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庄亨阳和他的经济思想
  张荣仁 陈春梅
  庄亨阳其人其事
  庄亨阳（1686—1746），乳名天钟，字元仲，号复斋。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奎洋镇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的贫寒家庭，父亲庄光泽质朴憨厚，终身以塾师为业。母亲叶梦坡，是漳平县文士叶岳伯之女，自幼颖悟，是当时农村中少有的有文化素养的女子，她知书达礼，“恭俭好义善治家，剂盈酌虚各有条理”（庄亨阳《先慈叶太君行述》），在庄亨阳的成长过程中，严慈相济，亨阳四五岁即口授《唐诗》百余首并《乡党》一篇，稍长母亲叶氏又送他外出拜师学习，康熙四十二年（1703）亨阳师从戴麦川，19岁补弟子员第一名。26岁中举人，乡举后受过陈汝咸的教诲，后结识李清植，并拜安溪李光地为师，学业大有长进。康熙五十七年（1718），时年33岁的庄亨阳中进士，殿试二甲第八名。从此庄享阳步入仕途，历任山东潍县知县、国子监助教、吏部佥封司、湖广德安府同知、徐州知府、淮徐海道按察副使。乾隆十一年（1746）正月十六，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分巡淮安、徐州、海州道任上。庄亨阳“才高而学邃，品端而行芳”，是一个勤政廉明的名宦，清代著名数学家、水利专家，也是一个敢于向西方学习，具有相当开放思想的士大夫。在庄享阳的《秋水堂集》中有他关于实际政务的奏疏和议论文章，如《上德制台》、《上陈中堂》、《河防说》、《上讷公》、《天然湖略节》、《序海图说》、《禁洋私议》等篇章，闪烁着积极进步的经济思想的光芒，在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庄亨阳经济思想的重农思想
  封建社会主要的生产领域是农业。封建统治阶级，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地主，其经济收入主要由农民提供，庄亨阳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循吏、清官，“以农为本”的思想成为其经济思想中最主要的内容。明末清初，黄河下游堵塞，多次决口，黄淮合流，给两岸造成严重灾害，康熙皇帝把“河务”列为他的三大政事之一，大力修治黄河。庄亨阳虽然生活于政治较为清明的康乾盛世，但是雍正、乾隆时期，他为官的山东潍县、淮徐地区仍旧水旱频繁。他深入体察民情，深切地感受到长期的水旱灾害，给黄淮地区的农业生产及百姓生存、国家安宁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威胁。“自到南徐，已遭荒岁，去年赈务方竣，而今岁灾害洊臻，黄水横流，八属告惫，自惟不德，累及黎民，尸位素餐，将何以报圣恩而答知己。”（《上陈中堂》）“徐州所属无岁不灾，无灾不赈，费朝廷数十余万之帑金与数千万斛之漕米，百姓虽苟延残喘，幸免流离，而疮痍既深，元气难复，人情苦则轻生，穷则为盗，窃劫之案日恣月积，不知何所底止。”（《上德制台》）因此，庄亨阳不论在山东潍县或淮徐地区，他都把办赈救灾、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放在一切实务的首位，用农业收成的好坏作为衡量治绩的标准。
  雍正三年三月，庄亨阳知山东潍县，潍县频年旱灾，百姓困苦已极，庄亨阳到任后，又连续几旬雨不入土，当年夏季又发生蝗灾。庄亨阳看到百姓遭难，忧心如焚，如病在身。他看到“麦缩其穗，谷槁其苗，嘉禾不殖，民腹将枵。”在城隍庙祷告天地神灵，“嗟彼黔黎，亦有何罪，罹此鞠匈，使我心愎，政刑不节，实某之愆，凡有殃咎，身甘受焉。”（《城隍庙四月二十日祈雨文》）看到蝗蝻修起，他“思灾不虚生，由人所召，毋乃某实失职，致罹天遣。然而守土庇民，御灾捍患，年不顺成，八蜡不通，则我与神明均有责焉。”（《祭八蜡文》）他殚精竭虑忙于抗灾，关心民瘼，甚而还祈祷神灵与他一起庇佑灾难深重的民众。以至于当年六月慈母病逝于就养途中，亨阳内心悲恸，但因公务脱不开身，不敢擅离职守，只得差人嘱咐弟弟料理丧事，直到翌年三月才回乡守制。
  乾隆七年，庄亨阳任徐州知府，此前徐州已频年告灾，因而他一到徐州，就把解除水患对民生的威胁作为自己施政的急务，他说“兴利贵在因时，除患务求探本。”（《上讷公》）用了近半年的时间，“遍历河干，审察形势，访耆硕而咨官僚，早夜讲求，颇得其所以水患之由，及所以御水之法。”（《上陈中堂》）他以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不辞劳苦的工作精神，详细勘察徐州及邻郡的山川湖泽，掌握了水情、地情。时任沭阳县令的大诗人袁枚称其对“沭水原委簿领利弊皆悉，论山经、地志、星象、乐律甚辩……”（《淮徐海道按察司副使庄复斋先生传》）在徐州三年期间，庄亨阳又遇到了三次大水灾和两次饥荒，每次遇到水灾，庄亨阳都能尽全力地动员百姓抗灾救灾，常常“饥不暇食，困不得眠。”乾隆七年黄河水冲决石林，沛县城危在旦夕，百姓人心惶恐，争相逃窜，庄亨阳驾起小船，赶到沛县，向沛县父老宣告说：“太守来与尔民同难，尔民何往。”（《庄复斋公墓志铭》）他亲率百姓堵筑堤坝，连续七天七夜，终于保住沛县县城。
  庄亨阳的重农思想还表现在全身心地投入在抗灾，生产自救，兴修水利的工作中，并且不断地上疏反映淮徐水灾，讨论、分析水灾造成的原因及治理的策略。引起朝廷的重视和支持，目的就是要彻底消除给人民生存及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的水患。为了使自己的治水策略得到实施，他据理力争，与钦差、河员、地方官吏展开斗争，指出钦差大臣在赈灾治水中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措施不得要领，“然而绝原举要先务，未见有所设施，其在徐州者，求急之方止塞一石林口，善后之策止修一缕水堤，水利工程则委员四出仓皇估计，曾不匝月即便施行，守令不及与闻，舆言不及遍采，或急其所当缓，或后其所当先，卤莽灭裂不一而足……恐徒费金钱，而水患仍未有已也。”（《上抚宪陈》）河员在治理水患时对前人的治水经验没有加以总结，领会其要害，只是“守其说而失其意”，（《上德制台》）所以面对水患“不知变计，导致下殃百姓，上累国家……”（《上陈中堂》）地方官员则缺乏长远之计和从地方利益出发，庄亨阳批判只求解除燃眉之急，如暂时加高堤堰，以求苟安数岁，或只塞一石林决口便可了局，以及“只填闸门一丈二尺，水入少则患自平”这种“在萧言萧，不顾害之他及”（《天然闸略节》）等等做法是“非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之大君子。”（《天然闸略节》）提出了在治理黄淮水患的时候要有全局观点，从长计议。经过了一番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大胆指出“黄河之水，衰则利合，盛则利分，既盛仍合，壅淤冲溃势所不免。”（《上德制台》）徐州水患与上江颖、泗，下江淮、扬，皆以“壅塞”为害，在对康熙、雍正、乾隆数朝河臣的治水方略进行比较分析之后，庄亨阳充分肯定了康熙时代治水名臣靳辅的方法，“靳文襄收黄之利，今则却黄之利而反招黄之害，且又受淮之虐。”（《河防说一》）大声疾呼应该恢复靳辅的治水方略。“究其所以致患之由及所免患之故，则今日治水之策，
  唯有仍靳文襄之旧贯，而不必别置一议者。”（《河防说二》）认为要解除水患“宜导而疏之”，（《上德制台》）主张“蓄汇兼筹”，在上游建水库蓄水，下游开渠泄洪，中游综合治理，因而必须开毛城铺天然减水闸，使黄河水南泄洪泽湖，徐州水患才能平息，开天然坝使徐州上游的淮河水入注高、宝诸湖，使上江的水患平息，开范公堤而注之海，则兴、盐、泰诸州的水患才能平息。庄亨阳在淮徐期间组织百姓修筑南四湖，黄淮堤防，扩大中小库容和修建金沟、境山等数十座水闸，以提高泄洪能力，同时，清理了黄、沭、睢、汴等河道的沙障，拓宽了运河狭窄地段，解除了长年困扰徐州的水患问题。
  庄亨阳的重农思想还表现在他在组织百姓进行抗灾救灾的同时，还注重发动灾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开展农田水利综合治理和建设，进行生产自救。乾隆七年，石林决口堵住之后，铜、沛之交纵横百余里，汪洋巨浸，只有韩庄闸及荆山口二处地区泄水有限，随着冬季的来临，“存留之水将冻而不复涸，及冻而解，涸而燥，当在三月之交，春麦亦难入土”，（《上陈中堂》）这种情况下，庄亨阳号召灾民抢抓来年时机及时播种秋禾。萧县由于地势低洼，天然闸在汛涨时进水太多，所泄又少，导致积满四溢，即使在闭闸之后数月，但水犹未尽涸，冬麦不能入土，庄亨阳“目击心优，乃令经历武承运，督同巡检强国宣等于积水之区，开引河数道归入闸间，渐以就河”以使“春麦可望”。（《天然闸略节》）由于毛城铺天然减水闸关闭，导致徐州各县年年告灾，特别是在李道华家楼起讫苏家山九十里，由于没有修筑堤岸，黄河每次发大水，处处都可过水，导致淮徐境内的铜、沛、邳、宿、桃、沭、安、海及山东的金、鱼、滕、峄等地无数的良田民庐皆受其害，而且“九十里高埠无堤之所，俱变为低洼。”庄亨阳认为在这些地方“诚宜急筑九十里之长堤，绝水北流”。（《上陈中堂》）在“毛城铺下游旧有五湖，皆水故宅，下河兴、盐诸荡亦然，原非夺民之地之予水，而是民夺水之壑为地耳。”（《上白总河赞尹总督》）在大山头，彭家溜尾闾这些地势低洼又一路砂礓，前经估计约需十万，去年少加疏凿迄无成功。”（《天然闸略节》）工程因为地质原因施工困难，庄亨阳大胆地提出“为今之计，莫若弃地与水，不与之争，而在半坡店开一径直引河，由赵家山到刘家屋……”（《天然闸略节》）再者这些地方田庐少，权衡利弊，这样不仅“所弃不过循山一线硗确之区，所全者千百顷膏腴之地，害少而利多。”（《天然闸略节》）庄亨阳在淮徐数年间为组织民众生产自救，常常是“再四思维”、“不远千里奔渎宪辕。”（《天然闸略节》）为增强泄洪，消除水灾，及时排涝，发展农业生产，组织民众开凿疏浚了包括定国寺倒勾河、富家洼引河、王家河、李家口河、蒋家河等在内的大量沟洫、渠道，修月堤、格堤、遥堤、缕堤等许多堤岸，并且兴建了涵闸配套工程，种植防沙林。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改善民众生活。
  主张放洋开禁发展国际贸易
  庄亨阳所处的时代，清政府大力施行海禁政策，闭关锁国。统治者把福建沿海民众支持郑成功抗清斗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人民出海始终极端疑虑，害怕在自己鞭长莫及的海上结党聚社，酝酿抗清活动。早在清顺治十三年就禁下海贸易，犯禁者不论官民，一律处死，货物从官，犯人家产赏给告发人，地方文武一律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不告发，便一律处死。康熙二十三年平定台湾以后，曾有条件地开放海禁，但之后清政府又不断地下达各种有关海外贸易的禁令，对民众出洋经商和外商入境贸易都有种种的防范和限制。康熙皇帝玄烨说：海外如吕宋，交留吧（今印尼雅加达）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根。康熙年间，漳浦人蓝鼎元《论海洋弥捕海贼书》中描述了当时情况：“一船下水，必有族邻乡保具结，地方官查验，烙号给予护照牌照，方敢外出贸易。”经过这样严格审查的商船，仍禁止他们携带枪炮等自卫武器。商船“自度无炮火枪贼，不能御敌，又船多重滞，难以走脱，闻声落帆，惟恐稍缓，相顾屏息，侯贼登舟捆絷。”清政府还在《大清律》二百二十五章规定：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或移往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仅属失察者免死，革职永不叙用，获准外洋贸易的，如留在外国，则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还要行文国外，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
  清政府的海禁政策，给福建沿海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阻碍了商品流通，限制了人口的自然流动，使福建沿海在东南亚的贸易一落千丈。此时在漳州一带的士大夫阶层中，也涌现了一批主张解除海禁，对外开放的开明人士，如蓝鼎元、蔡新、蔡世远等，庄亨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夏五月，闽中督抚大臣奉命巡视海疆，庄亨阳“以职守从”，之后庄亨阳以他的实际见识，在《序海图说》一文中，指出“独是洋商海贾，艘舶往来，货利所丛，甘心者众。”他在《禁洋私议》中直指与南洋发展贸易的好处及海禁的弊端：“福建僻在海隅，人满财乏，惟恃贩洋。番银上以输正供，下以济民用。如交留吧（即今印尼雅加达），我民兴贩到彼，多得厚利以归，其未归者，或在彼处为甲必丹转徙贸易，每岁获利千百不等，寄回赡家。其族戚空手往者，咸资衣食给本钱为生，多效巨富。故有久而未归者，利之所存，不能遽舍也，去来自便，人各安其生。自海禁严，年久不听归，于是获利者既多，徒望故乡而陨涕者，又有在限内归，而齊金过多，为官吏垂涎，肆行勒索无所控告者，皆其闭也。夫不听其归，不可。若必促使尽归，令岛夷生疑惑，尽逐吾民，则自绝利源，夺民生而亏国计，尤不可也。”
  庄亨阳论驳禁与南洋贸易主张的理由，并批评了一些大臣不恤民情的做法：“又设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岛夷以窥中土，不知交留吧不过荷兰一小属国，去荷兰尚数千里，相隔千里，相隔既远，无从生心。又吾民在彼，贫则仍留，富则思返，怀土顾家，亦无心引彼窥我之事，此皆前任督抚不恤民瘼，张大其说，以见己之留心海邦，而厉阶之生，遂至今为梗矣。”（《禁洋私议》）
  庄亨阳敢于冲破陈规俗律，大胆阐述解放思想、开放海禁、发展海外贸易的外交理念，还建议在开放的同时加强海关管理。他认为：“大抵防海之策，不外乎严岛、澳之巡徼，密口岸之防闲。”（《序海图说》）“为今之计，莫如听其自便，不给照，不挂号，永驰前禁，令海船得以及时往返，不遭恶风，无覆破之患，此上策。其次于出口时，取具船户甘结，不得将奸人载回，违者罪之。再则于入口之时，严加议察，异服异言不得入港，其年久在限外回者，令自供籍贯，造册报官存察，到家安插后，陆续取其族或领据甘结，地方官不得藉端蒙骗。”（《禁洋私议》）庄亨阳的这些主张深得蔡新、方苞等人的支持，并受到朝廷的重视。正是庄亨阳等一批开朗的封建士大夫的努力，雍正五年（1727年），经福建总督高其卓的奏请，清廷批准恢复对南洋的贸易。
  把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应用于执政实践
  庄亨阳生活的时代，西方的科学知识通过不同的途径逐渐传播到中国，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利玛窦与李之藻编译了《同文指算》，在国内康熙皇帝爱好数学，梅文鼎父子编写了《梅氏全书》及《数理精蕴》。天文学方面，西方历学名师多禄某、利酌理的天文学著作也流传到中国。庄亨阳在国子监助教期间，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对这些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庄亨阳不象当时的许多封建士大夫那样加以鄙视，而是认真地学习和研究。特别是对西方数学的学习卓有成绩，更难能可贵的是庄亨阳能够把中西方数理知识加以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特的数学体系，如收录在《四库全书》中的《庄氏算学》，就是他运用中西数学的原理，在徐州各县治理水患，清理淤沙、河障、开辟新渠道引水泄洪，扩建水闸，加固堤岸，组织搬迁过程中进行测量、计算的工作笔记的汇编。它避开高深理论，力求浅显易懂，多以通过解题方式及口决来撮举精要，深入浅出地介绍数学知识及原理，且文字流畅，图表准确，采用边解题边分析方式。《庄氏算学》对当时普及和提高数学知识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清乾隆年间进士，龙溪人李威在他的文章《书秋水堂遗集后》这样[图为庄亨阳（中）与家人在秋水堂前的画像]评论庄亨阳：“威年十二、三，先君子命读古书，困述少时，从师多俗学估哗操觚，凡听讲求类皆庸下，惟及南靖复斋先生之门，始得平所未见，奥衍宏深……”，“修后进礼，谒蔡文恭公，为言复斋先生素喜算术，所著书为泰西人所重……。”庄亨阳在发扬光大我国的传统数法，促进东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庄亨阳一生没有论及经济的专著，他的经济思想体现在他实际政务中，是零碎的、朴素的、直观的。他的经济思想包括忠君、重农本思想都是属于封建主义的经济思想，他对本业的重视，对人民命运的关切，特别是他能重视和研究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大胆用于执政实践，并提出对外开放，发展正当的经济贸易的经济思想，在庄亨阳所处的时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然庄亨阳提出的一些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社会进步的主张和改革措施，只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下能得以施行和贯彻，在很多的时候，面对灾难，庄亨阳也感到无可奈何。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象庄亨阳这样一批有开放意识的封建士大夫在前面作下铺垫，才有一百年后林则徐等人向西方学习，放眼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形成，因而从这一点看，庄亨阳的经济思想对当时的社会乃至后世今天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林尔嘉与南靖西河堤
  陈春梅
  在南靖靖城城隍庙保存有一方《重修南靖堤岸碑记》，该碑长2.4米，宽0.8米，勒于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碑刻记载了1908年九龙江西溪大洪水及爱国实业家林尔嘉向海内外募捐赈灾并修复南靖西河堤的历史事件。南靖西河堤位于靖城西门外。它是漳州历史上的十大重点水利工程之一，是保护九龙江西溪下游的靖城、天宝及府城漳州免受洪水肆虐的屏障。据《漳州水利志》记载，历史上“漳州市洪涝灾害频繁，洪水为害以九龙江西溪尤甚。”自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至1908年的900多年间，发生洪水44次，平均20年一次。其中洪峰流量达8500～10000立方米/秒的特大洪水5次，分别发生在1474年、1570年、1668年、1794年和1908年。尤以1908年农历九月廿二日的洪水最大，据调查推算流量达8850立方米/秒，相当于110年一遇。
  历次洪水损失、灾情十分惨重。早在清康熙六年（1667）知县白拱薇就开始修筑土堤，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几任知县曾8次对其进行修缮。20世纪初年，水患频频发生，而当清政府已是强弩之末，洪水过后，清政府无力赈济灾民，更无能力修复堤岸。据《漳州水利志》和《南靖县志》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十六日，飓风拔木，暴雨三天。南靖县城西佛坝（当时南靖县城在靖城）决堤二十余丈。县衙、仓库、狱所、圣宫、鼓楼、武庙均毁，淹死153人，知县邱德阶一家除他一人流至东门外视头张社遇救外，全部殉难。城郊民房倒塌百余间，天宝、浦南水淹村舍，屋倾人漂甚众。漳州大水人城，数日未退，沿街屋店货物漂没，新旧桥俱垮，旧桥上两边行铺均遭飘荡，堤堰几乎皆溃。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廿二日，靖城西堤葫芦堀、屈原庙后、张仓、上峰坝四处同时决口长二三十丈，男女死者四十余人，东门外后蒋、新寨、后郊、涂地以及南门布埔各社均冲毁。光绪三十四年大风暴雨两天，山洪暴发，九龙江西溪浮尸漂木，堤岸相继决口，漳州郡城人水，新旧桥冲毁，南门旧桥侍御巷和烧灰巷人家平房水近中梁，楼房楼板水深三尺，地处高水位的北廓顶也受淹。全城惊呼喊救，上千民房倒塌，死亡200余人，城郊堤岸冲崩十余里，田庐淹没。
  故乡漳州的水患时刻揪动着爱国实业家林尔嘉的心。林尔嘉，字菽庄，他就是厦门鼓浪屿菽庄花园的缔造者。林尔嘉是台湾开发史上赫赫有名的“漳州阿哥”——林本源家族的第四代孙，甲午中日战争清朝战败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林尔嘉不愿作日本“顺民”回大陆祖籍地。林家祖
  籍在漳州龙溪县二十九都白石堡莆山社（即今龙海市角美镇埔尾村）。林氏十四世林应寅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迁台，林氏入台后即以雄才大略经营米行、盐务及土地拓垦。林本源家族不仅在开发台湾的历史上赫赫有名，他们还十分热爱家乡，更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作出了巨大贡献。林家致富不忘乡人，在家乡设立义庄，捐助贫苦宗人长达116年之久，是福建省最为有名的慈善事业，捐赠巨款作为中法战争基隆战役及台湾民众抵御日本侵略台湾的军饷。
  更难能可贵的是，林本源家世代以“龙溪人”为荣为傲。从日据时期直到台湾光复，林家裔孙填报户籍、身份证时，都要冠以“龙溪”。林本源家族的“龙溪”情结以及林尔嘉在社会上的声望使他成了龙溪人的当然领袖。面对着漳州屡遭洪灾，据《重修南靖堤岸碑记》记载：林尔嘉以为“救灾捍患古有明训，况属桑梓，责无旁贷”。在1905年以前林尔嘉任侍郎时，他就曾“躬亲履勘，会官绅倡修之。”可是1908年的特大洪水使得“未十年堤再决，灾更巨。”此时，林尔嘉嘉因捐200万银元给清政府发展海军却被慈禧太后挪用建颐和园而愤然辞官，在厦门任总商会长。漳州遭灾后，林尔嘉立即会同厦门慈善机关同善堂主持人叶崇禄及在厦门的漳州绅商，设立筹备赈灾的机构，买米前住漳州救济灾民。之后，漳州官绅“告灾函电日数至”，林尔嘉知道灾情严重，为了更大范围地救济灾民，遂为民请命，“飞电中外华侨诸君。”募集资金赈灾。数月之后，在新加坡总商会、长崎埠建帮、槟城总商会、缅甸总商会、安南福建公所、泗水总商会、香港福建商会、小吕宋总商会、大吡比叻总商会、梭罗总商会、三宝垅总商会、日惹总商会、万那老总商会、上海埠建帮、漳泉会馆、天津埠建帮、北京孝友堂、营口埠建帮、浙宁埠建帮、厦门埠的组织下，各界善士数以万计共捐银十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圆七角五分，林尔嘉用其中五万六千多元购买衣物粮食交由漳州商业分会及工赈局分发给灾民。此后，漳州地方人士认为，如果南靖堤岸不修筑，“则田为泽国，民生屡穷。”于是林尔嘉再次致电中外诸君，会同地方官设专门机构（用剩余款项）兴建河堤，他们推举省咨议员杨慕震、徐联林先后主持修建工作。工程耗时近两年，直到1910年农历五月完工，耗资五万多元，共修筑长堤3700多尺，石坝700余尺，疏浚城河9000余尺，修补堤岸4000余尺，是修建西河堤历史以来最为浩大的工程。林尔嘉为了记录南洋华侨的功绩，与当地乡绅在堤岸工程竣工并经受数年的洪水考验后，于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勒石纪念。在此次修堤的影响下，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海外华侨再次捐修堤岸。自此，南靖西河堤没有再出现历史上曾发生的大溃堤事件，此次修筑河堤是南靖乃至整个漳州防汛抗灾史上的一座丰碑。爱国实业家林尔嘉等人及海内外捐资修堤人士的功德将与长堤同在，名垂千古。
  左权将军在南靖
  谷啸风
  左权，原名左纪权，1905年3月15日生于湖南醴陵县平桥乡。1924年参加革命，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派到苏联留学。1930年回国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新十二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部作战参谋处处长、红十五军政委、军长等职。他参加过长征，抗战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指挥八路军总部突围转移时壮烈牺牲。
  左权热爱祖国，对党忠诚，精通军事。他一生戎马，参与了许多重要战役与战斗的指挥，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1932年3月，中央红军为开辟革命根据地，组成东路军，在毛泽东指挥下东征漳州。左权率红十五军担任前锋，配合红一军团，破考塘，收龙岩，一路东下，势如破竹。敌人闻风丧胆，退守南靖、天宝一线，妄图凭险决一死战。4月16日，毛泽东亲临南靖前线，制定了攻打天宝大山的作战方案。左权奉命率部佯攻南靖宝林桥。
  宝林桥是龙岩至漳州的咽喉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否能将敌人吸引拖住在宝林桥一带，关系到漳州之役能否取胜。
  左权经周密调查研究后，与师长苏进指挥红四十四师，先对宝林桥进行火力侦察，然后就在附近一带摆开架势，制造假象，迷惑敌人。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很快就要斩关夺隘，强闯宝林桥了，因此，驻守笔架山、榕仔岭之敌一四五旅纷纷急速向宝林桥靠拢。左权的“调虎离山”计成功了，红军主力乘虚而人，绕过宝林桥，强渡永丰溪，抢占风霜岭，进逼漳州城。
  左权得悉主力部队已攻下天宝大山时，立即配合红三军、红四军，全歼敌一四六旅，旋即迂回南靖，围歼敌一四五旅。至此，敌四十九师全线崩溃，师长张贞夹着尾巴逃回诏安。1932年4月19日下午，漳州城回到了人民怀抱。
  五月间，左权率红十五军转战南靖城乡，宣传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帮助地方建党建权，闹得红红火火……
  左权在南靖的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多月，但他的英风浩气却长留在荆江两岸，萦绕在紫荆山麓。南靖人民永远怀念这位功勋卓著的将军！
  郑贵卿副司令员重返南靖
  温泉春
  1983年的金秋十月，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郑贵卿刚离休，就特地回到南靖县，访问了梅林乡的上科岭和下科岭。这里不是他的家乡，也不是什么风景胜地。然而，是战士，就忘不了自己曾经洒过鲜血的地方。南靖，曾留下他战斗的足迹。那里，青山巍巍，有他战友和亲人的忠骨；绿水悠悠，流淌着血与火的记忆。
  游击出奇兵
  1935年，丘金声和丘织云领导的红八团，在南靖、龙岩、永定三县的边区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第二年6月1日，“两广事变”爆发，福建蒋系军队进入广东作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命令红八团改变过去分散的游击形式，集中兵力，截击蒋军人粤部队。丘金声认为这个命令不妥，拒不执行，被错误地撤消职务。丘织云牺牲后继任政委的伍洪祥也同时调走，代之以赵群和丘成贤。
  因蒋军和粤军交战，给红军造成有利时机，取得了许多胜利。红八团800多名指战员团结战斗，有力地打击了附近各地的民团。
  但是，“两广事变”没多久就解决了，广东军代替了蒋军，前来福建进剿红军，红八团仍按前段集中兵力战斗，造成了较大损失，赵群和丘成贤先后牺牲。
  因为敌人主力回师“进剿”，粤军也一起来围攻，部队不能集中兵力，改为分散活动。一部分在永定坎市一带，一部分在苦竹一带，大队长郑贵聊和大队政委游和顺率领第三大队指战员留在南靖上、下科岭一带，分散住在邻近的几条山沟的竹寮子里。张鼎丞、谭震林还随他们活动了…段时间。上级领导给三大队的任务是：以上、下科岭为中心，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同时为军政委员会筹款。
  科岭的武装斗争迅速展开了。敌人把三大队视如洪水猛兽，经常分三路联合进攻上、下科岭：一路从南靖梅林、长教来；一路从龙岩适中来；一路从永定坎市来。每次都以一个方向为主攻，另两个方向为配合。主攻方向来的敌人，分成几路队伍，沿山路“进剿”。根据地方党组织和交通站送来的情报，郑贵卿常常率队钻敌人的空子，打击弱小的敌人。当然，有时也出其不意，伏击主攻方向的来犯之敌。那时，差不多天天与敌人战斗。
  1937年四、五月间，敌人又兵分三路进攻科岭。郑贵卿布置了适中游击队和一个排兵力分别对付龙岩适中和永定坎市来的敌人；另外两个排负责对付南靖梅林来的敌人。地方党组织给他们提供了准确的情报：敌人兵力是一个主力营，加上长教、梅林等地的民团，共1000余人，图谋在凌晨发动突然袭击，攻占上、下科岭。
  根据这个情报，郑贵卿他们研究后，把部队分成许多个小组，分散埋伏在下科岭——双溪的小路两旁。小路只有脚板宽，两个人并排走不了，路傍着河沟，两旁是几抱粗的大树和藤蔓，便于战士们隐蔽。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各小组一齐打响，每个人打几枪就换一个地方，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搞不清红军到底有多少人。晚上，敌人驻下来，他们又陆续派出小组去袭击，使其不得安宁。这次，敌人“扫荡”了3天，三大队共消灭50多个敌人。这场“麻雀战”受到了谭震林的表扬。
  1936年腊月三十，郑贵卿带着三个排长和20多个战士，到长教打击民团。郑贵卿化装成老板，沈开永长得胖，化装成帐房先生，朱洪联年青英俊，身材苗条，化装成姑娘，阙广昌等人也都化装成小商贩。他们穿着长袍短褂，藏带着短枪，有的挑，有的抬，跟随人群进入了长教圩。
  长教的民团头目叫简昌时，有30多条枪。当郑贵卿他们进入圩场时，一个民团丁看到化装成姑娘的朱洪联，嘻皮笑脸地来拦抱。朱洪联一枪结果了他。枪声一响，街上大乱，他们趁乱冲进简昌时的家，没想到他不在家，几天前就跑到南靖县城去了。这次红军只消灭了几个团丁，缴了几条枪、一些子弹和钱。在撤离长教圩时，红军把预先写好的布告，贴在团丁的尸体上，警告敌人不要再为非作歹。在离开长教街口的下桂阳时，阙广昌又带入去抓了个土豪，搞了1000元光洋。
  敌人的阴谋
  郑贵卿、游和顺率部队在科岭、梅林、长教一带神出鬼没，迂回作战，闹得敌人不得安宁。于是，敌人下令悬赏通缉他们：抓到游和顺的赏光洋3000元，抓到郑贵卿的赏光洋5000元，打死他俩的各赏光洋1000元。敌人还千方百计从红军内部寻找叛徒，企图杀害郑贵卿和游和顺。
  大队文书阮耀坤，原是部队的宣传队长，面对强大的敌人和艰苦的斗争，他动摇了，被敌人收买了。条件是打死郑贵卿，就让他当坎市的区长。这个情况郑贵卿开始不知道。有一次，阮耀坤报告，说抚市有一个大土豪，他熟悉情况，愿意带队去抓。郑贵卿相信了，就带了一个排的战士和警卫员一起出发。临走时，阮耀坤提出要支枪。当时部队枪支弹药紧张，阮耀坤平常很少参战，就给了他一支撞针断了的坏枪。一路上，他在郑贵卿身前身后，特别殷勤，缠着让郑贵卿教他学打枪，到了抚市一看，根本没什么土豪可抓，只好回来，他显得很紧张。这时，地方党组织通过游和顺，把他被敌人收买了的事告诉郑贵卿。郑贵卿便把他叫来盘问，他供出了敌人布置给他的任务。原来，他想利用假情报诱郑贵卿去，让埋伏的敌人在半路上劫走郑贵卿，没想到郑贵卿当时就出发，他来不及通知抚市的敌人作准备，就企图利用在路上向郑贵卿学打枪的机会，装作枪走火暗杀郑贵卿，好在是支破枪，要不然，郑贵卿一定会死在叛徒手中。自然，对于叛徒，红军是决不留情的，后来就把他枪毙了。
  敌人没能杀死郑贵卿，却杀害了阙广昌。阙广昌原是红八团的侦察排长，是个很好的同志。他曾带领侦察排，随丘金声去攻打敌人设在龙岩的医院，也打过永定南阳坝的敌人。
  1937年正月的一天，他和游和顺、肖振忠（岩永靖军政委员会主席，三大队党总支书）三人去长教做群众工作，在溪柄这个地方遭到魏坤祥、魏阿狗、魏苗摇三个家伙的伏击，阙广昌不幸牺牲。游和顺与肖振忠冲上山跑回部队，带了一个排去，准备抢回阙广昌的尸体，但敌人已割下他的头颅，到南靖县城去领赏了。游和顺他们只抢回了阙广昌的无头遗体，埋葬在上科岭。
  不久，敌人又加紧了“清剿”，更残酷地推行“三光政策”。阙树槐、丘尚聪带着一、二大队，转移到永定南阳坝一带去打游击。行前，谭震林也来了，他们三人指示郑贵卿，继续带领三大队，在科岭一带坚持斗争，叮嘱他注意保存部队的战斗力，保护我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他们出发了，不幸在永定象山的斜背芦的山谷中，中了敌人的埋伏，支队部和两个大队被打垮，阙树槐和丘尚聪二人牺牲，只有100来个同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军政委员会临时任命郑贵卿为支队长，游和顺为支队政委，仍带三大队在原地活动。游和顺与原副支队长陈联正一道，将突围出来的同志重新组建为一个大队。此时，红八团只剩下两个大队的人马了，当时，连支队部也没有组建。
  军民鱼水情
  残酷的斗争，考验了我们的战士，也考验了我们的人民。敌人扫荡，把科岭基点村的房屋烧了，粮食抢走了，耕牛牵走了，农具砸坏了，群众生活很苦，吃野菜，睡草堆，住茅寮。但他们还千方百计到适中圩去买米、买药送给红军。有一次，王宪荣为红军送东西，被敌人发觉，抓到龙岩拷打，他坚强不屈终被杀害。黄朝荣经常秘密为红军买药，后来，牺牲在叛徒张青辉的枪口下。还有黄细妹、林德仁、苦竹哥等许多群众，都曾在敌人封锁包围的恶劣环境中，给红军送情报、送东西、掩护伤病员。
  1936年底，郑贵卿率部到长教附近打土豪筹款，撤出时，郑贵卿的头部被敌人的流弹击伤，同志们安排他在狗门塘（现叫九云墩）村后的山寮里养伤。村里只有简姓兄弟三家，主人名叫家煌、家珠、家术，他们天天轮流给郑贵卿送饭，采药给他敷伤口，还把生蛋换钱的母鸡杀了，炖汤给他补养身体，而他们自己却忍饥挨饿。
  四班长老沈负伤残废，郑贵卿安排他住在狗门塘对面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的小村里养伤，他在老乡家里生活了十多年，一直到解放，才返回永定老家。
  1937年，红八团下山改编时，群众想方设法，给他们每人送了一包香烟、两双草鞋。有的草鞋是老乡撕破自己的被单、衣服、搓成布条编织的。
  告别南靖，队伍先开到铁三洋整编。上级决定把游和顺等人留下，继续在岩永靖一带坚持斗争。
  此后不久，郑贵卿他们就踏上了抗日征途。
  黄少范与南靖妇女解放协会
  江左风
  南靖妇女解放协会是北伐军攻克漳州后成立的革命妇女组织，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它的诞生，为广大劳动妇女树立了一面反封建、反压迫的旗帜，在福建革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一段巾帼雄风。
  一
  1926年11月初，北伐军东路军由广东进入福建，经平和到达南靖。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鼓舞下，南靖县的一些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800多人揭竿而起，积极配合北伐军攻克了漳州。闽南的土皇帝张毅吓跑了，军阀势力土崩瓦解。
  北伐革命的惊雷，震醒了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广大劳动妇女。长期以来，她们身受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对封建制度有切肤之痛。她们渴望自由，渴望解放，但妇女自身的软弱性、自卑感使她们还处于观望之中，只要有人引导启发，她们就会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行列。
  南靖是毗邻漳州的一个山区县，是北伐军攻克漳州的必经之路，受国民革命的影响较深，加上北伐革命发展的大好形势，给南靖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南靖妇女解放协会顺乎历史潮流应运而生。
  二
  1926年11月7日，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的一支工作队，进驻距漳州30多华里的南靖县城——靖城镇，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国民党南靖县党部召集地方人士和群众500多人，在文庙前召开欢迎大会。
  会上，工作队的蓝队长讲了北伐的意义和任务，介绍了东征福建的作战情况，强调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年轻的妇女干部廖韵音也上台演讲，阐述了“废除封建制度，实行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靖城小学年仅17岁的女教师黄少范被推选为妇女代表，在会上呼吁：“小女孩不能再裹足，已裹的要放开”、“不能把童养媳当婢女看待”、“男女受教育要平等”等。她们的讲话，深深打动了遭受压迫的广大劳苦妇女们的心弦，为南靖妇女解放协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几天后，北伐军政治部派车接黄少范到漳州，蓝队长、廖韵音与黄少范长谈了筹建南靖妇女解放协会之事宜。黄少范回靖城后，先动员小学的两位女教师韩慕英和李淑英出来参加妇女解放协会的筹建工作。韩、李虽已结婚，但对这一新生事物很感兴趣，征得家人同意后，分头去宣传、动员亲戚、朋友、邻居及渴望自由解放的童养媳们参加妇女解放协会。
  筹建工作进展很顺利，仅半个多月时间，就发动了50多人。工作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于11月26日在靖城镇文庙大门口召开群众大会，由廖韵音宣布成立南靖妇女解放协会。黄少范被推选为主任，韩慕英、李淑英被推选为委员，第一批会员有56人。
  黄少范在成立大会上详细汇报了协会筹建的过程，阐明妇女解放协会的宗旨，号召妇女们团结起来，消除自卑感，自己解放自己。
  成立大会结束时，全体会员合影纪念。
  三
  妇女解放协会主任黄少范，原名黄珊贵，1910年6月9日出生于福建省霞浦县三沙镇。她的父亲是镇上蜡烛店的店员，因子女多，生活困难，3个女儿都送入抱养。黄少范4岁时被送给本镇一家富户当童养媳。抱送那天，富户家正在办喜事，小少范手中的饭碗被狗给弄破了，啼哭不止，富户认为兆头不好，遂将其抱还黄家。自此，小少范在家帮做蜡烛。
  黄少范从小脾气倔，5岁时父母逼她裹足，她又哭又闹，逃到外面躲了三天三夜，父母无奈，只好任其放足了。10岁时，她父亲去世，家庭生活愈加穷困，勉强供她读到小学毕业。她12岁时跟胞兄来到南靖一带谋生，并就读于山城镇半工半读女子职业学校。1926年初，因其兄到靖城镇任县府收发员，她也随之到靖城小学当教师。
  新时代潮流的冲击，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同志的启发教育，在黄少范的眼前展现了妇女翻身解放的锦绣前景，使她明白了劳动妇女要想有出头的日子，就得组织起来参加斗争，斩断束缚在妇女身上的条条锁链。于是，在欢迎北伐军工作队进驻靖城镇的欢迎大会上，她代表广大劳动妇女上台发了言。
  黄少范之所以能够成为南靖妇女界的先锋，是与她的胞兄黄渤支持帮助分不开的。黄渤比少范大12岁，是个受“五四”运动影响较深的进步青年。他赞成妹妹放足，鼓励妹妹读书、就业、参加社会活动，是南靖妇女解放协会的“顾问”，经常为当主任的妹妹出谋献策，协助她搞好工作。
  四
  南靖妇女解放协会成立后，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活动：
  第一，废除女子裹足的封建习俗。
  黄少范主任带领妇女解放协会的成员们上街宣传，大讲裹足的危害性：一、不卫生，二、行走不便，三、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通过反复宣传，许多穷苦女子觉醒过来了，深恶裹足之赘，纷纷扔掉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但也有不少殷富人家反对放足，说什么“女子大脚难看死，三寸金莲美得很”。妇女解放协会的成员便挨家挨户宣传、动员，直到对方扔掉裹脚布。
  第二，反对丈夫打骂老婆；招收女孩入学。
  妇女解放协会在县党部的支持下，召开各种形式和不同对象的会议，大声疾呼要实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反对丈夫打骂老婆；主张女子要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妇女解放协会还和县党部共同制订了如下具体政令：
  1、丈夫不准打骂老婆，屡教不改者，送交县党部究办惩处。
  2、适龄女孩应上学读书，学校免费招收女生。
  政令一出，布告四贴，丈夫打骂老婆的现象果然减少。全日制小学招收了十几名女生，女子夜校也办起来了。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的创举。
  第三，反对虐待童养媳。
  过去，靖城一带普遍有抱养童养媳的习惯。童养媳一般都被当做婢女使唤，均遭虐待，吃不饱，穿不暖，挨打挨骂，受尽欺凌。许多童养媳偷偷跑到妇女解放协会来诉苦，要求替她们做主。妇女解放协会成员中，有不少是童养媳出身的人，对虐待童养媳更是深恶痛绝。但在具体工作中，她们也遇到不少阻力。有些人说：“孩子是我花钱抱养的，要打要骂与你们无关。”对这些人，妇女解放协会就集中“兵力”，到其家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她们有的转变了，有的仍然执迷不悟，对某些“虐待狂”，只好送交县党部“官办”。这样一来，虐待童养媳的现象逐渐减少了。许多童养媳都说：“妇女解放协会是我们穷苦姐妹的靠山。”
  第四，呼吁取缔妓院。
  嫖娼卖淫，在当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广大妇女深受其害。为了彻底解放妇女，妇女解放协会一再呼吁“取缔娼妓院”。这一呼声虽然曾一度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但因种种原因，经研究讨论后，认为“这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目前尚无法解决”而不了了之。妇女解放协会除了开展以上活动外，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在忌日悼念孙中山先生、在植树节种树等。
  五
  1926年底，北伐东路军退出漳州。翌年1月，中共闽南特委在漳州成立。2月，中共闽南特委在漳州的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里举办了一期“农工运动讲习所”，培养工农运动的骨干。黄少范作为妇运骨干，被选送进“农工运动讲习所”学习。这期间，南靖妇女解放协会照常工作。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种种迹象，迫使漳州“农工运动讲习所”提前于4月初结业。黄少范回南靖后，仍然在靖城小学任教，兼做妇女解放协会的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右派在漳州、南靖、平和等地成立了“清党委员会”，改组了市、县党部，组织起“自治会”、“民团”，到处捕杀共产党人，扼杀工农运动。霎时，白色恐怖笼罩闽南大地，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4月26日，南靖县妇女解放协会被本县的“清党委员会”解散了。
  南靖县妇女解放协会从成立到被迫解散，时间虽然只有5个月，但它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它较早吹响了福建革命妇女运动的号角，显示了广大革命妇女反封建、反压迫的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