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下放山城的日子
  章武
  赤脚记者
  1971年冬，县里发来一纸通知，把我借调到县报道组工作。所谓“借调”，顾名思义，即临时借用，并非正式调动。我想，作为一介书生，一名“下放干部”，别无所长，惟剩手中一把笔而已，能被县里暂时借去抄抄写写，也算是一种“重新学习”吧？没想到，这一借，就长达七年之久。人生有几个七年？而在南靖山城的这七度春秋，从29岁到36岁，正是我血气方刚，风华正茂，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好在报道组的工作，无非是县里写点新闻方面的稿件，对我来说，倒也适得其所，因为下放前我毕竟在大学中文系教过写作课，新闻的“五个W”（即五要素）之类，在课堂上早都讲得滚瓜烂熟，如今有了实践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况且，不久以后，县里又把我的妻子从内山正式调进南靖一中任教，全家因此在县城有了小小的两居室，外加半间厨房、两小畦菜地，前有火鸡在鸡寮中生蛋，后有丝瓜在竹篱上结果，在兵荒马乱的年头能如此安居乐业，谢天谢地，夫复何求！
  那时的县报道组，由两个方面军组成。第一方面军即正规军，拥有本县三大秀才。组长王古镜长期在农村基层摸爬滚打，对县情了若指掌，他说话慢声细语，办事小心谨慎，虽然有点婆婆妈妈，但毕竟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组员中的赖金炎，虽不善言辞，但却有个鼎鼎大名的绰名，叫“赖头条”，据说他过去所写稿件常常上报纸的头条。另一位组员卢鸿祥，农技干部出身，是我的莆田老乡。他为人心直口快，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我全都听他的，至于每篇文章怎么写，他则全听我的。我俩配合默契，简直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报道组中的第二方军，自然是我们这些被临时借调的下放干部了，尽管只能算是游击队，但都闯荡过江湖，见过世面，战斗力一点也不差。其中有位“刘大记”，即原新华社记者刘国柱，毕竟来自权威新闻机构，其敬业精神无比伦比。业内人都知道，写一篇新闻通讯，大凡掌握三个过硬的例子即可下笔，而他，偏要不厌其烦地采访到30个例子才加以仔细挑选，可谓“打破砂锅问到底，还问锅渣在哪里？”有天，我到他宿舍拜访，敲门时有人应声，推门后却不见人影，只见办公桌上蒙着一床毛毯，他好不容易才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原来，报道组没有暗房，他就这样因陋就简，用土办法冲洗胶卷呢！我戏称他是世界新闻摄影史上一大奇迹的创造者。还有一位同事，是原省电台记者吴志伟，虽然共事时间不长，但他那一口标准的北京音普通话，却让我十分羡慕。看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只要能与电台的播音员们共事，耳濡目染，年长日久，连他这位原来满口地瓜腔的同安人，也都能吐出高贵的京腔京调来。
  两个方面军尽管有很多差异，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彼此之间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倒也相处得颇为融洽。如今，虽然时过境迁，但留下的，全都是美好的记忆。可惜赖、卢二君，皆英年早逝，成为故人，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当年，三天两头都有采访任务，全组每年见报的稿件多达一百篇左右，贴起剪样来，总是厚厚的一大本。每篇稿件，都集体署名为“南靖县报道组”，有时，也偶尔用用“南靖县鲍岛”之类的笔名。不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大都是应景之作，乏善可陈。毕竟，谁也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时值文革后期，稿件中难免充满那个特定年代的空话、套话、废话，乃至于一些连自己也未相信的假话。
  然而，敝帚自珍的我，总觉得仍有少数几篇稿件，尚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因为它们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基层干部群众的生存状态，不妨在此稍带一笔。比如，描述五斗山妇女耕山队艰苦创业，改造烂泥田的长篇通讯《来自五斗山的报告》，曾在福建日报以头版整版的篇幅全文刊登，在当时也曾产生过较大的反响。其队长王秀花，久经考验之后，终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现为漳州市政协副主席。比如，表现山城公社汤坑大队农业学大寨的长篇通讯《九龙江畔新农村》及《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先后在人民日报专版和《福建日报·农村版》头版发表，在当年，也算是“促生产”的一大典型。又比如，写金山公社春耕生产的通讯《金山春色》，是在跟随公社书记俞俊才爬山涉水一个星期之后才写成的，在当年的省报上，算是罕见的一篇多少带点散文笔调的通讯了。此外，人物通讯《志在山乡测风云》，写的是和溪公社一位女知识青年向当地农民学习气象测报的故事，因取材特殊，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还被翻译成英文，推介到国外去。
  上述文章，不论好坏，每一篇都是大家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一步一个脚印采写出来的，千辛万苦，来之不易。不像如今的一些“无冕之王”，靠电话采访，靠会议“跑场”，靠主人提供的通稿，或光凭鼠标点击，“百度”下载，一天就能发出好几条新闻，外加收取好几个红包，又轻松又实惠。当年，我们这些类似于“赤脚医生”的“赤脚记者”，下乡采访，说走就走，或步行，或骑车，或坐班车，全都不计较。只有在陪同上级新闻单位的记者时，具里才派专车，但也只是吉普车而已，然而，这也就是当年县里的最高待遇了，须知，连县委书记下乡也不过如此。为此，一位司机曾对我开玩笑说：“我是抬轿子的，你是吹喇叭的”。乍听此言，我心里头一格登，觉得有伤自尊，颇感委屈。但事后细想，也对，作为“御用文人”的我们，其实质与吹鼓手并无两样。
  至于下乡驻点，更是家常便饭。那时没有宾馆，没有饭店，能在大队部栖身，就算不错了。记得有一次，我曾在一个大队部的木长凳上睡了一宿，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身上被山蚊咬的红斑点居然有56点之多！行文至此，我皮肤上的痒痛之感似乎尚未消退呢！其实，在当年，就是正规记者下乡，生活上也都很随便，那怕福建日报老总林振夏率队来南靖，开夜车写稿，其点心也只是每人一碗面条而已。记得食堂老师傅把面条端到招待所楼上时，发现筷子少了一双。跟随林总的女记者林爱枝说：“不要紧，就把我这双筷子折断成两双吧！”于是，她和我每人半双筷子，照样把面条哗里哗啦吃个精光。后来，林爱枝当上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继而又当上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见面时，还常常笑忆当年那一双筷子的故事呢！
  至于地区通联站的战友们，则更是亲如一家，彼此之间常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人物绰号相称，如“三爷”庄敬忠，“许大马棒”许崇安等。最受欢迎的是陈明杰，因为他擅长讲故事，笔耕之余，充满恐怖悬念的《梅花党的故事》啊，《一双绣花鞋》啊，常让年轻的听者吓得晚上不敢睡觉。他退休后定居澳大利亚珀斯，前不久返国时，还特地来福州看我。阔别久叙中，我俩还共同忆起当年有关记者生涯的一首打油诗。诗云：
  记者苦，记者难，十天半月老下乡；有朝一日回家转，带回两袋臭衣衫。”
  后来，有人觉得这样说自己未免太晦气了，便反其意作了改动：
  “记者乐，记者欢，游山玩水最风光；有朝一日回家转，带回墨鱼和笋干。”所谓墨鱼和笋干，泛指土特产，当年虽不兴送礼，但记者借下乡之便，就地买一些便宜货带回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倒也是令人羡慕的一件事。但不知今天新闻队伍中的一些不正之风，是否也滥觞于此？
  为了培养新秀，壮大通讯员队伍，县报道组还自编讲义，办起了好几期通讯员培训班，并在下乡采访中集体实习。学员中的佼佼者，后来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如黄荣业、黄德豪，如今分别为厦门市和漳州市的处级领导，女学员中的王少卿，当年还是个天真浪漫的小姑娘，如今已成为县里的“活字典”，当上了方志委的主任。我们的办班成果，甚至还惊动了厦门大学，该校新闻系创办伊始，就把学生带来南靖实习，并聘请我讲课。这也是我在下放期间，惟一一次重操旧业，为大学生们上写作课。
  编外秘书
  其实，报道组的任务，不光是写写新闻报道方面的稿件。为县里领导起草文件、报告、讲话稿，这才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年，县里的建制不像现在这样，五套班子齐全，每套班子都有办公室，每个领导都有专职秘书，笔杆子比比皆是。当年，县里只有一个办公室，几把笔杆子，全县所有上报下传的文字材料，全都在这里制作、打印、发送，好比—个小小的针孔，要让千百条线都从中穿过去。其文字工作数量之多，要求之高，时间之紧迫，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每逢中心运动、大型会议，办公室人手不够，自然要抽调报道组人员参战。如我，每年被抽调的时间大都在半年以上。尽管当时，我还只是个党外人士，又是个被临时借调的“下放干部”，但为了更好地领会领导精神，居然还不时被邀请列席县委常委会呢！不过，由此所带来的开夜车，熬通宵等苦差事，自然也就成为我的日常功课了。
  说起来，这些公文——在文章分类学上当属于高级应用文吧？其种种写作方法，过去我在大学讲台上也都涉猎过，但如今实践起来，却往往与理论相距甚远，出现了许多在讲义中，在课堂上从未遇见的问题。
  比如，理论上要求所有的材料必须抓住重点，切忌面面俱到，但县里的材料，尤其是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却只有面面俱到，才能过关。每个领导分管的工作，每条战线的工作，每个部门的工作，你都不能有所疏漏，有所闪失。有关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上报材料，更不敢掉以轻心，每个领导都必须安排与其相关的正面典型事例，县必须按其职务高低，安排适当的位置，提供恰当的篇幅。哪怕是叨陪末座的领导，你都不敢有所省略，说不定两年之后，他就是班子的第一把手，要是你现在冷落了他，日后他要给你小鞋穿穿，还不是易如反掌的小事一桩！
  又比如，理论上说，公文写作，必须采用规范的书面语言，力求科学、准确，一般来说，应尽量避免过于个性化的带感情色彩的语句，这在当年，动辄因出言不慎而招祸的政治背景下，尤为重要。但实践起来，却只能因人而异而千变万化。特别是给领导写讲话稿，务必要摸准他的脾气，了解他的好恶，熟悉他包括口头禅在内的一切语言习惯。有的领导理论水平较高，于是，引经据典、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综合归纳、至关重要。其大小论点，每一句还都必须有所来历，有所根据，以防日后形势发生变化，追究起来，什么事都没有。有的领导来自基层，讲究实际，其本人文化水平又不高，他的讲稿则务必口语化，务必要有生动的事例，最好还能有数字化的归纳和概括，即一、二、三、四等序列数字，加上搞、闹、抓、干等当年最流行也最省事的万能动词。如此这般，言者朗朗上口，听者好记，也好传达，简明扼要，皆大欢喜。还有个别领导特别喜欢群众口语，于是，每个典型事例之后，都要补上一段顺口溜，名曰“群众深有体会地说”。其实，这些顺口溜大都是秀才们闭门造车胡凑出来的，其所押的韵脚，往往也都是北方话中的“子”“儿”“头”之类，如：“干部要带头，群众尝甜头，农村有奔头”等等，放置四海而皆准，并非闽南特有的方言，但因领导者本身是北方人，只要念起来顺口，这讲稿也就一路绿灯顺利过关了。
  说到材料送审，这里头又大有学问。刚开始时，我自视甚高，以快取胜，一写完就立马送审。这下子可吓坏了身边那些老秀才，他们纷纷出来拉后腿，好心好意告诉我稍安勿燥。后来，我终于明白，秀才们的潜规则，是“三不送”：
  一，材料刚写完不送。因为你材料写得再好，只要还有时间，领导总要你反复修改，还不如趁此机会赶紧补睡个大觉。到时，材料马上要用，不论好坏，全都过关了。二，上半夜不送。因为领导大都在临睡前看材料，深更半夜，一个电话下来，指令你如何补充，如何修改，你就非得熬通宵不可了。三，领导心情不好时千万不能送。否则，你和你所写的材料，只能代人受过，惹火烧身，让他当出气筒，让他横挑鼻子竖挑眼，骂得你狗血喷头，晕头转向，戴着眼镜到处找眼镜去！
  感谢当年那些同甘共苦的战友们，包括办公室主任陈印昌，包括老秀才关为国、吴阿木、吴荣寿、以及后起之秀陈其川、尤宗祥、魏江水等，他们不但教我如何写公文，还教我如何做人。只是今天回想起来，总觉得彼此都十分可怜、可笑而又可悲，尽管伟大领袖《反对党八股》反了多少年，但“文山会海”却愈演愈烈，发展到“文革八股”，则更是登峰造极地“流毒全党”，“祸国殃民”了。当年，我们这些在基层耍笔杆子的秀才，既是“文革八股”的批量克隆者，也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个个“为伊消得人憔悴”，脸黄肌瘦，形销骨立，眼眶上都有一圈因长期睡眠不足而留下的暗影。有一次，县里召开学习领袖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连着熬了五六个通宵，最后，上腹部剧痛如刀绞，连大便都变黑了，医生说是胃出血，我这才打针吃药，卧床休息。好在那时年轻，过了三天，又重新披挂上阵。
  当然，对付这种八股文，久而久之，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偷懒的办法。比如，一份大材料的写作任务布置下来后，我们不再每人分工写一部分，而后再集体拼凑成文，待初稿出来后，又经过三番五次的增删修改，这才誊清、抄正为送审稿。那样，费时甚多，功效甚少，既吃力又不讨好。我们大胆发明“一次性流水作业”的集体泡制法，即先讨论出一个大纲后，由思维敏捷的秀才甲躺在床上打腹稿，对文件中的务虚部分，一句句进行口述。擅长硬笔书法的秀才乙，则正襟危坐，边听，边推敲，再工工整整地把它抄录到稿纸之上。至于文稿中写实的部分，如所需有关数字，则留下空行；所需典型事例，则留下空页，由秀才丙、秀才丁另室专门打电话、查资料，写成专行、专段后，再送到秀才乙处加以填充。此时，若还有秀才戊加盟，则负责校对、打印、装订及端茶、递烟等后勤杂务，最好还能插科打荤，不时说些民间笑话之类以活跃气氛，减轻疲劳。如此分工合作，一稿而成，比每人分头闭门造车，面壁苦思，孤零零单干好多了，可谓事半功倍，何乐而不为呢！
  也许，在今天的秘书们看起来，这只不过是有点可笑的雕虫小技罢了，但在当年，一切书写全凭手工，一句话写错，重抄一遍就是一张三百字的稿纸，哪像今天，坐在电脑前面，敲敲键盘，点点鼠标，剪切、复制、粘贴、下载、打印、发送，都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呢！
  当然，有时也不得不孤军奋战。比如，我曾奉命为县领导起草一篇特殊的讲话稿，一篇在任何写作讲义上都没有出现过的文体——“假检讨”。时值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非常时期，县里的“造反派”“勒令”县委书记明天要在大会上作“触及灵魂”的“深刻检查”。半夜，他亲自扣门来访，一脸无奈的恳求：“无论如何，天亮之前，你得给我弄出个讲稿来。注意：一要长，能讲满三个钟头，以免剩下时间让人围攻；二，帽子尽管扣，但千万不能联系具体事例，更不能牵涉到任何人。”于是，我不得不诚惶诚恐，挑灯夜战，广征博引，叠床架屋，抄录了无数条领袖语录，摘引了无数段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为主讲人开列了一条条有名无实的罪状，戴起了一顶顶看起来吓人，实则一戳就破的纸糊高帽，直到东方既白，雄鸡报晓，我瘫倒在案前，再也直不起腰来。
  呜呼，“假检讨”！只有在荒唐的岁月里，才能有如此荒唐的文件！
  而我的青春岁月，大好年华，也就在这“编外秘书”大量辛苦、无效乃至荒唐的劳作中，在过眼云烟的文字垃圾堆里，白白地流逝了。
  生儿育女
  当年，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成名，便成家。”即大学不办了，科研机构撤消了，文艺团体解散了，“臭老九”们“读书无用”，前程未卜，与其虚度年华，不如趁早结婚，生儿育女去吧！
  文学梦早已破灭的我，自然不能免俗。小家庭在山城安顿之后，发现屋后有片荒芜的斜土坡，妻子信手种下一株香蕉。没想到，到了夏天，它就结出一大串沉甸甸的果实来，摘下一称，足足有30多斤重！我俩由此大受启发：何不响应领袖号召，学习南泥湾精神，也来个“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于是，利用早晚时间，抡起内山带来的大山锄，破土平整土地，垒石砌就护岸，终于在荒土坡上开垦出两畦窄长的菜地，栽下瓜秧，撒下菜籽，并在四周围起了一圈竹篱笆。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花菜、芥菜、包菜等诸多菜苗纷纷破土而出，绿油油的叫人眼睛一亮。随着竹篱上爬满了青藤，一串串八角丝瓜也长长短短地垂了下来。到了春节，全家一举实现蔬菜自给自足。初战告捷，我们又继续革命，趁胜追击，与左邻右舍一起，在房前空地上搭一排鸡寮，发展起家庭畜牧业来。当时，我家养了一只大火鸡（学名吐绶鸡），头戴红冠，脖悬锦囊，身高体壮，气宇轩昂，踱起步来，俨俨然有王者之风范。它为我们日生一蛋，其蛋，比拳头还大呢！此后，妻子两度怀孕、坐月子，二女儿和小男孩相继问世，两代人的优质营养，全靠它大力提供，可谓功不可没。
  当年，大女儿在内山难产，由赤脚医生接生，历经艰辛。如今，二女儿，小男孩在县城出生，有县医院，有助产士，条件自然好多了。只是二女儿陈枫刚出生时，老感冒，爱哭，经常要大人轮流抱她到天亮。好在我的三妹和四妹，都是回乡知青，先后前来帮忙一段时间，总算没有耽误我的工作和妻子的教学。小男孩陈骏在出生之前，也有一番波折。那是1975年秋，妻子怀孕期间。考虑到我们已有两位千金，实在没有精力再养育第三个孩子，便决定打胎流产。到了县医院，妻子义无反顾地走进手术室，我则在门外安坐静候。只听里头刀叉响了一阵，就无声无息了。不久，却见妻子满脸茫然地走了出来。我悄声问：“怎么这么快？”妻子摇了摇头说：“上了手术床，我突然感到心里很不安，老觉得肚子里是个小男孩，我不应该把他打掉。”这时，准备下班的医生和护士也围了上来说，如今，天下大乱，连政府都半瘫痪了，计划生育也没人抓了，你们还不如把他生下来，说不定就是个男孩呢！
  说得也是。于是，我的小男孩就作为一名幸存者，于1976年5月1日，正式来到人间。他刚出生，我就给老家发电报报喜：“五一生男”。没想到，邮电局在译电时偏偏错译了一个字，变成了“五一生产”。家里人以为不提生男生女，必定是生女无疑，怕我们难过，写信时还特意引用“最高指示”加以开导和慰问：“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当时，为了迎接他的出生，我们提前把大女儿和二女儿分别送到莆田和浦城，让双方老家的长辈们代为抚养。小男孩出生后，我又独自一人，从莆田经福州至南平，把两千金经漳州接回南靖，没想到，这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旅行。时值盛夏溽暑，我由莆田途经福州时，住进铁路招待所，大约是中了暑，半夜里上吐下泻，只好把熟睡中的大女儿委托服务员代为看管，自己找到铁路医院挂瓶急诊。第二天清早回到招待所，再带大女儿上火车，到南平接上二女儿后，又登上南下往漳州的列车。车厢里人满为患，又热又臭，连厕所里都站人，哪里还有座位呢！我只能勉强站着，一手拉扯大的，一手抱着小的，咬紧牙关，眯起双眼在摇摇晃晃中一路坚持到天亮，终于抵达终点站漳州。出站时，眼前一黑，我一屁股就坐到了台阶上。
  还好，三个孩子总算全到南靖山城团聚了。感谢她们当小教的外婆和奶奶，她们退休后也先后来此帮忙，我们这才松了口气。而大女儿陈珊，也渐渐有了大姐的样子，她居然能端着饭盆，到食堂为全家人打饭去了。有一天，她尾随大孩子们到溪边小学玩。上课了，她坐在一年级教室的最后一排旁听，居然听得津津有味，久久不肯离开。老师喜欢上她，便破例让她提前入学，那年，她才六岁。
  调动风波
  1976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个大悲大喜的特殊年份。先是大地震、大水灾，大陨石等天灾轮番而至，继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伟人相继辞世，然后，又是金秋十月，万众欢腾，举国同庆“第二次解放”。
  随着大地回春，万象更新，下放干部的命运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然而，眼看一批又一批“五七战友”纷纷调回省直机关，而硕果仅存的我，有关调动的消息，却姗姗来迟，且好事多磨，一波三折。
  大约是1977年春夏之交吧？我先是意外收到厦门大学两位老师来函，一位要我帮他定做个五斗柜，另一位则要我代他买张大圆桌。南蜻虽是林区，木料相对便宜，但我如何把他们的家具捎去呢？令人纳闷。一打听，原来是厦大早已下达商调函给南靖县，让我到中文系教写作，下学期的课都排上了，而我，还一直蒙在鼓里。不得己，只好向县委组织部部长打听。当年，县里的主要领导——从书记到部长，全是军代表。军人们说话都很干脆，他说：“你的商调函是来了，但安政委不同意放你——要不，你自己找他再当面谈一谈？”他所说的安政委，正是县里的第一把手——县委书记兼县革委会主任。
  可惜当年的我，胆小如鼠，担心“敬酒不吃吃罚酒”，居然连找他的勇气都没有。看来，我与厦大无缘，那两位老师的五斗柜和大圆桌也受我连累，一起泡汤了。
  但不久，另一种机遇又如一线曙光，在云缝中向我遥遥招手。正是金秋时节，刚复刊不久的《福建文艺》副主编、作家张贤华来南靖五斗山体验生活。他一见面，就私下征求我意见：“想不想到编辑部去？”其实，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已经是老问题了，早在1964年我大学毕业时，编辑部就有意要我，只是当年他们没拿到毕业分配指标，这才作罢。如今，13年过去，我与编辑部情缘未了，自然求之不得。其时，军代表安政委已调走，继任者牛玉明，就是要我帮他写“假检讨”的书记。没想到，他更舍不得放我走，一口回绝，毫无商量的余地。我无计可施，只能听天由命，不得不做好“此生长作南靖人”的思想准备。
  不料，事情又出现了转机。不久，牛书记又光荣晋升为漳州地委副书记。临别南靖之夜，科以上干部在县招待所设宴欢送。我当时响应计划生育号召，刚做完绝育手术，也正在县招待所调养。夜深入静时，我出门散步，看见满面春风的牛书记，正独自坐在走廊的藤椅上。我灵机一动：何不趁此时再提出放行要求？于是，我趋前道：“牛书记，你看，连你自己都走了，也让我一家子走吧！”
  果然，酒醉微醺的他，心情特别好，一口答应：“好啊，好啊，老陈，我看，你也该走了，这样吧，你上楼去，把小蔡叫来吧！”所谓小蔡，就是他的继任者，刚任命的新县委书记蔡树东。好在蔡书记平时跟我就十分投契，如今，老书记临行前开口交待，他自然也就顺水推舟，满口应承了。于是，我连夜给福州打电话，说事情有了转机，请务必再发个商调函来。
  柳青在《创业史》中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我以为，这一次调动，对我一生来说，也是至关紧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让我从此以后，真正走上了文学之路，把人生的兴趣、爱好、追求和梦想，与自己的职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直到退休——不，即使在退休之后，也不可能有须臾的分离。假若当年，我被调到厦门大学去从教，或留在南靖继续当一名秀才，那自然又是另一种命运、另一种结局了。其实，一个人的身上，往往具有多方面的，连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潜能，只不过由于命运的安排，有些方面的潜能得以开掘和利用，有些方面的潜能被埋没，被扼杀罢了。当命运的垂青与你个人的选择统一时，那你就是一个幸运儿了，因为你再不可能因碌碌无为而虚度此生了。
  上任后第一次出差，我就往漳州跑，并特地到时任地委副书记的牛玉明家登门致谢。没想到，他居然忘记我调动的事，以为我还在南靖呢！听说我走了，还瞪大眼睛问：“是谁让你走的？你在南靖不是好好的吗？”
  我说：“是你喝酒醉把我卖掉了！”
  言毕，两人对视，哈哈大笑。
  此后不久，我在福州早市上排队买豆腐时，又意外碰见他。原来，他又调到省计委当副主任来了，与我殊途同归，都来福州了。人生际遇，偶然乎？必然乎？偶然中寓必然乎？必然却又受制于偶然之变数乎？谁也说不清，谁也道不明，谁也无法预测，只能在事后聊发一番感慨罢了。
  尽管离开南靖的那一天早晨，喜鹊在我家门前叫个不停——这是我在山城生活头尾七年中，惟一听到的喜鹊声，它喻示着我这一次搬家，对于我本人和我全家来说，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喜事。但当我真要离开山城时，一种依依不舍之情，又如同山间湿漉漉粘稠稠的朝雾一般，无论如何也挥不去。因为，我毕竟在这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在这里生下了我的三个儿女。尽管生活清贫，工作辛劳，但我要深深地叩谢这里的山山水水，因为它让我在走出校门之后，对中国的农民、农村、农业多少有所了解，对中国的国土、国情和国计民生多少有所感知。尤其是，在七年中，我结识了许许多多虽然普通但却善良，虽然纯朴但又充满生存智慧的基层干部，他们都是我的良师，我的益友，今生今世，不论是为人还是为文，全都让我受用无穷。
  再见，长教的客家土楼！
  再见，梅林的九龙坡中学！
  再见，五斗山的松林，汤坑的稻田，和溪的乐土雨林！
  再见，山城的荆溪水！漳州的九龙江水！你的潺潺流水声，不仅流贯我动荡的青年时代，也将永远回旋在我生命之航的全程。
  2006年夏忆笔于榕城，金山，骥斋
  战地春秋
  ——老红军姜茂生的回忆
  姜文
  1936年，国民党军对红军“清剿”的重点放在龙岩，南靖县的绝大部分地区虽然还是“白区”，但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因此，红军独立第八团（简称红八团）大部分时间是在南靖县一带活动。时任连指导员的姜茂生，在南靖这块红色土地上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足迹。当他后来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副司令员任上离休，重忆战地春秋，顿感心潮澎湃。于是，烽火年代的故事匣子打开了。
  筹款奎洋村
  1936年春节前夕，姜茂生的连队正驻在南靖县的科岭一带。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解决红军、游击队的生活困难，他们常常到一些作恶多端的大土豪家里筹粮筹款。
  下奎洋村山脚下有个大土豪，平日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民愤很大。他们决定敲敲这颗“虎牙”，没收其一部分不义之财。
  腊月三十清晨，姜茂生率领15个战士，穿着便衣，身藏武器，由下奎洋村地下党联系人带路，冒着凛冽的寒风，沿着蜿蜒的山路，从驻地出发。傍晚，他们来到了下奎洋村外，只听见村里传来阵阵除旧岁迎新春的鞭炮声。为了预防万一，他们没有马上进村，而是埋伏在田野里。漆黑漆黑的夜，四野静悄悄的，土豪家的小土楼门上，两盏大红灯笼鬼火般在寒夜里闪烁着。10点钟左右，他们就悄悄包围了这座单门独户的小土楼。
  姜茂生本想先去敲门，没想到大门竟没关上。是疏忽大意？还是土豪劣绅在逢年过节时想敞开门户纳福迎祥？这他不得而知，反正是“天赐良机”。他们随即蜂涌而人，只见厅堂里红烛高烧，桌面上杯盘狼藉。那个大土豪大概喝多了，正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家里人还在收拾碗筷。
  “不准动！”姜茂生突然大喊一声。那个土豪和他老婆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呆了，战战兢兢地望着这群不速之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别怕，我们是红军，今晚到这里，并不想要你们的命，只要你们的不义之财。且还要警告你们，今后不准再欺压穷人！”姜茂生义正词严地说。
  “不敢，不敢。”土豪唯唯诺诺地应答着。
  “限你7天内送500块银元到梅林双溪大山，我们会派人去接。如果不按时如数送到，7天后，拿你首级来顶帐！”姜茂生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土豪鼻尖上冒出了涔涔冷汗，早已从太师椅上爬起来跪在八仙桌旁，连声说：“是，是，是，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随即叫他老婆先去屋里取出50块银元，递给姜茂生说：“我先交这50块白银，其余的我按期送去，按期送去！”
   “如果欺骗我们，就杀你的狗头。”一个战士用枪口点了点那个土豪的脑袋。“不……不敢……不敢，我……我一定如数送到，如数送到。”土豪吓得连话都说得结结巴巴。
  这次除夕筹款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为了不打扰老百姓，姜茂生又率战士们悄悄返回驻地。
  3天后，这个土豪派人把其余的450块银元，送到姜茂生指定的梅林双溪一座大山的交接处。
  激战梅林山
  1936年夏天，红八团在平和芦溪活动之后，返回南靖梅林，在溪柄大山上整休。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急忙调了两个团的兵力来包围，妄图一举消灭红八团。得到这个情报后，部队连夜往西撤走，姜茂生主动请缨，带领8个打仗勇敢、身强力壮、枪法准确的战士坚守在山上，采取麻雀战术，牵制、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的转移。
  这座大山，草木葱郁，乱石崩云，这样的地形，给红军阻击和消灭敌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敌人以为红八团全部被包围在山上了。虽然他们人多势众，但毕竟与红军、游击队打过多次交道，深知红军、游击队是不好惹的，所以不敢贸然急进，只是慢慢地往山上蠕动。
  姜茂生和8个战士立即分散开来，躲在岩石后面，打一阵就转换一个地方，时而虚张声势，摇旗呐喊；时而声东击西，指南攻北，弄得敌人摸不清这深山密林里究竟埋伏着多少神兵。
  姜茂生他们隐藏在暗处，居高临下，敌人近了才瞄准着打。后面的敌人见前面的被打死、打伤，连忙退了下去，在敌军官的手枪催督威逼下，不得不又慢慢往山上爬。就这样，敌人进了又退，退了又进，从日出东山到夕阳西下，始终没能登上山顶。这个仗整整打了一天，打死打伤敌人80多个，而我们的红军战士一个也没有伤亡。趁着茫茫夜色，姜茂生带领八勇士按照约定路线，翻山越岭，涉水跨涧，赶上了主力部队。
  第二天敌人搜山的时候，只捡到一双战士丢下的破草鞋。
  梅林山激战，以少胜多，一时在红军、游击队里广为传颂。
  伏击敌军车
  为了完成中央军委“进入漳（州）龙（岩）公路，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线”的任务，1934年秋，红八团挺进到漳龙公路以后，在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支持配合下，很快在公路沿线干开了：打军车、剪电线、烧桥梁、毁公路……搞得敌人坐立不安。
  1936年秋，红军、游击队在南靖和溪——水潮之间活动。一天，红八团得到一个可靠的情报：敌人当天要从漳州运一批军用物资到龙岩去。部队领导决定伏击这一批军车。随即，他们研究了作战方案，把部队分成两个战斗小分队，开到伏击地点，埋伏在公路的东、西两侧的山坡上。
  傍晚，从漳州方向开来了一长串的敌军车，共有12辆。第一辆车上坐满了40多个护送的敌人，他们手里抱着枪，垂头丧气，仿佛在打瞌睡，随着颠簸的军车摇晃着。第一辆敌军车疾驶而过，和其它军车拉开了一段距离，第二辆、第三辆……才缓缓驶过。从车篷的晃动看得出，拉的都是货物。
  当乘坐护车敌军的第一辆驶进红八团的伏击圈时，姜茂生举起枪，朝车窗射击，“砰”一声，击破了车窗玻璃，命中了汽车司机，敌军车顿时失去了控制，车头扭到路旁停住了。刹那间，战士们一起开火，向敌军车射击一阵后，就像猛虎下山岗一样，在一片“冲呀！”“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的喊杀声中，迅速冲下山坡。护车的敌军大部分被歼，少数活着的也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懵了，乖乖举起双手，当了俘虏。红八团按照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经教育，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发足路费，让其回家。
  这些敌军车载运的都是武器弹药、军毯、棉布和各种罐头等。真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呀。
  天黑了，为了预防万一，姜茂生他们立即把敌军车推倒，连同那些搬不完的战利品，一齐浇上汽油，放上一把大火，烧得浓烟滚滚，烈焰熊熊。
  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弄得敌人好几个星期都不能通车。敌人吓坏了，连忙在漳龙公路上构筑“乌龟壳”，五里一岗哨肖，十里一炮楼，并派驻重兵保护其交通运输线。敌第80师整整一个师的兵力被红八团牵制住了。
  红八团把缴来的物资除满足军需外，通通分给穷人，从而教育和发动了公路沿线广大地区的革命群众。
  攻打尚南楼
  1936年底，姜茂生他们根据群众的反映，获悉长教村的民团十分猖獗，民团头子简昌时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就决定收拾这条“地头蛇”。
  12月9日，正逢长教圩日。姜茂生他们从昨夜起，就兵分两路，连夜从坑下村驻地出发，黎明时分进抵圩集附近的坎下村山顶上，隐蔽起来。
  天渐渐亮了。从各地来赶集的人越来越多，各种山货摊子，渐渐摆满了小圩场。
  战士们按照当地风俗进行化装：有的扮成当地农民，背猪笼买猪、拿粮袋籴火；有的扮成山中樵夫；有的扮成外地小商贩。大家都身藏武器，夹杂在人群中进入圩场内。
  这一天，盘踞在长教尚南楼的反动民团简昌时匪部50多人，几乎倾巢出动，像往常一样，如狼似虎，耀武扬威地到圩场收租、派款、抢妇女、上酒店。这正是红军攻打尚南楼，摧毁民团老窝的好机会。
  9点多钟，化装成农民的十几个红军战士，身背猪笼，陆续集中在尚南楼门前，故意将几只猪笼子摆在楼门坎，吵吵嚷嚷地要进土楼去买猪。
  突然，“买猪”的班长朝天开了两枪，发出攻楼的信号，随即振臂喊了声：“同志们，冲呀！”隐蔽在山上的红军指战员立即从四面八方涌进了坎下村。
  “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圩场上一片乱哄哄的。民团匪兵们听到四处都是喊杀声，一时不知红军从哪里来，更不知道究竟来了多少人马，吓得不敢开枪抵抗，不击自溃。
  聚集在尚南楼周围的战士们立即冲进楼门，几个守楼的民团丁见势不妙，想关楼门已来不及了。况且楼门坎堆放着好几个猪笼子，即使想关也不那么容易。就这样，姜茂生率领的小分队首先冲进了土楼。
  守楼的几个敌人缴了枪，当了俘虏。几个游击队员迅速跑上四层楼，撬开房门的锁，缴获了一支三八式步枪和半箱子弹。简昌时这个恶霸不在楼内，侥幸地留下了一条狗命。
  过了一会儿，楼门外突然枪声大作。原来，简昌时这家伙发现红军人马不多，便仗着人多地熟，立即组织火力，向尚南楼反扑过来。
  两个红军战士挂了彩。姜茂生临危不惧，当机立断：不能在这里跟敌人硬拼。于是，他立即下令转移撤退。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姜茂生他们终于冲过火力网，撤到山顶，返回科岭。这次攻打长教尚南楼，一共缴获了长短枪20多支，子弹1000多发，还抓了4个土豪。简昌时这个狡猾的家伙吓得一连数日紧闭楼门，不敢露面。
  从此，红军的威名，震慑了长教一带的反动派。
  南靖最早组建的教育基金会
  张尧耕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千秋伟业人才领先。”这是塔下德远堂教育基金会在召开曲江华侨中学、塔下小学、南欧小学、曲江小学全体师生颁发奖教奖学金大会上贴的对联。
  南靖侨乡塔下村素有敬教重才的好传统。1985年7月，由当地退休教师张尧耕、敬忠、荣康、相祚、翰炎、枫茂、星伍、国景及乡贤张实中、荣谷等10人，发起组建“塔下德远堂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德教基金会”）首任主任张敬忠、副主任张翰炎、张翰福，出纳张相祚，会计张荣康。万事开头难。想当初由尧耕老师草拟“筹集德教基金缘起”、敬忠老师刻写腊板、荣康老师负责油印。你5元、我10元，凑足60余元作为教金会活动经费，向海外侨亲寄发“缘起”，成立“德远堂教育基金会”。（经查，这是南靖最早由侨胞献金成立的教育基金会）
  泰国年近古稀的张翰书先生接到缘起后欣然捐献人民币一万元作为基金。同时致函基金会同仁称：“家乡组建教育基金会很好，我要支持到底。请将我捐献款中抽出500元作为会务活动经费”。之后，他还为该会四处筹集基金。张翰湍先生闻讯，于1989年初回乡探亲时亲自召集基金会发起人，共商教金会发展趋向。回曼谷后由他作东，于1989年5月7日召集在曼谷的乡亲代表20多人召开座谈会，转达家乡组建教金会善举。经讨论，当场成立“泰国德远堂教育基金会”，公举张建禄为理事长，张翰湍、张建勤为副理事长。正副理事长带头捐献基金，与会者热烈响应，共筹集34万铢铢基金，张扬先生后捐献人民币一万元。（该基金存入曼谷银行，每年提息人民币1万元寄回家乡统一使用）两地同设德教基金会，一个宗旨：辅助家乡办教育，多出人才。香港张国标先生得悉，又捐献基金二万余元，他说：“出钱为家乡办教育最值得。德教基金会好，海外侨胞信得过。”缅甸张鸿兴、福銮、福耿、启梁等踊跃献金，并来信云：“关心家乡办好教育也是我们海外亲人的共同责任，我们一定支持。”还有印尼张瑞丰、松社，美国张麟光、台湾张显光先生、澳门张满英女士等等都十分热心为教金会捐款。为家乡办好教育多出人才，再次成为塔下张氏家族海内外亲人的共同热点，也是这个家族敬教重才风范的延续。
  好事多磨，正当德教基金会成立时，村中某人在人前公开说：“这些人（指发起人）开黑会，想骗取华侨钱财私分，我要写信去海外揭发。”1989年，教金会主任张敬忠先生作古，村中某人从敬忠遗孀手中夺走教金会印章，自称“负责人”。正当教金会办得有声有色时，又有人声称要兼并德教基金会。
  十多年来，德教基金会历经一波三折，但有侨胞支持和始终义务工作的教金会同仁敬业奉献，反而越办越好。2000年7月，教金会第二届主任张翰炎辞世，张维盼（原县侨办主任、县侨联主席）接第三届主任，副主任张尧耕等诸同仁，加强对海外联系。2001年争取张奕聚先生捐资200万元，在曲江侨中校园建“荣汀教师宿舍楼”（已落成使用），“荣汀学生宿舍楼”（在建筑中），“荣汀图书馆”（筹建中），把教金会工作向前推进一步，教金会每年年终定期将一年来工作，特别是经费开支情况向侨亲、乡亲汇报，工作成绩显著，赢得侨胞信任。
  1988-2005年，德远堂教育基金会得到60多位海外侨胞，港、澳、台胞的热心赞助，已筹得固定基金人民币25万元；新加坡张奕聚先生认捐大学生专项奖学金即“荣汀奖学金”，每年5-6万港元定期汇回国内颁发（内含每年一万元教师春节慰问金及助学金等），18年来共捐献港币80多万元。
  18年来，在县境内德远堂青年学子有152人高考录取升人大学深造，享受“荣汀奖学金”，每年每人1000港元，考入清华、北大者，每年2000港元发至毕业。152名大学生中现有硕士生9人，博士生3人。1994年，张向辉考录清华大学（已获得理学硕士学位），2000年，张舒（女）高考成绩为全省理科状元，进入清华大学（现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张金燕（女）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医学直博），2003年，张志凌高考成绩名列理科全县前茅，录取清华大学。还有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大等等。152名大学生毕业后，个个都有工作，为祖国建设发热放光。
  18年来，德教基金会为当地一所中学、三所小学，发放奖教、奖助学金261870元。共有334人次优秀教师获得奖教金；4333人次学习好的中小学生获得奖学金；1300人次贫困生得到助学金。
  18年来，德教基金会共发奖教、奖助学金等合计人民币1061870元。一所中学、三所小学师生及青年学子，在德教基金会的物质和精神鼓舞下，教学质量有明显提高。2004年，德远堂青年学子就有19人考上大学。曲江华侨中学100名初中毕业生参加全县升学统考，亦取得好成绩。有29人录取重点高中，67个升人普通高中。全县26所中学、初中升学考试成绩，曲江侨中语文科成绩名列全县第二，教学科位居第三位。书洋学区16所小学，2004年教学质量考查，塔下小学、南欧小学、曲江小学名列学区前5名。
  18年来，德远堂张氏家族人才辈出，侨区四所中小学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这是德远堂教育基金会建立所体现的社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