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赤脚记者
  1971年冬，县里发来一纸通知，把我借调到县报道组工作。所谓“借调”，顾名思义，即临时借用，并非正式调动。我想，作为一介书生，一名“下放干部”，别无所长，惟剩手中一把笔而已，能被县里暂时借去抄抄写写，也算是一种“重新学习”吧？没想到，这一借，就长达七年之久。人生有几个七年？而在南靖山城的这七度春秋，从29岁到36岁，正是我血气方刚，风华正茂，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好在报道组的工作，无非是县里写点新闻方面的稿件，对我来说，倒也适得其所，因为下放前我毕竟在大学中文系教过写作课，新闻的“五个W”（即五要素）之类，在课堂上早都讲得滚瓜烂熟，如今有了实践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况且，不久以后，县里又把我的妻子从内山正式调进南靖一中任教，全家因此在县城有了小小的两居室，外加半间厨房、两小畦菜地，前有火鸡在鸡寮中生蛋，后有丝瓜在竹篱上结果，在兵荒马乱的年头能如此安居乐业，谢天谢地，夫复何求！
  那时的县报道组，由两个方面军组成。第一方面军即正规军，拥有本县三大秀才。组长王古镜长期在农村基层摸爬滚打，对县情了若指掌，他说话慢声细语，办事小心谨慎，虽然有点婆婆妈妈，但毕竟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组员中的赖金炎，虽不善言辞，但却有个鼎鼎大名的绰名，叫“赖头条”，据说他过去所写稿件常常上报纸的头条。另一位组员卢鸿祥，农技干部出身，是我的莆田老乡。他为人心直口快，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我全都听他的，至于每篇文章怎么写，他则全听我的。我俩配合默契，简直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报道组中的第二方军，自然是我们这些被临时借调的下放干部了，尽管只能算是游击队，但都闯荡过江湖，见过世面，战斗力一点也不差。其中有位“刘大记”，即原新华社记者刘国柱，毕竟来自权威新闻机构，其敬业精神无比伦比。业内人都知道，写一篇新闻通讯，大凡掌握三个过硬的例子即可下笔，而他，偏要不厌其烦地采访到30个例子才加以仔细挑选，可谓“打破砂锅问到底，还问锅渣在哪里？”有天，我到他宿舍拜访，敲门时有人应声，推门后却不见人影，只见办公桌上蒙着一床毛毯，他好不容易才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原来，报道组没有暗房，他就这样因陋就简，用土办法冲洗胶卷呢！我戏称他是世界新闻摄影史上一大奇迹的创造者。还有一位同事，是原省电台记者吴志伟，虽然共事时间不长，但他那一口标准的北京音普通话，却让我十分羡慕。看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只要能与电台的播音员们共事，耳濡目染，年长日久，连他这位原来满口地瓜腔的同安人，也都能吐出高贵的京腔京调来。
  两个方面军尽管有很多差异，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彼此之间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倒也相处得颇为融洽。如今，虽然时过境迁，但留下的，全都是美好的记忆。可惜赖、卢二君，皆英年早逝，成为故人，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当年，三天两头都有采访任务，全组每年见报的稿件多达一百篇左右，贴起剪样来，总是厚厚的一大本。每篇稿件，都集体署名为“南靖县报道组”，有时，也偶尔用用“南靖县鲍岛”之类的笔名。不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大都是应景之作，乏善可陈。毕竟，谁也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时值文革后期，稿件中难免充满那个特定年代的空话、套话、废话，乃至于一些连自己也未相信的假话。
  然而，敝帚自珍的我，总觉得仍有少数几篇稿件，尚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因为它们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基层干部群众的生存状态，不妨在此稍带一笔。比如，描述五斗山妇女耕山队艰苦创业，改造烂泥田的长篇通讯《来自五斗山的报告》，曾在福建日报以头版整版的篇幅全文刊登，在当时也曾产生过较大的反响。其队长王秀花，久经考验之后，终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现为漳州市政协副主席。比如，表现山城公社汤坑大队农业学大寨的长篇通讯《九龙江畔新农村》及《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先后在人民日报专版和《福建日报·农村版》头版发表，在当年，也算是“促生产”的一大典型。又比如，写金山公社春耕生产的通讯《金山春色》，是在跟随公社书记俞俊才爬山涉水一个星期之后才写成的，在当年的省报上，算是罕见的一篇多少带点散文笔调的通讯了。此外，人物通讯《志在山乡测风云》，写的是和溪公社一位女知识青年向当地农民学习气象测报的故事，因取材特殊，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还被翻译成英文，推介到国外去。
  上述文章，不论好坏，每一篇都是大家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一步一个脚印采写出来的，千辛万苦，来之不易。不像如今的一些“无冕之王”，靠电话采访，靠会议“跑场”，靠主人提供的通稿，或光凭鼠标点击，“百度”下载，一天就能发出好几条新闻，外加收取好几个红包，又轻松又实惠。当年，我们这些类似于“赤脚医生”的“赤脚记者”，下乡采访，说走就走，或步行，或骑车，或坐班车，全都不计较。只有在陪同上级新闻单位的记者时，具里才派专车，但也只是吉普车而已，然而，这也就是当年县里的最高待遇了，须知，连县委书记下乡也不过如此。为此，一位司机曾对我开玩笑说：“我是抬轿子的，你是吹喇叭的”。乍听此言，我心里头一格登，觉得有伤自尊，颇感委屈。但事后细想，也对，作为“御用文人”的我们，其实质与吹鼓手并无两样。
  至于下乡驻点，更是家常便饭。那时没有宾馆，没有饭店，能在大队部栖身，就算不错了。记得有一次，我曾在一个大队部的木长凳上睡了一宿，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身上被山蚊咬的红斑点居然有56点之多！行文至此，我皮肤上的痒痛之感似乎尚未消退呢！其实，在当年，就是正规记者下乡，生活上也都很随便，那怕福建日报老总林振夏率队来南靖，开夜车写稿，其点心也只是每人一碗面条而已。记得食堂老师傅把面条端到招待所楼上时，发现筷子少了一双。跟随林总的女记者林爱枝说：“不要紧，就把我这双筷子折断成两双吧！”于是，她和我每人半双筷子，照样把面条哗里哗啦吃个精光。后来，林爱枝当上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继而又当上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见面时，还常常笑忆当年那一双筷子的故事呢！
  至于地区通联站的战友们，则更是亲如一家，彼此之间常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人物绰号相称，如“三爷”庄敬忠，“许大马棒”许崇安等。最受欢迎的是陈明杰，因为他擅长讲故事，笔耕之余，充满恐怖悬念的《梅花党的故事》啊，《一双绣花鞋》啊，常让年轻的听者吓得晚上不敢睡觉。他退休后定居澳大利亚珀斯，前不久返国时，还特地来福州看我。阔别久叙中，我俩还共同忆起当年有关记者生涯的一首打油诗。诗云：
  记者苦，记者难，十天半月老下乡；有朝一日回家转，带回两袋臭衣衫。”
  后来，有人觉得这样说自己未免太晦气了，便反其意作了改动：
  “记者乐，记者欢，游山玩水最风光；有朝一日回家转，带回墨鱼和笋干。”所谓墨鱼和笋干，泛指土特产，当年虽不兴送礼，但记者借下乡之便，就地买一些便宜货带回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倒也是令人羡慕的一件事。但不知今天新闻队伍中的一些不正之风，是否也滥觞于此？
  为了培养新秀，壮大通讯员队伍，县报道组还自编讲义，办起了好几期通讯员培训班，并在下乡采访中集体实习。学员中的佼佼者，后来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如黄荣业、黄德豪，如今分别为厦门市和漳州市的处级领导，女学员中的王少卿，当年还是个天真浪漫的小姑娘，如今已成为县里的“活字典”，当上了方志委的主任。我们的办班成果，甚至还惊动了厦门大学，该校新闻系创办伊始，就把学生带来南靖实习，并聘请我讲课。这也是我在下放期间，惟一一次重操旧业，为大学生们上写作课。
  编外秘书
  其实，报道组的任务，不光是写写新闻报道方面的稿件。为县里领导起草文件、报告、讲话稿，这才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年，县里的建制不像现在这样，五套班子齐全，每套班子都有办公室，每个领导都有专职秘书，笔杆子比比皆是。当年，县里只有一个办公室，几把笔杆子，全县所有上报下传的文字材料，全都在这里制作、打印、发送，好比—个小小的针孔，要让千百条线都从中穿过去。其文字工作数量之多，要求之高，时间之紧迫，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每逢中心运动、大型会议，办公室人手不够，自然要抽调报道组人员参战。如我，每年被抽调的时间大都在半年以上。尽管当时，我还只是个党外人士，又是个被临时借调的“下放干部”，但为了更好地领会领导精神，居然还不时被邀请列席县委常委会呢！不过，由此所带来的开夜车，熬通宵等苦差事，自然也就成为我的日常功课了。
  说起来，这些公文——在文章分类学上当属于高级应用文吧？其种种写作方法，过去我在大学讲台上也都涉猎过，但如今实践起来，却往往与理论相距甚远，出现了许多在讲义中，在课堂上从未遇见的问题。
  比如，理论上要求所有的材料必须抓住重点，切忌面面俱到，但县里的材料，尤其是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却只有面面俱到，才能过关。每个领导分管的工作，每条战线的工作，每个部门的工作，你都不能有所疏漏，有所闪失。有关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上报材料，更不敢掉以轻心，每个领导都必须安排与其相关的正面典型事例，县必须按其职务高低，安排适当的位置，提供恰当的篇幅。哪怕是叨陪末座的领导，你都不敢有所省略，说不定两年之后，他就是班子的第一把手，要是你现在冷落了他，日后他要给你小鞋穿穿，还不是易如反掌的小事一桩！
  又比如，理论上说，公文写作，必须采用规范的书面语言，力求科学、准确，一般来说，应尽量避免过于个性化的带感情色彩的语句，这在当年，动辄因出言不慎而招祸的政治背景下，尤为重要。但实践起来，却只能因人而异而千变万化。特别是给领导写讲话稿，务必要摸准他的脾气，了解他的好恶，熟悉他包括口头禅在内的一切语言习惯。有的领导理论水平较高，于是，引经据典、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综合归纳、至关重要。其大小论点，每一句还都必须有所来历，有所根据，以防日后形势发生变化，追究起来，什么事都没有。有的领导来自基层，讲究实际，其本人文化水平又不高，他的讲稿则务必口语化，务必要有生动的事例，最好还能有数字化的归纳和概括，即一、二、三、四等序列数字，加上搞、闹、抓、干等当年最流行也最省事的万能动词。如此这般，言者朗朗上口，听者好记，也好传达，简明扼要，皆大欢喜。还有个别领导特别喜欢群众口语，于是，每个典型事例之后，都要补上一段顺口溜，名曰“群众深有体会地说”。其实，这些顺口溜大都是秀才们闭门造车胡凑出来的，其所押的韵脚，往往也都是北方话中的“子”“儿”“头”之类，如：“干部要带头，群众尝甜头，农村有奔头”等等，放置四海而皆准，并非闽南特有的方言，但因领导者本身是北方人，只要念起来顺口，这讲稿也就一路绿灯顺利过关了。
  说到材料送审，这里头又大有学问。刚开始时，我自视甚高，以快取胜，一写完就立马送审。这下子可吓坏了身边那些老秀才，他们纷纷出来拉后腿，好心好意告诉我稍安勿燥。后来，我终于明白，秀才们的潜规则，是“三不送”：
  一，材料刚写完不送。因为你材料写得再好，只要还有时间，领导总要你反复修改，还不如趁此机会赶紧补睡个大觉。到时，材料马上要用，不论好坏，全都过关了。二，上半夜不送。因为领导大都在临睡前看材料，深更半夜，一个电话下来，指令你如何补充，如何修改，你就非得熬通宵不可了。三，领导心情不好时千万不能送。否则，你和你所写的材料，只能代人受过，惹火烧身，让他当出气筒，让他横挑鼻子竖挑眼，骂得你狗血喷头，晕头转向，戴着眼镜到处找眼镜去！
  感谢当年那些同甘共苦的战友们，包括办公室主任陈印昌，包括老秀才关为国、吴阿木、吴荣寿、以及后起之秀陈其川、尤宗祥、魏江水等，他们不但教我如何写公文，还教我如何做人。只是今天回想起来，总觉得彼此都十分可怜、可笑而又可悲，尽管伟大领袖《反对党八股》反了多少年，但“文山会海”却愈演愈烈，发展到“文革八股”，则更是登峰造极地“流毒全党”，“祸国殃民”了。当年，我们这些在基层耍笔杆子的秀才，既是“文革八股”的批量克隆者，也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个个“为伊消得人憔悴”，脸黄肌瘦，形销骨立，眼眶上都有一圈因长期睡眠不足而留下的暗影。有一次，县里召开学习领袖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连着熬了五六个通宵，最后，上腹部剧痛如刀绞，连大便都变黑了，医生说是胃出血，我这才打针吃药，卧床休息。好在那时年轻，过了三天，又重新披挂上阵。
  当然，对付这种八股文，久而久之，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偷懒的办法。比如，一份大材料的写作任务布置下来后，我们不再每人分工写一部分，而后再集体拼凑成文，待初稿出来后，又经过三番五次的增删修改，这才誊清、抄正为送审稿。那样，费时甚多，功效甚少，既吃力又不讨好。我们大胆发明“一次性流水作业”的集体泡制法，即先讨论出一个大纲后，由思维敏捷的秀才甲躺在床上打腹稿，对文件中的务虚部分，一句句进行口述。擅长硬笔书法的秀才乙，则正襟危坐，边听，边推敲，再工工整整地把它抄录到稿纸之上。至于文稿中写实的部分，如所需有关数字，则留下空行；所需典型事例，则留下空页，由秀才丙、秀才丁另室专门打电话、查资料，写成专行、专段后，再送到秀才乙处加以填充。此时，若还有秀才戊加盟，则负责校对、打印、装订及端茶、递烟等后勤杂务，最好还能插科打荤，不时说些民间笑话之类以活跃气氛，减轻疲劳。如此分工合作，一稿而成，比每人分头闭门造车，面壁苦思，孤零零单干好多了，可谓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呢！
  也许，在今天的秘书们看起来，这只不过是有点可笑的雕虫小技罢了，但在当年，一切书写全凭手工，一句话写错，重抄一遍就是一张三百字的稿纸，哪像今天，坐在电脑前面，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剪切、复制、粘贴、下载、打印、发送，都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呢！
  当然，有时也不得不孤军奋战。比如，我曾奉命为县领导起草一篇特殊的讲话稿，一篇在任何写作讲义上都没有出现过的文体——“假检讨”。时值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非常时期，县里的“造反派”“勒令”县委书记明天要在大会上作“触及灵魂”的“深刻检查”。半夜，他亲自扣门来访，一脸无奈的恳求：“无论如何，天亮之前，你得给我弄出个讲稿来。注意：一要长，能讲满三个钟头，以免剩下时间让人围攻；二，帽子尽管扣，但千万不能联系具体事例，更不能牵涉到任何人。”于是，我不得不诚惶诚恐，挑灯夜战，广征博引，叠床架屋，抄录了无数条领袖语录，摘引了无数段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为主讲人开列了一条条有名无实的罪状，戴起了一顶顶看起来吓人，实则一戳就破的纸糊高帽，直到东方既白，雄鸡报晓，我瘫倒在案前，再也直不起腰来。
  呜呼，“假检讨”！只有在荒唐的岁月里，才能有如此荒唐的文件！
  而我的青春岁月，大好年华，也就在这“编外秘书”大量辛苦、无效乃至荒唐的劳作中，在过眼云烟的文字垃圾堆里，白白地流逝了。
  生儿育女
  当年，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成名，便成家。”即大学不办了，科研机构撤消了，文艺团体解散了，“臭老九”们“读书无用”，前程未卜，与其虚度年华，不如趁早结婚，生儿育女去吧！
  文学梦早已破灭的我，自然不能免俗。小家庭在山城安顿之后，发现屋后有片荒芜的斜土坡，妻子信手种下一株香蕉。没想到，到了夏天，它就结出一大串沉甸甸的果实来，摘下一称，足足有30多斤重！我俩由此大受启发：何不响应领袖号召，学习南泥湾精神，也来个“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于是，利用早晚时间，抡起内山带来的大山锄，破土平整土地，垒石砌就护岸，终于在荒土坡上开垦出两畦窄长的菜地，栽下瓜秧，撒下菜籽，并在四周围起了一圈竹篱笆。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花菜、芥菜、包菜等诸多菜苗纷纷破土而出，绿油油的叫人眼睛一亮。随着竹篱上爬满了青藤，一串串八角丝瓜也长长短短地垂了下来。到了春节，全家一举实现蔬菜自给自足。初战告捷，我们又继续革命，趁胜追击，与左邻右舍一起，在房前空地上搭一排鸡寮，发展起家庭畜牧业来。当时，我家养了一只大火鸡（学名吐绶鸡），头戴红冠，脖悬锦囊，身高体壮，气宇轩昂，踱起步来，俨俨然有王者之风范。它为我们日生一蛋，其蛋，比拳头还大呢！此后，妻子两度怀孕、坐月子，二女儿和小男孩相继问世，两代人的优质营养，全靠它大力提供，可谓功不可没。
  当年，大女儿在内山难产，由赤脚医生接生，历经艰辛。如今，二女儿，小男孩在县城出生，有县医院，有助产士，条件自然好多了。只是二女儿陈枫刚出生时，老感冒，爱哭，经常要大人轮流抱她到天亮。好在我的三妹和四妹，都是回乡知青，先后前来帮忙一段时间，总算没有耽误我的工作和妻子的教学。小男孩陈骏在出生之前，也有一番波折。那是1975年秋，妻子怀孕期间。考虑到我们已有两位千金，实在没有精力再养育第三个孩子，便决定打胎流产。到了县医院，妻子义无反顾地走进手术室，我则在门外安坐静候。只听里头刀叉响了一阵，就无声无息了。不久，却见妻子满脸茫然地走了出来。我悄声问：“怎么这么快？”妻子摇了摇头说：“上了手术床，我突然感到心里很不安，老觉得肚子里是个小男孩，我不应该把他打掉。”这时，准备下班的医生和护士也围了上来说，如今，天下大乱，连政府都半瘫痪了，计划生育也没人抓了，你们还不如把他生下来，说不定就是个男孩呢！
  说得也是。于是，我的小男孩就作为一名幸存者，于1976年5月1日，正式来到人间。他刚出生，我就给老家发电报报喜：“五一生男”。没想到，邮电局在译电时偏偏错译了一个字，变成了“五一生产”。家里人以为不提生男生女，必定是生女无疑，怕我们难过，写信时还特意引用“最高指示”加以开导和慰问：“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当时，为了迎接他的出生，我们提前把大女儿和二女儿分别送到莆田和浦城，让双方老家的长辈们代为抚养。小男孩出生后，我又独自一人，从莆田经福州至南平，把两千金经漳州接回南靖，没想到，这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旅行。时值盛夏溽暑，我由莆田途经福州时，住进铁路招待所，大约是中了暑，半夜里上吐下泻，只好把熟睡中的大女儿委托服务员代为看管，自己找到铁路医院挂瓶急诊。第二天清早回到招待所，再带大女儿上火车，到南平接上二女儿后，又登上南下往漳州的列车。车厢里人满为患，又热又臭，连厕所里都站人，哪里还有座位呢！我只能勉强站着，一手拉扯大的，一手抱着小的，咬紧牙关，眯起双眼在摇摇晃晃中一路坚持到天亮，终于抵达终点站漳州。出站时，眼前一黑，我一屁股就坐到了台阶上。
  还好，三个孩子总算全到南靖山城团聚了。感谢她们当小教的外婆和奶奶，她们退休后也先后来此帮忙，我们这才松了口气。而大女儿陈珊，也渐渐有了大姐的样子，她居然能端着饭盆，到食堂为全家人打饭去了。有一天，她尾随大孩子们到溪边小学玩。上课了，她坐在一年级教室的最后一排旁听，居然听得津津有味，久久不肯离开。老师喜欢上她，便破例让她提前入学，那年，她才六岁。
  调动风波
  1976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个大悲大喜的特殊年份。先是大地震、大水灾，大陨石等天灾轮番而至，继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伟人相继辞世，然后，又是金秋十月，万众欢腾，举国同庆“第二次解放”。
  随着大地回春，万象更新，下放干部的命运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然而，眼看一批又一批“五七战友”纷纷调回省直机关，而硕果仅存的我，有关调动的消息，却姗姗来迟，且好事多磨，一波三折。
  大约是1977年春夏之交吧？我先是意外收到厦门大学两位老师来函，一位要我帮他定做个五斗柜，另一位则要我代他买张大圆桌。南蜻虽是林区，木料相对便宜，但我如何把他们的家具捎去呢？令人纳闷。一打听，原来是厦大早已下达商调函给南靖县，让我到中文系教写作，下学期的课都排上了，而我，还一直蒙在鼓里。不得己，只好向县委组织部部长打听。当年，县里的主要领导——从书记到部长，全是军代表。军人们说话都很干脆，他说：“你的商调函是来了，但安政委不同意放你——要不，你自己找他再当面谈一谈？”他所说的安政委，正是县里的第一把手——县委书记兼县革委会主任。
  可惜当年的我，胆小如鼠，担心“敬酒不吃吃罚酒”，居然连找他的勇气都没有。看来，我与厦大无缘，那两位老师的五斗柜和大圆桌也受我连累，一起泡汤了。
  但不久，另一种机遇又如一线曙光，在云缝中向我遥遥招手。正是金秋时节，刚复刊不久的《福建文艺》副主编、作家张贤华来南靖五斗山体验生活。他一见面，就私下征求我意见：“想不想到编辑部去？”其实，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已经是老问题了，早在1964年我大学毕业时，编辑部就有意要我，只是当年他们没拿到毕业分配指标，这才作罢。如今，13年过去，我与编辑部情缘未了，自然求之不得。其时，军代表安政委已调走，继任者牛玉明，就是要我帮他写“假检讨”的书记。没想到，他更舍不得放我走，一口回绝，毫无商量的余地。我无计可施，只能听天由命，不得不做好“此生长作南靖人”的思想准备。
  不料，事情又出现了转机。不久，牛书记又光荣晋升为漳州地委副书记。临别南靖之夜，科以上干部在县招待所设宴欢送。我当时响应计划生育号召，刚做完绝育手术，也正在县招待所调养。夜深入静时，我出门散步，看见满面春风的牛书记，正独自坐在走廊的藤椅上。我灵机一动：何不趁此时再提出放行要求？于是，我趋前道：“牛书记，你看，连你自己都走了，也让我一家子走吧！”
  果然，酒醉微醺的他，心情特别好，一口答应：“好啊，好啊，老陈，我看，你也该走了，这样吧，你上楼去，把小蔡叫来吧！”所谓小蔡，就是他的继任者，刚任命的新县委书记蔡树东。好在蔡书记平时跟我就十分投契，如今，老书记临行前开口交待，他自然也就顺水推舟，满口应承了。于是，我连夜给福州打电话，说事情有了转机，请务必再发个商调函来。
  柳青在《创业史》中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我以为，这一次调动，对我一生来说，也是至关紧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让我从此以后，真正走上了文学之路，把人生的兴趣、爱好、追求和梦想，与自己的职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直到退休——不，即使在退休之后，也不可能有须臾的分离。假若当年，我被调到厦门大学去从教，或留在南靖继续当一名秀才，那自然又是另一种命运、另一种结局了。其实，一个人的身上，往往具有多方面的，连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潜能，只不过由于命运的安排，有些方面的潜能得以开掘和利用，有些方面的潜能被埋没，被扼杀罢了。当命运的垂青与你个人的选择统一时，那你就是一个幸运儿了，因为你再不可能因碌碌无为而虚度此生了。
  上任后第一次出差，我就往漳州跑，并特地到时任地委副书记的牛玉明家登门致谢。没想到，他居然忘记我调动的事，以为我还在南靖呢！听说我走了，还瞪大眼睛问：“是谁让你走的？你在南靖不是好好的吗？”
  我说：“是你喝酒醉把我卖掉了！”
  言毕，两人对视，哈哈大笑。
  此后不久，我在福州早市上排队买豆腐时，又意外碰见他。原来，他又调到省计委当副主任来了，与我殊途同归，都来福州了。人生际遇，偶然乎？必然乎？偶然中寓必然乎？必然却又受制于偶然之变数乎？谁也说不清，谁也道不明，谁也无法预测，只能在事后聊发一番感慨罢了。
  尽管离开南靖的那一天早晨，喜鹊在我家门前叫个不停——这是我在山城生活头尾七年中，惟一听到的喜鹊声，它喻示着我这一次搬家，对于我本人和我全家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喜事。但当我真要离开山城时，一种依依不舍之情，又如同山间湿漉漉粘稠稠的朝雾一般，无论如何也挥不去。因为，我毕竟在这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在这里生下了我的三个儿女。尽管生活清贫，工作辛劳，但我要深深地叩谢这里的山山水水，因为它让我在走出校门之后，对中国的农民、农村、农业多少有所了解，对中国的国土、国情和国计民生多少有所感知。尤其是，在七年中，我结识了许许多多虽然普通但却善良，虽然纯朴但又充满生存智慧的基层干部，他们都是我的良师，我的益友，今生今世，不论是为人还是为文，全都让我受用无穷。
  再见，长教的客家土楼！
  再见，梅林的九龙坡中学！
  再见，五斗山的松林，汤坑的稻田，和溪的乐土雨林！
  再见，山城的荆溪水！漳州的九龙江水！你的潺潺流水声，不仅流贯我动荡的青年时代，也将永远回旋在我生命之航的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