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黄清旺，南靖县和溪镇乐土村人，1915年生于龙岩安康，1931年参加革命，离休前任北京军区空军第13军后勤部副部长。1983年，他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南靖，向故乡人民讲述了一串串峥嵘岁月里血与火的故事……
  日夜盼救星
  凄风苦雨，落叶飘零。1915年秋天一个漆黑的夜里，黄清旺诞生在龙岩安康的一间破茅棚里。从此，他也和千千万万穷苦的人们一样，踏上了泥泞坎坷的人生之路。
  黄清旺的老家在广东梅县，是逃难才来到安康的。家里有爷爷、奶奶、父母双亲和他。几年后，又添了3个小妹妹，全家8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住的是茅棚草寮，吃的是杂粮野菜，穿的是破衣烂裤。靠爷爷和父亲给人家打长工、做短工挣来的钱养活全家。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黄清旺小时候就懂得替家庭分忧，常常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家乡有编竹器的习惯，他便和村里的穷孩子们一起上山砍竹子，回家劈篾条，学着编织竹篮、粪箕之类的东西。他渴望着读书，看到有钱人家的子女高高兴兴背着书包上学堂，就非常羡慕。可家里穷得都揭不开锅了，哪有钱供他读书呢。
  10岁那年，他就给土豪家放牛了。有一次，牛儿在跳山沟时不慎摔伤了腿，东家知道后，把他狠命地毒打了一顿。他不敢告诉家里人，暗地里偷偷流泪。奶奶和妈妈见他被打得皮开肉绽，抱着他哭得像泪人儿。仇恨的种子，在他幼小心灵悄悄地发芽了。他默祷苍天：快长大吧，快长大吧，我要报仇！我要雪恨！
  像压在大石头下面的竹笋弯弯曲曲地钻出地面，饿不死、打不烂的黄清旺，终于长成了瘦高个儿的少年。艰难的时世，苦难的童年，磨炼出他倔强的性格，为后来参加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9年，黄清旺14岁。这年夏天，从闽西传来了朱、毛红军协助长汀人民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的消息。但只听见风闻，不见人影，谁是朱、毛？什么叫红军？一串串问号，常常萦绕着他好奇的心；共产党、苏维埃政权……一个个新名词，常听见穷人们在四下里议论。他心里很高兴，莫非世道真的要变？！穷人要出头了？！
  共产党啊，你快点打过来吧！红军啊，快来救救我们吧！黄清旺盼呀盼，望穿双眼盼救星。
  “三火”烧地霸
  1930年的一天中午，黄清旺的村里突然来了一位40岁左右的陌生人，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脚有点儿跛，走路一拐一拐的，头戴破草帽，身穿灰长衫，背把旧纸伞，提只黑布袋，刚在村边树下一块大石头上坐着休息，便有好多收工的人围观着。黄清旺正好放牛回家，也好奇地赶去看热闹。瞧！那陌生人正在给一个长工看“相”呢，口中喃喃吟诵。黄清旺心想：哈！原来是个算命先生。哎，我的命不知好不好？何不让他给掐算掐算？跃跃欲试的他，见围观的人那么多，生怕呆久了，丢失了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前次摔伤了牛腿，就被打得遍体鳞伤，这次若丢失了牛，岂不要去给阎罗王烧开水？想到这里，他不寒而栗，匆匆离开了算命先生。
  第三天晚上，黄清旺去找一位小伙伴玩，又发现算命先生在他家里，屋内围着好多人，个个凝神屏息，连那平时爱笑爱闹的小伙伴，也托着下巴，蹲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着。小伙伴见黄清旺进屋，就用手招呼他。他悄悄走过去，在小伙伴身边蹲下了。奇怪，怎么没听见算命先生念经般的吟诵呢？仔细一听，原来不是在算命，而是在“讲古”（说书）。
  算命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时不时比划着手势，讲起了《三把火的故事》。他说：“三把火就是‘三红’——红旗、红袖章、红缨枪。”啊！原来算命先生不是在“讲古”，而是在讲那些半年多前就风传各地的共产党和朱、毛红军的事迹。
  这比“讲古”更好听，因为他讲到了穷人的心坎上。大家都没见过朱德和毛泽东，挺神秘的。讲到最后，“算命先生”站了起来，用低沉凝重的声调说：“三火烧地霸，穷人要当家！今后，大家要团结起来，跟土豪劣绅干，实现人人有地种，个个有饭吃……”。太好了，大家听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黄清旺也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恨不得赶快把这好消息告诉家里人。很晚了，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被人亲昵地叫“阿拐”的“算命先生”。
  那天夜里，黄清旺把这好消息告诉家人后，全家都兴奋得睡不着觉。不过，怕事的奶奶再三嘱咐他出去莫乱讲。
  黄清旺躺在铺草的地板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时而想那“阿拐”叔真不简单，他真是算命先生吗？时而想，今后要怎样跟土豪劣绅们斗？能斗过他们吗？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
  几天后，“阿拐”叔走了，村里的穷人常聚在一起，议论着“三把火”。
  这事被土豪劣绅们知道了，就说要追查谣言。可追查来追查去，都不知道是谁“散布”的，且又众怒难犯，也只好不了了之。
  “算命先生”带来了“三把火”的火种，撒在布满干柴的安康大地上。
  就地闹革命
  “算命先生”走后不久，地处南靖、龙岩、漳平三县交界的永福大岭下村的穷人们，在陈庭庚、陈火铭的领导下，举行了农民武装暴动。革命烽火迅速燃遍南靖县和溪一带的乡村。红畲、坪仑……等乡村的穷苦人纷纷揭竿而起，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
  黄清旺渐渐明白了，穷人要想有出头的日子，只有起来闹革命。于是，他毅然甩掉了牛鞭，参加了大岭下的农民武装暴动。那年，他才16岁。从此，他开始走了上革命的道路，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大岭下村一带的农民武装暴动，敌人视如洪水猛兽。不久，和溪民团长林介仁、月水民团头子陈仁根、吕阿宝等带领团丁600余人，杀返大岭下村，到处烧杀掳掠。穷人又遭殃了……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谁能阻挡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呢？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闽西党组织派人来了。啊，原来是“阿拐”叔——穷人朝思暮想的“算命先生”！
  “阿拐”叔到来后，立即帮助穷人们重整旗鼓，领导大家与敌人继续进行灵活的有理有节的斗争。他鼓励大家不要灰心，说：“闹革命不像吃饭那样简单，失败有什么可怕呢？有失败，才会有成功……”。
  由于黄清旺参加了革命，土豪劣绅们对他家恨之人骨，把他父亲抓去吊打，迫父亲叫他回家，不要当红军。父亲说：“孩儿长大了，做爹娘的哪能管得着呢？腿长在儿子身上，他愿去哪就去哪。”敌人听了，气得暴跳如雷，把他关押在半山腰的一座山神庙里，说要等黄清旺不参加红军游击队了才要放他。黄清旺的父亲咽不下这口冤气，一天半夜，趁看守的人员不注意，便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爬出山神庙，爬向悬崖，咬咬牙，闭上眼，跳落深谷……
  第二天早上，黄清旺的母亲得悉后，连忙叫上几个穷邻居，迎着漫天大雾，一起上山去找丈夫的尸体，最后才在峡谷里找到，发现还没有断气，但伤势很重，昏迷不醒，立即抬回家治疗。
  当天夜里，黄清旺才知道这个消息。趁着夜幕的掩护，他匆匆忙忙从山上赶回家，哭跪在父亲床前。父亲抚摸着他的头说：“花鼓（黄清旺的乳名）啊，我的乖孩子，你千万不能回来，回来是会被他们抓去杀头的。如今这世道，哪有穷人的活路呢？反正豁出去了，要干，就跟共产党干到底！要替我报仇，要报仇呀！”
  呆了一会儿，家里的人都催他快走，生怕他被敌人抓去。他含泪告别了亲人，黎明前又赶回游击队驻地。
  第三天，黄清旺的父亲因伤势过重，与世长辞了。
  黄清旺家的茅草寮被敌人烧了，年迈体衰的爷爷活活给气死，大妹妹卖给人家，换回3斗大米。无家可归了，黄清旺的母亲只好带着年老的婆婆和两个小女儿到处流浪。在讨饭的路上，婆婆也去世了。就这样，黄清旺的“家”又一次“搬迁”——从龙岩安康逃难到南靖和溪的乐土村。
  此后，黄清旺便在和溪一带打游击。
  乐土村当时有个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的大土豪，住在大土楼里，娶了两个老婆，因小老婆得宠，黄脸大老婆吃醋。为教训教训这个大土豪，并筹些粮款，黄清旺他们就利用这一矛盾，争取了那个大老婆同红军“合作”，来一个里应外合。
  一天夜里，黄清旺他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到那大土豪家的后楼下。过了一会儿，“大老婆”就从二楼后窗口放下三条系在一起的背带（农村妇女背孩子用的长巾）。黄清旺和几个战士援“绳”攀墙，很快钻进二楼，把那些银元、布帛、谷麦等物搬取下楼。运回山上后，把所有的钱物，按三、七比例（“大老婆”三，红军七）进行分配。
  接着，他们就在乐土村干开了，并在鳖坑头土纸作坊里秘密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
  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扩大红军游击队的影响，1934年初夏的一天，黄清旺他们化装奇袭月水村下堀孟圩集，枪毙了罪恶累累的民团头目陈仁根。同年农历8月底，他们在毛南溪东面的虎巷岭伏击和溪民团，打死打伤民团丁多人，缴获了10多支枪和不少子弹。
  林中村有个大恶棍，叫林开怀，曾任金山民团团长，与伪乡长郑锦华不和。黄清旺他们就利用这一矛盾，促使他们动刀枪“火拼”。结果，郑被杀。林就纠集同伙上山为匪，抢劫商旅，作恶多端。为集中力量对付反动民团头目林介仁，他们将林开怀抓到龙岩营州，用3个月时间教育争取他为红军办事。慑于红军游击队的声威，林开怀曾通过旧日好友，为红军采买过一批子弹，也曾为红军送过一些情报。但在1936年白色恐恢异常严重的形势下，他又“反水”了，跟林介仁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在我红军游击队里搞策反，先后拉拢游亚狮等10多人，向国民党自首，还在我基点村和游击区内捕杀红军、游击队和工作团的干部、战士多人。这个反动家伙，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镇压了。
  攻打上杭战
  1935年，黄清旺从闽西南教导队分配到永定四支队当班长，参加了攻打上杭的战斗。
  素有“铜赣州，铁上杭”之称的上杭城，座落在汀江畔，城东是几丈宽的深沟，城西有口大池塘，城北高山陡立，只有城南是开阔的平原地带，但敌人封锁得很严密，筑有四道铁蒺藜，每道相隔两米左右。城内守敌有一个师的兵力，而攻城的红军只有两个团，况且武器装备等方面都不如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要攻破这个固若金汤的城池有很大的困难。
  攻城之前，团首长叫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要从哪个方向攻城，怎样攻？黄清旺微闭着眼睛琢磨着：城东嘛，不行；城西呢，也不行；城北呢，更不行。忽然，他眼睛一亮：“城南，城南！开阔地，便于冲锋……”可一想到那四道铁蒺藜，眼光就立即暗淡下来，铁蒺藜呵，铁蒺藜，你比大山更棘手，我宁可翻越四座大山，也不愿去攀越这四道铁蒺藜。他甚至天真地想，要是没有这铁蒺藜，那该多好啊。
  后来，有几位同志想起了《东周列国志》里田单大摆“火牛阵”的故事，便建议古为今用，也来摆一摆“火牛阵”，向城南“开刀”。团部研究后，决定沿用古代这一战术。
  太阳快下山了，晚霞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把汀江水映得通红。晚饭后，战士们分头到附近村庄里去，把土豪劣绅家的水牛全都给牵来。牛尾巴给缠上破布，蘸上煤油，并拴上鞭炮，牵到冲锋出发地。每人负责一头牛。
  夜深了，上杭城沉睡在茫茫月色中，满天星斗，眨着焦急盼望的眼睛：红军啊，快点儿攻城吧！
  突然，军号悠扬，划破夜的宁静，团首长一声令下，大家一齐点燃牛尾巴上拴着的鞭炮和蘸有煤油的破布。顿时，“噼哩叭啦、噼哩叭啦……”鞭炮响了，声震遐迩；牛尾巴燃烧了，火光烛天。那些水牛，自出娘胎，从未经历过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因此，一头头像着了魔，怒目圆睁，狠命往前飞奔……
  “火牛”怒吼奔腾，排山倒海，第一道铁蒺藜被冲开踩倒了，紧接着，第二道、第三道……。迅猛异常的“火牛”终于冲破重重封锁线。精神抖擞的战士们跟在“火牛”后面，在一片喊杀声中持枪前进。
  刚从酣梦中醒过来的敌人给吓懵了——莫非恶贯满盈，玉皇上帝发怒，派遣天兵天将，驾着火龙讨逆来了？
  敌人开枪扫射了。密集的子弹，像蝗虫般猛扫过来，可怜终身劳碌的水牛——红军的“开路先锋”，一头头倒在血泊之中。红军虽然伤亡不少，但战士们仍然斗志昂扬，前仆后继，奋勇向前。眼看就要打到城门下了，敌人见势不妙，立即关闭城门，龟缩城内负隅顽抗。因城坚敌众，没攻下城池。但敌人被红军顽强的斗志给吓破了胆，紧闭城门十来天不敢露面。
  困难显英雄
  在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敌人采用各种残酷手段，妄图迫使红军、游击队投降，他们封山断路，逐山搜剿，使红军、游击队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这期间，虽然红军、游击队有时也下山打土豪，筹款粮，但绝大部分时间在山上打游击。没有粮食，就挖野菜、竹笋充饥。最难受的就是没盐吃，同志们大都脸色浮肿，四肢无力，患夜盲症的极多。不仅如此，每天还得行军打仗。如碰上雨季，那就更糟糕了，因为没有山洞，搭茅棚又容易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因此，晚上宿营，只能头、背、脚各垫上一块石头当床铺，用雨伞盖身子，那滋味是够呛的。就连这样的“雨中觉”都睡不安稳，一发现敌情，就得立即起“床”，投入战斗。有时雨夜行军，泥泞山道，又陡又滑，一夜走不到10里路。起初，黄清旺他们都拄着拐杖行军，敌人常常顺着那深深的拐杖痕迹跟踪追击，后来只好把拐杖也扔了。
  一天夜里，黄清旺与战友们一起穿越龙岩新祠——适中之间的一段土路，要去抓土豪。他们蹑手蹑脚，连大气都不敢出，悄悄绕过碉堡群时，有一个战士（文书）在跳公路沟时实在忍不住了，放了一个响屁，跟在他后面的一位新兵“吃吃”地笑了，笑声惊动了岗楼上的敌人。敌人立即朝下开枪，但不敢出楼追击。幸亏是黑夜，没伤着人。第二天，这个喜欢笑的新战士被关了三天禁闭反省。
  烈火见真金，困难显英雄。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每个战士都经历过严峻的考验，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没有人悲观，没有人失望，而是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去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并在斗争中逐步摸清敌人的规律，找出对付敌人的办法：你来这里搜山，我就在你那里“隐蔽”，实行“换防”，打得赢就打，打不蠃时就走。
  当时，在红军游击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没有枪，没有炮，
  就向敌人那里要；
  没有盐，没有粮，
  就向敌人手中抢。
  1935年除夕，黄清旺他们到和溪林中村抓土豪林福经。那天，因林福经在炮楼里过年，不敢回家，他们就将他家的猪、鸡、鸭给杀了，把牛牵走，还把他最宠爱的小老婆抓到龙岩莒州，迫使他拿300块银元来赎人。另一次是到半岭村捉土豪吕福良未遂，就将其母抓来关在山上。吕福良不得不交出300块光洋、两支驳壳枪和一些子弹，红军才让他将其母领回。
  就这样，黄清旺他们在革命的熔炉中千锤百炼，成为砸不烂、拖不垮、打不散的铁军。
  改编赴前线
  “西安事变”后没几个月，芦沟桥上的炮声响了，全国各地的抗日浪潮汹涌澎湃。不久，闽西南党组织派人来了，说党中央已决定，为共同抗日，要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必须下山接受国民党的改编，而且要穿国民党军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黄清旺与其他指战员一样想不通：“五角星”（红军帽徽）与“十二角星”（国民党帽徽）打了10年的仗，现在要摘下“五角星”，换上“十二角星”，这不等于向反动派投降吗？这样对得起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吗？我们的血海深仇还要不要报？
  上级领导在军人大会上动员说：“同志们，帽子和衣服虽然是‘白’的，但这是为了共同抗日，请大家不要计较这些形式，穿起来后，我们的心还是红的。”会场很安静，大家都好像在专心听讲，实际上脸都绷得紧紧的，没有一点儿笑容。上级领导接着说：“‘青天白日’本来是孙中山的，孙中山是革命的。改编和投降是两码事，我们现在的6个支队的领导人基本不变，只是改名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而已……”。
  经过多次的宣传动员，指战员们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可就在这时候，传来了闽南发生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由于下山改编缺乏经验，丧失警惕，红三团近1000名指战员在漳浦县城被国民党缴了械）。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心中炸。在这种情况下，改编工作更加难以进行了。
  后来，党中央从延安派王集成和老李两同志来到金丰大山，继续动员下山改编。黄清旺一看到王集成同志也穿国民党军装，十分反感，用憎恨的眼光瞪着他，还当面骂他是“叛徒”。当时，红军一致赞成抗日，但对下山改编普遍存在三个顾虑：一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太深了，不愿与他们合作。二是怕下山改编后被他们“吃掉”，因为红军人少。三是担心留在当地的家属遭迫害。
  王集成同志针对大家的思想，深入到战士中间做调查，和战士们促膝谈心，还亲自讲课，进行形势和任务的教育。他耐心地解释道：“同志们憎恨‘青天白日’是有道理的，但现在要懂得更大的道理。国民党反动派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痛苦和灾难，全国人民是会斥责他们的。而我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和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战，这一切，我们的后代是会牢记在心的。今天，我们戴上国民党发的黄帽子，也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和解放……”
  王集成同志再三进行动员后，就将国民党军装发给指战员们，要大家穿上。他说，想不通的等想通后再穿。许多战士领回国民党军装后，都流下了委屈的眼泪，把红五星和领章郑重地珍藏在背包里。有的同志把领回的国民党军装撕成条条当绑带、打草鞋。王集成同志指示，给撕掉的同志再补发一套。结果，补了又撕，撕了又补，直到全部穿上为止。
  群众见到红军穿上了“白狗服”，不理解的也骂红军是“叛徒”、“投降派”，这对部队影响很大。因此，各支队先后出现“开小差”（不穿国民党军装，回家继续与敌人干到底）的事。黄清旺的营部特务排排长和张连长就是那时跑的。他们一跑，战士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了。
  一天夜里，黄清旺和其他5个班长，边喝酒，边商量，决定离开部队，一起出去打游击，结果被发现了。因为那5个班长主张带枪出走，所以全都被公审处决了。黄清旺不同意带枪走，被停止党内生活1年和罚做苦工1个月。
  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绝大多数同志转变了思想。当然也还有没想通的，但再也不敢有越轨的行为了。
  不久，黄清旺他们下山改编。但吸取了“漳浦事件”的教训，分期分批进行，地点由红军选定，都是背靠大山。一部分同志下山接受改编，一部分仍留在山上警戒，使整个部队顺利地改编为两个团：三团由原一、三、七支队和岩南漳游击队合编而成，团长丘金声，副团长廖海涛。点编的人数约1000多人（大部分是动员参军的新兵）。
  不久，黄清旺也随部队开赴前线，北上抗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