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49年9月的一天，朱学良和长江支队第五大队第二小队的同志们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南靖。从此，他在这里落地生根，把大半生的时光默默地奉献给这里的山山水水。他只是一个平凡岗位上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十分令人瞩目的业绩，和那些立大功，建大业，居要职的人相比，平凡得就如沦海一粟，然而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他的崇高品德和精神，却很值得我们回顾，品味和学习。
  回首峥嵘岁月
  自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他就把一生交给了党，党需要他去哪里他就到哪里去，从不计较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任何岗位上，他都是全身心地投入，不怕困难，兢兢业业。
  朱学良出生于太行山下的河南省武陟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小时候，他目睹的就是连年的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铁蹄以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他的父亲就是1938年9月被日本兵杀害的。1945年春，朱学良在全家人支持下，毫不犹豫地参加了革命，他与村里的民兵在党领导下与日本黄协军抢夺粮食，秘密地运到太行山上支援八路军打鬼子。日本投降后，来了国民党反动派，还组织了还乡团抢粮，杀害村里积极分子。1946年农历9月初二，由于叛徒的告密，朱学良和全村几十名民兵同时被还乡团抓了起来，凶残的敌人用刺刀从朱学良的右下腹刺了进去，然后把他踢到河里。也许是命不该绝，朱学良从敌人的屠刀下死里逃生。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没有因为敌人的利诱而动摇，也没有被困难被死亡吓倒，而是和战友们参加了武工队，继续和敌人作斗争，以沁河为界和敌人战斗了三年。战火的洗礼使朱学良迅速地成长起来。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三大战役结束后，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宣告解放，百万雄师正在等待命令准备渡江南进，12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决定从太岳太行组织动员，按自愿原则选调德才兼备的干部随军南下。这时候已经担任区武装委员会主任的朱学良不会不知道此去前头还会有牺牲，有许许多多的困难等着他，他也有足够的理由留下来，因为和他相依为命的年迈老母需要他养老送终，然而党的需要却使他毅然留下母亲踏上了漫漫的南下征途。
  朱学良到南靖的第六天，就被派到二区（靖城）担任组委，驻珩坑基点乡，这个基点乡辖珩坑、田边、湖山、郑店、下魏、下刈六保。由于刚解放，情况很复杂，地主王金年、陈五县、王锡光、吴锡祥与匪首陈东方、高三角、徐石水等勾结在一起，四处肆虐，到处抢夺群众的财物，杀害农会主席、文书、民兵、妇女代表多人，人们谈匪色变，抱着明哲保身，对县里派来的工作队敬而远之，甚而还有人与土匪暗中勾结，充当土匪的耳目。在敌我混杂，杀机四伏的情况下，朱学良初来乍到，语言又不通，不用说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就连开展工作都十分困难，生活条件就更不用说了，他和贫农弟兄一起吃地瓜稀饭配咸菜干，晚上为了预防土匪突然袭击，只好睡在农民家，连腰都直不起的小阁楼上，特别是炎热的夏天，闷得就如蒸笼。然而那时候紧张的生活容不得他挑剔什么，只要能吃饱，能安全点，剩下的就是不分昼夜的工作。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不论到哪里，多困难，只要有广大群众支持就会胜利。土地改革期间他和同志们扎根在贫农家，白天到群众家串连，访贫问苦，他们到贫农家宣传反抗剥削的道理；到中农家宣传贫下中农是一家，只有团结斗争才会有真正的解放；到地主家宣传自食其力的政策。利用教唱《封建大地主就是吸血虫》、《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等革命歌曲，召开诉苦大会等形式激发农民兄弟阶级斗争的热情。晚上则组织民兵到各村活动，到野外的坟地，荒僻的庙宇里搜寻土匪，让土匪无立锥之地，一段时间以后，群众逐渐向工作队靠扰，经常为工作队提供情报，珩坑工作队在朱学良的带领下各项工作都开展得有声有色。还提拔了王金桢、王土水、王大章、王天山、添河等十多个积极分子出来当干部，壮大了革命力量。
  兢兢业业 尽职尽责
  土改结束后，朱学良被调到四区（金山）当区委书记。1955年，县里把他调到组织部任第一副部长，没几个月就送他到省里学习直到1958年。学习结束后正赶上“大跃进”，如果这时候朱学良多考虑自己的话，他就该回南靖，因为不管怎么说，漳州平原总比贫穷落后的闽西山区好些，然而他却自愿报名去了龙岩找煤。半年之后，又调到漳平，那时候国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一个月仅供应一个人二两米康油，二十四斤米，粮食不够吃，他只好把大女儿留在珩坑让岳母抚养，把妻儿撂在家属区的工棚里，只要任务没完成他就不回家，整个家庭的担子全都落在妻子柔弱的双肩上。作为煤矿书记的他，与大伙一起住在工地上的简易工棚里，吃山上挖的金狗头和地瓜干蒸的粿，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水肿病，不管妻子怎样要求他回家养病他都没有回，拖着病，和大伙一起翻山越岭，一边勘探一边搞设计。有一天晚上天下着雪，狂风夹着雪花吹打着简陋的工棚，似乎要把房顶掀掉，儿子豫安得了重病肺炎，工地上正忙着，妻子已经吩咐好几个人通知他，可他始终都没回来，人生地不熟的她只好一手抱着儿子，一手拥着女儿胆颤心惊地度过了那风雪之夜，等到他匆匆忙忙赶回家时，儿子已经病得很重。对于这样的丈夫，她确实有太多的理由可以责怪。
  四年后，朱学良调回南靖县委组织部当了部长，从1962年到1973年这短短的十一年间，除了到云霄和南安搞了一段社教工作外，朱学良从县委组织部、手管局到一糖厂、人民银行、邮电局，没多长时间就换一个工作岗位。频繁地更换工作单位，对于受过文化教育很少的朱学良来说，每调换一次就象开一门新的课程，要做好它；必须比熟门熟路的人多花几倍的功夫，然而他却没有一句怨言。在他眼中，革命工作没有高低之分，组织的信任对他来说就是最愉快的事。所以不管工作单位怎么调整，当组织部长也好，糖厂厂长也好，邮电局局长也好，上上下下，他从来都是以一颗平静的心接受了新的任务，忠于职守，兢兢业业。
  1970年，他到糖厂当书记，当时糖厂职工中派性尚未消除，管理混乱，经常被人把甘蔗一大捆一大捆地往家里搬，小孩子把糖膏拿去当零食吃，更糟的是工人组织纪律涣散，生产积极性低落。朱学良到达时，正值检修机器，准备开榨的紧张阶段，这时县里突然又下达任务要求派一部分工人到合成氨厂去支援安装合成车间，面对着这样繁重的任务，他常常彻夜难眠，思考着如何把全厂职工的心拉到一起，经过一番苦苦的思索，最后他决定紧紧地抓住几个造反派的头，抓住这几个人就能掌好这艘船的舵，朱学良心思明白抓好工作就要有大多数人的支持。那时候，朱学良每天早早起床后就到车间先蹓跶一趟，然后才回家吃早饭，有时甚至连早饭也没回家吃，到厂里的食堂随便将就吃点儿稀饭就了事。从早晨到晚上，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记不得一个车间他每天出出进进了多少回，一到晚上，他就组织干部工人学习，渐渐地统一了干部工人的思想，消除了派性。那些上班不准时的，工作吊儿郎当的现象慢慢少了，工厂的生产逐渐变得井然有序，是年冬，糖厂按时开榨，经过了一段思想混乱冲击的人们开始又有了纪律的约束。也许是他深入车间、深入群众，教育提高了职工的思想意志，是年，糖厂再也没有人随意搬甘蔗回家，没有人拿糖膏当零食吃了。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蔗糖生产任务。
  1973年，朱学良到邮电局主持邮局与电信局的合并工作。到了邮电局，他才知道邮电工作的复杂与具体，技术性又那么高，邮局有九个支局在乡下，每个月要下乡半个月以上，这对于身体不好又不懂技术的朱学良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新的挑战。然而他想组织上既然安排他来邮电局工作，就应该认认真真地搞好。那时候，邮电局没有汽车，后来才买了一部又破又老的货车，朱学良就和大家坐着这辆的“破解放”到处颠簸，每次回到家里，骨头都快散了架，然而经常组织干部下去检查工作，他却没拉下过一次，也从来没叫过一声苦，一声累，县委分配部门参加平整土地、修南坑合成氨公路，他也自始至终和局里职工一起住、吃，劳动在一起，直至完成任务。朱学良在邮电局辛辛苦苦耕耘了十年，为南靖的邮电事业有今天的可喜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到任何地方都不能脱离群众，领导干部只有不搞特殊化才不会脱离群众……”这是朱学良几十年得出的经验教训，也是他许多年来一贯坚持的优良作风。
  朱学良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不允许孩子吃饭时掉一粒饭在桌子上，如果谁不小心犯了错，就会挨他严厉批评，他自小生活在农村，生活一直都很艰苦，清贫。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向来都十分简单，在他看来“饥有食，寒有衣，居有室，足矣！1984年离休时，仍住邮电局原来的旧房子，组织上认为他是一个为革命出过力，流过血的有功之臣，应给他更好地安度晚年，曾经在漳州给他安排了一套房子，他没有要，后来在重阳里给他安排了一块地皮，给他盖房子，他也没有要。1992年，邮电局职工都分到称心舒适的房子，才给他一套和职工大小一样的房子。他的家，没有一丝现代家庭的气派和奢华，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他用的那张床；那只橱子以及那台14寸的电视机都已经显得十分过时了。然而，就连这些过时货也都是儿子几年前搬家时留给他的，他自己的全部家当就是那几只多年以前方便调动的木头箱子。
  住得简单，吃就更简单了。调到邮电局以后，朱学良经常下乡，在南靖转了大半辈子的他到处都有熟人和朋友，然而他从来都没有去打搅人家，也从不麻烦人家。有一次下乡到龙山，已是中午时分，食堂的工友看到老朱下乡来了，赶忙添了两道菜，可朱学良动都没动一下筷子，他一声不吭，叭嗒叭嗒吃完两碗饭后起身就走，在场的人，包括食堂的工友，都十分尴尬，但从此之后，他们打心眼里更爱戴他们的老领导了。
  对于自己，朱学良处处都严格要求，对于家人，他也是这样。人们常说“树大遮荫”，然而他这棵树却从来都没遮过荫。朱学良只有一个儿子，就业安排工作时，只要他开口向组织要求一下，儿子就可以安排个好工作。可是他什么都没说，直到后来自然减员按“四不动”的名额才让儿子补员进了邮电局，当时邮电局的工作环境和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效益也不好，进了邮电局以后，办公室安排他去学做统计，朱学良却执意让儿子到最缺人的一线当了机线员，机线员是邮电局所有工种中最辛苦的。儿子当了机线工以后，常年都在野外摸爬滚打，不管太阳多毒，风雨多大，只要一个电话来就得出门，沉重的水泥杆常常把他的双肩磨破了一层又一层的皮，饿了的时候只能在野外吃又冷又硬的盒饭，困了的时候在路边的树荫下打个盹就算是休息了，作局长的父亲从来就没说过一声让儿子回局里，直到四年后的一次野外作业中，儿子从高高的电杆上滑了下来负了伤，才回局里当了个仓库员，而象评先进，入党、上高校进修，不管儿子平时工作多努力，条件怎样成熟，他都没给过儿子一次机会，就连评个先进，班组通过了，到了父亲那里还是给刷了下来。
  1984年，朱学良离休了，离休的第二天，他马上让人把家里的电话和自行车退还给公家。
  离休后，他当了邮电局退管会负责人，如今的邮电局，大大小小的车辆十几部，可每次到漳州开会，他总是早早地起床，到车站搭公共汽车，从来都没要局里派过一次车。
  这就是朱学良，一个平凡岗位上的普通的共产党员，他的人格和超然的人生态度就如空谷中的幽兰，淡泊而又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