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在没有梅花的地方安家落户
  1970年，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全国无数机关干部纷纷下放农村，进行“重新学习”。当年，下放到南靖的省直机关干部数以千计，每个大队都分配到好儿位——不，更确切地说，是好几家，因为每位下放干部都是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来这里安家落户的。
  当年，我只有28岁，是福建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位年轻助教，但也同样逃脱不了举家下放的命运。说是“举家”，其实只有我和我妻子汪兰两口子。另外还有一位，不知是男是女，还没出生呢！
  到县里报到时，我指了指妻子隆起的肚子，请求能照顾到一个有公路、能通汽车的地方，以便于不久后分娩。大概是我们的要求不高吧？负责接待的县革委会工作人员当即满口答应，大笔一挥，就把我俩安排去了梅林公社——我在璞山大队任工作组副组长，汪兰则到隔壁坎下大队的“南靖县长教小学”初中班任教。
  我们在位于猪圈前面的县招待所住了一夜。查了查随身携带的地图，这才发现，梅林是全县最边远的公社，与龙岩县的适中、永定县的苦竹交界，从县城进去，要翻越一座天岭——这座与新疆天山同名的山，想必也是颇有点高度的了。虽然也通公路也通汽车，但我还是担心妻子分娩的事，毕竟，山高路远，人生地不熟，我们又是要初为人父，初为人母。
  倒还是汪兰勇敢，她劝慰我道：“山里人祖祖辈辈都生得下孩子，我就不信我们会生不下来！”是啊，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但愿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难题。
  于是，我转念琢磨起地名来：梅林，这名字颇有诗意，想必是个梅花盛开的地方。陆游不是有诗句叫“一树梅花一放翁”吗？作为下放干部，这“放”字于我颇为相宜，只是我才28岁，还不到称“翁”的年龄。至于“南靖县长教小学”，这名字有点怪怪的，明明是坎下村，何以称“长教”呢？是意味着妻子要长期在此执教吗？还有，如果念成“南靖县长——教小学”，岂不十分有趣？
  胡思乱想过后，天就亮了。我们坐上每天唯一的一趟班车，进山去也。
  经过坑坑洼洼的南坑和没有船只的船场，翻过九曲十八盘的天岭，穿过勉强可称之为山间小盆地的书洋，终于到了坎下停车点。举目四望，没见到一棵梅树，一朵梅花，倒见不少或方或圆的客家土楼，像一个个巨大的句号，在我心中引出了无数问号和惊叹号。
  看得出，这里很穷，所谓“南靖县长”教的小学——南靖县长教小学，只有两排平屋，墙上没有粉刷，地上没有铺砖，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好在教师宿舍却是小溪边的一幢双层砖楼。好在我们的行李并不多，只有两袋衣被，外加四只“飞马”牌香烟纸箱，里头装的全是书，“孔夫子搬家——尽是书”么！我们在楼下一小间安了家，推窗一望，一群白鹅正在潺潺流动的溪水中嘎嘎欢叫，这场景，一下子就让人高兴起来，因为我们想起了骆宾王的名诗：
  “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唯一让人遗憾的是，溪边无处寻觅梅花的芳踪。好在有一棵常青的大榕树，还有一棵梨树，与我们朝夕相伴。
  此后，我每天一早到璞山大队上班，无非是催收、催种、催征粮之类，有时也在所谓“政治夜校”里教唱歌——当然，都是斗志昂扬的“毛主席语录”歌。而汪兰，则一边教书，一边静静地等待孩子的出生。没有医院作产前体检，我们只能反复钻研随身带来的一本《农村医生手册》。临产期快到了，发现她脚上浮肿，我就每天早晚扶着她在溪边散步。
  初为人父人母
  两个多月之后，随着山中的枫叶纷纷落地，我的女儿也哇哇坠地了。
  她的诞生，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许多。
  时值冬天，山间自然严寒，夜间犹甚。我虽然准备了炉子和木炭，早早就燃起了炭火，但到最关键时候，即女儿哇哇坠地的下半夜，手忙脚乱之际，忘了添炭，炉火熄灭了。可怜我的女儿，刚出生的那一时刻，便尝到了人间的寒冷。此其一。
  其二，因为距公社保健院很远，我们便把产房设在自己的宿舍里。没有正规的助产士，只有一位邻居大嫂，据说曾到公社保健院培训过一段时间，便成了我们唯一能请来的土接生员。她的唯一工具，只有一把剪刀，外加一盏消毒用的酒精灯。偏偏我的女儿又是“脐带绕颈”——属于难产的一种。她大概也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吧？好不容易把女儿接了下来，就一把递给我，气喘吁吁地说：
  “现在，我只能照顾大入了，这小孩，就交给你处理吧！”
  当时，在产房里的，只有我，外加从家乡莆田赶来帮忙的我的小妹妹青青。我们兄妹俩只好用土制的草纸，把红通通、皱巴巴、粘糊糊的婴儿擦了擦，再用小毛巾毯子把她围了起来。她倒也很勇敢，哭了几声，就眯着眼睛、嘟着小嘴寻找起她母亲的奶头来。等她安静下来，窗户也就微微露出了一抹鱼肚白——天快亮了。于是，我们这才分身重新把炉火燃点起来。
  第二天中午，我抽了个空，亲自翻山越岭跑到公社邮局，给远在莆田老家的亲人们拍了个电报。为节省时间和邮费，我只用了最简单的四个字：“母女平安。”
  万万没想到，这封四字电报传到莆田乡下邮局时，又被漏译了一个字，变成了“母平安。”害得我那年迈的祖母，也就是我女儿的曾祖母，以为电报里不提生男还是生女，肯定是事出有因，母亲还平安，而其他已不存在了，为此，她老人家和全家亲人哭了好多天，直到收到我后来的一封信，才真相大白，破涕为笑。
  不过，在梅林地区生孩做月子，也有好处：这里山青水秀，空气好，东西也很便宜，记得一颗鸡蛋才几分钱，一串溪鱼才几角钱，鸡、鸭、鹅肉每斤也只有两三元钱，母女俩及全家的营养倒也丰富，入乡随俗，汪兰还以米酒当水喝呢！在全国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我们的小女儿就这样静悄悄地在山间健康成长。
  为女儿取名时，我想到此地四面环山，开门见山，出门爬山，山外还有万重山，便忽发奇想，索性把她取名为“陈山”好了。但妻子不同意，嫌这名字有点男性化，就按谐音正式定名为“陈珊”——海中的珊瑚，红艳艳的，倒适合做女孩子的名字，当然，也更符合当年见红大吉的革命色彩。
  女儿的第一张照片
  1971年的春节，就在与女儿的逗笑声中快乐地度过了。
  不知不觉间，她已经两个半月了。应该为她照一张相了，好留个珍贵的纪念，同时，也寄回家乡，以告慰那些她尚未见过面并一直挂念她的亲人们。
  可是，到哪儿去照相呢？这在今天城乡，简直易如反掌的一件区区小事，在当年，在穷乡僻壤，简直成为一种奢望。是啊，面对重重叠叠的大山，我们到哪里寻找照相馆呢？
  幸好，一位邻居来告：隔邻公社书洋的圩场上，常有一个永定人过来照相。山间圩市，按传统惯例，是五天一圩，如今“学大寨”，已改为十天一次了。捱到了圩日那天，我和妻子把女儿精心打扮了一番，便轮番抱着她走了二十里路，终于到了那个巴掌大的圩场。
  那年头，正在搞“以粮为纲”，圩场上只零零散散地摆着一些鸡鸭鹅兔之类的活物、泥鳅田螺之类的野物和锅瓢碗盏之类的杂物。倘若没有那头穿山甲吸引了一大圈围观者，这圩场简直没有一点活力。我们耐着性子在场子里穿了几个来回，却始终不见那位可爱的摄影师。
  问圩尾卖甘蔗的一位老头，他长叹一声，低声道：
  “砸了，全砸了，镜头全砸了，上一圩，他被戴红袖圈的人说是外流人员，赶走了，镜头也砸了！”
  大概是我们失望的表情让他同情，老人递过来两截甘蔗，安慰道：
  “要照相，到县城去吧，那里的人民照相馆，是有执照的！”
  可是，从这里至县城，要翻越九曲十八盘的天岭，每天只发一班车，还得在县城住宿，谈何容易！
  我们只得抱着女儿，怏怏而归。
  天无绝人之路。不久，县里要开大会，突然记起了我这个隐居山里的秀才，通知我去帮忙整理材料。既然我的旅差费可以报销，那么，何不携妻女同至县城照一张相？
  主意打定，说走就走，我们便提前一天搭上了那一趟唯一的班车，在九曲十八盘的天岭上颠簸了一个上午，总算安抵县城。
  急急忙忙赶到县城唯一的那家人民照相馆，抬头一看，全傻了，紧闭的大门口贴着一张告示，告示上先引了一段“最高指示”，接着赫然写道：
  “因革命需要，本馆暂停营业十天。”
  我的天，难道我这大半天汽车白坐了？我和我妻子抱着女儿挤进县城唯一的一家照常营业的饭店，胡乱喝了一碗面汤，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那年，我毕竟血气方刚，很快便下了决心：
  “走，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到漳州照相去！”
  从县城到漳州，不足一百里，抓紧时间，一个下午还可以来回呢！
  于是，我们又急匆匆折回汽车站。不料，一趟班车刚走，下一趟还得再等两个钟头。
  “算了，有什么车坐什么车，分段走，走一步算一步！”
  我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带上妻女，不顾一切地跳上了一辆刚要开动的客车，坐到了与漳州市郊毗邻的靖城。但靖城开往漳州的班车又已开走，我便出高价雇了一辆脚踏三轮车，让蹬车的师傅紧蹬着往漳州而去……
  北风卷起九龙江岸因“改天换地”而到处堆积的黄沙黄土，漫漫黄尘肆无忌惮地朝我们心上，脸上，身上摔打而来。我紧紧抱着因哭累而睡熟的女儿，咬紧牙关，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为了让女儿照一张相，全豁出去吧！”
  好不容易进了漳州，先到汽车站买了返程的最后一班车的车票，屈指一算，所剩下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了。于是，我们又坐上三轮车，奔向最近的一家照相馆。一进门，我便大喊：
  “同志，我们赶了两百多里路，给孩子照张相，只剩下十分钟了，请，请赶快！”
  摄影师看见我们风尘仆仆的样子，十分同情，立即就摆开了拍摄的架势。于是，女儿坐在前头的椅轿上，我和妻子并肩站在她的背后……
  就在摄影师对准我们的那几分钟，我像一位在茫茫大沙漠上经过长途跋涉之后，突然发现绿洲的旅人那样，所有的奔波、辛劳、失望、焦虑和气愤，一下子像大山一样压了下来，一种过度紧张之后突然的松弛，使我感到一阵晕眩，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皮……
  “咔嚓”一声，摄影师已按动了快门。
  半个月之后，这张花费了我将近半个月工资的相片，女儿的第一张相片，终于寄到了我们的手中。
  然而，照片中的妻子，勉强笑着，笑得有点凄清。我呢，风尘仆仆，一脸疲惫不堪的角色，更可笑的是，我的两眼仅微微睁开一条缝，似乎正在打瞌睡。只有女儿什么都不懂，她坐在椅轿上，一边吐着舌头，一边睁大明亮的眼睛，惊奇地盯着这个新鲜而又陌生的世界。
  这，就是我女儿出生后的第一张照片，一张唯一的，任何摄影大师用任何特技都无法重拍的第一张相片。
  在荒唐的岁月，这只是一件荒唐的小事。睁一眼，闭一眼，也许正是当年我最真实的写照吧！
  创办梅林中学
  春耕以后，公社任命我为工作组组长，到九龙坡创办梅林中学。于是，我把女儿交给妻子和妹妹，只身翻山越岭到公社报到，从此揭开了人生道路上粉笔生涯的短暂一幕。
  所谓九岭坡，是九座蜿蜒起伏的荒山坡，前不靠村，后不靠店，面对清溪，背临深谷，有人曾看见在茅草窝里，有华南虎的尾巴像色彩斑斓的旗杆高高翘起，但这仅仅只是传说而已。有一次，我倒亲眼目睹过溪对岸的红色狐狸，像一团燃烧的火苗流星般地窜了过去。
  当时，九龙坡的荒山坡上，只有几排废弃不用的战备兵营，门窗洞开，如同老人们张开没牙的大嘴。但客家人富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也许是穷怕了，办学的热情特别高涨，报名的学生多达200多人，其中有的年龄比我还大，个子比我还高。为了不辜负乡亲们的厚爱和重托，我们几位工作组组员（清一色的下放干部），连同当地调来的几位公办和民办教师，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开学前的准备工作。好在公社很慷慨，给了一面国旗，两个热水瓶，六盏煤油灯，外加几千斤木薯苗。至于门窗、黑板、桌椅、床架等木料，用多少取多少，一律免费，反正山区有的是。
  办学首先要有个校名牌，于是，我从领袖的诗词墨宝里找出了四个字：
  梅——梅花欢喜漫天雪；
  林——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中——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学——不可沽名学霸王。
  我努力仿照伟人的笔体，用红油漆在白色的校牌上书写了“梅林中学”四个大字，围观的群众全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庆贺本乡本土第一所中学的庄严诞生。
  尽管预订的课本迟迟没有运来，但五星红旗已插上九龙坡顶，学校于9月1日正式开学。没有鼓乐喧天鞭炮雷鸣，也没花环彩带鸽子放飞直上蓝天，总之，没有任何庆典仪式，因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下列周程表：
  第一周修补校舍
  第二周抢种木薯
  第三周挖山开辟小操场
  第四周请科岭老红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到了第五周，课本还没到，怎么办？工作组连同全校公办、民办教师紧急开会研讨对策，大家遵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最高指示，决定自编乡土教材，先教给学生一些农村里最实用的知识。好在公社又及时支援了钢板蜡纸，好在下放干部中不缺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于是，我编出了《农村应用文12例》；原农学院助教开讲《水稻病虫害防治》；原中医学院助教带领学生上山辨识采集中草药。还有一位女同志是原部队文工团的团员，她便给大家教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后来，还排练出《赴宴斗鸠山》的选段，在公社礼堂里演出呢！我在剧中还粉墨登场，扮演了李玉和这一角色，吊起嗓子，唱起了“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遥想此生，我曾写过剧本，演过话剧，但作为京剧的票友，这还是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当年我们这些人，说不清是干部，是教师，还是农民？我们的学校，也说不清是小学，是中学，还是半耕半读的农业职业中学？反正，对于一张白纸来说，能描上的都是美丽的画图，对于求知若渴、饥不择食的心田来说，能播下的全是希望的种子……
  终于盼来了正式的课本，我们一个个全都已经瘦了一圈，因而，每一双眼睛全都显得特别大，特别圆鼓鼓的。
  火的圣浴
  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中，坎坷、泥泞、风霜、雨雪，乃至于种种突如其来的灾祸，全都在所难免。
  危难之际，能伸出友谊之手拉你一把，让你挣脱死神纠缠的人，有的是你素昧平生、根本不认识的人，只不过你遇险时，他恰巧路过，顺手拉了你一把，延续了你的宝贵生命；有的，则是你周围普普通通的人，平时，他毫不起眼，你未必注意他，看重他，然而，正是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成为你的救命恩人。
  在九龙坡办学的岁月中，我就曾经经历过一场火的圣浴。
  那天中午，后山的森林里突然冒出了滚滚浓烟，紧接着，熊熊的火苗窜上了树梢，燥热的气流连同焦味旋即卷了过来，学生们惊叫着，整个校园都在震颤。按照当年最流行的一句口号：“火光就是命令”，全校师生立即组织起来，分头上山扑火。我也带领一支队伍，冲上山去。平日里甚觉崎岖的小路、丛生的荆棘这时全不在话下，我们很快便赶到了着火的地点。
  但这对于我来说，毕竟是平生第一次，毫无经验。好在山区的学生个个训练有素，他们用砍刀砍下带叶的松枝，分给我一枝，要我跟他们在顺风处站成一排，一起往前扑打。
  山峦起伏，地形复杂，浓烟遮断了视线，火舌像毒蛇般乱窜，阵阵热浪席卷而来。我们且扑且进，当发现正身处一个深井似的山谷时，身边只剩下七八位学生，与大队人马已无法再联系了。
  热风在山谷中回旋，时而东来，时而西来，顺风、逆风？此时此地，已难以判断。一棵本已烧焦的大树突然从树梢处爆出大火球来，顿时，火星、火花、火箭四处进溅，落地后又引发出无数新的火蛇乱钻乱窜。山谷底部全是易燃的茅草，我们随时都可能陷入烈火的包围圈，情况十分危急！
  有经验的学生们纷纷建议突围。
  可是，往哪个方向突围？往东还是往西，往上不是往下？这可是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烟熏火燎中众说纷纭，我也一时没了主意。
  突然，一位细高个子的学生大喊一声：“老师，不能再拖了，赶紧先往上跑，高处才能看清方向！”
  于是，他马上成为我们的领袖，大家都听从他的指挥往上突围。
  不料，殿后的我却一个趔趄，掉进了一个深坑。又是他，及时回头发现了，他马上过来，伸出细长的手臂，用力把我拉了上去。
  好不容易上了坡，从高处回头一看，好险！刚才我们所处的山谷底部，已是一片熊熊的火海……
  人不可貌相。这位细高个的学生平时在班上毫不出众。一篇《寻牛启事》的短短应用文错了八个字。课堂上提问到他时，他双眼老盯着桌上的铅笔盒，脸涨得通红。路遇老师，他也不懂得招呼，只是腼腆地闪在一旁憨笑。而正是他，细长的身影在火海中站成一棵擎天大树。
  他，不仅仅是我的救命恩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我的老师，他在火海中的那一声吆喝：“高处才能看清方向”，正是我一生中，时时处处都应该遵遁的人生格言。
  1971年11月，我在梅林中学工作还不满一个学期，县革委会来了一纸调令，要我到县报道组去当一名“土记者”。为此，我不得不一步一回头地告别九龙坡，告别那些可爱的山区孩子，告别与我历尽艰辛共同创办梅林中学的战友们。翌年3月，妻子汪兰也调进南靖一中任教。于是，我们举家告别梅林，从内山迁往山城，又在南靖翻开了我们下放生涯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篇章。
  作者附记：2000年，我和汪兰重返阔别了30年的梅林。我们高兴地看到，当年的长教学校和梅林中学都盖起了许多新校舍，山区的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往昔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还到当年女儿出生的那幢双层楼旧地重游，溪边的老榕树依然枝青叶茂，郁郁苍苍，让人为之眷恋不己。我们特地在树下摄影留念，并把照片寄往美国，让已在美国定居的女儿也能一睹她出生时的场景。人的一生，有可能走遍天涯海角，浪迹异国它邦，但有些地方是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比如她的家乡，她的出生地，连同她的祖国。因为这是她的根，她的摇篮血地，她的生命的起点，也是支撑她精神的一根强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