二话没说，背起张鼎丞，越过后窗，迅速地往山上密林跑去。月色朦胧中，敌人发现目标，大声咋呼着：“跑啦，跑啦！张鼎丞跑啦……”紧接着，子弹“嗖嗖”地飞来。
  陈木树临危不惧，凭着多年的游击战争经验，背着张鼎丞，时而卧倒，时而跃进，很快将敌人甩掉，脱离了险境。
  陈木树勇救张鼎丞主席的动人事迹，立即被人们编为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在闽西南地区广为流传。
  为烈士报仇
  1936年7月1日，五更寮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陈木树兼任主席，他爱人黄亚端任妇女主任。10月3日，村苏维埃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准备烧地契，分田地。原壮丁队长陈根参，眼见自家田地将被“共产”，恨得直咬牙，连夜跑到永定县的南溪镇，向国民党驻军告密。翌日凌晨，陈根参领着敌第75师的所属部队，向五更寮村扑来。
  陈木树闻讯后，立即带领群众转移到村后的大树林里。为了掩护乡亲们撤离，怀有9个月身孕的黄亚端不幸被敌人捉走了。
  黄亚端被押解到永定县的南溪镇，任凭敌人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惨无人道的敌人，竟割下她的双乳，并剖开她的肚子。即将出世的男婴呱呱坠地了，凶狠的敌人又挥起屠刀“斩草除根”……
  村子遭劫，爱人被捕，这一连串打击，使陈木树怒火中烧。当晚，趁敌军撤走之机，陈木树率游击队质押了陈根参的家属，准备以换俘的办法营救黄亚端。可是，敌人已经残忍地对黄亚端下了毒手。消息传来，陈木树和他的游击队员们义愤填膺，决心严惩陈根参，为黄亚端烈士报仇！
  数天之后，陈木树获悉陈根参返回井下村，就带领几个游击队员，埋伏在半路上。不一会儿，陈根参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摆摆地走在绿荫蔽日的山间小道上，两个护兵一前一后地护卫着，渐渐进入了伏击圈。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陈木树咬牙切齿，怒目圆睁，捋起袖口，扣动扳机。顿时，这个血债累累的壮丁队长脑浆四溅，那两名护兵也被游击队员当场击毙。
  血洒乌石岭
  曾庆初和陈长溪被我军收编后，恶习未改，奸淫掳掠的违纪行为时有发生，虽经陈木树多次劝告教育，他们仍然置若罔闻，不思悔改，并且认为革命不自由，萌发了“反水”的念头。
  曾庆初是和溪民团团长林介仁的义子，林介仁又跟国民党第75师中一个姓王的营长过往甚密。在林介仁的煽动下，曾庆初又与敌军王营长言归于好，并伙同已勾结上曲江民团的陈长溪，暗中叛变了革命，在我内部搞策反。为了向敌军邀功，曾庆初授意陈长溪：务必尽快设法搞到陈木树的人头，做为“见面礼”。
  1936年10月12日，叛徒陈长溪以“上级领导人林忠保要来开会”为借口把陈木树骗到井下村的小学堂。
  当时，上级领导秘密到下面来开会或检查工作是常有的事，况且，陈长溪又是干部，因此，耿直的陈木树信以为真，仅带通讯员陈石生，前往参加“会议”。
  到了小学堂，一进大门，陈木树就问：“老林在哪里？”
  陈长溪连忙说：“在楼上等你哩，快上去吧！”
  陈木树急于见到上级领导，好把这一段的工作情况汇报，因此，顾不得细想，便带着陈石生径直往里屋走去。他们刚一踏上楼梯口，就被埋伏在楼梯底下的七、八个匪徒扭捆住了。
  当天下午，陈木树和陈石生被匪徒们押解到乌石岭的横塘凹。他们的嘴巴，早就被敌人塞上破布团，连一声“中国共产党万岁！”都未能喊出口，就惨遭杀害。
  陈木树牺牲时，年仅24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那灿烂的生命之光，将永远在人们的心头闪耀。
  芳草忠魂
  ——记烈士李元昌
  李春钟
  南靖县和溪镇坂场村是烈士李元昌的故乡。在这里，流传着许多李元昌的动人故事。
  李元昌，又名李子文，绰号“破柴龟”，1912年10月12日生，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和溪乡农民赤卫队中队长、坂场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莒州游击队队长、和溪游击队队长、南（靖）华（安）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龙）岩南（靖）漳（平）第一支队财粮委员等职，1936年春被叛徒杀害。
  久旱盼甘霖
  李元昌家境贫寒，父亲李清江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全家靠租种几亩薄田度日，一家人长年累月，拖死拼活，还是食不裹腹，衣难蔽体。
  李元昌从9岁开始，曾在亲友的帮助下，勉强读了三年私塾，后因荒年歉收，家庭经济拮据而辍学。黑暗的社会，坎坷的人生，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播下了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种子。
  1926年，郭滴人、阮山、林心尧、蓝为仁等共产党人，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厦门集美师范学校等地，回到闽西，在龙岩、永定、上杭、漳平、长汀等县，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成立工会、农民协会和学生会等群众团体，革命风暴席卷闽西南。地处龙岩、漳平交界的和溪，也到处在传播着革命的新闻。这一切，给少年时代的李元昌以极大的鼓舞。每逢和溪圩日，他就挑柴到圩场上卖，好奇地打听着那些闻所未闻的好消息。一个淫雨霏霏的圩日，他卖完柴火，在一家店铺屋檐下避雨，偶然间发现柜台上有一张《岩声报》，闲着无聊，便借来一阅。不一会儿，他就被报上的一些革命内容吸引住了。他破例买了几块饼，特意要来这张神秘的报纸包装。从此，他处处留心、想方设法搜集、借阅进步报刊，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一批《向导周报》、《岩声报》、《汀雷》等刊物。革命的真理照亮了他投身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闽西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郭滴人等深入到龙岩、漳平一带，在农民中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在各地乡村秘密发展农会，建立农民武装。
  1930年农历1月28日，与坂场村仅有一山之隔的漳平县永福乡大岭下村，爆发了农民暴动，革命烈火很快蔓延到南靖县的和溪一带。坂场村的红军地下交通员游亚爽，受邓子恢、魏金水等同志的派遣，也于此时回到家乡，秘密发动穷苦青壮年参加革命。李元昌恰如久旱逢甘霖的禾苗，欣喜之余，毅然报名参加和溪农民赤卫队，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坂场大破仓
  1932年4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率领下挥戈东进，入闽作战。一路上，红军破考塘，收龙岩，直逼漳州。敌人闻风丧胆，匆匆退守南靖。红军先头部队三十三团从永定坎市出发，经南靖的梅林，迅速迂回插入龙山；主力部队则从龙岩出发，经马坑、适中、到达和溪。敌四十九师师长张贞惊慌失措，急调王祖清旅援守金山、和溪一线。援军尚未到达，退守南靖之敌杨逢年旅就已遗不成军，一路败退。
  此时的李元昌，已是和溪乡农民赤卫队的中队长。在战事发展的过程中，他带领赤卫队员为红军带路、送情报，为击退和溪守敌立下功劳。4月14日，中央红军第十五军及总直属队在和溪宿营，李元昌又和他的赤卫队员们，分头到附近山村，发动群众，为红军送草送粮。
  次日，中央红军全部进入南靖县境内，先后占领了和溪、金山、龙山、马山一线，接着又向漳州发动最后的攻击。进军途中，红军宣传队在这一带书写了大量墙标，进行革命宣传，并把土豪劣绅的衣服、谷子分给贫苦农民。
  4月20日，中央红军攻克漳州之后，红十五军进驻南靖。他们深入南靖广大乡村，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和红军的纪律，发动贫苦大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打土豪、开粮仓、分浮财的斗争。5月初，坂场村也成立了红色政权，李元昌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为了红军筹粮筹款和解决贫苦乡亲们的断炊之苦，李元昌在下溪坂村及时召开了村苏维埃政府工作会议，决定发动群众，打开外地土豪设在坂场村的粮仓。
  会后，“村苏”委员们分头到贫苦人家去发动群众，准备次日破仓分谷。但有些群众因害怕红军走后，土豪劣绅们会反攻倒算，所以宁可饿肚皮也不敢去。李元昌启发大家说：“外地的土豪霸占了我们的土地，并在我们村建仓屯粮。我们穷人的血汗流在这里，打下的粮食，都被他们收租去了。现在红军来了，土豪劣绅溜了，我们趁机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这是天公地道的事，为什么不敢去呢？至于以后，土豪劣绅要是敢来‘算帐’，我们有红军做靠山；红军走了，我们还有赤卫队、游击队。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坚决斗争，就不怕他们。”一番话，如春风荡开心扉，打消了人们的顾虑。
  第二天早晨，人们手持斧头，木棍，肩扛扁担、麻袋，跟着李元昌，涌向林中村土豪林淑设在坂场村下溪坂的粮仓。“村苏”委员徐木开，一马当先，用斧头砸开了仓门。李元昌沉着地指挥大家搬运粮食。大家挑的挑，扛的扛，背的背，几袋烟功夫，就把仓里的粮食搬完了。
  此后接连几天，李元昌带领更多的贫苦农民，趁热打铁，攻破了适中乡土豪谢建龙设在坂场村新营坂的粮仓和金山乡土豪吴斑炎在坂场村后格的粮仓，并宰了本村土豪的猪，分给参加破仓的农民。
  这三次“破仓运动”，既解决了穷人们的无米之炊，又支援了红军和游击队，更重要的是长了穷人的志气，灭了土豪的威风。
  疾风知劲草
  1932年5月28日，中央红军撤离漳州，回师中央苏区。6月初，张贞带残部从诏安窜回漳浦，纠集翁猪母、陈祥云两股反动武装，对各根据地进行了猖狂的反扑。一时间，各地反动军队、民团、土豪劣绅，相互勾结，趁机卷土重来，和溪乡也很快陷入魔掌之中。坂场村和其它革命基点村一样，被诬为“赤匪窝”，房被烧、人被杀、物被抢……。李元昌在家乡不能呆下去了，敌人到处通缉拘捕他。为了保存自己，坚持革命，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一方面布置村苏维埃干部和赤卫队骨干们分散隐蔽，同时，携妻带母，挑着满月不久的儿子李炳荣，离开故乡，寄居于龙岩县莒州村的亲戚家里。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在那白色恐怖日愈严重的日子里，李元昌毫不气馁，一心向往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不久，他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党组织。红八团政治部主任魏金水接见了他，勉励他挺起腰杆，组织力量，继续跟反动派斗争下去。同时，指示他在莒州村附近组建一支游击队。于是，李元昌经常化装成小商贩，挑着货郎担，出没于莒州一带的乡村，一边售货，一边秘密发动穷苦青年参加革命。因为这一带是红八团的活动区域，敌人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革命形势比和溪好得多，因此，一支20多人的莒州农民游击队很快便组建起来了。李元昌被任命为游击队长。这支队伍后来被编入岩南漳县第一支队。
  两年后，革命形势好转，李元昌全家又返回故乡。此时，和溪乡农民赤卫队也由隐蔽斗争转入公开活动，并改称和溪游击队。李元昌带领这支农民武装，继续活跃在和溪乡一带的广大乡村。
  转战岩南漳
  1934年8月28日，李元昌获悉和溪民团将于次日到下堀盂圩场收捐要款，立即赶到漳平县永福乡的小村，向魏金水报告了这一情况。魏金水马上从红八团中抽调出10几个战士，加上李元昌游击队的20多人，组成了一支40多人的队伍，在鳗潭溪东面的虎巷岭上撒开伏击网，准备收拾这些骄横跋扈的家伙。虎巷岭地势险要，两座山包中间，夹着一条孤形的山道，是下堀盂通往和溪圩的必经之路。
   日暮时分，这些家伙收完捐税后，大摇大摆向虎巷岭走来。当敌人全部进入我军伏击圈时，李元昌一声令下，两侧伏兵一跃而起，打得敌人喊爹叫娘，丢枪弃甲，伤亡过半。这一仗，游击队共缴获13支长、短枪和一部分子弹、款物。
  1934年初秋的一个圩日里，已是南（靖）华（安）区苏维埃副主席的李元昌，根据乐土村“白皮红心”的伪保长黄瑞坤提供的情报，带着几名勇敢机智的游击队员，化装成赶集的小商贩，身藏短枪，混进了下堀盂圩场，镇压了正在圩场上敲榨勒索的月水民团头目陈仁根。
  1935年除夕之夜，李元昌带领20多个游击队员，在红八团战士的配合下，到和溪乡的林中村去捉土豪林福经。当晚，林福经因害怕红军游击队收拾他，不敢回家过年，李元昌他们就宰了林家的猪，并将林的小老婆抓走，关在龙岩莒州，迫使林福经拿出300块银元赎回小老婆。因李家与林家有点亲戚关系，所以这件事发生后，当地的一些封建遗老们大骂李元昌六亲不认。李元昌说，他富我穷，富的靠剥削，穷的被剥削，我们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同志们都为李元昌这种大义灭亲的精神所感动。
  有一次，为了惩罚和溪乡乐土村一个大土豪，李元昌利用那个土豪妻妾争风吃醋的矛盾，以打下财产“三七开”为条件，争取了土豪的大老婆为内应。游击队员们沿着这个女人从二楼后窗口垂下的绳索攀援上楼，查抄了大批财物，为红军游击队补充了一批军需给养。
  1936年初，李元昌率领的游击队，配合红八团指战员，连夜直捣林中村土豪的反动营垒，活捉了林开怀、林开都、林亚排等6名土豪，缴获了不少枪弹、款物，并将林开怀捉到漳平县永福的龙车村。
  林开怀曾在金山乡当过伪乡长，是和溪各派系中的一股较大的势力。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反动民团长林介仁，李元昌他们做了大量教育工作，争取了林开怀。林开怀被释放后，也认真地为游击队办了几件好事。不久，敌人加紧对我“清剿”，在这恶劣的形势面前，又加上林介仁的恩威并施，他又暗中“反水”，投向敌人怀抱。
  李元昌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端仇恨。敌人到处张贴布告，悬赏缉捕他。李元昌处之坦然，无所畏惧，坚定地率领游击队健儿，转战在岩南漳边区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
  青山埋忠骨
  1936年农历3月16日，刚被任命为岩南漳第一支队财粮委员的李元昌，化装成乞丐，从家乡坂场村出发，到华安县的迎富村（1957年后划归南靖县管辖）执行筹款任务。
  就在李元昌外出执行筹款的前一天，已经暗中“反水”了的林开怀，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和溪民团团长林介仁告了密。林介仁如获至宝，唆使叛徒陈天荣，伙同土匪郑祝康、游北狗于途中设伏，待机暗杀李元昌。
  陈天荣原是李元昌的部下，因生活作风不正派，奸淫一位游击队员的家属，受到李元昌的处分。此后，他怀恨在心，投靠林介仁，叛变了革命
  当天响午，当李元昌经过迎富村后的云头公山时，早已埋伏在路边的叛徒陈天荣，瞄准他的后背开了一枪。李元昌顿时倒在血泊之中，游北狗、郑祝康趁机从路边跳出，恶狠狠地割下烈士的头颅，提回村放在村中石桥前的石狮子上。
  噩耗传来，青山低头，林涛鸣咽，亲人们悲痛欲绝。烈士的母亲，不忍心自己的亲生骨肉身首异处，在家人的搀扶下，迈着沉重的脚步，翻山越岭，来到李元昌牺牲的地方，流着热泪，用针线将烈士的头颅与尸体缝合在一起，一针针，一线线，融进了世上最伟大最悲壮的母爱。
  岩南漳第一支队、南华区、南平区、和溪乡的广大干部、群众和红八团的指战员们闻讯后无不悲愤填膺。大家站在烈士的墓前致哀、宣誓，决心严惩凶手，讨还血债，为李元昌同志报仇，将革命进行到底！
  李元昌同志牺牲还不到一个月，游玉春、李启陆等率领的游击队，就在和溪乡的筊冬坑，活捉了匪徒郑祝康和游北狗，并将他们押到下堀盂圩场上执行枪决。
  叛徒陈天荣吓得胆战心惊，悄悄潜回家乡古溪村，妄图逃避我红军游击队的严惩，但终究逃不脱人民的惩罚。几天后，游击队就在古溪河畔，宣判了他的死刑。林开怀也于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以极刑。
  青山芳草埋忠骨，英魂长伴松涛还。李元昌同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上。
  青青竹山魂
  ——记烈士李明康
  张潮
  李明康，原名李美翘，1912年2月生于上杭县卢丰区安乡乡李屋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在福建省军区红军学校学习了半年后，任上杭县卢丰区团区委书记，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八团（简称红八团），任政治部宣传干事，1935年升任岩（龙岩）永（永定）靖（南靖）军政委员会主席，1936年秋牺牲。
  一
  1933年冬，刘永生率领的红八团挺进上杭、永定两县的边界地区，战斗在崇山密林之中，活跃在乡村土寨之间。红军每一次战斗的胜利，都给当时任卢丰区团区委书记的李明康以极大的鼓舞，牵动着这个自幼就幻想长大后能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青年的心。李明康有点儿“不安心工作”了，三番五次找领导要求到部队去锻炼。地方党委批准他参加了红八团。
  1934年4月，中央军委命令红八团挺进漳（漳州）龙（龙岩）公路沿线，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根据这个任务和要求，红八团调整和加强了领导班子。中央军委调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邱织云任红八团政委，调福建省军区独立营营长丘金声接替刘永生任红八团团长。李明康因知识渊博，工作作风踏实，善于联系群众，被选拔为宣传干事。
  为了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李明康在红八团转战龙岩、永定、南靖三县边区时，经常带着一部分战士，深入到科岭、梅林、中心洋、杜树坪等乡村访贫问苦，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发动青、壮年参军参战。
  随着对敌斗争的节节胜利，红八团趁热打铁，步步深入，扩大红色区域，从龙岩、南靖、漳平三县边区扩大到南靖县的水潮、金山、龙山一带；从龙岩、永定、南靖三县边区发展到南靖县的书洋、船场等地。红八团今天在这里打埋伏、劫军车、割电线、炸桥梁，明天又在那儿攻土楼、烧圆寨、打土豪、筹粮款，神出鬼没，灵活作战，闹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这期间，李明康一直随军行动。他勇敢机智，身先士卒，被战士们誉为“文武双全的指挥员”。
  二
  1935年4月，红八团、红九团为了巩固、发展新区，选派了一部分优秀的指战员，组成武装政治工作团，深入敌后，一边打仗，一边做群众工作。
  李明康被任命为武装政治工作团团长，带领罗桂华、赵群、游和顺、林忠保等十几个同志，来到了南靖县的科岭、磜头、上马、刘厝、岭下等村庄，配合当地地下党组织，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游击队，开展了武装斗争，并组织起农会、妇女会，建立了村一级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烈火熊熊燃烧。
  距科岭村10几公里外的永定县苦竹乡彭坑村，有个大土豪，叫苏阿细。此人作恶多端，横行乡里。武装政治工作团掌握了他的确凿罪证后，由李明康率领工作团的同志和刚组建不久的游击队，活捉了苏阿细，把他押解到驻地下斜村，勒令其家属拿400块银元和1000斤谷子来赎人，既打击了土豪的嚣张气焰，又筹到了粮、款，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工作团在科岭一带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他们利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种卑鄙手段，对这块红色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敌人的“围剿”，本是不足为奇的，奇就奇在工作团一些内部情况，敌人很快就获悉了。难道是革命队伍中出了叛徒？李明康为此事愁得连饭都吃不下。经过反复的调查，才发现原来是国民党中央军派遣的特务混进了科岭根据地。就在这个狗特务再次化装成“货郎”踏上红色根据地的时候，工作团的同志逮捕了他。李明康连夜审讯，并亲手枪毙了这个密探。
  三
  1936年初，国民党李默庵第九师、第十师、第三十六师、第八十三师等主力先后调走，敌人的武装力量一削弱，闽西南地区反“清剿”斗争的形势很快有了好转。
  工作团和红九团紧密配合，继续发动群众，建党建权，打击敌人，筹粮筹款，对白区的保甲长和壮丁队，允许以“白皮红心”应付敌人，并采取“团结好的，争取中间的，打击坏的”等政策，使科岭一带的各项工作都得到很大的发展。
  根据地人民实行土地革命后，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得到改善，但因敌人的“清剿”，耕牛被宰被抢，给发展农业生产带来很大困难。为了支持和发展农业生产，李明康带领工作团的同志和游击队员们帮助农民耕地，还到外乡打土豪，夺回耕牛，分给农民使役，并帮助农民兴修水利，挖掘、疏浚山沟水圳30多条。稻熟时节，李明康他们不仅下田帮忙割稻，还派人到村外放哨，发现敌情，立即通知群众转移。
  革命的熊熊烈火，使反动派惊恐不安。他们又纠集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烧、杀、抢。科岭一带的红色乡村顿时成了一片废墟，群众的衣、食、住都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李明康及时召开群众大会，鼓励大家不要灰心，要挺直腰杆，坚持斗争。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别看国民党反动派现在气势汹汹，其实是外强中干。敌人是属蚂蚱的，再会蹦踏，也逃不出公鸡的嘴巴，我们老百姓是属公鸡的，一定要吃掉敌人这只大蚂蚱！”一番话，如春风吹走了人们脸上的愁云。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振作精神，重建家园，消灭敌人，夺取最后的胜利。
  会后，李明康代表红军和工作团，给受难群众发放救济款，每户一至二块银元，把党和红军的温暖，及时送到穷苦人的心坎上。
  此外，工作团和游击队每到一处捉土豪，破粮仓，回来后总是把没收的粮食财物分发给群众，帮助群众度过难关。老百姓打从心眼里拥护红军，拥护工作团。
  四
  敌人疯狂摧残科岭根据地后并不善罢甘休，而是采取更加毒辣的手段，进行经济封锁。为了粉碎敌人妄图困死红军游击队、瓦解革命根据地的阴谋，李明康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制定了反“经济封锁”的对策。
  1935年冬，李明康带着工作团的同志，深入到科岭村附近的永定县苦竹、大坪山、上远等小圩镇，秘密发动那些可靠的小商贩、农民、樵夫、猎户，假装砍柴、耕地、打猎、走亲戚，将粮食、盐和布匹、鞋、电池、肥皂等日用品，挑到科岭村，在刚刚建立的临时市场上进行交易，从而解决了一些紧缺物资的供应。
  市场的建立虽然在反“经济封锁”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敌人的干扰破坏，外乡镇的小商贩们时来时不来，正常的交易时断时续，满足不了根据地军民的消费要求。李明康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想，单靠外乡镇的群众是不够的，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救自己”的基础上，才能巩固这个新生的市场，才能彻底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于是，一个大胆的方案，在他胸中酝酿成熟。
  李明康根据上杭县才溪乡创办消费合作社的经验，结合科岭一带乡村的实际情况，在工作团和当地党支部同志共同的努力下，于1936年春在上科岭村和坑下村相继办起了消费合作社。群众自己出钱，按户人股，股金按贫富分摊：贫户2元至5元，富户10元至20元。消费合作社将这些股金集中起来，做为办社资金，然后组织可靠的群众，分头到附近的乡村集镇，采回需要的物资，再由消费合作社有组织地供应给群众。物资供应时，优先照顾红军家属和赤贫户。为了保证“采购员”们路上的安全，李明康抽派工作团的同志和他们一起去采购，他自己有时也“跟跟班”。
  国民党反动派所谓的“经济封锁”政策被彻底粉碎了，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度过了一道道难关。
  五
  1936年1月1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上杭县双髻山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总结了反“清剿”斗争的经济教训，并接受和执行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重新选举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李明康出席了这次大会。
  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1936年2月18日，岩（龙岩）永（永定）靖（南靖）县军政委员会在南靖县科岭的下斜村成立。李明康被选为主席，副主席是罗桂华，委员有肖振忠、林忠保、游和顺等人。岩永靖县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使龙岩、永定、南靖三县边区的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同年7月15日，岩永靖县人民代表大会在科岭村的永隆楼召开。李明康主持会议，传达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布置了当前的斗争任务；强调健全各种革命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努力发展农业生产，继续开展打民团、抓土豪、筹粮款的斗争；提出了今后的奋斗目标：团结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会议期间，成立了岩永靖靖北区苏维埃政府，选举了王永根为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邓亚钦为副主席，治安委员是王顺芳，调解委员是黄万土，肃反委员是王得飞。
  靖北区通讯员王初照和妇女代表张桂香，也在会议期间举行新式婚礼。李明康亲自主持了这次婚礼，号召妇女们团结起来，自尊自爱，向王初照和张桂香学习，反对包办买卖婚姻，争取婚姻自主。他还自编了一支《自由结婚顶呱呱》的山歌，教大家唱。
  会后，代表们回到各地，根据这次会议精神，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六
  1936年农历9月27日，李明康得悉龙岩县适中乡温屿村有几个游击队员对革命失去了信心，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开展工作了。为了及时挽救他们，李明康决定亲自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当日清晨，他和特务大队的大队长赵群及通讯员谢其恩，匆匆来到温屿村找这几个游击队员谈心，鼓励他们振作精神，重新树立起革命必胜的信心。这几个游击队员被李明康的一片诚挚之心和肺腑之言感动了，纷纷表示继续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决不当逃兵。
  当天晚上，李明康等三人留宿在白叶自然村的铁林大竹山上，住在茅草寮里。谁曾想到，就在这一天，岩永靖县委行政处的一个管理员到适中圩场上买东西，被敌人逮捕了。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这个管理员供出了李明康等人的去向。深夜，叛徒带着20几个国民党中央军，悄悄包围了大竹山，一步步地向茅草寮逼近。
  赵群此时被一阵阵杂乱的脚步声惊醒了，凭着多年来的对敌斗争经验，他知道敌人已经包围了茅草寮，急忙推醒了李明康和通讯员。
  李明康迅速从竹枕旁取出手枪，命令赵群带通讯员从寮后突围，自己则隐蔽在寮旁的竹丛中，注视敌人的动静。
  敌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借着微白的星光，李明康依稀辨认出其中一个就是叛徒管理员。他恨得直咬牙，但为了避免过早暴露目标，为了让战友们安全突围，还是强按下心中的怒火，朝赵群他们突围的相反方向，穿过密密的竹林向山顶走去。
  这时，敌人已经到了茅草寮前，发现人已跑了，立即在寮前寮后仔细地搜索起来。李明康估计赵群和通讯员还未走远，就毅然开枪把敌人引到自己身边来。
  敌人发现了猎取的目标，欣喜若狂，在一片“捉活的！捉活的！”的野兽般叫嚣声中，疯狂地向李明康包抄追击。
  李明康此时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沉着应战，凭着手中的神枪，接连撩倒了几个敌人。突然，竹山那边也响起了枪声，他知道赵群和通讯员也被敌人发现了。正当李明康思念战友安危的时候，他的左臂和右腿相继负伤。他横下一条心：宁死不当俘虏！他深情地望着苍葱翠绿的竹山，艰难地缓缓地站了起来，从容地整了整衣冠，转过身怒视着渐渐逼近的敌人，射出最后一颗子弹，然后一步一步走向悬崖。敌人眼见捉不到活的，就向李明康开了枪……
  李明康牺牲时，年仅24岁。
  荆山玉璞钻弥坚
  ——记南靖籍语言大师黄典诚
  张荣仁 唐崧
  为撰写清代铸炮专家黄取的生平事迹，我们曾专程赶往南靖县靖城镇湖山村寨仔顶自然村采访黄氏族人，无意中发现黄取就是已故的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黄典诚教授的曾祖父。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顺手牵羊，又采访了黄典诚先生坎坷、辉煌的一生。黄氏宗亲拿出一张照片，说：“这是我家典诚1984年8月19日写的《认祖诗》手迹。”我们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数典不忘祖，沿根讨叶先。吾家故里是湖山，村在靖城隔岸竹林边。童稚曾回梓，须臾六十年。讵知昔日菜头干，一变香蕉累累鹧鸪斑。”啊，原来是一首《南柯子》词。词中那浓浓的乡情，顿时弥浸在我们心头。黄氏宗亲告诉我们，要想进一步了解黄教授，必须到厦门大学采访。于是，在完成《冶鼎铸炮炼丹心——记南靖籍清代著名冶铸巨匠黄取》这篇人物传记后，我们又驱车前往鹭岛……
  一
  黄典诚，字伯虔，笔名黄乾，1914年10月20日生于漳州市芗城区旧桥南岸布观音社，祖父黄秉翰继承曾祖父黄取的事业，以冶鼎打犁为生；父亲黄英（字子杰），清末师范科贡元，曾任龙溪县立第34小学教师、校长，熟谙古诗文；母亲陈美惠，曾就读于漳州教会学校，任过小学教师。当时基督教传教士用罗马字母编写闽南语字母教人读《圣经》，她就用这套“厦门白话拉丁拼音方案”教子女识字。这“白话字”能便捷地记录人们所说的话，虽地有南北，话分方言，大凡出口之语，皆可用“白话字”记之，互相交流，老少咸宜。这种文化启蒙为黄典诚日后研究汉语方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家宅院附近就是漳州千年古刹南山寺，也许是“白话字”和晨钟暮鼓的因缘，使得基督教和佛教在黄家竟能如此兼容相处。在这个古今中外文化交融的家庭里，聪颖早慧的小典诚秉承了冶铸家传的刚性和爱国忧民的柔情，在父母亲的言传身教之下勤奋好学，1932年7月毕业于龙溪中学高中师范科，之后进母校附小任教一年。在漳州读小学、中学时，他学习成绩每每名列前茅。他中学的同班同学彭冲（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分佩服他，与他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1933年7月，黄典诚考进私立厦门大学文学院语文系学习，师从余骞教授学习中国传统语文学，一年后又师从著名的语言学家周辨明教授学习现代语言学。周教授字忭民，福建惠安人，上海圣约翰大学荣誉学士（毕业考试第一名）、清华大学英语教师、英国伦敦东方语言学院讲师、德国汉堡大学文学博士、陈嘉庚讲座教授、国语罗马字始创者“竹林七贤”之一（另六贤为：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林语堂、汪怡、刘半农），他对黄典诚十分器重，邀黄典诚人住他在厦大校园中自建的小楼房“邯堡”。在“邯堡”，黄典诚课余时间任周教授的儿子周额西的家庭教师，并帮刚从伦敦回国的英文教授李庆云补习汉语。
  1937年6月，黄典诚的毕业论文《十五音研究——中国闽南方言反映上古痕迹考》受到导师们的好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此时的黄典诚，怀揣厦门大学毕业证书回到漳州，在龙溪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1938年1月，他与中学同学蔡恩喜（原名蔡恩惠，因避婆婆陈美惠之名讳而改）结婚，一学期后就携妻应聘，到为避免日机日舰骚扰而被迫迁往闽西山城长汀县的国立厦门大学（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先生因经济陷入困境，将亲手创办的私立厦门大学无偿献给国民政府，遂改称国立厦门大学）任教，负责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兼教务处襄理。其间还兼任长汀中学高中教员和国立侨民师范国文老师。1938年8月，他由助教升任讲师，开设国文、中国文学研究和音韵学等课程。课余研究福建各地方言。1940年，他主编《民族文选》。1941年，他发表了《鹧鸪赋笺注》，由厦大排印为国文教材，作为单行本发行。
  在长汀，黄典诚先生与他的老师、厦大教务长周辨明教授朝夕相处，一有时间，周教授便对这个得意门生耳提面授，什么方言调查、文白对应、本调变调、本字借字、远近亲疏等等，无所不谈。师生二人，每天下午都要相聚在北山下的“中诚楼”上，先讨论，后执笔，日积月累，终于在1944年合著出版了《语言学概论》。这是黄典诚先生最初的一部著作。
  1945年8月，黄典诚先生升任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学之余，他翻译出版了美国作家赛珍珠的《论中国小说》。10月，他随“厦大”自长汀返厦门，迁家携眷落户鼓浪屿鹿礁路厦大宿舍（原日本领事馆，抗战胜利后由国民政府接收，作为厦大教师宿舍楼）。1946年8月，他任厦大新生院教务主任。不久，厦大师生全部自长汀返回原校上课。
  1949年，黄典诚先生利用课余时间回漳州创办私立厦大校友中学，为普及国民教育，扩大厦大在家乡的影响而出力。
  1950年1月，黄典诚先生兼任厦门新文字研究会理事长，力促发行《新文字月刊》。1952年，他出任厦大中文系语言教研组组长，开始为学生讲授《语言学概论》课。此后，他经常在上海《语文知识》和《中国语文》月刊上发表有关语音、方言和文字改革问题的文章。1954年，他在《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闽南方言和汉民族语言比较》，文中第一次提出“语言对应规律”之学说，在国内语言学界引起轰动。
  二
  黄典诚先生的许多学术研究成果是在逆境中得到的，这令人心酸，更令人钦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场场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黄先生也一次次地受到冲击。由于黄先生性格耿直，语多慷慨，多次因莫须有的嫌疑或遭诬陷或遭审查。在那极“左”的年代，“左派”们捕风捉影的根据竟然也可以是“黄典诚有个胞弟黄典诠在台湾成功大学任教授”。诸如此类的罪名就这样强加在他的头上，迫使他只能在令人难以想象的逆境中倍加艰难地从事着他所热爱的教育学术研究事业。多年来，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一直沉重地压在他的头上，直到万恶的“四人帮”垮台。
  在受到这样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他仍然潜心于自己钟爱的事业，潜心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1955年创作戏曲《陈三五娘曲》；1956年为厦门金莲升高甲剧团创作剧本《黄道周》（该剧演出场场爆满）；1957年撰写《建瓯方言初探》、《莆田方言研究》；1958年为青年教师讲《切韵研究》，撰写《福建方言词汇释》；1959年增授《现代汉语》、《工具书使用法》等课；1960年下乡搞闽南方言调查；1961年为青年教师开研修课；1962年编写《汉语语音史讲义》，该讲义成为当年厦大中文系自编教材；主持编写《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在该书中主要执笔《总论》部分和《分论》中的《闽南方言概况》和《莆仙方言概况》等部分。
  “文化大革命”期间，厦门大学中文系所有学问渊博，受到学生欢迎的教师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批判，黄典诚先生更是首当其冲。
  他于寒霜遍地的清晨去割猪菜喂猪……
  他于酷暑烈日下在围海而造的稻田里放牧鸭子……
  他于滂沱大雨中在集美厦大农场拉着板车……
  那破烂的背心短裤和黝黑的肤色，已和贫苦老农毫无二致了。谁敢相信眼前的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语言学家！
  在这样“在劫难逃”的人生厄运中，他除了编写《毛主席诗词笺注》外（1967年），造反派们不许他看专业书，不许他研究语言学，但他怀着“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信念，仍坚持着偷偷做学问，搞研究。他利用劫后余存的《康熙字典》和旧版《辞海》，把附录的《切韵》、《等韵》背熟了，再将《拍掌知音》和《泉州汇音妙语》记牢，尔后在政治学习、早请示、晚汇报、检查反省时将之在头脑中进行对比研究，把心得体会或“灵感”悄悄写在废纸头上，当书签夹在“马恩列斯毛著作”中保存。劳动间隙，他捡来别人点香烟用完的空火柴盒，在其背面排列起“等韵图”；夜睡之前，他在节省下的“交代问题”的稿纸上撰写音韵学提纲。总之，他每天想的不是个人委屈怨恨，而是上古音、中古音、闽方言、客方言……黄先生还喜欢书法，放牧鸭子时常用竹竿在河滩上练习唐代书法家怀素的“狂草”。在那践踏科学、诋毁人才的“红色恐怖”年代，做学问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他私下里曾对他的学生讲过：“暴风雨过后有晴天。每当碰到挫折，我常常会想起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想起周辨明先生的谆谆教诲，想到自己在语言学方面已呕心沥血了大半辈子，就舍不得丢下这门学问。对于语言的热爱，我是‘死不悔改呀’！”这种痴迷学问而达到浑然忘我的执着，使他的语言学研究日益升华而近炉火纯青。
  1976年11月，黄典诚先生被落实政策，得以重返厦大讲台，恢复了副教授职称，他在逆境中苦心孤诣研究的这套学问也从此大放异彩。
  三
  1979年，黄典诚先生得到彻底平反并受到重用，担任厦大中文系语言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培养了13名硕士研究生）。那时，“文化大革命”的余毒尚未肃清，囿于现实，黄先生的著作正式刊印的不多（大部分是油印本），但已经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关注。
  1980年，黄典诚先生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关于上古高元音的探讨》，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对此有“理我大惑”之感评。
  1981年，黄典诚先生被福建省人民政府确认为教授，其后兼任厦大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福建省编委会学术顾问、中国语言学会理事、汉语方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会学术委员、中国训诂学会顾问、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顾问、福建省史志协会顾问、福建省语言学会会长，还被教育部任命为《汉语大辞典》编委。高兴之余，他用自成一家的“典诚体”书法，挥毫吟题了一首《七绝》“桑榆恰值满天霞，宇内名山望不赊。咏罢六桥何喜甚，春风已引进寒家。”
  1982年10月，黄典诚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赴香港讲学。1983年7月，美国夏威夷大学特邀他参加“语言现代化规则会议”和“第1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请他在会上做专题发言，并汇来国际航程往返机票。可他为服从学校当时工作安排，以大局为重，放弃了这次难得的国际学术交流机会。
  1984年2月，邓小平、王震等中央领导人视察厦门，在厦门大学“建南大礼堂”前楼接见了黄典诚和郑朝宗等部分教授。黄典诚先生热泪盈眶，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次日，邓小平一行到鼓浪屿视察，黄典诚先生带领全家人夹道热烈鼓掌欢迎。望着邓小平远去的矫健身影，他对旁边的人说：“邓小平是真正给中国带来新希望、新前途，真心发扬中华民族伟大、优秀传统的好领袖！”
  1986年，全国评选博士点及博士导师。第一关，黄典诚先生及其创建的博士点均未通过，原因是评委们找不到他的个人资料。不久，中文学科博士点评点时，有人提出，黄典诚的学术成就仅次于北京大学教授王力，应该采用非常规手段，即先评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再送申报材料。最后，黄典诚先生获得学位评审委员会全票通过。语言学博士点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的全国第一批博士点之一，黄典诚先生也成为当时厦大中文系唯一的博士生导师（先后培养了5名博士研究生）。
  1988年10月，黄典诚先生再次应邀赴香港讲学。之前，他得知胞弟黄典诠也将赴香港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便专程从厦门赶回漳州，装了一瓶九龙江水携带出境。兄弟相见，格外动容，相互抱头大哭。哭罢，黄典诚先生从怀中掏出那瓶故乡水，递给胞弟。黄典诠抹了抹眼泪，接过瓶水，昂脖而饮……对这四十年后的重逢，黄典诚先生感慨万千，赋诗三首，其一为《出港会弟》：“生同父母不同天，两岸分携四十年。千里奔驰期一会，双丸延滞即加鞭。香江烂漫情凄苦，南院辉煌泪潸然。想像更多新著作，将来献祭考坟前。”其二为《瓶水馈弟》：“浪迹台南四十秋，弟兄都讲忆漳州。必恭敬止桑和梓，伊可怀兮源若流。瓶里凌波香寂寂，罍中江水思悠悠。琼浆渴极方倾饮，即以其余属妇酬。”其三为《在港送弟》：“来去匆匆奈若何，卅年一会瞬骊歌。虞渊逐日憎夸父，薄暮藏晖怨鲁戈。论切言翻茶润泽，思亲忆旧泪滂沱。明朝鼓翅高飞去，后会应于淡水河。”
  晚年，黄典诚先生声名更加显赫，常被邀请到各地讲学、做报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郑州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都回响过黄典诚先生那宏亮清晰的声音，这声音，往往引爆出听课者们的热烈掌声，使他们饱享掉臂解颐之乐。这期间，湖南学者想通过方言了解泉州械斗史、日本学者想探讨中国电影剧本《康熙王朝》的语言问题……许多中外语言学专家纷纷慕名前来询疑问惑，黄典诚先生总是热情接待，并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谈，耐心作答，让来访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这一时期，黄典诚先生发表了近百篇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和《训诂学概论》（1988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汉语语音史》、《切韵综合研究》等语言学著作，主编了《普通话闽南方言辞典》（1988年荣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福建省志，方言志》等辞书。
  1992年5月，黄典诚先生的又一大著《诗经通译新诠》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荣登“中国内地版图书在香港畅销榜”，1996年12月再次印刷）。当他在病床上接到这部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书时，心情十分激动，连连用闽南方言对送书人说：“好该在，好该在，好该在书出了……”这是他在世出版的最后一部个人学术专著，国内外学术界都很重视。众所周知，《诗经》是两千多年前的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年代久远，语言隔阂，《诗经》成了难读难懂的古籍。尽管历史上的选注、注释、今译之类的书已经不少，但黄典诚先生仍下苦功夫硬啃细嚼，穷究其竟。他在前贤见解的基础上，结合自已擅长的音韵、方言和训诂的研究，对《诗经》作出更合理，更精确的解释，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博大的语言功力，轻轻揭开了《诗经》向无确诂的千古之谜。他每月译诗一首，每每首列参考书于书案，研读数遍后融汇贯通，以今韵译它，再反复诵咏修改，数月后又取出复习检视，以至定稿。这种精益求精的严谨治学精神，贯穿着他奋斗的一生。同年10月，他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
  四
  在大学的学者群中，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有的人博学精思，善于研究著述，但却拙于口头表述；有的人口才便捷，讲课生动，而著述方面却稍逊一筹。而黄典诚先生却是两者兼备，教学与科研两方面均出类拔萃。他不但著述丰硕，而且讲课精彩生动，往往能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声情并茂，妙趣四溢。汉语音韵、训诂、文字之学，分属传统语言学的三个部门，历来被人们视为高不可攀的“天书”，要理解都很不容易，何况要开课讲授？而这类课程的讲授，到了黄典诚先生那里，则是举重若轻。对于一些学者争执不休，持久未决的难题，往往经他点拨，便能豁然开朗。例如“一音为何分为四等”这类音韵学难题，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连一些权威学者也感到“百索不得其解”，而黄典诚先生却用自己发明的汉语音韵发展的“轻声重韵”和“重声轻韵”不平衡律（后被学术界称为“典诚律”或“轻重律”）加以诠释，并以“贾”、“茶”二字各有两个“反切”为例，论证了语音发展的不同历史层次，对纷乱如麻的汉语语音发展史作了简括、浅白的解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些年轻的学者云集闽北，参加在建瓯举办的全国汉语方言研究班学习，作为班主任的黄典诚先生，为学员们讲授音韵与方言，始终不用教案，也不看《方言调查字表》，纯粹凭个人的思路和记忆，调动胸中的“百万雄师”，布兵破阵，逐一把《方言调查表》的整体框架与中古《切韵》音系的关系作了系统而通俗的讲解，令在场的学员深为折服。
  在厦大中文系的老师当中，黄典诚先生的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在课堂上，他可以大段大段地用闽南古音背诵一些古典诗文，甚至连《离骚》、《长恨歌》、《琵琶行》、《圆圆曲》之类的长诗，他也能从头到尾地背诵下来。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厚积薄发”吧。黄典诚先生讲课的神功，自然与他能操一口纯正的京腔，说一口地道的闽南方言，并具有条分缕析的本领而又循循善诱的技巧有关，更重要的是来源于他长年累月地潜心学问。不是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扑鼻香？
  黄典诚先生多才多艺，除了研究语言，旧体诗词、剧本、楹联作品、书法艺术都有很高的造诣，均可圈可点。他为人随和，重友情，厚乡谊，为亲友和故乡写过不少诗、联、书法。厦门大学、漳州南山寺、东山黄道周纪念馆、漳浦赵家堡……都留下他的许多墨宝或考证的脚印。故乡南靖县政协的年刊《南靖文史资料》刊名就是他题写的。
  黄典诚先生与夫人蔡恩喜（1949年至1976年任厦门二中校医，2000年去世）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先后共生有五女二男。黄先生屡受冲击，他们当然也深受影响，所遭受的苦难，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好该在”家贫出孝子，磨难砺英才。如今，他们均已事业有成，分居海内外。由于黄家数代从事教育工作的甚多，被人尊誉为“教育世家”。
  1993年6月6日，黄典诚先生因中风多年病魔缠身，加之过度劳累，病逝于厦门大学寓所——敬贤楼8号501室，享年80岁。即使是在患病期间，他仍带病坚持指导博士研究生，去世前仍在为研究生招生命题而操劳。他去世后，厦门大学师生和亲友们都十分悲痛。远在北京的彭冲特地托人送来花圈，并来电嘱咐要妥善料理黄典诚先生的后事。厦门大学为黄典诚先生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校负责人宣读了悼词，大家由衷地悼念这位潜心学术事业、献身教育科研，从求学到执鞭授业一直在厦门大学生活过60年的老校友、老教授、老专家。
  黄典诚先生去世后，遗著《汉语语音史》和《切韵综合研究》分别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和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切韵综合研究》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学术著作“优秀奖”。国家新闻出版署还为他颁发荣誉证书，表彰他生前在参与编纂出版《汉语大辞典》工作中作出的巨大贡献。
  “方言泰斗已长眠，著作齐身罕并肩。任教风吹淫水泼，宁能淟涊（tiannian，污浊的意思）浊鸿篇。”这是后人悼念他的诗句，也是他一生坎坷辉煌的写照。
  先生之业，后继有人。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附录]
  黄典诚教授论著目录
  〈一）专著类
  《鹧鸪赋》笺注厦门大学，1932年
  语言学概论（与周辨明合作）厦门大学194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年
  福建省汉语盲概况（牵头编写，其中《总论》、《闽南方言概况》、《莆仙方言概况》三章由其执笔）厦门大学出版社铅印讨论本，1962年
  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牵头编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
  训诂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
  《诗经》通译新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
  汉语语音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11月
  切韵综合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
  福建省志·方言志（牵头编写）方志出版社，1998年3月
  汉语音韵学概要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油印本1980年
  汉语文字学概要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油印本1980年
  中国现存第一部韵书——《切韵》故宫本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油印本1980年
  汉语语法史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油印本1982年
  〈二〉论文类
  转注抉原《汀江日报》1939年
  漫读长汀方言厦大校友讯1941年
  厦门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厦门《新文字周刊》1950年1期
  关于闽南方言鼻化韵写法的设计厦门《新文字周刊》1950年2期
  闽南话新文字讲座厦门《新文字周刊》1950年连载
  福州话拉丁化新文字草案厦门《新文字周刊》1950年3期
  S、W、Y在厦门上海《新文字周刊》1950年35期
  从斯大林对语言学的指示看中国文字问题上海《新文字周刊》1950年38期
  台湾话新文字讲座上海《新文字周刊》1950年39、43、45、48、49、50、51、52期；1951年53、54、56期
  共通话、方言及其书面化上海《新文字周刊》1950年51、52、53期
  从闽南的自话字看出拼音文字的优点《中国语文》，1953年13期
  越南采用拼音文字的经验《中国语文》，1953年16期
  试论中文拼音字母的拟订《厦门大学学报》（文史哲）1954年1期
  从汉字本身看汉语的缺点《厦门大学学报》（文史哲）1954年5期
  北京话（上）《语文知识》1954年3期
  北京话（下）《语文知识》1954年4期
  广府话（上）《语文知识》1954年5期
  广府话（下）《语文知识》1954年6期
  客家话（上）《语文知识》1954年7期
  客家话（下）《语文知识》1954年8期
  闽南话（上）《语文知识》1954年10期
  闽南话（下）《语文知识》1954年11期
  新形声字呢，还是拼音字《中国语文》1954年11期
  闽南方言和汉民族语的比较《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6期
  闽南方言和汉民族语的比较（下）文字改革出版社《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讨论集》（第2辑）1955年
  建瓯方言初探《厦门大学学报》1957年6期
  对修正《汉语拼音方案》的意见《拼音》1957年6期
  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见文字改革出版社《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讨论集》1957年8月
  黄谦的《三推成字法》《文字改革》1957年10期
  新发现的另一种闽南白话字《文字改革》1957年4期
  福建人怎样学好普通话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油印稿1977年9月
  闽南方音谚语小集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油印稿1978年3月
  《诗经》重写符号“有”厦大中文系学术讨论会论文油印稿1978年
  汉语音韵在强弱不平衡中的发展——兼论中古四等的由来厦大中文系科学讨论会论文油印稿1979年6月
  自文白对应考释闽南方言用字厦大中文系科学讨论会论文油印稿1979年6月
  关于《切韵》三等韵的几个问题厦大中文系科学讨论会论文油印稿1979年6月
  《拍掌知音》说明《方言》1979年2期
  关于上古高元音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1期
  闽南方言拼音化的传统与经验《语文现代化》
  1980年1期
  《切韵》重纽与汉语音韵的发展全国音韵学会论文油印稿1980年6月
  《泉州汇音妙悟》述详《泉州文史》1980年2年3期
  从评阅汉语拼音试卷想起《语文现代化》1980年4期
  《诗经》的普通话翻译和古今音拼写《语文现代化》1980年4期
  在部分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上的发言《语文现代化》1980年4期
  闽语人字的本字《方言》1980年4期
  福建方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福建社联通讯》1980年16期
  寻根逢盛会，回籍见亲人《福建社联通讯》1981年4期
  反切异文在音韵发展研究中的作用《语文教育与研究》1981年4期
  闽南方言的由来《天风海涛》1981年4月
  闽南单词语典——从文白对应考释闽南方言用字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油印稿1981年4月
  从方块汉字到拼音汉字——在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语文现代化》1981年7期
  努力促进中文现代化《厦门中文信息研究》（简论）1981年9月
  《切韵》性质的探讨和汉字信息的处理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油印稿1981年11月
  《切韵》的作者陆法言《辞书研究》1981年4期闽南（九峰）客家话初探（牵头合作）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油印稿1981年11月
  一个新的中文信息处理设想《厦门中文信息研究》1981年12月
  闽南方言中的上古音残余《语文研究》1982年1期
  评《中文大辞典》的注音及其他《辞书研究》1982年1期
  关于中文信息处理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1期
  漳州《十五音》述评《漳州文史资料》1982年1期
  《切韵》残卷及承其体系的韵书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油印稿1982年
  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大会闭幕词《汉语方言学会通讯》1982年4月
  ‘寻根母语到中原《豫南史话》（2集）1982年5月
  《方言》及其注本《辞书研究》1982年3期
  关于《切韵》性质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3期
  从《切韵》重纽再论汉语音韵发展的规律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油印稿1982年
  我和词典《辞书研究》1982年4期
  方言与词典《辞书研究》1982年6期
  台湾同胞祖根在中原《福建语言论文集》1982年11月
  语言现代化规划在福建刍议美国夏威夷语言现代化规划会议论文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油印稿1983年7月
  关于闽语的特点（原题《闽语单词》）15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论文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油印稿1983年8月
  黄典诚教授畅读拼音字《语文建设通讯》（香港）1983年9期
  试论福建方言拼音化的传统为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华语地区语言规划会议”而作《泉州师专学报》1983年2期
  晋唐古语在泉州《泉州文史》1983年10月
  闽语的特征《方言》1984年1期
  从《诗》音到《切韵》为第15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而作《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1期
  《诗经》中“日居月诸”的连续音变《中国语文》1984年4期
  《诗经·鄘风·鹑之奔奔》写的是什么《福建论坛》1984年4期
  《诗·国风》“彼其之子”试释福建省语言学会论文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油印稿1984年4月
  盼望和台湾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祖地·故乡·亲人》1984年9月
  轻清重浊的划分是等韵之学的滥觞《集美师专学报》1984年4期
  闽南方言在闽南地方志中的地位《龙溪地区编志人员学习班讲稿汇编》1984年9月
  《榕颂》译注《福建文博》1985年2月
  师严弟敬——门人笔下的圣贤黄石斋《黄道周研究论丛》1985年2月
  闽南方言中的上古汉语单词残余《厦门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2月
  普通话“打”字的读音《辞书研究》1985年1期
  在省史志协会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宁化方志通讯》1985年2期
  生逢盛世，献身修志《福建地方志通讯》1985年1期
  浅谈《诗经》的词汇和语音《语文研究》1985年2期
  深刻的体会，真挚的呼唤《对台宣传稿选》1985年12期
  《汇音》与南曲《南音学术讨论会论文》1985年6月
  谈谈该死十三元《语文园地》1985年10期
  福建话中的上古语单词残余新加坡《亚洲文化》1985年5期
  《切韵》图表化（上）《华侨大学学报》1986年1期
  校注李元仲《宁化志》序福建人民出版社《宁化志》1986年3月
  闽西方言与闽西方志《闽西方志通讯》1986年2期
  《简明同义反义词》序手稿1986年5月
  从十九纽到四十一声——为纪念黄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作《文史哲》1986年2期
  曹宪《博雅音》研究《音韵学研究》1986年2期
  释“紧”《辞书研究》1986年3期
  《石码镇志》序《石码镇志》1986年11月
  中古鼻音声母在闽音中的反映《厦门大学学报》1986年4期
  清代闽南杰出的铸造师黄取《漳州历代名人传略》1986年1期，1993年1月厦大出版社单行本
  从明刻本《荔镜记》的发现想到闽南方言的书面化《厦门采风》1986年16期
  《切韵》图表化（下）《华侨大学学报》1987年1期
  方言调查与汉语音韵（记录稿）1987年1月
  闽赣方言的交错与方言志编写问题《江西方志》1987年2期
  一百年前的汉语官音初探中国语言学会第4届年会论文1987年12月
  闽南文白正误举隅首届闽语讨论会论文油印稿1988年
  反切异文证上古汉语十九声纽演变为中古四十个声母《语海新探》1988年1月
  闽语作房屋解的“厝”字《中国语言学报》1988年第3期
  关于答喙古《曲苑》1988提1期
  汉字前途之我见《光明日报》1988年4月3日
  有关训诂学的几个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88年2期
  关于拼音问题新加坡《亚州文化》1988年
  教会方言罗马字《语文建设通讯》（香港）1989年23期
  广东话的古古在哪里香港普通话研习班学术讲座资料1989年4月
  广东人学普通话的难点在哪里香港普通话研习班学术讲座资料1989年4月
  福建地方韵书声母何以拿“柳”字为首（提要）香港普通话研习班学术讲座资料1989年4月
  漳州方言——答应曰诺《闽南日报》1989年4月22日
  《临漳台赋》笺释《漳州历史与文化论集》1989年10月
  崇武语音特点中国社科出版社《武研究》1990年4月
  王咸熙先生的遗迹值得保护《名城保护和建设》1990年4月
  两岸应携手走拼音的道路《语文建设通讯》（香港）1990年28期
  中古章组的另一个上古来源见系《辞书研究》1990年28期
  《渡江书十五音》的本腔是什么《厦门民俗方言》1991年5期后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语苑新论》1994年3月
  李元仲《反恨赋》赏析闽西客家研究会《客家纵横》1992年9月
  《地名与语言学论集》序福建省地图出版社《地名与语言学论集》1993年8月
  此外，还有部分未能确定撰写时间尚未发表的手稿。
  台史宗师遗著多
  ——记南靖籍历史学家黄典诠
  唐崧
  在南靖县靖城镇湖山村寨仔顶自然村采写清代著名铸炮巨匠黄取和他的曾孙、厦大博士生导师、著名语言学家黄典诚之余，乡亲们又为我讲了黄取另一个曾孙、历史学家、台湾成功大学教授黄典诠的生平事迹。
  黄典诠，又名黄典权，字衡五，1924年农历10月21日生于漳州旧桥南岸布观音社（今芗城蜈山路135号）。他自幼聪颖好学，常常手不释卷，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及时去请教当小学校长的父亲黄英（字子杰）和任小学教员的母亲陈美惠及长他10岁的胞兄黄典诚。典诚学识过人，过目不忘，总是孜孜不倦地教诲弟弟，经常带他到家附近的南山寺游玩，并讲一些中国历史人物故事给他听。少年黄典诠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和《林则徐虎门销烟》，这些童年的爱好，为他以后专攻明清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黄典诠的祖籍在南靖县。明朝万历年间，他的祖上因生活所迫，举家从靖城镇迁居漳州。尽管祖籍地湖山村寨仔顶自然村的直系亲属均已搬迁，但每逢学校放暑假，生性活泼的黄典诠总要缠着爷爷黄秉翰和父母亲带他回距漳州仅十余公里的双溪口南岸那枕山襟水，风光秀丽的故乡过过乡野生活。有时爷爷、父母亲没空，他就缠着哥哥黄典诚、黄典钺、黄典铸、黄典岑带他重返桑梓，与村里的孩子们一起游泳、打水仗、摸鱼虾、掏鸟窝、摘野果……尽情地享受着故乡大自然的恩赐。这些荡漾于漳州至南靖的童年趣事，后来还被黄典诚写进隔海遥忆的诗中。诗曰：“有弟有弟字衡五，髫龄见爱先伯父。居常保抱入郡城，泊岸槐阴听讲古……”岁月悄然流逝，时光老人默默注视着黄家兄弟的成长。兄弟们果然谨遵曾祖父黄取临终遗训，勤奋向上、刻苦攻读，后来都成就了一番事业。
  黄典诠8岁入学，在漳州省立龙溪中学附属小学毕业后升读省立龙溪中学，1943年考取厦门大学历史系，师从谷霁光、叶国庆、欧阳琛诸教授学习《隋唐五代史》和《明清史》。他的毕业论文《明末福建漳泉之海盗》在厦大校园引起轰动，受到教授们的赞扬。
  1947年9月，黄典诠先生于厦门大学毕业后应省立龙溪中学校长谢新周之邀，回到母校担任高中一年级国文和高中三年级外国史的老师。他讲课绘声绘色，生动有趣，很受学生欢迎。
  当时，国共两党争锋，内战烽烟遍地。黄典诠的三兄黄典铸遵父辈之命到台南接洽“宝兴鼎炉”所铸产品的营销事宜，许久未归，父亲黄英放心不下，就叫黄典诠赶赴台湾寻找。1949年8月，黄典诠终于在台南找到哥哥。谁曾想，“黄鹤一去不复返”，一海相隔思悠悠。从此，两兄弟只能仰天长叹，梦回故乡了。
  1950年，黄典诠应聘于台南女子商业学校任国文老师，后兼教务主任。台南市长卓高煊十分重视保护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任职不久就设立了“台湾史料编辑委员会”，后改名“台南市文献委员会”，于1951年4月正式成立，聘黄典诠为委员。同年10月，在黄典诠的具体筹划下，会刊《台南文化》创刊。1953年，黄典诠升任台南市文献委员会编纂组长，主持《台南文化》编务。这期间，他在赤嵌楼文昌阁文献委员会办公室里研读古文书、校注勘补旧典籍、拓古碑铭……用“赤嵌楼主”、“衡五”、“南史”、“啼魂”、“啼痕”、“憨园”、“惠儿”（为思念一海相隔的慈母而取）等笔名，撰写发表内容隽永，颇具学术价值的史实文章一百余篇。他殚尽心力，苦营擘划，主持编印《台南文化》19年，还创刊了《史迹勘考》，主导台湾史的研究，熔铸了民族大义和爱国情怀。
  黄典诠先生除学术研究外，还担任过几所学校的教员。1965年11月，他任台南私立昆山工业专科学校讲师，后晋升为副教授。1975年8月起，他历任台湾省台南市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担任《明史》、《中国通史》等课程的讲授。在成功大学校园里，他以谦逊的品德和幽默风趣的渊博知识，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爱戴。不但学生喜欢他讲的课，就连他的同事也十分爱听他的课，常常自带板凳坐在教室后头听讲。这期间，他常常带领学生们进行田野考古，协助创立历史文物馆，担任校内图书发展小组委员、文物馆研究发展委员会委员。他还创立了“札记卡论”，指导学生完成“明文海著者卡”、“明诸王系统资料卡”、“漳泉小地名索引卡”、“台湾府志综合资料卡”等，为中国明清史的研究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心血。为收集民族英雄郑成功攻克台湾的史料和清代的官场内幕，他剪辑、抄写、摘录了许许多多有关资料，制作了《郑成功人物资料卡》、《清代台湾文武职官名卡》等一万四千余张知识卡片，然后汇编装订成册。
  为了让孤悬海外的同胞不忘祖国，黄典诠在成功大学专门开设了《台湾省志》课。课余时间，他认真研究明清近代史，特别是在中国海疆史的发掘和研究上下苦功夫，受到历史学家们的好评。此外，他还从事历法、政治体制、地理沿革、经济、军事、货币、器物、武备、语言学及语辞解析考史等方面的研究，编纂出版了《台湾南部碑文集成》、《台南市碑林图志》、《后苏龛合集》、《澎湖文献抄存》、《数典不忘》等重要文史资料，著有《明骠骑将军蒋凤墓志铭研究》、《清代台湾地方武备制度之研究》、《清代台湾地方物价之研究》、《清代台湾地方货币制度之研究》等论文集，并在《台湾省文献》、《台湾风物》、《台北文物》、《孔孟月刊》等刊物上发表398篇文章，还为台湾重新出版的明代万历年间《漳州府志》和《泉州府志》撰写总序，阐明漳泉二州与台湾的血脉渊源。
  黄典诠先生史学成果的累累丰硕，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史学家前来登门拜访，日本学者森克已、酒井忠夫……英国学者李约瑟、鲁桂珍、龙彼得、师傅尔……一个个成了他的知音。他也多次应聘到美国的哈佛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讲课，并被特聘为客座教授，享受哈佛燕京学社的津贴。
  黄典诠先生为人谦虚，平易近人，极重感情，每言及已故亲友同事，则动容思慕，热泪盈眶。对后辈学子，他关怀备至，学生若有作品发表，则称誉赞扬。而在荣誉职称面前，他则礼让有加，1981年春，成功大学历史系评“教授”，他尽管副教授已评多年，又年长于同事，且研究成绩显著，仍让贤于一位家境较差的副教授。为此，他延迟了八年，直到1989年才升为教授。这种高风亮节之举，至今仍被传为佳话。
  1988年10月，黄典诠先生赴香港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议，与也赴港出席另一个学术研讨会议的胞兄——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典诚相聚。当他接过胞兄特意带来的一瓶九龙江水时，情不自禁地流下激动的泪水。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四十多年来的乡愁融化在瓶中的故乡水中……他们一起互诉衷肠，一起游览名胜古迹，一起去拜谒黄典诚的业师、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郑德坤教授，并一起赋诗以纪相聚之欣悦。
  1990年，黄典诠先生抱病出席国际道学研讨会，因勤于事务而使病情加剧，至1991年冬才到省立台南医院治疗。住院期间还在病床上评阅学生考卷，又向医院告假，在夫人的搀扶下参加硕士班学位论文口试，在座师生，无不感动流泪。
  1992年6月，厦门大学历史系杨国祯诸教授访问台湾，黄典诠先生强撑病体与诸学弟见面，海峡两岸系友相聚，百感交集。黄典诠先生当即取出自己珍藏的一张台湾古地图并在上题款，托诸学弟转赠厦大母校。
  1992年7月18日中午12时，一代台史宗师黄典诠因患糖尿病并发症，医治无效，于台湾医院逝世，享年69岁。在隆重而简朴的追悼会上，他的妻子洪玲花率一子（联乙）三女抚柩痛哭，数百名他先前的亲朋好友和师生，在无数挽联花圈的白色海洋里，沉痛祭悼他的英灵，寄托着无尽的哀思与怀念。
  归侨张永年教授的报国志
  张尧耕
  “为祖国建设贡献一分力量是我的生活目的，也是我的理想。”这是归侨张永年教授爱国心灵的展示。
  张永年祖籍南靖县书洋镇南欧村，父母早年出洋到达印尼谋生。
  1933年，永年出生印尼，在父母跟前度过美好的童年。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红色电波震撼世界，也激发少年张永年向往祖籍国的初衷。之后，中国心也伴随他的年岁与日俱增。
  1960年，正当他在印尼师范学院求学时，印尼当局掀起排华恶浪，永年这位热血青年愤愤不平，毅然别离双亲，乘坐国家专派接侨轮船，冲破太平洋的风暴狂涛，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祖国是海外华侨的坚强靠山！”他铭感心中。从此，他的前途就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回国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学校对他格外关心培养，让他跳班三年级。他勤奋学习，成绩总是遥遥领先，甚得学校领导的器重。毕业后留校任英语教师。1981年被选送到美国俄勒岗州布兰市，在路易斯·克拉克大学进修。二年后回母校担任外语系副教授，兼任外国语言研究所、英美语言研究室主任。1984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张副教授工作一丝不苟，出色完成各项教学任务，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教育先进工作者。1988年8月调任广东民族学院，任外语系英语专业研究室主任。后晋升为英语教授。
  张永年教授英语造诣颇深。他十分珍惜时间，除积极完成好教学任务外，还致力于著书立说。代表作有：《英语口语用简化形式初探》、英语诗《桂花》（译音）、《哈伦文艺复兴——美国历史的产物》、翻译系列小说《小侦探百科》中的《布朗》和《外国寓言选读》等。
  张教授爱人黄艳霞是印尼侨生，中国致公党员，原在广西师范大学任英语副教授，1988年随张教授调入广东民族学院任教，后晋升为英语教授。在广西师大任教时，她曾任中国致公党桂林市委委员、致公党广西师大支部副主任、桂林市政协委员、桂林市祖国统一联谊会委员。她教学工作成绩显著，先后被评为“优秀教师”、“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建设服务先进个人”、桂林市“三八红旗手”。
  张永年教授这对教育战线上的模范夫妻，各有自己的政党组织，当谈及他们如何相处时，黄教授动情地说：“我珍惜与共产党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精诚团结合作。我们相处得很融洽，荣获桂林市颁发‘五好家庭’称誉。”正是精诚团结合作，夫妻俩四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在神州大地上为祖国栽桃育李，把青春献给党的教育事业。
  张教授到美国进修时，亲朋故旧劝他留在美国可以得到高薪应聘任教。改革开放后，他父母五次来信来人要他们返回印尼与家人团聚或移居香港（永年二姐在香港）。张教授面对金钱的诱惑、亲人的呼唤，毫不动情，横下心婉谢了。因为他要实现自己的诺言——为祖国建设贡献一分力量。而黄艳霞教授《寸草报得三春晖》的力作，字里行间更是淋漓尽致地表达她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
  张教授的两个女儿都受过高等教育，姐妹俩都加入党团组织，在父母的熏陶下，尽心尽力在政府机关单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