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于起凤同志是山东省文登县（今文登市）汪瞳村人，1921年9月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194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6月参军后，历任战士、排、连、营长等职。1952年，他从部队转业地方工作，被分配到中共南靖县金山区任区委副书记。1955年后，担任南靖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南靖县委委员、县委常委、金山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县人民法院院长等职。文革开始后身患重病、仍坚守工作岗位，不幸于1968年6月26日逝世。时至今日，他为人耿直，无私无畏，廉洁奉公，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仍在南靖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人们追忆他、赞扬他……
  一、公正廉明、铁面无私
  于起凤身材魁伟、脸颜红黑、眼圆如钟、眉毛粗竖，加上办事公正，铁面无私，因此，人们自然地送给他一个“黑脸包公”的绰号。
  1954年4月，南靖县人民检察院成立，于起凤首任检察长，积极为南靖的镇反，肃反和三大改造工作的深入开展保驾护航。尽管机构刚刚建立，工作千头万绪，可他一向坚持真理，敢于为民请命，勇于向坏人坏事做斗争，以致“包公”的秉性在他的身上越发显露出来。解放后南靖一中首任校长曾元亨，系解放前的大学毕业生，在土改镇反中，有人举报他社会关系复杂，被隔离审查。他按照县委的指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入调查研究，客观公正地分析其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是身不由己的事，经查证认定曾元亨无罪，随即恢复了曾的名誉和原来的工作职务。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60年4月13日，于起凤下乡回来，听取有关办案人员汇报工作，有一宗案件的一名案犯，地、县有关部门的领导虽已同意逮捕，而老于却发觉其中蹊跷，他从被告人“一天能抽30包香烟”提出质疑，并亲自审理此案。是夜，他不顾天气炎热，左手按着案卷，右手扇着芭蕉扇，借助住房走廊忽暗忽明的灯光，一字字、一行行地细心审阅着卷宗案由，不少疑点在脑子里旋转着。次日，他召集经办人员会议，建议重新审理此案。经办案人员反复查对核实，终于弄清了案情的来龙去脉，由此认定被告人是在屈打成招的情况下，由别人强加给他的罪名。此案最后以证据不足，予以否定，及时地释放了蒙受不白之冤的被告人。1959年经省、地检查评比，南靖县检察院被评为全国检察工作先进单位，于起凤同志光荣地出席了全国表彰大会。
  1965年11月，老于出任南靖县人民法院院长，审理一起原县委常委、公安局长迫死人命的辣手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老于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和受害者家属的控诉，克服困难，顶住压力，坚持原则，排除于扰，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使这起人命案得以顺利判决，案犯最后被处于极刑。
  在审理金山公社庵后大队干部吴金龙等9名主犯勾结粮站干部，盗窃国家粮食5万多斤的案件时，案犯利用老于在金山工作多年，有不少熟人的关系，托人向老于家门说情。但老于理直气壮地回答：“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更何况是公社、大队干部”。来访者见老于执法无私，不讲情面，就要溜走，老于却用缓和的口气说：“既然你们来找我，食宿由我负责解决，但人情和法律要分清。”
  二、严于律己、一尘不染
  1961年，县委决定老于重返金山公社担任党委第一书记。走马上任后，他立即带领干部深入全社的村村寨寨，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有一次，他带两名干部到碧溪、麻斜、新村、北坑等大队，了解面上的工作，路过下麻大队时，村党支书吴辉光从家里拿出地瓜给他们当点心，老于不肯接受，婉言谢绝；至中午赶到上麻大队，大队干部煮了地瓜给他们当午餐，老于便当场付清粮票和钱，并对同事说：“现在是国家困难时期，我们干部既要带头节约粮食，又不能侵占群众的利益。”时逢粮食供应要搭配40％的地瓜干，金山粮站主任特别交代营业员，老于家不搭配或少搭配地瓜干。有一次老于妻子从粮店买回40斤大米，没搭配地瓜干。回家后妻子便对老于说：“现在粮站买米不搭配地瓜干了。”老于说：“还有搭配。”妻子坦率地回答：“我今天买米就没搭配。”老于说：“你怎能不让搭配？”“不是我不让搭配，是粮店没给搭配。”妻子实话实说。老于沉思片刻，果断地说：“不行！我是公社主要领导，咱家不能带头破例，既然他们不给搭配，我们就自觉让粮站来个一视同仁，按规定给咱搭配地瓜干。”随后，通情达理的妻子当即称足十六斤大米，主动到粮店换回地瓜干。区区一桩小事，却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遍了全公社。有的干部不无感慨地说：“本来老于就有胃病，粮站干部照顾他，是为他身体着想，有利搞好工作，可他都不领情，反而要求粮站对干部不搞特殊化。”
  50年代和60年代初，按规定，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可以吃中灶，老于身为县委常委，却从未在食堂吃过中灶。有一次，老于父亲从北方来南靖，同事让其小孩到食堂端回一份中灶伙食给其父改善生活。他下乡回来知道此事后，批评家属说：“我不在家，不得糊来，以后碰到类似情况或要改善生活，就自己动手去做，不得到食堂拿中灶。”
  老于长女于爱珍，1963年中学毕业，按当时政策规定，可以安排在县城工厂或机关单位工作。而老于却让她到丰田农场参加劳动锻炼，并让她自己前往报到。农场书记赵国林见于爱珍个子不大，体质瘦弱，而且身体不好，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恰巧场部招待所又缺一个专职服务员，就通知她到招待所上班。于爱珍担心地说：“我爸叫我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最好按他的意见安排工作岗位。”赵国林却不以为然地安慰道：“没事，你先在招待所上班，有事我撑着，回家就对你爸说，你在养猪场劳动。”时间一晃就是半年，当老于参加全县生产大检查到丰田农场时，才发现于爱珍在当服务员。老于当即批评老赵，不能照顾孩子无忧无虑，原定让她参加劳动，怎留她在场部当服务员。接着批评了女儿怕苦怕累、贪图享受，不到第一线劳动锻炼的错误思想。并当场宣布：“从明天起，你就到第一线去劳动。”赵书记见老于对女儿要求那么严格，只好重新安排于爱珍到山边养猪场劳动。这样总算平息了一场小风波。
  三、作风深入，平易近人
  于起凤自1952年调任金山区委副书记以来，就在南靖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留下了作风深入，平易近人的良好印象。
  1953年的一天，老于参加县委棉布计划供应会议回区公所，立即召开各乡长和区干部会议传达贯彻，研究部署，还逐一检查与会者的纪录是否有误，以确保不出纰漏。同年秋，由他带工作队前往水美乡搞粮食统购统销的试点工作，老于除了积极利用各种会议宣传发动群众外，还亲临各家各户进行粮食产量的调查摸底，做到心中有数。他身体力行，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带动了所有工作队队员学着他的样子，迅速地掌握了全乡各村各户的准确产量。试点的成功有力地推动着全区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顺利开展。
  1960年，已担任县委常委的于起凤，自告奋勇地带领一个改造后进队的工作队进驻南坑公社村中大队，待工作布置停当，他便来到偏僻的片仔生产队蹲点，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感情、了解情况，以便更好地指导生产。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村中大队当年粮食增产8万余斤，较快地改变了粮食生产上不去的落后局面。此后，他重返金山公社兼任党委第一书记，时值1962年夏粮征购入库，有一个生产队交给粮站的谷子质量不合人库标准，仓管员建议他们当场晒干、筛净后，才予收购入库，但有的社员想不通，要将谷子运回。老于闻知后，赶往粮站，耐心进行说服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国家观念，使这个生产队的社员乐意接受，纷纷动手处理不合要求的谷子，直至粮站验收符合入库标准。
  他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1960年，检察院有一位干部下乡到书洋，因车祸受重伤。他急伤者之所急，立即派干部前往处理，同时，亲自出面向县委借来小车将这位伤员急送漳州医院抢救，至凌晨2点，他仍守候在电话机旁，时刻关注着伤者的性命安全，直到这位干部抢救无效，他才离去。特别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他总是把县委按规定供给自己的一些紧缺物资，如鸡、鸭、肉或香烟等，主动让给一些急需的同志，而自己则省吃俭用，抽着用粗纸或旧报纸代替烟纸卷成的土烟。他这种关心下属，心系群众的高尚品德，一直在当时南靖的广大干部群众中传为佳话。
  老于平时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但工作之余则积极参加各项文体活动，如利用早晨或晚上组织打篮球活动或打扑克等，逢年过节还邀请下属到他家做客，请大家多提意见，与同志们打成一片。难怪有的干部调动工作单位，离开老于时仍依依不舍。
  “文革”开始后，在“炸烂公检法”的狂潮中，老于也毫不例外地被打成“走资派”。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终因造反派抓不到他的把柄，而不了了之。因此，他得以继续主持政法部门的工作。1968年6月26日上午，他照常来到看守所上班，顿感胸部隐隐作疼，很不舒服，同志们劝他下午不要再来。可当天下午，他硬是顶着疲倦，手扶梯杆，爬上看守所二楼坚持查阅案卷。这时他的脸色青一阵、红一阵，汗流夹背，胸口疼痛难忍，仍工作到下班后。回到家时，已是掌灯时分，他一进门就躺在床上，告诉妻子说他心胸闷疼，妻子知他中午就没进食，准是肚子饿得不行了，于是，赶紧热了一碗水饺，端到床头，可老干只吃了2粒就咽不下去了；其妻请医抓药，仍不见效。单位的同志闻讯，急送医院抢救，经医生确诊系心肌梗塞，抢救已为时晚矣。由于长期埋头为党工作，无瑕顾及身体，当晚10点多钟，这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南靖“黑脸包公”便与世长辞……
  本文资料来源：
  ①南靖检察志。
  ②高港和、黄松土、吴家族、陈开元、刘清奇、吴子煌、曾连省、吴寄正、吴清洪、钟铭答、叶炳南、王土水、张淑惠、于爱卿等同志提供口碑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