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机翼下掠过一片汪洋
  山城，你在哪里？
  话务员们守着电话总机，一遍又一遍焦虑地呼唤着；
  风尘仆仆的军区副司令和副省长，迫不及待地铺开了军用地图；
  舟桥部队的指战员，睁大眼睛，在如铁的夜幕、如墙的雨帘和如山的洪峰中，搜索、寻觅；
  直升机用巨大的旋翼，绞碎层层铅灰色的雨雾，下降，再下降，紧紧贴着地面，作超低空飞行……
  山城——作为南靖县城关的山城镇，作为闽南粮仓之一的山城公社，如今，你究竟在哪里？
  展现在飞行员眼帘下的，是一幅多么令人心悸的图景：九龙江西溪上游的三条支流——自西北往东南的船场溪、自西往东的象溪、自南往北的琯溪，像三条桀骜不驯的黄色巨龙，张牙舞爪地扑进这个群山环抱的瓶形盆地，在这里风云际会，搅缠撕杀。它们疯狂地冲决堤岸，凶狠地掀翻公路，贪婪地吞没了一片片良田沃野和一座座城镇村庄，把五万多居民抛进了一片汪洋之中……
  这是一片在任何地图上都从未标过的汪洋。浑浊的、土黄色的洪水，夹带着影影绰绰的漂流物。星星点点的人们，趴在屋顶上、树梢上、高楼的窗户上、电线杆上、残存的堤岸上、孤岛般的高地上，甚至，在工厂的烟囱上和加料台上，向天空挥舞着斗笠和衣服。然而，飞机的引擎声、哗哗的洪水奔流声，却把他们呼唤声统统淹没。
  直升飞机地泽国上空整整盘旋了六圈。最后，凭借着几面被雨水淋湿的红旗，终于在县城西北方一座小山的番薯园里降落了。巨大的旋翼仍在疾速地旋转，满地的树叶和薯叶纷纷扬扬地飘旋飞转。第一批救灾物资从机舱里卸了下来。前来迎接的县委和县武装部的领导同志，甚至还来不及同飞行员握手，直升机又重上苍穹，返航漳州，准备着新的空投。刚卸下的饼干、馒头，转眼间已被装上汽车、船只和大大小小的木排、竹排，急如星火地送往尚在洪水围困中的父老兄弟……
  这是公元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自从九月二十一日，由于十六号台风正面袭击，九龙江西溪上游骤降暴雨369至517毫米，九月二十二日清晨山洪暴发引起水漫山城以来，灾区五万人已经整整两天一夜断炊绝食！
  路断。电停。所有的电话线路只剩下县委和地委盘山直通的最后一条。
  山城与世隔绝。国家、集体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岌岌可危。
  然而，山城并不孤立！
  党在。政府在。几千名人民子弟兵已从四面八方飞速向南靖县聚拢。
  就在空军的飞机轮番向南靖空投空降救灾物资和医疗队的同时，陆军的舟桥部队也已向山城地区挺进。其中，最早赶到抗灾第一线的，是九条冲锋舟和舟上的二十五名勇士。
  冲锋舟上的二十五勇士
  这是一场在和平年代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特殊战斗！
  “九.二二”洪水暴发的当天傍晚，来自六个不同单位的舟桥部队已奉命赶到牛崎头集结。牛崎头，位于山城东北方，九龙江西溪的北岸。漳州——龙岩和漳州——南靖两条公路在此分叉，成犄角之势。舟桥部队一到达，便把装在几十辆军用卡车上的装置全部卸下，迅速组合成六节大门桥，就地返水，计划由九龙江西溪进入船场溪，溯流直上山城。然而，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天上是劈头盖脑的暴雨，江中是排山倒海的巨浪，尽管每节门桥由两艘汽艇左右夹持拖拉，奋力前行六小时之后，却发现反而被洪水推后五公里，退到了漳州市的天宝地界。
  时间就是生命。再也不能拖延了！
  上级命令：暂时搁下门桥，改用轻便的冲锋舟，用最快的速度抵达南靖！
  九条冲锋舟，立即摸黑通过牛犄头大桥，从九龙江西溪南岸的堤内下水，从被淹没的水稻田和甘蔗园的上方，避开一根根只露出顶端，挂满飘流物的水泥电线杆，劈波斩浪，冲向漆黑的前方……
  身穿救生衣或雨衣，蹲坐在这九条冲锋舟上的，是九名军官、十五名战士，外加一名专程前来带路的南靖县县长王金桢。这是一支在仓促间组成的敢死队，他们彼此之间，大都素不相识，如今，在洪水面前，却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据事后统计，那九名军官中，有师级、团级、营级干部各一人，连级干部四人，排级干部二人。一支小分队，竟然配备如此之多的各级军官，这在我军军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而在那十五名战士中，还有九名是即将退伍的老兵，一名是刚刚结婚十天的新郎，另有一名战士杨建华，正患痢疾，本来应该住院，却忍着腹疼，自愿参战来了。
  二十三日黎明，一个阴沉的、铁灰色的黎明，伴随着肆虐无情的大雨，在千家万户的期待中，终于姗姗来迟地降临了。这时，九条冲锋舟已挺进山城公社“柔软的下腹部”——地势最低、积水最深的钟鼓、山苑、桥头、葛山和下潘五个大队。县长王金桢从沿途救起的灾民中挑选出一批精干的民兵作向导，让他们分别领着冲锋舟向十八个受淹的村庄进发。
  傍近村庄，水流更加汹涌，水情更加复杂。倒塌的民房、仓库和猪圈牛舍，犬牙交错的石柱、砖柱、电线杆，扯住断树的枝桠、连根拔起的香蕉和甘蔗，从上游漂来的箱箱柜柜、坛坛罐罐，犹如水下林立的暗礁。为了避免螺旋桨被缠，更为了避免舟行过速所形成的冲击波，危及未倒塌的房舍，每条冲锋舟都主动停机熄火，并把螺旋桨扳起。指战员们用临时捞起的板片、竹竿，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双手作桨，果断而又细心地划进只露出树梢、屋顶和一幢幢半截楼房的村社。到处是呼救声、呻吟声和无法听清的喃喃细语声。他们伸出被洪水泡得发白的双手，把这些一天一夜没吃、没喝、没睡的灾民接到舟上，并一船一船地送往附近的高地。有一些楼房，连二楼上的窗户也被洪水封住了。指战员们便搭起人梯，爬上屋顶，掀开瓦片，撬开檩条，把身陷绝境的人们一一拉了出来。轻舟在不断地摇晃。一位老农惶惑间，把手中的一只皮箱丢进了水里。“噗通”一声，立即有一位战士跳下水去，捞了上来。尽管他们自己也同样饥寒交迫，嘴唇发紫，但还是把雨衣脱下来，披在那些老人、产妇和婴儿的身上……
  从二十三日黎明到二十四日上午，整整二十八小时，九条冲锋舟上的二十五名勇士，一共从洪水中夺回了近两千人的生命！
  二十三日中午，有三条冲锋舟还从下潘大队的堤岸缺口外，开足马力，冒着舟翻人亡的危险，利箭般地冲进船场溪，逆流上达洪水刚刚退下的山城镇。领队的解放军某部政治部副主任张立清和联络处处长祁立东，代表陆军救灾部队，向南靖县县委书记王开元立正，敬礼，正式报到：
  “部队来了，一切听从县委指挥。有什么困难，说吧！有什么任务，尽管交代！”
  王开元默默地抓住他俩的手，久久地注视着他俩身上，那分不清是被雨水、泥水还是汗水湿透了的军装，那军帽上被洗刷得更加闪闪发亮的红五星，再也抑制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危楼上的生死搏斗
  “男儿有泪不轻弹”。县委书记王开元，这位身材魁梧的苏北大汉，这位能在九龙江下游江面上来回泅渡三次的游泳健将，这位曾经受过一九六0年“六·九”和一九六九年“八·二九”特大洪水考验，并在这次抗灾斗争中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全县“父母官”，仅仅在此时此地，在上级派来的亲人面前，掉过一次眼泪。
  王开元的家安在山城镇人民路濒临船场溪的一幢红砖二层楼里。当船场溪山洪暴发，洪峰直扑县城时，他家首当其冲。洪水猛烈上涨，很快淹没了一楼。他的爱人和正在生病的小孩来不及搬完东西，便被迫退守二楼。从楼上凭窗俯视，从上游卷下来的木材，不时轰然撞在墙上，每撞一下，房子便一阵颤动，天花板上的石灰也扑楞楞落下一层……可是，这时的王开元，早已不在家里。他凌晨四时披衣起床，和气象站通了个电话，便冒着暴雨，匆匆赶到机关去了。当洪水从三条溪流、三个方向气势汹汹地压向山城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人，是医院里的病人，学校里的师生，旅舍和招待所的旅客，银行、供电所、邮电局、气象站这些要害单位值班人员的安全，是山城地区几万黎民百姓的生命！在千钧一发之际，他果断地作出了“先救人，后救物，在紧急情况下，只救人，不救物”的决定。他先后派出了九支抢险队。他自己也搭乘一条机帆船到水情最险的地方去，沿途救起了一批群众。然而，唯独自己家里的亲人，他一直无法顾及。整整八天八夜，他不知多少次乘船驱车经过人民路，家，近在咫尺，他却一次也没进去。中国古代神话：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他，却是“百过家门而不入”！
  在县委一班人中，岂止王开元一人如此！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陈印昌一家，同样被淹，但他七天七夜未返家门。县委副书记吴振生，他家楼下的四面土墙全冲垮了，只留下四根砖柱勉强支撑着摇摇晃晃的二楼，他家的人不得不从窗口架出竹梯，爬到附近一座刚刚倒塌的三层楼的废墟上，顶着毛毯，在暴雨中淋了一天一夜，而他，也始终坚守着抗洪救灾指挥部……
  岂止是县委一班人如此！山城镇党委书记杨金水，组织了十六支竹、木排，冲向激流滚滚的大街小巷，他自己乘坐的那支，就救援了七十多人！山城公社党委沈辉煌、黄甲庚、杨火头三位正、副书记，谁也不肯坐镇机关，为此几乎吵了一架，最后达成协议：“死，跟社员一齐死；活，跟社员一起活！”干脆倾窠出动，全部到第一线救人去了……
  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的干部就是这样把人民的生命摆在第一位。那么，人民呢？请看县城几个要害单位：
  气象站。这是上级机关了解灾情，指挥抗灾须臾不可离开的单位！不幸的是，它却偏偏建在象溪的南岸。一座崭新的钢骨水泥二层楼，建筑不能说不算牢固，但当山洪如千万匹猛兽扑来的时候，它的左半楼轰然一声崩坍了，巨大的水泥预制板有的吊在半空中，若即若离；有的跌落在水面上，半沉半浮。幸好，县委派来的抢险队已抢先一步把站里的气象历史资料和重要仪器搬了出来。左半楼倒了，右半楼还在。站里在家的八位工作人员，就在这残存的、随时都有可能继续崩坍的危楼一角，坚持每天二十四小时的测报，并临时承担起空军救灾部队的航空发报工作，每小时向漳州机场发报一次。年轻的站长曾凡英，连续七十多个小时没合过眼。当上级派人来慰问时，他首先是睁着通红的双眼讨香烟。当他用颤抖的双手划亮火柴，燃起香烟，并深深地吸了三大口后，这才定下神来，艰难地咽了口唾沫，用嘶哑的声音汇报工作……
  银行。有哪一本簿籍、哪一张票证不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血汗！会计股有七位年轻姑娘，人称“银行七小姐”。当洪水漫进营业厅和账表仓库，并很快上升到齐腰高时，她们竟然忘记了自己不谙水性，在晕倒而又爬起的老股长陈瑞珍的带领下，坚守岗位两个多小时，把两年来的一千多本传票转移到安全地带，接着又把来不及转移的，沉重的一百一十三箱凭证全部搬起、叠高、放好。这时，洪水已顶托着她们的下巴，她们一个个仰着脸，再也无法站立了。银行里的其他男同志只好用绳子和木板把她们一一拖了出去……
  位于县城最南端的医院。王官溪水冲决堤岸，席卷而来，一下子冲垮了食堂、车库和十五套职工宿舍。一名护士被溺死。但是，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白衣战士们，此时最关注的却是一百多名住院病人。眼看洪水穿堂入室，迅猛上涨，他们赶紧把住院部楼下的病人一个个背起，通过走廊，送上二楼。病人背完了，又抢搬病床及其它设备。最后，洪水没顶，走廊已无法通行，他们这才爬上窗台，靠二楼垂放下来的床单，一一攀援上去。
  此后，一天一夜，停水、停电、停炊。医生和护士们把仅有的开水让给病人喝，把邻楼——职工宿舍楼用长竹竿举送过来的一铝锅一铝锅盐稀粥让给病人吃。无影灯不亮了，点起蜡烛，照样动手术，照样接生。没有一名病人死亡。窗外，是哗哗的暴雨；楼下，是滚滚的洪涛。就在这不息的雨声和涛声中，传出了四个婴儿的呱呱坠地声。多么鲜嫩可爱的洪水之花！人们轮番抱着他们，对着他们那红扑扑的小脸和偶而睁开的亮晶晶的眼睛，衷心祝福：
  “长大吧，快快长大吧，亲爱的小公民！长大后，别忘了听妈妈讲那遥远而又动人的有关洪水的故事……”
  洪水中大写的人
  曾经有这么一段流传颇广的顺口溜：“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斗人，七十年代人怕人，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此“溜”前三句是否片面姑且不论，专就第四句来看，也显然不尽符合我们社会的实际——至少，它经不起这个闽南小县在洪水期间所集中反映出来的人与人关系的实践检验！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已如上文所述。现在，我们不妨再看看一些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平民百姓们的所作所为吧！
  下潘大队是全县受灾最严重的一个大队。船场溪在此决堤四处，正好把四个村庄一劈两半；原来屋瓦接堞、鳞次栉比的四个村子，变成了隔“河”相对的八个村子。社员蔡熟烟的楼房全被埋入这新“河”的沙底，“连一双筷子也没捞出”。蔡家在家七个人，两人逃往邻舍，两人上树，一人漂流五华里获救，两人死亡（其中一人的尸体下落不明）。在这家破人亡的悲惨时刻，蔡熟烟是多么盼望他的长子蔡金应赶回来料理后事！可是，身为公路局南靖工区党支书的蔡金应，这位养路工人出身，曾到南也门支援修建姆迪耶——木卡拉公路的土专家，却背道而驰，领人抢修南靖——平和公路去了。这是全县恢复与外界联系，迎接大批救灾人员和救灾物资的第一条公路！当噩耗传来时，蔡金应只是紧紧地咬住嘴唇。然后，他猛地吐出一口血水，继续扛起沙包迅跑……直到翌日下午，公路通车后，他才草草置办几片棺木，赶回家去，跪在遇难的亲人身边，抚尸恸哭。有人责难他“无情无义”。他流着眼泪申辩：
  “在这种时辰，如果我只对自己一家有情有义，就是对全灾区千家万户无情无义！”
  受淹五天五夜的桥头大队。党支书谢德志在激流中撑着竹排，已经救出了一百三十五名群众。他头晕眼花，四肢瘫软，实在是精疲力竭了。但他突然想起还有一位女哑巴没有出村，于是，又强打精神，鼓起余勇，返回村去。这时，洪水已漫上女哑巴的小阁楼，她惊慌失措地用双手吊着顶梁，眼看洪水从大腿漫上腹部，随时都有松手溺死的可能。突然，屋顶上一阵响动，又一亮，一双大手把她揪了出去。当谢德志把这第一百三十六名获救者送达岸上时，他浑身上下再也没有一丝力气了。一个巨浪打来，木排翻倒，他晃晃悠悠顺水漂了二十多米，幸好触到一根石柱，顺手一抱，这才得免于难。水退了，他也倒了，几天几夜发烧，昏睡不醒。当我们登门拜访时，他只勉强睁眼望了一下，便又沉沉睡去。周围的群众恳求道：“行行好，莫打搅他吧！他是好人，他太累了，保佑他活一百年！”那女哑巴拦住我们，用双手在胸前和头顶上下比划，脸憋得通红，似有千言万语，却苦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像蔡金应、谢德志这样的共产党员，能说他们是“各人顾各人”吗！
  在南靖一中，流传着十四岁初中生谢定华的传奇故事。他是邮电局职工的孩子。洪水期间，大人们都去上班，家属院里只剩下老弱病残。他急中生智，先是用竹床作栈桥，后是自扎木排撑渡，把快要灭顶的一幢平房里的二十一名老小，全部引渡到后面的楼房上……
  在城关大队，群众竖起大拇指，热烈称赞第八生产队的俩兄弟，哥哥叫阿歪，二十八岁，弟弟叫阿歹，二十五岁。按前些年“样板”文艺的人物姓名分类标准，他俩既歪且歹，必是坏人无疑。然而，他俩在洪水之中，却各撑一支木排，救了不少人——有人说是七十多人，又有人说“不止，上百人”。当我们找到阿歪落实数字时，这位五官端正、身材瘦小，脸容清癯的年轻人，显得十分腼腆，只肯承认“大概二、三十人。”他说：“当时只想到能游泳就能救人，没想到要报数字！”
  像谢定华、阿歪阿歹兄弟这样的平民百姓，能说他们是“各人顾各人”吗！
  灾后，来自国家和军队，来自友邻各县市的慰问品源源不绝，其中，署名或不署名的个人捐赠也难以尽数。这里，仅举一笔小小的捐款为例：
  九月二十六日，一位小男孩怯生生地来到抗灾指挥部，递上五十元人民币和一封信后便一溜烟逃走了。信中写道：
  ……人民蒙受灾难，我没有权利袖手旁观。我是一重灾区的轻灾户。我愿把平时积攒的五十元钱献给灾区人民……由于目前我的生活比较拮据，不能拿出更多的钱，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只要有一分钱，就能使灾区的群众感受到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分幸福和温暖。
  一个人民的儿子
  信是用教案纸写的。事后据教育部门顺藤摸瓜，调查核实，这位“人民的儿子”是位小学教师，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八元，家中有老祖母和母亲需要赡养。他年龄不小，但尚未娶亲。他还曾另外拿出三十元钱和仅存的六尺布票，献给一位蒙受重灾的小学教师……
  像这样的“人民的儿子”，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土上，不知有多少！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者，虽然大有人在，但“人帮人”“人救人”者，不是为数更多，更值得我们赞颂吗！
  灾后市街一瞥
  自古以来，水灾过后，人民百姓最担心三件事：一是瘟疫流行；二是物价飞涨；三是盗贼蜂起，治安不宁。
  经受浩劫的南靖县，是如何对付这三大问题呢？我们不妨尾随大批部队、医疗队、运送救灾物资的车队，沿着土雾弥天的刚修通的公路，进入遍地泥泞、满目疮痍的山城镇……
  倒塌的供销社大楼和新华书店。电影院背后已成为一片废墟的民房。人们正在废墟上搭盖着简易的木房。锯木声、铁锤敲打铁钉的叮噹声响成一片。四周能腾出来的公房，全都住满了灾民。纵横交错的绳索和竹竿上，披满衣服、被毯和被洪水泡胀了的杂物。防疫队正在挨家挨户消毒。潮湿的泥土味、腐物的酸臭味拌和着药物强烈的刺激性气味。建筑工人们正支起斜木，顶住那些出现裂缝、略有倾斜的危房。一位女孩子在只剩下三面墙壁、状如话剧舞台上布景房那样的房子里，安详地做着作业。她的课本和作业本上，满是斑斑点点的水渍和泥痕。她神情严肃地告诉我们：学校复课了，改为两班制，现在是她在家做作业的时间……
  全城大街小巷、房舍内外，全都积满了齐膝深的淤泥。淤泥里埋着各式各样有用或无用的杂物和秽物。戴口罩的收尸队从潴水和污泥上拖走胀鼓鼓的家禽家畜。一百多辆来自省第七建筑公司、漳州市环卫处的翻斗车和来自全县各轻灾公社的手扶拖拉机，在汗流浃背的军民帮助下，正把一车车淤泥运往城外。全城三百多口水井全部被掩埋、被污染。一辆红色消防车尖厉地呼啸着，从城外开了进来，给各户分送清洁的饮用水。另一批消防队员正在丁字路口的大水井边，用二十二匹马力的泵浦，掏出井里的泥浆，并投放漂白粉…
  到处可见身穿白大褂的医疗队队员。白大褂上印着“省立医院”、“龙溪地区中医院”等字样。他们的身上甚至背着热水瓶——给伤病员开药方附送一杯干净的开水。据说，还有十几支来自部队和友邻县市的医疗队已奔赴城外各灾区。可怕的瘟疫被及时而又强有力地制止了。
  灾后，许多商店、仓库、民舍“夜不闭户”——因为无“户”可闭。街巷的淤泥中，埋着往往分不清是东邻还是西舍的财物，对于那些梁上君子、偷鸡摸狗之辈，岂非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为此，我们走访了县公安局。局教导员神情开朗地告诉我们：全县在洪水期间尚未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偶有一些财产纠纷已妥善作了调解。镇上内部控制的一批惯偷也居然没有一人作案。相反，直接送交公安局招领的遗物，数量之多，史无前例。其中，肥猪三十一头，杉木、松木三百多根，各种油类多达三十一筒！
  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当党、政府和军队的形象在洪水期间大放光芒，当好人好事、美人美事如山洪暴发、层出不穷，当整个社会正气蒸腾上升、光明面急剧扩大之时，一种巨大的群众性的道德力量，逼使那些丑类自惭形秽。他们的心灵受到震憾，他们的行为受到制约。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今后还会故态复萌，但至少，在目前这段非常时期，他们不敢昧着良心发灾难之财！
  十月一日，山城镇在重灾中迎来了共和国的第三十二个诞辰。这天，也是灾后的第二个圩日。我们漫步在淤泥已基本被清除的人民路和中山路上。只见二十五家国营商店，外加二十三个供应摊点，全部敞开营业。就连倒塌的新华书店也设立了临时售书点。各种瓶酒、罐头、糕饼、香烟，品种繁多，琳琅满目；百余种棉布、服装，千余种日用品五光十色，目不暇接；洋参、红参、天麻、六神丸等平时紧缺的高档滋补药品格外引人注目。街头巷尾，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一派节日的热闹气氛。
  我们折向农贸市场。手提菜篮的顾客磨肩接踵。嘈嘈切切的人声中不时扬起活鸡活鸭的鸣叫声。挤进入群一看：鲜红的猪肉、牛肉，雪白的大米、豆腐，翠绿的白菜、香蕉……应有尽有。询问了价格：猪肉每斤一元三角至一元四角；大米每斤三角，竹笋每斤二角五分；咸菜每斤两角……除新鲜蔬菜外，全都维持了此地灾前的价格。有没有哄抬物价的现象？据说也曾经发生过。那是洪水刚退后第二天，有个杀猪户开价每斤猪肉一元七角钱。顿时，数百名群众自动围拢过来，纷纷厉声谴责：“人家解放军舍命救人，你却胆敢来发水灾财！”“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你的良心被狗叨走了！”千夫所指，众怒难犯。.那杀猪户只好红着脸，连声赔不是，赶紧把价格刹下来。
  这就是灾后的南靖县市街。
  这就是灾后的民心、民意和民气！
  仰望县人民政府大楼上那面在蓝天丽日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我们的心中充满了自豪。
  江畔：回忆与思考
  九龙江是条多姿多彩的河流，也是条多灾多难的河流。据县志记载：从元太定三年（一三二六年）至解放前夕的一九四八年，六百二十二年中，就有大灾六十九次，平均每八年一次。其中尤以清光绪戊申年（一九〇八年）一次为烈，沿江淹死一千余人。这次洪水，据鸿石大队老农冯蛆所作的洪水线对比记号，比戊申年还高出四十公分。但全县死亡人数只有二十五人。戊申年灾后，“浮尸蔽江”、“哭声盈野”、“是岁大饥，民多采树叶杂食之。”这次灾后第五天，全县无家可归的三千八百户、两万余众，便初步安顿了临时住所，且每人都领到了一套衣服、十尺布票、十五元钱及头两个月的口粮（六十斤大米）和食油（六大两花生）。每户还分别领到一至二条棉毯。广大灾民抚今追昔，自然深有感触。张渠大队一百零二岁的老人黄造，双耳重听，说起话来特别大声：“戊申年，一村只剩一个人。这回，人没死，又救济，真侥幸！”上文提到的下潘大队重灾户蔡熟烟，拉着省慰问团首长的手，热泪盈眶地说：“还是共产党好，还是社会主义好，亲人还是解放军！”
  人民盛赞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而我们党政机关的领导同志，在指挥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百忙之中，却反复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这次水灾及水灾带来的损失，到底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启示？
  灾后的船场溪，平平静静地流淌着。而溪畔的县委书记王开元，心情却十分不平静。他用沉重而又缓慢的语调对我们说：“这次水灾，台风暴雨固然是主要因素，但十几年来，我们在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却也是十分惨痛的教训：一是砍伐大于营造，全县木材蓄积量由五百万立方米减少为二百五十万立方米，加上造林不得法，致使土壤植被受到严重破坏，蓄水能力大大减弱。二是不合理的开公路、办水电、开山造田、围溪造田、对溪流进行裁弯取直等等，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向阳渠水电站有座一万多土方的土山，一夜之间荡然无存，群众说是“花钱买土盖山城”！此外，在低洼地建设城镇、工厂，这种布局也反映了我们在思想上的麻痹大意……
  船场溪仍在静静地奔流着。跟二十年前“六·九”洪水时对比，它的河床已增高五十公分，而它的下游——九龙江西溪，河床更是高出一米以上。九龙江啊，如果说，你是我们的母亲的话，那末，十几年来，我们对你求索得太多，求索得太急，而对你的奉养却很不够。这次洪水，不就是你用粗暴的方式，对你的儿女们再一次发出严厉的警告吗！
  一九七四年冬，中国人民的挚友、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曾路过南靖，在和溪公社宿了一夜。当夜，他用打字机给对外友协负责人打了一封信，信中焦虑地写道：“严重的水土流失，河床不断变宽和淤积，这样下去，将来势必遭受洪水的损害。”
  遗憾的是，当年他这些忠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后，不到七年时间，他所担心的事，终于突如其来，却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毛泽东同志生前告诫我们：坏事，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变为好事。这次“九·二二”洪水，不能不说是一件大坏事，但同时，它也必然会引发出另一件大好事，那就是：
  大规模地综合治理，科学利用九龙江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1981年9月28日至10月10日采访于灾区
  10月12日至10月18日急就于福州
  原载《福建文学》1981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