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下放梅林的日子
  章武
  在没有梅花的地方安家落户
  1970年，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全国无数机关干部纷纷下放农村，进行“重新学习”。当年，下放到南靖的省直机关干部数以千计，每个大队都分配到好儿位——不，更确切地说，是好几家，因为每位下放干部都是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来这里安家落户的。
  当年，我只有28岁，是福建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位年轻助教，但也同样逃脱不了举家下放的命运。说是“举家”，其实只有我和我妻子汪兰两口子。另外还有一位，不知是男是女，还没出生呢！
  到县里报到时，我指了指妻子隆起的肚子，请求能照顾到一个有公路、能通汽车的地方，以便于不久后分娩。大概是我们的要求不高吧？负责接待的县革委会工作人员当即满口答应，大笔一挥，就把我俩安排去了梅林公社——我在璞山大队任工作组副组长，汪兰则到隔壁坎下大队的“南靖县长教小学”初中班任教。
  我们在位于猪圈前面的县招待所住了一夜。查了查随身携带的地图，这才发现，梅林是全县最边远的公社，与龙岩县的适中、永定县的苦竹交界，从县城进去，要翻越一座天岭——这座与新疆天山同名的山，想必也是颇有点高度的了。虽然也通公路也通汽车，但我还是担心妻子分娩的事，毕竟，山高路远，人生地不熟，我们又是要初为人父，初为人母。
  倒还是汪兰勇敢，她劝慰我道：“山里人祖祖辈辈都生得下孩子，我就不信我们会生不下来！”是啊，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但愿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难题。
  于是，我转念琢磨起地名来：梅林，这名字颇有诗意，想必是个梅花盛开的地方。陆游不是有诗句叫“一树梅花一放翁”吗？作为下放干部，这“放”字于我颇为相宜，只是我才28岁，还不到称“翁”的年龄。至于“南靖县长教小学”，这名字有点怪怪的，明明是坎下村，何以称“长教”呢？是意味着妻子要长期在此执教吗？还有，如果念成“南靖县长——教小学”，岂不十分有趣？
  胡思乱想过后，天就亮了。我们坐上每天唯一的一趟班车，进山去也。
  经过坑坑洼洼的南坑和没有船只的船场，翻过九曲十八盘的天岭，穿过勉强可称之为山间小盆地的书洋，终于到了坎下停车点。举目四望，没见到一棵梅树，一朵梅花，倒见不少或方或圆的客家土楼，像一个个巨大的句号，在我心中引出了无数问号和惊叹号。
  看得出，这里很穷，所谓“南靖县长”教的小学——南靖县长教小学，只有两排平屋，墙上没有粉刷，地上没有铺砖，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好在教师宿舍却是小溪边的一幢双层砖楼。好在我们的行李并不多，只有两袋衣被，外加四只“飞马”牌香烟纸箱，里头装的全是书，“孔夫子搬家——尽是书”么！我们在楼下一小间安了家，推窗一望，一群白鹅正在潺潺流动的溪水中嘎嘎欢叫，这场景，一下子就让人高兴起来，因为我们想起了骆宾王的名诗：
  “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唯一让人遗憾的是，溪边无处寻觅梅花的芳踪。好在有一棵常青的大榕树，还有一棵梨树，与我们朝夕相伴。
  此后，我每天一早到璞山大队上班，无非是催收、催种、催征粮之类，有时也在所谓“政治夜校”里教唱歌——当然，都是斗志昂扬的“毛主席语录”歌。而汪兰，则一边教书，一边静静地等待孩子的出生。没有医院作产前体检，我们只能反复钻研随身带来的一本《农村医生手册》。临产期快到了，发现她脚上浮肿，我就每天早晚扶着她在溪边散步。
  初为人父人母
  两个多月之后，随着山中的枫叶纷纷落地，我的女儿也哇哇坠地了。
  她的诞生，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许多。
  时值冬天，山间自然严寒，夜间犹甚。我虽然准备了炉子和木炭，早早就燃起了炭火，但到最关键时候，即女儿哇哇坠地的下半夜，手忙脚乱之际，忘了添炭，炉火熄灭了。可怜我的女儿，刚出生的那一时刻，便尝到了人间的寒冷。此其一。
  其二，因为距公社保健院很远，我们便把产房设在自己的宿舍里。没有正规的助产士，只有一位邻居大嫂，据说曾到公社保健院培训过一段时间，便成了我们唯一能请来的土接生员。她的唯一工具，只有一把剪刀，外加一盏消毒用的酒精灯。偏偏我的女儿又是“脐带绕颈”——属于难产的一种。她大概也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吧？好不容易把女儿接了下来，就一把递给我，气喘吁吁地说：
  “现在，我只能照顾大入了，这小孩，就交给你处理吧！”
  当时，在产房里的，只有我，外加从家乡莆田赶来帮忙的我的小妹妹青青。我们兄妹俩只好用土制的草纸，把红通通、皱巴巴、粘糊糊的婴儿擦了擦，再用小毛巾毯子把她围了起来。她倒也很勇敢，哭了几声，就眯着眼睛、嘟着小嘴寻找起她母亲的奶头来。等她安静下来，窗户也就微微露出了一抹鱼肚白——天快亮了。于是，我们这才分身重新把炉火燃点起来。
  第二天中午，我抽了个空，亲自翻山越岭跑到公社邮局，给远在莆田老家的亲人们拍了个电报。为节省时间和邮费，我只用了最简单的四个字：“母女平安。”
  万万没想到，这封四字电报传到莆田乡下邮局时，又被漏译了一个字，变成了“母平安。”害得我那年迈的祖母，也就是我女儿的曾祖母，以为电报里不提生男还是生女，肯定是事出有因，母亲还平安，而其他已不存在了，为此，她老人家和全家亲人哭了好多天，直到收到我后来的一封信，才真相大白，破涕为笑。
  不过，在梅林地区生孩做月子，也有好处：这里山青水秀，空气好，东西也很便宜，记得一颗鸡蛋才几分钱，一串溪鱼才几角钱，鸡、鸭、鹅肉每斤也只有两三元钱，母女俩及全家的营养倒也丰富，入乡随俗，汪兰还以米酒当水喝呢！在全国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我们的小女儿就这样静悄悄地在山间健康成长。
  为女儿取名时，我想到此地四面环山，开门见山，出门爬山，山外还有万重山，便忽发奇想，索性把她取名为“陈山”好了。但妻子不同意，嫌这名字有点男性化，就按谐音正式定名为“陈珊”——海中的珊瑚，红艳艳的，倒适合做女孩子的名字，当然，也更符合当年见红大吉的革命色彩。
  女儿的第一张照片
  1971年的春节，就在与女儿的逗笑声中快乐地度过了。
  不知不觉间，她已经两个半月了。应该为她照一张相了，好留个珍贵的纪念，同时，也寄回家乡，以告慰那些她尚未见过面并一直挂念她的亲人们。
  可是，到哪儿去照相呢？这在今天城乡，简直易如反掌的一件区区小事，在当年，在穷乡僻壤，简直成为一种奢望。是啊，面对重重叠叠的大山，我们到哪里寻找照相馆呢？
  幸好，一位邻居来告：隔邻公社书洋的圩场上，常有一个永定人过来照相。山间圩市，按传统惯例，是五天一圩，如今“学大寨”，已改为十天一次了。捱到了圩日那天，我和妻子把女儿精心打扮了一番，便轮番抱着她走了二十里路，终于到了那个巴掌大的圩场。
  那年头，正在搞“以粮为纲”，圩场上只零零散散地摆着一些鸡鸭鹅兔之类的活物、泥鳅田螺之类的野物和锅瓢碗盏之类的杂物。倘若没有那头穿山甲吸引了一大圈围观者，这圩场简直没有一点活力。我们耐着性子在场子里穿了几个来回，却始终不见那位可爱的摄影师。
  问圩尾卖甘蔗的一位老头，他长叹一声，低声道：
  “砸了，全砸了，镜头全砸了，上一圩，他被戴红袖圈的人说是外流人员，赶走了，镜头也砸了！”
  大概是我们失望的表情让他同情，老人递过来两截甘蔗，安慰道：
  “要照相，到县城去吧，那里的人民照相馆，是有执照的！”
  可是，从这里至县城，要翻越九曲十八盘的天岭，每天只发一班车，还得在县城住宿，谈何容易！
  我们只得抱着女儿，怏怏而归。
  天无绝人之路。不久，县里要开大会，突然记起了我这个隐居山里的秀才，通知我去帮忙整理材料。既然我的旅差费可以报销，那么，何不携妻女同至县城照一张相？
  主意打定，说走就走，我们便提前一天搭上了那一趟唯一的班车，在九曲十八盘的天岭上颠簸了一个上午，总算安抵县城。
  急急忙忙赶到县城唯一的那家人民照相馆，抬头一看，全傻了，紧闭的大门口贴着一张告示，告示上先引了一段“最高指示”，接着赫然写道：
  “因革命需要，本馆暂停营业十天。”
  我的天，难道我这大半天汽车白坐了？我和我妻子抱着女儿挤进县城唯一的一家照常营业的饭店，胡乱喝了一碗面汤，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那年，我毕竟血气方刚，很快便下了决心：
  “走，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到漳州照相去！”
  从县城到漳州，不足一百里，抓紧时间，一个下午还可以来回呢！
  于是，我们又急匆匆折回汽车站。不料，一趟班车刚走，下一趟还得再等两个钟头。
  “算了，有什么车坐什么车，分段走，走一步算一步！”
  我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带上妻女，不顾一切地跳上了一辆刚要开动的客车，坐到了与漳州市郊毗邻的靖城。但靖城开往漳州的班车又已开走，我便出高价雇了一辆脚踏三轮车，让蹬车的师傅紧蹬着往漳州而去……
  北风卷起九龙江岸因“改天换地”而到处堆积的黄沙黄土，漫漫黄尘肆无忌惮地朝我们心上，脸上，身上摔打而来。我紧紧抱着因哭累而睡熟的女儿，咬紧牙关，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为了让女儿照一张相，全豁出去吧！”
  好不容易进了漳州，先到汽车站买了返程的最后一班车的车票，屈指一算，所剩下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了。于是，我们又坐上三轮车，奔向最近的一家照相馆。一进门，我便大喊：
  “同志，我们赶了两百多里路，给孩子照张相，只剩下十分钟了，请，请赶快！”
  摄影师看见我们风尘仆仆的样子，十分同情，立即就摆开了拍摄的架势。于是，女儿坐在前头的椅轿上，我和妻子并肩站在她的背后……
  就在摄影师对准我们的那几分钟，我像一位在茫茫大沙漠上经过长途跋涉之后，突然发现绿洲的旅人那样，所有的奔波、辛劳、失望、焦虑和气愤，一下子像大山一样压了下来，一种过度紧张之后突然的松弛，使我感到一阵晕眩，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皮……
  “咔嚓”一声，摄影师已按动了快门。
  半个月之后，这张花费了我将近半个月工资的相片，女儿的第一张相片，终于寄到了我们的手中。
  然而，照片中的妻子，勉强笑着，笑得有点凄清。我呢，风尘仆仆，一脸疲惫不堪的角色，更可笑的是，我的两眼仅微微睁开一条缝，似乎正在打瞌睡。只有女儿什么都不懂，她坐在椅轿上，一边吐着舌头，一边睁大明亮的眼睛，惊奇地盯着这个新鲜而又陌生的世界。
  这，就是我女儿出生后的第一张照片，一张唯一的，任何摄影大师用任何特技都无法重拍的第一张相片。
  在荒唐的岁月，这只是一件荒唐的小事。睁一眼，闭一眼，也许正是当年我最真实的写照吧！
  创办梅林中学
  春耕以后，公社任命我为工作组组长，到九龙坡创办梅林中学。于是，我把女儿交给妻子和妹妹，只身翻山越岭到公社报到，从此揭开了人生道路上粉笔生涯的短暂一幕。
  所谓九岭坡，是九座蜿蜒起伏的荒山坡，前不靠村，后不靠店，面对清溪，背临深谷，有人曾看见在茅草窝里，有华南虎的尾巴像色彩斑斓的旗杆高高翘起，但这仅仅只是传说而已。有一次，我倒亲眼目睹过溪对岸的红色狐狸，像一团燃烧的火苗流星般地窜了过去。
  当时，九龙坡的荒山坡上，只有几排废弃不用的战备兵营，门窗洞开，如同老人们张开没牙的大嘴。但客家人富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也许是穷怕了，办学的热情特别高涨，报名的学生多达200多人，其中有的年龄比我还大，个子比我还高。为了不辜负乡亲们的厚爱和重托，我们几位工作组组员（清一色的下放干部），连同当地调来的几位公办和民办教师，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开学前的准备工作。好在公社很慷慨，给了一面国旗，两个热水瓶，六盏煤油灯，外加几千斤木薯苗。至于门窗、黑板、桌椅、床架等木料，用多少取多少，一律免费，反正山区有的是。
  办学首先要有个校名牌，于是，我从领袖的诗词墨宝里找出了四个字：
  梅——梅花欢喜漫天雪；
  林——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中——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学——不可沽名学霸王。
  我努力仿照伟人的笔体，用红油漆在白色的校牌上书写了“梅林中学”四个大字，围观的群众全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庆贺本乡本土第一所中学的庄严诞生。
  尽管预订的课本迟迟没有运来，但五星红旗已插上九龙坡顶，学校于9月1日正式开学。没有鼓乐喧天鞭炮雷鸣，也没花环彩带鸽子放飞直上蓝天，总之，没有任何庆典仪式，因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下列周程表：
  第一周修补校舍
  第二周抢种木薯
  第三周挖山开辟小操场
  第四周请科岭老红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到了第五周，课本还没到，怎么办？工作组连同全校公办、民办教师紧急开会研讨对策，大家遵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最高指示，决定自编乡土教材，先教给学生一些农村里最实用的知识。好在公社又及时支援了钢板蜡纸，好在下放干部中不缺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于是，我编出了《农村应用文12例》；原农学院助教开讲《水稻病虫害防治》；原中医学院助教带领学生上山辨识采集中草药。还有一位女同志是原部队文工团的团员，她便给大家教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后来，还排练出《赴宴斗鸠山》的选段，在公社礼堂里演出呢！我在剧中还粉墨登场，扮演了李玉和这一角色，吊起嗓子，唱起了“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遥想此生，我曾写过剧本，演过话剧，但作为京剧的票友，这还是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当年我们这些人，说不清是干部，是教师，还是农民？我们的学校，也说不清是小学，是中学，还是半耕半读的农业职业中学？反正，对于一张白纸来说，能描上的都是美丽的画图，对于求知若渴、饥不择食的心田来说，能播下的全是希望的种子……
  终于盼来了正式的课本，我们一个个全都已经瘦了一圈，因而，每一双眼睛全都显得特别大，特别圆鼓鼓的。
  火的圣浴
  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中，坎坷、泥泞、风霜、雨雪，乃至于种种突如其来的灾祸，全都在所难免。
  危难之际，能伸出友谊之手拉你一把，让你挣脱死神纠缠的人，有的是你素昧平生、根本不认识的人，只不过你遇险时，他恰巧路过，顺手拉了你一把，延续了你的宝贵生命；有的，则是你周围普普通通的人，平时，他毫不起眼，你未必注意他，看重他，然而，正是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成为你的救命恩人。
  在九龙坡办学的岁月中，我就曾经经历过一场火的圣浴。
  那天中午，后山的森林里突然冒出了滚滚浓烟，紧接着，熊熊的火苗窜上了树梢，燥热的气流连同焦味旋即卷了过来，学生们惊叫着，整个校园都在震颤。按照当年最流行的一句口号：“火光就是命令”，全校师生立即组织起来，分头上山扑火。我也带领一支队伍，冲上山去。平日里甚觉崎岖的小路、丛生的荆棘这时全不在话下，我们很快便赶到了着火的地点。
  但这对于我来说，毕竟是平生第一次，毫无经验。好在山区的学生个个训练有素，他们用砍刀砍下带叶的松枝，分给我一枝，要我跟他们在顺风处站成一排，一起往前扑打。
  山峦起伏，地形复杂，浓烟遮断了视线，火舌像毒蛇般乱窜，阵阵热浪席卷而来。我们且扑且进，当发现正身处一个深井似的山谷时，身边只剩下七八位学生，与大队人马已无法再联系了。
  热风在山谷中回旋，时而东来，时而西来，顺风、逆风？此时此地，已难以判断。一棵本已烧焦的大树突然从树梢处爆出大火球来，顿时，火星、火花、火箭四处进溅，落地后又引发出无数新的火蛇乱钻乱窜。山谷底部全是易燃的茅草，我们随时都可能陷入烈火的包围圈，情况十分危急！
  有经验的学生们纷纷建议突围。
  可是，往哪个方向突围？往东还是往西，往上不是往下？这可是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烟熏火燎中众说纷纭，我也一时没了主意。
  突然，一位细高个子的学生大喊一声：“老师，不能再拖了，赶紧先往上跑，高处才能看清方向！”
  于是，他马上成为我们的领袖，大家都听从他的指挥往上突围。
  不料，殿后的我却一个趔趄，掉进了一个深坑。又是他，及时回头发现了，他马上过来，伸出细长的手臂，用力把我拉了上去。
  好不容易上了坡，从高处回头一看，好险！刚才我们所处的山谷底部，已是一片熊熊的火海……
  人不可貌相。这位细高个的学生平时在班上毫不出众。一篇《寻牛启事》的短短应用文错了八个字。课堂上提问到他时，他双眼老盯着桌上的铅笔盒，脸涨得通红。路遇老师，他也不懂得招呼，只是腼腆地闪在一旁憨笑。而正是他，细长的身影在火海中站成一棵擎天大树。
  他，不仅仅是我的救命恩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我的老师，他在火海中的那一声吆喝：“高处才能看清方向”，正是我一生中，时时处处都应该遵遁的人生格言。
  1971年11月，我在梅林中学工作还不满一个学期，县革委会来了一纸调令，要我到县报道组去当一名“土记者”。为此，我不得不一步一回头地告别九龙坡，告别那些可爱的山区孩子，告别与我历尽艰辛共同创办梅林中学的战友们。翌年3月，妻子汪兰也调进南靖一中任教。于是，我们举家告别梅林，从内山迁往山城，又在南靖翻开了我们下放生涯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篇章。
  作者附记：2000年，我和汪兰重返阔别了30年的梅林。我们高兴地看到，当年的长教学校和梅林中学都盖起了许多新校舍，山区的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往昔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还到当年女儿出生的那幢双层楼旧地重游，溪边的老榕树依然枝青叶茂，郁郁苍苍，让人为之眷恋不己。我们特地在树下摄影留念，并把照片寄往美国，让已在美国定居的女儿也能一睹她出生时的场景。人的一生，有可能走遍天涯海角，浪迹异国它邦，但有些地方是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比如她的家乡，她的出生地，连同她的祖国。因为这是她的根，她的摇篮血地，她的生命的起点，也是支撑她精神的一根强大支柱。
  南靖县外资企业发展回眸
  魏新荣
  南靖县外资企业发展与全国各地一样，大体上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初期，外商在我县创办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企业；接着开办独资、合资、合作的“三资”企业；随着我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外商就以独资办企业为主。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更加开放。到2004年底起，全国商业服务贸易取消地域、股份和投资金额设限，外资企业可独资经营各种商业企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南靖县的外商独资企业是从创办南靖县友谊果场（靖城九美山）开始。1984年，我县以补偿贸易形式与香港宇宙物产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从美国引进萝橙、脐橙、柠檬等优良品种和滴灌、柑桔分级打腊机等设备，价值约110万港元，以等价柑桔产品补偿。南靖友谊果场，是福建省第一批向外引进的农业企业，轰动全省。1984年3月8日，省委书记项南在漳州地委书记刘秉仁陪同下到友谊果场视察。国务委员谷牧于1984年12月19日到果场视察。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省委书记马兴元于1985年1月18日到果场视察。省内外来参观的人很多。
  从1987年3月起，我县开始承接来料加工业务，至1990年12月，全县有8家企业与香港、澳门厂商签订23份合同，承接23批“三来一补”业务，来料加工服装、雨伞、针织及塑胶等产品全部返销国外和港澳地区。
  1987年12月，经福建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我县开始引进和联办三资企业，至1990年12月，已获准的三资企业12户（其中合作1户、合资7户、独资4户），投资总额364万美元。其中有香港福兴实业公司同山城贸易公司于1987年1月在六安村兴办“合作”企业，名称为“腾龙雨具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加工伞等雨具。有香港华丰企业公司同县电镀厂于1988年5月在山城延江新村兴办的“合资”企业，名称为“华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生产海绵制品及塑料制品。有香港利佳贸易公司于1988年6月在山城镇荆江路55号兴办的“独资”企业，名称为“彩虹服装鞋业有限公司”，总投资100万美元，生产服装及鞋面。
  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对外资工作的不同看法，有人质疑吸引外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1992年通过学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央2号文件，使大家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与此同时，认真执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法律，从而大大加快外资企业的发展。1993年全县新登记注册三资企业22家，其中独资17家，合资4家，合作1家。累计全县有三资企业54家，其中独资33家，合资15家，合作6家。
  1994年，南靖县工商部门认真学习中央“关于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工作方针，在登记注册中坚持“两优先、三及时”和“从优、从快、从简”的原则，采取“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方法和“先办后补”等措施，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促进外资企业发展。1985年新办12家，总投资8023万美元，全县外资企业总数达到81家，其中独资53家，合资20家，合作8家。
  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依法转换经营机制期间，1994年，南靖水泥厂（船场）与马来西亚郑成干等三人合资，总投资1.5亿元，注册资本1亿元，创办“福建省永成水泥（南靖）有限公司”、生产水泥、包装袋、矿泉水。7月9日正式开业，开创当年我县和我市利用外资履约率、到资率、开业率三个第一。
  到2004年底统计，全县有三资企业125户，注册资金14312.56万美元。其中独资92户，合资24户，合作1户，分支机构8户。在南靖投资的外商当中有台湾52户，香港34户，日本3户，美国2户，法国2户，新加坡2户。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为第一产业11户，第二产业84户，第三产业30户。
  南靖县工商央话
  魏新荣
  （一）县局机关管理机构
  中华民国时期，南靖县没有设立工商行政管理专门机构，有关工商行政管理事务由县税务机关兼办。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建设科兼管工商行政事务。1952年7月，县设立工商科，管理工业、商业和工商行政事务。1956年5月，县设立商业局，撤销工商科，在商业局内部指定1名干部，负责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主要抓对私改造。1958年，县商业局、供销社和税务局合并，在商业局内设立工商行政管理股。1958年8月，县设立工商行政管理局。1963年下半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改为工商行政管理科。1965年底，工商、税务、财政合署办公。
  1966年5月16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瘫痪。1969年12月15日，县设立税务工商市场管理站，内设工商组。1973年，县恢复设立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税务局合署办公，一套班子二个牌子。1978年9月2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成立。1978年10月，税务、工商机构分开，单独成立南靖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设政工、市管、企业三个组。1982年7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设人秘股、市管股、企业股、合同股。1983年1月，县成立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受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1984年1月1日，设立县个体劳动者协会，基层设立10个分会。1987年9月10日，增设个体经济管理股。1987年12月11日，成立南靖县消费者委员会。1988年10月11日，县工商局增设经济检查股和财务统计股。1992年6月8日，增设办公室、人事教育股、商标广告管理股。1995年8月10日，设立外资企业管理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股。1998年1月8日，进行机构改革。内设机构定为九个股：秘书股、人事教育股、财务装备股、公平交易股、企业注册管理股、外资商标广告监督管理股、市场监督管理股、个体私营经济监督管理股、经济合同管理股。1996年12月18日，成立南靖县工商行政管理学会。1997年2月21日，成立“南靖县工商局315消费者投诉服务台”。后改为96315服务台。最后全国统一规定名称，改为“南靖县工商局12315消费者投诉服务台”。
  1999年6月13日，工商体制改革，实行垂直管理。移交福建省工商局管理。
  2001年11月27日，南靖县人民政府与南靖县工商局签订南靖县市场办管脱钩机构、人员、资产交接议定书。
  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县人民政府与县工商局就工商局与其所办市场办管脱钩签订议定书。根据“人随市走”的原则，县工商局把所属的1995年12月13日成立的市场服务中心及人员编制移交给县政府。移交的市场有13个，即山城市场、山城旧市场、靖城市场、龙山市场、金山市场、金山旧市场、和溪小商品市场、和溪农贸市场、长教市场、书洋市场、船场市场、南坑市场、永溪市场。原市场总投资771.76万元，占地面积40540.9平方米，建筑面积20765.9平方米。按照“债随市移”的原则，移交债务104.3万元。市场办管脱钩移交后，工商部门不再从事市场建设和物业管理工作。南靖县市场服务中心、农贸市场由县政府指定归县建设局负责主管。
  2002年6月25日，县工商局内设机构进行调整撤并。原九个股合并成立五个股和一个直属大队。即：法制股、人事教育股、办公室、行政执法股、注册管理股、检查大队。2004年3月30日成立监察室。2002年12月13日成立南靖县私营企业协会。
  （二）基层单位管理机构
  1959年10月，全县10个人民公社（现称镇）相继成立市场管理委员会，配备专职人员10人，开始对市场进行管理。1963年，全县基层市管会配备人员13人。1973年，县设立税务局和工商局。二个牌子，一套人员，合署办公。基层税务所指定1人负责市场工作。1978年11月16日，全县10个公社均设立工商行政管理所（即山城、靖城、龙山、金山、和溪、奎洋、梅林、书洋、船场、南坑）。1995年3月23日成立丰田工商所。1997年3月4日，山城和靖城两个工商所改为分局。至此，全县设立两个工商分局、九个工商所。1990年4月28日，成立山城、靖城、龙山、金山、和溪、奎洋、梅林、书洋、船场、南坑等10个乡镇消委会分会。1996年8月1日成立丰田消委会分会。
  2001年4月25日，所属工商所机构建制调整，设置5个分局一个工商所。山城分局、靖城分局、龙山分局（丰田、龙山两个所合并）、金山分局（金山、和溪、奎洋三所合并）、船场分局（船场、南坑二所合并）、书洋工商所（书洋、梅林两个所合并）。2004年7月27日，县工商局设立五个工商所。工商所按副科级设置。原5个工商分局和一个工商所撤销。新设立山城工商所辖山城镇；靖城工商所辖靖城镇；龙山工商所辖龙山镇、丰田镇；金山工商所辖金山、和溪、奎洋三个镇；船场工商所辖船场、南坑、书洋、梅林等四个镇。
  （三）工商检查站变迁
  1963年3月25日，南靖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的通知》，责成税务、工商、林业、供销、交通等部门配合，分别在靖城双溪口及靖城汽车站旁设立水陆两个“南靖县物资外流检查站”，主要任务是检查木材、木柴、毛竹、木炭和食盐的贩运，防止外流。1965年双溪口水上检查站撤销，保留陆路检查站。1977年名称改为南靖县靖城工商检查站。1978年11月16日，在牛崎头、龟仔头、永溪三处关卡设三个检查站。1979年，靖城工商检查站搬迁到牛崎头，名称又改为“南靖县牛崎头物资外流检查站”。划归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管辖。1984年，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承认“南靖县工商行政管理检查站”。1988年2月28日，经省公安厅批准，该站改设为“福建省工商局南靖牛崎头缉私检查站”。1988年，省政府把南靖牛崎头检查站定为临时煤炭检查站，担负着出省煤炭的监督检查任务。1989年牛崎头缉私检查站，按照省政府通知，改为临时检查站，并由省交警总队发给临时检查证。1990年7月28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同意设立福建省工商局南靖牛崎头缉私检查站。当时，在牛崎头共有工商、林业、税务、交通、公路、财政等6个检查站。1991年8月22日，县政府在牛崎头召开牛崎头综合检查管理站成立大会，对牛崎头的6个检查站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既分工又协作。1992年5月20日，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福建省道路检查站管理办法》。同年5月24日，省人民政府重新批准设置道路检查站。检查站名称：“南靖县牛崎头检查站”，检查部门：税务、特产税、林业、交通、工商。1993年4月25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就整顿国道检查站发出通知，暂时保留南靖牛崎头检查站。原牛崎头工商、税务检查站，办公楼属砖木结构，建筑面积180平方的一层半简易楼房。1992年县工商局投资46万元新建一座牛崎头检查站办公宿舍大楼。1993年5月1日竣工剪彩。全站用地1.2亩，建筑面积940平方米。同时还建有围墙和挖了一口水井，以及停车场等附属设施。据查：牛崎头工商检查站历年罚没款收入数为：1981年20万；1982年13万元；1983年11万元；1984年7万元；1985年5万元；1986年12万元；1987年11万元；1988年24万元；1989年12万元；1990年20万元；1991年242万元；1992年67万元；1993年52万元；1994年49万元，合计上交县财政545万元人民币。1994年5月18日上午10时，南靖县委、县政府在牛崎头检查站召开会议，向有关人员宣布：撤销牛崎头综合检查站。在摘下牌子的同时，数名工人拆除了检查岗亭。撤销检查站主要考虑有三个方面：一是有利于实施南靖县第八次党代会提出的“打开大门，重心东移，两翼推进，联动发展”经济发展战略；二是有利于密切闽西南的交往和经济繁荣；三是有利于确立南靖的开放形象，提高南靖的知名度。正如撤站时挂的一副对联：“撤销站卡繁荣经济，招商引财振兴南靖”。至此，南靖县牛崎头工商检查站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检查站工作人员安排到县局机关和基层工商所工作。
  炭坑基点村的鱼水情
  谢淝捷
  在南靖、平和两县交界处，有一个被誉为“红色摇篮”的小山村——内炭坑。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镶嵌着红军游击队的足迹，寄托着对革命的一片深情……
  内炭坑由水头、旧厝、树下三个小村落组成，人口不足60人。古时候，这里是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后来，有些逃难的老百姓，陆续来到此地开荒种地、伐薪烧炭，才渐渐有了人烟，有了“内炭坑”这个地名。
  1939年春，中共闽南特委决定派黎炳光同志到炭坑一带建立地下交通站。黎炳光装扮成逃避壮丁的农民，来到内炭坑的邻村——外炭坑，恳求村里的人给一些活干，混口饭吃，以躲过“抓壮丁”这一关。心地善良的吉祥叔见他年纪轻轻，皮肤白嫩，不像种田人，很可怜他，便留他在家里放牛。黎炳光每天都赶着牛儿上山，与内炭坑的几个放牛伙伴成了形影相随的好友。在此期间，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广交朋友，很快就熟悉了这一带的风土人情，甚至连哪位大爷要过生日，他都了如指掌。
  为了选准红军游击队的落脚点，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站，开展革命活动，黎炳光常借故到内炭坑放牛伙伴家里玩，不久，便与王红九一家相处得亲亲热热。几经深入细致的了解，他认为内炭坑的地理位置和各方面条件都比外炭坑优越，辟为基点村更为合适，经请示中共闽南特委同意，决定在此建立革命基点村。
  勤劳朴实的王红九母亲张婉和婶婶林伴见黎炳光忠诚老实，为人随和，便常主动与之拉家常。黎炳光对她俩也很信任，常跟她们讲一些古代侠士除暴安良的故事，介绍当时的国内形势和红军游击队的一些情况。他说：“等将来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我们穷人就有出头之日，到那时不愁吃、不愁穿，种田用机器，点灯不用油……”当她们知道黎炳光是红军游击队的人后，对他更加赞赏和崇敬。
  仅有3户人家的水头村，经张婉和林伴两妯娌的秘密串连，很快都被发动起来。后来，连旧厝、树下村的人都知道黎炳光是共产党里的能人，他们有什么心里话，都乐意与他交谈，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来向他讨教。
  过了不久，黎炳光同卢炎带了一支200多人的红军游击队进村来了。当时，乡亲们以为是国民党军进村骚扰，纷纷躲进深山里，王红九在山上放牛，也吓得不敢回家。黎炳光见状，就亲自到山上招呼乡亲们放心回家。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内炭坑成了中共闽南党组织沟通平和文峰——洪濑口——南靖内炭坑——半山——坑口——油柑坪——竹园港仔口——漳州——厦门地下交通线的一个可靠联络点。
  红军游击队常来常往，多时上百人，少则三、五人。内炭坑山上的一座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小山神庙及附近的山寮、石洞等处，都成了红军游击队隐蔽、整训的安全地方。
  破小的山神庙下，周围尽是梯田。在国民党军没进山骚扰时，卢炎、黎炳光等同志常暗带武器来田间帮乡亲们干活。歇晌时，他们就抓紧与大伙促膝谈心，宣传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描绘将来革命胜利的美好前景，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把内炭坑的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在这没有小店铺和商贾出入的穷乡僻壤，红军游击队所需的盐、干菜、火柴、电池、草鞋等日常生活必需品，都由乡亲们轮流徒步到九公里外的平和县山格镇代办。乡亲们还把省吃的大米、地瓜和蔬菜等农产品，悄悄地送到张婉和林伴两位大婶家里，然后由王红九等人转送到山上约定地点，由红军游击队派人取走。为了防止敌人发现，送东西一般都在夜间，红军游击队派人接取时，也常常故意从驻地绕好几道弯，才到达约定地点。
  红军游击队频繁往返于内炭坑一带，逐渐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警觉。敌人发现红军游击队在此地的行踪后，便经常前来搜山，袭击村子，抢劫东西，污蔑老百姓“通匪”、“济匪”。
  有一次，敌人进村挨家挨户搜捕红军游击队时，威吓群众：“谁家窝藏红军，赶快交出，否则，一经查获，格杀勿论。”其时，乡亲们的心早已向着红军游击队，有谁会出卖亲人呢？乡亲们佯装不知，有的说：“没见到有什么红军游击队呀。”有的说：“这里是穷村，山高水冷，谁愿来受罪呀，除非是你们……”狡诈的敌人哪能轻信呢？三、五天电线就被割断，公路时而遭受破坏，还经常发现共产党的传单……这难道不是红军游击队干的？于是，敌人就闯进各家各户翻箱倒柜，乱砸门窗，严密搜查，闹得这个小村鸡犬不宁，但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敌人恼羞成怒，就把八、九个群众捆绑到区公所严刑拷打。但乡亲们都很坚强，不约而同地回答敌人：“没有就是没有，打死我们也没有啊。”敌人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把乡亲们放了。
  一天，敌人进山搜剿，离内炭坑还有几里路时，就被在山上放牛兼当“哨兵”的王红九发现，他火速赶回村里，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卢炎同志，使红军游击队提前转移。
  有一回，卢炎腿上长“蜂窝瘿”，肿胀化脓，剧痛难忍，行走十分不便，乡亲们见了都很心痛，想方设法为解除他的病痛而奔忙。张婉、林伴自动到山中采回青草药，回家捣烂后敷在他的伤口上。王红九还到深谷溪涧抓回“刺胸蛙”，清炖给卢炎吃。待卢炎痊愈后，张婉和林伴就杀鸡宰鸭，补养他那虚弱消瘦的身体。这真是“人民胜似亲爹娘，鱼水深情永难忘”呵。
  凶狠的敌人自从上次进山扑空后，并不善罢甘休，而是变本加利，寻机偷袭，更加疯狂地报复革命基点村。半个月后的一天清早，敌人兵分三路，化装成上山砍柴的樵夫，偷偷摸摸地窜入内炭坑。那天，卢炎仍在那小山神庙里养病。眼看敌人涌至村口，正给卢炎送早饭的王红九妻子曾桃见势不妙，急中生智，立即用早已生锈了的破铜锁，将破庙门锁上。
  破庙内，卢炎和两位警卫马上拔出手枪，透过庙墙缝观察正在搜家的敌人。
  不知是敌人自知罪恶深重，害怕“神明”惩罚，还是出于何种原因，反正搜遍全村，唯独没到村后砸开破庙门，只有两个“老兵油子”往庙窗里探探头，就一走了之。
  这次敌人进村搜剿，树下村被折腾得鸡飞狗跳。跛脚的吴水典大叔正在家闲坐，五、六个敌兵破门而入，不问青红皂白，劈头大声喝斥：“好啊，你他妈的跛脚，竟敢通匪，跟我们到外面（指国民党区公所）走一趟”。话音刚落，几个敌兵就掏出麻绳，将吴水典五花大绑押走了。
  敌人抓走吴水典是事出有因的，因前次搜村时，捉走了八、九个群众，吴水典正从田间劳动回来，头戴斗笠，身披破棕衣，肩扛着锄头，站在田埂上高喊：“老总，我要不要去呀？家里揭不开锅了，让我到你们那里吃吃干饭吧。”当时，敌人因要押解那么多人，路途又远，嫌带个跛子是个累赘，故暂且没有抓走他。这一次，敌人趁搜捕红军游击队之机，把他抓走，妄图从他口中得到有关红军游击队的消息。
  没想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审讯逼供对吴水典根本不起作用。敌人索性把他投入监牢。后来，在亲戚保释下，吴水典才获准出狱。四个多月的铁窗生活，他被折磨得眼窝深陷，头发披散，浑身虱子，遍体鳞伤。回家时，乡邻们都差点认不出来了。村里的男女老幼都来看望他，一进门就说：“水典叔，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阎罗王嫌我是个残废人，不收我咧”。尽管吃了不少苦头，吴水典大叔还是那么乐观，风趣幽默，把乡亲们都逗笑了。
  红军游击队在内炭坑的宣传发动，使群众进一步认识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革命武装。尽管当时斗争异常严酷，而当卢炎动员青年参军时，旧厝村民吴斜大婶则心甘情愿地让年仅17岁的儿子吴清仔参加红军游击队。
  吴清仔参加革命后，担任了卢炎的通讯员。有一次，他与另一位“红小鬼”去平和县送情报，在山格镇平寨村内楼一个接头户家过夜。岂料这个贪生怕死的接头户，竟连夜赶到山格镇区公所向敌人报告。敌人如获至宝，立即派兵悄悄地包围了这个村子。
  睡梦中，敌人破门而入。这两位刚走上革命道路的小战士，就这样落入敌手。敌人以为吓唬一下，就可以从“小红军”口中得知红军游击队的下落。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喝红色基点村泉水长大的“大山儿子”是不怕死的。
  敌人把他们吊起来拷打，边打边问：“你们把情报送到什么地方？”
  “不知道！”两位小战士斩钉截铁地回答。
  “游击队在什么地方？快说！”
  “不知道！”
  “你们游击队的领导是谁？”
  “不知道！！！”
  “他妈的，一问三不知，老子让你们尝尝滋味。”敌人暴跳如雷，凶相毕露，搬出各种刑具，使出浑身解数，把两位坚贞不屈的小战士打得死去活来，还惨无人道地用两条粗铁丝，穿透他俩的耳朵，逼他俩带路寻找红军游击队。
  “走，快走！找到你们的‘土匪头’就放了你们，否则，叫你们见阎王。”敌人头目声嘶力竭地狂叫着。
  殷红的鲜血，顺着耳根往下流淌，洒在两个小战士被押解的路上……。后来，吴清仔被敌人杀害于平和县文峰圩，与吴清仔同行的小战士因家人花了一笔钱，通过关系多方奔走，才算“赎”了出来。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倒行逆施的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成了聋子和瞎子，始终听不到红军游击队的消息，寻不到红军游击队的行踪。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却如鱼得水，一直活跃于人民的海洋之中。
  敌人搜捕红军游击队的阴谋一次次破产，终于使出“烧光、抢光、杀光”和“移民并村”等绝招。红色基点村又一次惨遭劫难。旧厝村被敌人烧得精光；水头和树下村所有的屋顶被砸个片瓦不留，门窗被捣毁，土墙被撞倒，耕牛被宰杀，财物被抢走……群众全部被赶出内炭坑。
  在白色恐怖日愈严重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地下交通线不被敌人破坏，避免由此遭受更大的损失，乡亲们依依不舍地离开故土，外出投亲靠友，大都被移民合并到邻村外炭坑。
  内炭坑基点村被毁了！敌人以为这下红军游击队再也无法在此立足了。
  敌人可以毁掉村庄，但毁不掉人民心中的丰碑。老百姓心向共产党，红军游击队照样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被逼走的乡亲们时刻惦记着山上的亲人，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继续为红军游击队送粮、送盐。敌人规定每人上山砍柴或到山边梯田劳动，只许带两个饭团当午餐，但乡亲们宁可饿着肚子砍柴、种地也要把饭团留给亲人。多么难能可贵的鱼水深情啊！
  在那艰难的革命斗争年代里，红色基点村内炭坑的人民群众，历尽千难万险，一如既往，竭尽全力地支持革命，支援红军游击队，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解放前夕的
  南靖“一小、读书会”
  杨柳雨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全国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向南发展。1948年春，在漳州、泉州、厦门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逐渐打开了工作局面，由中共闽南党组织领导的革命团体——南靖“一小读书会”也应运而生。
  这一年9月，为了团结、争取南靖县广大爱国青年，引导他们投身革命洪流，自觉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中共闽中漳州工委派出曾在龙溪师范就读时就秘密加入中共党组织的黄风长（原名黄庆云）同志担任南靖工作组组长，到南靖联合反蒋爱国力量，配合开展第二条战线斗争，为闽南游击队的活动创造条件，选送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行列，迎接南靖的解放。
  南靖县城——山城镇虽不是大城市，但它靠近游击区，迫使国民党反动派对其严加防守。黄风长到南靖后，便利用时任国民党南靖县秘书黄庭辉与其父是老乡加好友的关系，到山城第一中心小学（今南靖实验小学）任教，以合法的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在这种艰险恶劣的环境下，既要保存革命力量，又要发动青年开展革命工作，任务艰巨，客观上要求尽快建立一个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于是，黄风长便以“一小”教师的身份，多方奔走，积极联络山城地区的进步青年和龙师校友，特别是“一小”的大部分青年教师。经请示中共漳州工委同意，他决定在县城青年知识分子中建立以“一小”教师为主体的群众组织——“一小读书会”。
  经过一番紧张有序的筹备，“一小读书会”于1948年9月中旬在山城第一中心小学宣告成立，聘请“一小”校长简会元为会长，而实际领导权则完全控制在中共地下党员黄风长手里，大量的日常工作由黄伦常负责主持。具体分工是：黄伦常负责组织工作，柯纯华负责宣传工作，张振武负责学习工作，阮吴兴负责联络工作。“一小读书会”以“培养读书兴趣，定期交流读书心得，增进友谊”为宗旨，制定了《读书会入会章程》，广泛发动反蒋的爱国知识青年入会参加活动，并规定凡关心时事政治，对读书看报感兴趣，遵守入会章程者，均可报名参加。
  “一小读书会”的活动范围及会员分布主要在南靖、平和、漳州等地，先后吸收的成员主要有黄风长、黄伦常、周少乾、王福铨、张振武、张碧秋、林山华、韩家赖、柯纯华、张国宝、周金才、黄连枝、张安维、简朝商、曾当辉、张安杰、周晋安（后留美）、阮吴兴、林西明、赖朔欣、林爱玲、曾当锋、杨徐宗、刘瑞典、周命、林树枝、曾雅锦、李一心、吴任宝、谢衍熏、赖朝欣、朱绍滨等30多人。
  人会的大多数爱国青年憎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热情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因此，读书会组建后，会员们便三五成群，如饥似渴地阅读由香港地下党转寄来的进步报刊书籍，宣扬进步思想，宣讲革命道理，抨击国民党统治层的昏庸腐败。并以此为内容，创办出版了两期《黎明》油印刊物，向人们昭示黑暗统治即将结束，新中国的曙光就在前头。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南靖新报》副刊上，发表过三期有进步意义、较为含蓄的诗歌、散文、翻译作品等。此外，他们还开展过一次以诗为主体、图文并茂的漫画展览活动。
  读书会创办初期，吸收不少社会进步青年参加，加之黄风长较少公开露面，尚无暴露政治色彩，因而在人们的心目中，读书会只不过是自发的群众组织而已，这就为闽南游击队下山进城联系工作，打听敌情提供了诸多方便。来往于县城的我方工作人员的食宿一般在黄伦常家，游击队里需要知识分子，也由读书会及时物色，秘密输送。
  读书会还教育争取了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国民党地方官员——南靖县自卫队副团总张介义，促其倾向革命，为后来南靖、平和两县的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
  张介义早年参加过“芗潮剧社”，后在国民党中任职。1948年到1949年间，他看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江南半壁江山难保，遂萌发了投靠共产党不为蒋家王朝卖命的念头，在黑暗与光明的十字路口，他犹豫徘徊……读书会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此时张介义的思想状态，争取其控制下的国民党武装弃暗投明。当时，张介义寓居山城镇中山路，与黄风长相隔六、七间房子，家门口设有岗哨，身边配有一名干事朱绍滨和一名副官，黄风长便以邻里互相串门为名，常找张的干事朱绍滨聊天，介绍他参加读书会，进而接近张介义，主动与之拉家常，探讨国内外形势，交流对时局的看法，给他看进步书刊，鼓励他投入人民的怀抱。、
  鉴于国民党内线控制严密及由读书会活动造成的社会影响，黄风长不久就引起了敌特的注意，成了政治嫌疑对象。有一天，驻南靖的省保安团唐营长突然找张介义，说黄风长是“正货”（意即“共党分子”），立即逮捕。张介义却不以然，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我也正在捉拿他，但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其实，当时他要捉黄风长是易如反掌的事。对读书会的活动，张介义也常睁一眼，闭一眼，尽其所能地掩护过关。
  后来，张介义认为要提前在南靖举事，时机尚不成熟，把握性不大，能够掌握的仅有两个连的武装，且南靖国民党内部党、团派系明争暗斗，情况复杂，他生怕弄巧成拙，不敢贸然行动。解放前夕，张介义调回原籍平和县任县长，直接与闽南地委领导成员陈天才取得联系，于1949年9月17日接受中共闽南地委的领导，率部在平和县更旗易帜，为和平解放与接管平和做出积极贡献。
  1948年11月间，闽南支队七连文化教员陈万盛被敌人逮捕，黄风长身份暴露，组织上及时安排黄风长暂避平和县霞寨乡坑内村亲戚家，侍机开展革命活动。与此同时，国民党南靖县军事科长曾捷元因捉不到黄风长，便下令逮捕黄伦常，黄伦常获悉后，即前往厦门转投香港。同年4月，黄风长也辗转于厦门、香港寻找党组织，8月才由香港地下党介绍到粤东游击区。
  黄风长和黄伦常分别到香港后，仍关心着读书会的活动，陆续寄回《华商报》、《大公报》、《文汇报》、《文艺生活》等进步报刊和《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及其它革命小册子给“一小”的周少乾和张振武。随后，读书会的活动化整为零。会员们照常在各自的岗位上秘密传阅着进步报刊书籍，随时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解放大军南下的胜利消息，宣传全国解放在即的大好形势，直至南靖解放，从未中断。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挥戈南下，23日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军队如丧家之犬，节节败退，盘踞在南靖的反动势力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至南靖解放前夕，“一小读书会”的大部分会员又参加了“南靖解放大同盟”的活动，为迎接大军南下和解放南靖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
  迢迢烽火路
  辛柳
  黄清旺，南靖县和溪镇乐土村人，1915年生于龙岩安康，1931年参加革命，离休前任北京军区空军第13军后勤部副部长。1983年，他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南靖，向故乡人民讲述了一串串峥嵘岁月里血与火的故事……
  日夜盼救星
  凄风苦雨，落叶飘零。1915年秋天一个漆黑的夜里，黄清旺诞生在龙岩安康的一间破茅棚里。从此，他也和千千万万穷苦的人们一样，踏上了泥泞坎坷的人生之路。
  黄清旺的老家在广东梅县，是逃难才来到安康的。家里有爷爷、奶奶、父母双亲和他。几年后，又添了3个小妹妹，全家8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住的是茅棚草寮，吃的是杂粮野菜，穿的是破衣烂裤。靠爷爷和父亲给人家打长工、做短工挣来的钱养活全家。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黄清旺小时候就懂得替家庭分忧，常常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家乡有编竹器的习惯，他便和村里的穷孩子们一起上山砍竹子，回家劈篾条，学着编织竹篮、粪箕之类的东西。他渴望着读书，看到有钱人家的子女高高兴兴背着书包上学堂，就非常羡慕。可家里穷得都揭不开锅了，哪有钱供他读书呢。
  10岁那年，他就给土豪家放牛了。有一次，牛儿在跳山沟时不慎摔伤了腿，东家知道后，把他狠命地毒打了一顿。他不敢告诉家里人，暗地里偷偷流泪。奶奶和妈妈见他被打得皮开肉绽，抱着他哭得像泪人儿。仇恨的种子，在他幼小心灵悄悄地发芽了。他默祷苍天：快长大吧，快长大吧，我要报仇！我要雪恨！
  像压在大石头下面的竹笋弯弯曲曲地钻出地面，饿不死、打不烂的黄清旺，终于长成了瘦高个儿的少年。艰难的时世，苦难的童年，磨炼出他倔强的性格，为后来参加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9年，黄清旺14岁。这年夏天，从闽西传来了朱、毛红军协助长汀人民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的消息。但只听见风闻，不见人影，谁是朱、毛？什么叫红军？一串串问号，常常萦绕着他好奇的心；共产党、苏维埃政权……一个个新名词，常听见穷人们在四下里议论。他心里很高兴，莫非世道真的要变？！穷人要出头了？！
  共产党啊，你快点打过来吧！红军啊，快来救救我们吧！黄清旺盼呀盼，望穿双眼盼救星。
  “三火”烧地霸
  1930年的一天中午，黄清旺的村里突然来了一位40岁左右的陌生人，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脚有点儿跛，走路一拐一拐的，头戴破草帽，身穿灰长衫，背把旧纸伞，提只黑布袋，刚在村边树下一块大石头上坐着休息，便有好多收工的人围观着。黄清旺正好放牛回家，也好奇地赶去看热闹。瞧！那陌生人正在给一个长工看“相”呢，口中喃喃吟诵。黄清旺心想：哈！原来是个算命先生。哎，我的命不知好不好？何不让他给掐算掐算？跃跃欲试的他，见围观的人那么多，生怕呆久了，丢失了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前次摔伤了牛腿，就被打得遍体鳞伤，这次若丢失了牛，岂不要去给阎罗王烧开水？想到这里，他不寒而栗，匆匆离开了算命先生。
  第三天晚上，黄清旺去找一位小伙伴玩，又发现算命先生在他家里，屋内围着好多人，个个凝神屏息，连那平时爱笑爱闹的小伙伴，也托着下巴，蹲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着。小伙伴见黄清旺进屋，就用手招呼他。他悄悄走过去，在小伙伴身边蹲下了。奇怪，怎么没听见算命先生念经般的吟诵呢？仔细一听，原来不是在算命，而是在“讲古”（说书）。
  算命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时不时比划着手势，讲起了《三把火的故事》。他说：“三把火就是‘三红’——红旗、红袖章、红缨枪。”啊！原来算命先生不是在“讲古”，而是在讲那些半年多前就风传各地的共产党和朱、毛红军的事迹。
  这比“讲古”更好听，因为他讲到了穷人的心坎上。大家都没见过朱德和毛泽东，挺神秘的。讲到最后，“算命先生”站了起来，用低沉凝重的声调说：“三火烧地霸，穷人要当家！今后，大家要团结起来，跟土豪劣绅干，实现人人有地种，个个有饭吃……”。太好了，大家听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黄清旺也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恨不得赶快把这好消息告诉家里人。很晚了，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被人亲昵地叫“阿拐”的“算命先生”。
  那天夜里，黄清旺把这好消息告诉家人后，全家都兴奋得睡不着觉。不过，怕事的奶奶再三嘱咐他出去莫乱讲。
  黄清旺躺在铺草的地板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时而想那“阿拐”叔真不简单，他真是算命先生吗？时而想，今后要怎样跟土豪劣绅们斗？能斗过他们吗？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
  几天后，“阿拐”叔走了，村里的穷人常聚在一起，议论着“三把火”。
  这事被土豪劣绅们知道了，就说要追查谣言。可追查来追查去，都不知道是谁“散布”的，且又众怒难犯，也只好不了了之。
  “算命先生”带来了“三把火”的火种，撒在布满干柴的安康大地上。
  就地闹革命
  “算命先生”走后不久，地处南靖、龙岩、漳平三县交界的永福大岭下村的穷人们，在陈庭庚、陈火铭的领导下，举行了农民武装暴动。革命烽火迅速燃遍南靖县和溪一带的乡村。红畲、坪仑……等乡村的穷苦人纷纷揭竿而起，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
  黄清旺渐渐明白了，穷人要想有出头的日子，只有起来闹革命。于是，他毅然甩掉了牛鞭，参加了大岭下的农民武装暴动。那年，他才16岁。从此，他开始走了上革命的道路，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大岭下村一带的农民武装暴动，敌人视如洪水猛兽。不久，和溪民团长林介仁、月水民团头子陈仁根、吕阿宝等带领团丁600余人，杀返大岭下村，到处烧杀掳掠。穷人又遭殃了……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谁能阻挡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呢？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闽西党组织派人来了。啊，原来是“阿拐”叔——穷人朝思暮想的“算命先生”！
  “阿拐”叔到来后，立即帮助穷人们重整旗鼓，领导大家与敌人继续进行灵活的有理有节的斗争。他鼓励大家不要灰心，说：“闹革命不像吃饭那样简单，失败有什么可怕呢？有失败，才会有成功……”。
  由于黄清旺参加了革命，土豪劣绅们对他家恨之人骨，把他父亲抓去吊打，迫父亲叫他回家，不要当红军。父亲说：“孩儿长大了，做爹娘的哪能管得着呢？腿长在儿子身上，他愿去哪就去哪。”敌人听了，气得暴跳如雷，把他关押在半山腰的一座山神庙里，说要等黄清旺不参加红军游击队了才要放他。黄清旺的父亲咽不下这口冤气，一天半夜，趁看守的人员不注意，便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爬出山神庙，爬向悬崖，咬咬牙，闭上眼，跳落深谷……
  第二天早上，黄清旺的母亲得悉后，连忙叫上几个穷邻居，迎着漫天大雾，一起上山去找丈夫的尸体，最后才在峡谷里找到，发现还没有断气，但伤势很重，昏迷不醒，立即抬回家治疗。
  当天夜里，黄清旺才知道这个消息。趁着夜幕的掩护，他匆匆忙忙从山上赶回家，哭跪在父亲床前。父亲抚摸着他的头说：“花鼓（黄清旺的乳名）啊，我的乖孩子，你千万不能回来，回来是会被他们抓去杀头的。如今这世道，哪有穷人的活路呢？反正豁出去了，要干，就跟共产党干到底！要替我报仇，要报仇呀！”
  呆了一会儿，家里的人都催他快走，生怕他被敌人抓去。他含泪告别了亲人，黎明前又赶回游击队驻地。
  第三天，黄清旺的父亲因伤势过重，与世长辞了。
  黄清旺家的茅草寮被敌人烧了，年迈体衰的爷爷活活给气死，大妹妹卖给人家，换回3斗大米。无家可归了，黄清旺的母亲只好带着年老的婆婆和两个小女儿到处流浪。在讨饭的路上，婆婆也去世了。就这样，黄清旺的“家”又一次“搬迁”——从龙岩安康逃难到南靖和溪的乐土村。
  此后，黄清旺便在和溪一带打游击。
  乐土村当时有个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的大土豪，住在大土楼里，娶了两个老婆，因小老婆得宠，黄脸大老婆吃醋。为教训教训这个大土豪，并筹些粮款，黄清旺他们就利用这一矛盾，争取了那个大老婆同红军“合作”，来一个里应外合。
  一天夜里，黄清旺他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到那大土豪家的后楼下。过了一会儿，“大老婆”就从二楼后窗口放下三条系在一起的背带（农村妇女背孩子用的长巾）。黄清旺和几个战士援“绳”攀墙，很快钻进二楼，把那些银元、布帛、谷麦等物搬取下楼。运回山上后，把所有的钱物，按三、七比例（“大老婆”三，红军七）进行分配。
  接着，他们就在乐土村干开了，并在鳖坑头土纸作坊里秘密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
  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扩大红军游击队的影响，1934年初夏的一天，黄清旺他们化装奇袭月水村下堀孟圩集，枪毙了罪恶累累的民团头目陈仁根。同年农历8月底，他们在毛南溪东面的虎巷岭伏击和溪民团，打死打伤民团丁多人，缴获了10多支枪和不少子弹。
  林中村有个大恶棍，叫林开怀，曾任金山民团团长，与伪乡长郑锦华不和。黄清旺他们就利用这一矛盾，促使他们动刀枪“火拼”。结果，郑被杀。林就纠集同伙上山为匪，抢劫商旅，作恶多端。为集中力量对付反动民团头目林介仁，他们将林开怀抓到龙岩营州，用3个月时间教育争取他为红军办事。慑于红军游击队的声威，林开怀曾通过旧日好友，为红军采买过一批子弹，也曾为红军送过一些情报。但在1936年白色恐恢异常严重的形势下，他又“反水”了，跟林介仁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在我红军游击队里搞策反，先后拉拢游亚狮等10多人，向国民党自首，还在我基点村和游击区内捕杀红军、游击队和工作团的干部、战士多人。这个反动家伙，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镇压了。
  攻打上杭战
  1935年，黄清旺从闽西南教导队分配到永定四支队当班长，参加了攻打上杭的战斗。
  素有“铜赣州，铁上杭”之称的上杭城，座落在汀江畔，城东是几丈宽的深沟，城西有口大池塘，城北高山陡立，只有城南是开阔的平原地带，但敌人封锁得很严密，筑有四道铁蒺藜，每道相隔两米左右。城内守敌有一个师的兵力，而攻城的红军只有两个团，况且武器装备等方面都不如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要攻破这个固若金汤的城池有很大的困难。
  攻城之前，团首长叫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要从哪个方向攻城，怎样攻？黄清旺微闭着眼睛琢磨着：城东嘛，不行；城西呢，也不行；城北呢，更不行。忽然，他眼睛一亮：“城南，城南！开阔地，便于冲锋……”可一想到那四道铁蒺藜，眼光就立即暗淡下来，铁蒺藜呵，铁蒺藜，你比大山更棘手，我宁可翻越四座大山，也不愿去攀越这四道铁蒺藜。他甚至天真地想，要是没有这铁蒺藜，那该多好啊。
  后来，有几位同志想起了《东周列国志》里田单大摆“火牛阵”的故事，便建议古为今用，也来摆一摆“火牛阵”，向城南“开刀”。团部研究后，决定沿用古代这一战术。
  太阳快下山了，晚霞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把汀江水映得通红。晚饭后，战士们分头到附近村庄里去，把土豪劣绅家的水牛全都给牵来。牛尾巴给缠上破布，蘸上煤油，并拴上鞭炮，牵到冲锋出发地。每人负责一头牛。
  夜深了，上杭城沉睡在茫茫月色中，满天星斗，眨着焦急盼望的眼睛：红军啊，快点儿攻城吧！
  突然，军号悠扬，划破夜的宁静，团首长一声令下，大家一齐点燃牛尾巴上拴着的鞭炮和蘸有煤油的破布。顿时，“噼哩叭啦、噼哩叭啦……”鞭炮响了，声震遐迩；牛尾巴燃烧了，火光烛天。那些水牛，自出娘胎，从未经历过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因此，一头头像着了魔，怒目圆睁，狠命往前飞奔……
  “火牛”怒吼奔腾，排山倒海，第一道铁蒺藜被冲开踩倒了，紧接着，第二道、第三道……。迅猛异常的“火牛”终于冲破重重封锁线。精神抖擞的战士们跟在“火牛”后面，在一片喊杀声中持枪前进。
  刚从酣梦中醒过来的敌人给吓懵了——莫非恶贯满盈，玉皇上帝发怒，派遣天兵天将，驾着火龙讨逆来了？
  敌人开枪扫射了。密集的子弹，像蝗虫般猛扫过来，可怜终身劳碌的水牛——红军的“开路先锋”，一头头倒在血泊之中。红军虽然伤亡不少，但战士们仍然斗志昂扬，前仆后继，奋勇向前。眼看就要打到城门下了，敌人见势不妙，立即关闭城门，龟缩城内负隅顽抗。因城坚敌众，没攻下城池。但敌人被红军顽强的斗志给吓破了胆，紧闭城门十来天不敢露面。
  困难显英雄
  在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敌人采用各种残酷手段，妄图迫使红军、游击队投降，他们封山断路，逐山搜剿，使红军、游击队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这期间，虽然红军、游击队有时也下山打土豪，筹款粮，但绝大部分时间在山上打游击。没有粮食，就挖野菜、竹笋充饥。最难受的就是没盐吃，同志们大都脸色浮肿，四肢无力，患夜盲症的极多。不仅如此，每天还得行军打仗。如碰上雨季，那就更糟糕了，因为没有山洞，搭茅棚又容易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因此，晚上宿营，只能头、背、脚各垫上一块石头当床铺，用雨伞盖身子，那滋味是够呛的。就连这样的“雨中觉”都睡不安稳，一发现敌情，就得立即起“床”，投入战斗。有时雨夜行军，泥泞山道，又陡又滑，一夜走不到10里路。起初，黄清旺他们都拄着拐杖行军，敌人常常顺着那深深的拐杖痕迹跟踪追击，后来只好把拐杖也扔了。
  一天夜里，黄清旺与战友们一起穿越龙岩新祠——适中之间的一段土路，要去抓土豪。他们蹑手蹑脚，连大气都不敢出，悄悄绕过碉堡群时，有一个战士（文书）在跳公路沟时实在忍不住了，放了一个响屁，跟在他后面的一位新兵“吃吃”地笑了，笑声惊动了岗楼上的敌人。敌人立即朝下开枪，但不敢出楼追击。幸亏是黑夜，没伤着人。第二天，这个喜欢笑的新战士被关了三天禁闭反省。
  烈火见真金，困难显英雄。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每个战士都经历过严峻的考验，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没有人悲观，没有人失望，而是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去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并在斗争中逐步摸清敌人的规律，找出对付敌人的办法：你来这里搜山，我就在你那里“隐蔽”，实行“换防”，打得赢就打，打不蠃时就走。
  当时，在红军游击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没有枪，没有炮，
  就向敌人那里要；
  没有盐，没有粮，
  就向敌人手中抢。
  1935年除夕，黄清旺他们到和溪林中村抓土豪林福经。那天，因林福经在炮楼里过年，不敢回家，他们就将他家的猪、鸡、鸭给杀了，把牛牵走，还把他最宠爱的小老婆抓到龙岩莒州，迫使他拿300块银元来赎人。另一次是到半岭村捉土豪吕福良未遂，就将其母抓来关在山上。吕福良不得不交出300块光洋、两支驳壳枪和一些子弹，红军才让他将其母领回。
  就这样，黄清旺他们在革命的熔炉中千锤百炼，成为砸不烂、拖不垮、打不散的铁军。
  改编赴前线
  “西安事变”后没几个月，芦沟桥上的炮声响了，全国各地的抗日浪潮汹涌澎湃。不久，闽西南党组织派人来了，说党中央已决定，为共同抗日，要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必须下山接受国民党的改编，而且要穿国民党军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黄清旺与其他指战员一样想不通：“五角星”（红军帽徽）与“十二角星”（国民党帽徽）打了10年的仗，现在要摘下“五角星”，换上“十二角星”，这不等于向反动派投降吗？这样对得起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吗？我们的血海深仇还要不要报？
  上级领导在军人大会上动员说：“同志们，帽子和衣服虽然是‘白’的，但这是为了共同抗日，请大家不要计较这些形式，穿起来后，我们的心还是红的。”会场很安静，大家都好像在专心听讲，实际上脸都绷得紧紧的，没有一点儿笑容。上级领导接着说：“‘青天白日’本来是孙中山的，孙中山是革命的。改编和投降是两码事，我们现在的6个支队的领导人基本不变，只是改名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而已……”。
  经过多次的宣传动员，指战员们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可就在这时候，传来了闽南发生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由于下山改编缺乏经验，丧失警惕，红三团近1000名指战员在漳浦县城被国民党缴了械）。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心中炸。在这种情况下，改编工作更加难以进行了。
  后来，党中央从延安派王集成和老李两同志来到金丰大山，继续动员下山改编。黄清旺一看到王集成同志也穿国民党军装，十分反感，用憎恨的眼光瞪着他，还当面骂他是“叛徒”。当时，红军一致赞成抗日，但对下山改编普遍存在三个顾虑：一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太深了，不愿与他们合作。二是怕下山改编后被他们“吃掉”，因为红军人少。三是担心留在当地的家属遭迫害。
  王集成同志针对大家的思想，深入到战士中间做调查，和战士们促膝谈心，还亲自讲课，进行形势和任务的教育。他耐心地解释道：“同志们憎恨‘青天白日’是有道理的，但现在要懂得更大的道理。国民党反动派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痛苦和灾难，全国人民是会斥责他们的。而我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和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战，这一切，我们的后代是会牢记在心的。今天，我们戴上国民党发的黄帽子，也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和解放……”
  王集成同志再三进行动员后，就将国民党军装发给指战员们，要大家穿上。他说，想不通的等想通后再穿。许多战士领回国民党军装后，都流下了委屈的眼泪，把红五星和领章郑重地珍藏在背包里。有的同志把领回的国民党军装撕成条条当绑带、打草鞋。王集成同志指示，给撕掉的同志再补发一套。结果，补了又撕，撕了又补，直到全部穿上为止。
  群众见到红军穿上了“白狗服”，不理解的也骂红军是“叛徒”、“投降派”，这对部队影响很大。因此，各支队先后出现“开小差”（不穿国民党军装，回家继续与敌人干到底）的事。黄清旺的营部特务排排长和张连长就是那时跑的。他们一跑，战士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了。
  一天夜里，黄清旺和其他5个班长，边喝酒，边商量，决定离开部队，一起出去打游击，结果被发现了。因为那5个班长主张带枪出走，所以全都被公审处决了。黄清旺不同意带枪走，被停止党内生活1年和罚做苦工1个月。
  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绝大多数同志转变了思想。当然也还有没想通的，但再也不敢有越轨的行为了。
  不久，黄清旺他们下山改编。但吸取了“漳浦事件”的教训，分期分批进行，地点由红军选定，都是背靠大山。一部分同志下山接受改编，一部分仍留在山上警戒，使整个部队顺利地改编为两个团：三团由原一、三、七支队和岩南漳游击队合编而成，团长丘金声，副团长廖海涛。点编的人数约1000多人（大部分是动员参军的新兵）。
  不久，黄清旺也随部队开赴前线，北上抗日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