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王金桢，南靖县靖城镇珩坑村人，1931年10月10日生于一个贫农家庭，1951年入伍，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后，历任农村金融员、营业所主任、县人民银行副行长、县农业银行副行长、县委宣传部理论教员、公社社长、公社党委副书记、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丰田农场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南靖县委常委、副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县长，县人大主任、县政协主席、县计生协会会长，系福建省第六届人大代表、漳州市第七届政协委员、南靖县第三、四、五、六、七、八次党代会代表、南靖县第三、四、五届县委委员、南靖县第八、九、十、十一届人大代表。
  王金桢同志在历任上述职务中，积极负责，勤政为民，有着许多可歌可颂的动人故事。
  工作队里的小“伯乐”
  1951年秋，南靖县委在土地改革之后，进行了“民主建政”。“民主建政”工作队队长王大章，见王金桢年轻、根正苗红，又曾担任过本村团支部书记、战勤委员、民兵，带领青年民兵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虽然文化只有高小程度，但谦虚好学，又有实际工作能力，就毅然点了他的“将”，要他参加“民主建政”工作队。
  “民主建政”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在农村建立起基层政权。但由于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刚刚结束，许多贫苦群众虽然受到锻炼，但由于没有文化，存在着怕搞不好工作的顾虑思想，不敢大胆出来参加工作。王金桢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白天，他独当一面地深入到工作包干的片区，挨家挨户进行调查、了解，征求群众意见。晚上，他就及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宣传“民主建政”的政策和具体要求，并按时向工作队长王大章汇报进展情况。
  有个名叫吴大河的贫农出身，在群众中比较有威信，王金桢同志经常接近他，对他的正直为人表示赞赏，在征得工作队长的同意后，动员他出来任乡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可这吴大河同志就是不敢干，每次动员，他都双手摇，推荐别人干。后来，王金桢和工作队长一起，又对他进行了数番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他才答应下来。吴大河担任乡长后积极肯干，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很受领导和群众的赞扬。大家都说：“别看王金桢年纪轻，可他的眼睛很灵，会看人，会选人才。”有个小学老师还当面赞扬王金桢说：“你不但是个工作队员，还是一个能相千里马的小伯乐呢！”王金桢听了连连摆手，说：“这是吴大河同志自身努力的结果，我只不过是根据群众的推荐而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而已，没什么可值得赞扬的。”
  流动“农金员”
  1951年10月，王金桢同志选调到南靖县人民银行任农村金融员，分配到靖城流动组工作。当时，因土地改革运动结束不久，群众生怕露富而被人家捉住什么辫子，思想顾虑重重，不敢去存款。王金桢同志就利用中午、晚上农民歇工的休息时间，逐村逐户地上门吸储，宣传储蓄的种种好处，并反复强调为储户保密的原则，从而逐步解除了储户的思想包袱，纷纷将省吃俭用的钱“存”到王金桢同志经办的县银行靖城流动组。
  有吸储就要有兑款，就要有发放贷款。由于当时农村金融流动组的“农金员”较少，所以，每个“农金员”都要独立负责几个乡村的储贷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责任也很重大，稍有不慎，就会给国家带来一定的损失。况且，当时的土匪还没有全部肃清，尽管乡村中已出现““路不拾遗”的好现象，但路上行走还不大安全，特别在一些山岭隘口、茂林小径或人迹稀少的阴暗角落，常有零散土匪骚扰抢劫过往行人。王金桢同志每逢携款下村，总要带上一支手枪，以预防万一。虽然从没有碰上什么危险，但他从未放松过警惕，总是枪不离身。
  作为“农金员”，王金桢同志深感自己的文化水平还不够，特别是“打算盘”还不熟练。于是，他虚心向有经验的同行学习，刻苦地练习珠算，常常反复拨打到深更半夜，直到应用自如。他常说：“三日无溜爬上树”（闽南方言，意思是三天不练就回生）。
  为了超额完成上级交给的吸储任务。王金桢同志除了本辖区外，还到邻县的天宝、墨溪、田寮、月岭一带的亲戚家去吸储，被人戏称为“过河吃卒”。有一次涨大水，他还泅渡到隔水相望的邻村去发放贷款。群众感动地说：“金桢啊，你真是个我们信得过的农金员！”王金桢同志抹了抹被雨水淋湿的脸，微笑地说：“农金员就应该讲信用，这是我应该做的呀！”
  鉴于王金桢同志的出色工作，上级部门授予他为“先进工作者”，并于1954年将他调到南靖县人民银行山城营业所当主任，又于1956年4月提拔他为副行长。
  带领群众度荒的社长
  王金桢同志1958年调到县委宣传部当理论教员，1960年12月调任梅林公社社长了。他当社长期间，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到处都在闹饥荒。梅林公社将近一半人口患水肿病。王金桢同志一上任，就带领公社、干部、医生到各个自然村去一边分发红糖、米糠，一边调查研究，想办法减少水肿病的威胁。听当地人说“鸡血藤”可以补血、充饥，王金桢同志立即带领干部群众上山去采“鸡血藤”。可“鸡血藤”吃多了会中毒。许多人明知道这一点，但忍不住饥肠的痛苦，还是多吃了，结果头晕眼花，手脚无力。这是“饮鸠止渴”啊！王金桢同志心在滴血……他心想带领群众摆脱饥饿和死亡的威胁。让群众上山开荒种地瓜？冬闲田“自由一季”，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些都是当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
  正当王金桢同志冥思苦想而踟蹰不前之际，党中央发出了“生产自救，共度难关”的号召。在这种“大气候”的影响下，省委、地委、县委层层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的精神。王金桢同志结合梅林公社的地理、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生产自救。他带领干部、群众上山开荒拓地，自由种植，又发动群众在不能种小麦的冬闲田里种芥菜、种越冬地瓜。不管开荒还是种冬闲田，都允许谁种谁收。这样一来，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到两年时间，就恢复了生产，消灭了水肿病。
  勤政廉洁的党委书记
  1969年11月，王金桢同志从靖城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任上调到丰田农场任革命委员会主任。不久，丰田农场成立党委会，他任党委会书记。当时，低水位的农场耕地经常遭到洪水的淹没，有种无收。他召开党委会研究，决定修几条排除内涝洪水的沟渠。农闲季节，全场1300余名干部、职工开赴工地，挖修排涝沟。在奋战的日子里，王金桢同志天天泡在工地上劳动、指挥，常用“土广播”喇叭筒表扬好人好事。每隔一段时间，就组织竞赛评比。就这样，全场共投劳35万余工日，修筑了“北排”和“西排”两条共7公里余的排涝沟，确保了农业年年大丰收。
  与此同时，王金桢同志还率领干部职工开发农场附近的虎头山、车后山，辟出了500余亩果园，全部种上柑桔。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南靖县，因为那时全县种柑桔还是很少。
  王金桢同志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全场8000余亩土地，单征购粮每年就交售给国家520余万斤。
  在全省农垦农场亏损面较多的情况下，丰田农场不但没有亏损，还有较大的盈利，并且建设了许多水利设施，所有这些有目共睹的辉煌成绩，引起了上级有关部门的注目。1977年，中央农垦部、福建省农垦厅都在各自举办的农垦展览厅里，以显著的位置展出了丰田农场的丰硕成果。
  在任丰田农场党委书记期间，王金桢同志的廉洁奉公精神是有口皆碑的。当时，他的家属在农村，养猪需要猪饲料，而丰田农场的平价米糠很多，他却一斤也不批，统统供给农场养猪场。他有个亲戚，想买一部自行车，亲自跑到农场来找他要一张“自行车供应票”，他连连摆手说不行，惹得他的亲戚大骂他“没用人，当什么官也没用！”自行车和缝纫机在当时是紧俏物资，要凭票供应，而供应票是以公社（场）为单位分配的。王金桢不肯做人情，一律发到各作业区，作为奖励表彰先进分子之用。有一年，他家乡遭水灾，许多亲戚找到他，要求卖给一些谷子以解燃眉之急。尽管农场谷子很多，他也不肯松口批售一斤半两。更让亲戚们感到不近人情的事还不少。有一次，他在邻县墨溪村的一位女亲戚听说丰田农场有一种杂交配种的良种猪苗，便兴冲冲地赶了十几公里路程要来买。到丰田农场时，正巧王金桢同志去各作业区检查生产不在场部。秘书陈瑞洁接待了书记的这位女亲戚，并按照场部接待远方客人的标准，叫食堂加了一道菜请她吃午饭。王金桢同志回来后，狠狠地批评陈瑞洁，说是私事不能用公家的饭菜招待，连猪苗也不肯批条子出售。秘书想不通，良种猪卖给别人可以，为什么以同样的价格卖给亲戚就不行？王金桢同志事后语重心长地对陈瑞洁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以权谋私，不能往党的脸上抹黑啊！亲人们骂我‘没用人’，我认了。对亲戚‘没用’，才能对集体‘有用’，才能对党对人民‘有用’。‘有用’和‘没用’，哪头重？哪头轻？你仔细想过没有？”一席话，说得秘书不好意思起来。
  “抗洪救灾中的县长”
  1981年9月22日，一场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袭击南靖县。这次洪水来势迅猛，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很大，堤岸多次崩塌、良田变成河滩、电讯中断、民房倒塌，损失极其严重，全县181个单位（大队、作业区、居委会）就有156个受灾。时任县长兼县委副书记不久的王金桢同志，立即与县委县政府的其他领导一道研究抗洪救灾的紧急措施，及时抽调机关干部，组成抗洪救灾工作队，深入灾区加强领导，与基层党政组织一起奋战，抗击洪灾，抢救险情，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王金桢县长具体负责全县抢修缺堤的工作。他带着县政府办的同志赶赴灾情最严重的山城、靖城公社，迅速与漳州驻军32404部队和空军第八军首长取得联系。亲人解放军闻讯后立即顶风冒雨，跋山涉水，赶到灾区现场……。当靖城大堤出现险情时，“空八军”的几十名指战员与当地群众一起垒沙包、堵漏洞，终于保住了堤岸的安全。
  山城公社下潘大队的路边堤岸缺口了，附近的葛山、桥头等5个大队18个自然村尽成了“水乡泽国”。王金桢县长与32404部队的23名勇士一起，驾着冲锋舟，顶风劈浪，连续作战28个小时，救出了2000余名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在下潘大队、钟鼓大队几十个被洪水围困在屋顶、树上的群众认出了王金桢同志，立即欢呼起来：“咱们的王县长带着亲人解放军来救我们了！”此时，“空八军”派出的飞机也在灾区上空投送大量的干粮，以解灾民的饥饿。
  连日的饼干当饭与凉水为茶、暴雨中作战和风浪里搏斗，加上几夜没睡觉，就是铁打的汉子也会支持不住的。王金桢同志终于病了，严重的感冒，使他身冒冷汗，恶心呕吐，四肢乏力，说话沙哑。但他并没有倒下，而是把药随身带上，一边吃药一边指挥抗洪，坚持战斗在抗洪救灾第一线。
  洪水退后，县委领导劝王金桢同志好好休息一下，可王金桢同志却说：“现在洪水虽然退了，但许多地方的堤崩路毁还急需抢修，我怎么能躺得下呢？等这些工作都做好了，我才好好躺它几天吧！”大家都被他的精神感动了，称赞他：“你真是个‘抗洪县长’啊！”
  守土有责的计生协会会长
  王金桢同志1983年从县长的位子上退下来，换坐县人大主任的“第一把交椅”，1984年底又改任县政协主席。“四套班子”的“交椅”都坐过的殊荣，在南靖县的“官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1991年，他从连选连任的县政协主席位子上退休了。
  退休后，王金桢同志被聘请为南靖县计划生育协会会长，继续发挥余热，当计划生育这件“天下第一难”的大事而到处奔忙。平时，他认真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党报党刊，工作中努力做到“三宜三不宜”（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宜粗不宜细）和“六要六不要”（要支持新的领导工作、要关心下一代、要公正严明、要说公道话，办公道事、要拾遗补缺、要认真学习做表率；不要干扰新的班子的人事安排、不要违反党纪国策、不要向组织提过分的要求、不要无原则的纠纷，不要担任违背中央批准的各种协会组织、不要随便发牢骚、一切看不惯），积极主动地参与全县的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完善工作机构，壮大计生协会队伍，抓好骨干培训，开展创“四好协会”、“五好会员”活动，实行计生养老保险以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他还经常深入到各乡（镇、场）、各行政村进行调查研究，听取计生工作汇报，分析全县计生活动的开展情况，及时地向分管的县委、县政府提建议、献良策，为全县计生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由于年龄的关系，他患有老年高血压、突发性心脏病、骨质增生、脑血管硬化等疾病。但他依然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工作充满热情，天天早晨坚持一小时的气功疗法和自我按摩；天天上下班；每年至少下乡开会100天。下乡时，碰上单位没有车，他就买车票，挤汽车，许多同志生怕他途中发病，劝他不要去下乡。他却说：“活一天就要为计生工作奔忙一天，以后见到‘马克思’，也好有个交代！”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自从王金桢同志退休后出任县计生协会会长以来，协会两次被市委、市政府评为计生协会先进单位，他本人也因此连年被省、市授以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多次表彰和奖励。
  “老牛也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王金桢同志的感人事迹，不正是一个共产党人“革命老黄牛”精神的生动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