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州市图书馆

1962年，陈毅元帅发函电给在漳州储木场任场长的盖香年：“现进入一级战备，部队训练紧张。军政领导重视军事训练，战勤工作没有训练，仗一旦打起来，你还要再出来。”短短三四十个字，表明了陈毅同志对盖香年的充分了解与信赖。这位时年48岁的军队转业干部，曾经是当年参加淮海战役在陈毅同志指挥的第三野战军担负战勤工作，大军渡江南征福建中任过筹粮队长，立下了显著功勋。
  盖香年1914年出生，是山东海阳县人。1942年，毅然加入八路军，并任扩兵队队长，发动群众开展护粮斗争，参加反击日军的三次大扫荡。之后，任八路军独立营管理员，多次带领群众突破日军的重围。1945年，在山东军区第二团任民联股长，既管前方部队的军需给养，又管地方的支前和瓦解敌军的工作。淮海战役中，他带领战勤人员和支前民工冒着炮火抢修工事、运输粮草、弹药，救护伤员等。在攻打济南的战斗中及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进军福建的战役中，他均出色地完成了战勤任务，多次受到部队的嘉奖。同时，身上也留下了3处挂彩的伤疤。1947年，山东人民解放军五师十五团司令部、政治部表彰“盖香年同志为人民立下不朽的功绩”，授予他“国共合作功劳证”。1948年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司令部、政治部为表彰他“在沙河追击战中几天几夜不休息，保证了部队粮草和战斗器材供应，使部队连续追击敌人，圆满完成供给任务”，给他记三等功。1955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奖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
  新中国成立后，盖香年所在的三十一军九一师驻扎在漳州倒桥。他先后担任师部民运队长、政治处党委委员、三十一军留守处政治教导员。1955年，他调到晋江军分区兵役科。不久，又调到仙游县任兵役局副政委。战争刚结束不久，耳畔还回响着震天的枪炮余音，眼前还不时浮现部队和群众冒着炮火弹雨冲锋杀敌的场景。盖香年深深怀念那些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战友和无私无畏奋勇支前的民工。这位从伟大的人民战争中锻造出来的革命军人，时时感到肩上沉重的责任，时时感到一种无形的鞭策。心中时时刻刻想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的利益，竭尽全力、极端负责地、忘我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1950年，盖香年带领师部直属队、炮团和文工团到漳浦协助搞土改运动。一到地方，就深入乡村，一边向土改工作队员和群众宣传党的土改政策，一边做细致的调查研究。他详细了解土改工作的进展，指导解决较复杂的问题，防止假分田，土改不彻底。他一再对部队参加土改的同志们说：“土地改革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一场革命运动，是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之一，不严格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就会挫伤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没有土地就不能生存。我们一定要毫不马虎地按党的土改政策办事，依靠当地群众进行土改，让农民群众真正从民主革命中得到切实的利益。”当时，漳浦县有一个区为防止土匪对群众的劫掠。撤掉旧圩场，把新圩场设在区公所。可是，群众起初不习惯到新圩场贸易，依旧到旧圩场赶集。区长性急，对赶集的群众大发脾气，并动手驱赶群众。盖香年知道后马上赶去圩场，严肃批评了区长的粗暴作风，并亲自向群众道歉，和和气气地向群众讲明区政府撤旧圩场设新圩场的理由。
  1956年1月，盖香年从部队转业，安排在仙游县分管工业。当时，省规划在仙游县建一个全省最大的日榨一千三百吨的制糖厂“木兰溪糖厂”。盖香年任糖厂基建工程管理处主任。这是由国家轻工部设计和广东省工程队承建的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他文化底子薄，又没有管理工程建设的技术和经验，能否胜任这个工作呢？经过战争严酷考验，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的军人盖香年，从来没有在任何困难面前萎缩和退却过。他想的是，党和人民需要我做的，我就是豁上命也要做好。一年多的时间，他与工程建设人员一起，吃住在工地。跟班作业，及时搞好工程建设各方面的协调。古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如今盖香年为建厂是家在咫尺总不归。他对工程建设人员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打硬仗。你们是主力部队，我还是搞战勤的，尽全力为你们服务。”他与工程技术人员谈心交朋友，关心他们的生活，及时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他鼓励工程技术人员大胆干：“新中国建设，会碰到的新问题和困难多着呢，不要怕失败，即使出了错，也由我来承担责任。”1957年底，“木兰溪糖厂”建成投产了，盖香年又连续在仙游县负责建起日榨15吨、50吨、100吨的3个小糖厂。1958年1月，他服从组织安排，又开赴一个新的战场，来到漳州负责筹建日榨四千吨的漳州糖厂。他为地方的工业建设和经济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1966年，盖香年调到南靖县林业局任副局长兼党总支书记。他了解到不少职工家属没有工作，子女又多，生活困难。他提出组织家属生产队，解决家属出路，增加职工收入。他亲自到林业局下属的各伐木场、木材采购站、林场、制材厂、林化厂、紫胶站，帮助制定家属集体养猪、种菜、开荒种水稻等生产计划，并拨出资金扶持生产。为了促使大家树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解决困难的信心，他还把已安排在漳州储木场工作的儿媳妇调来南靖制材厂参加家属生产队。以后，他经常抽空到各场、厂看望家属生产队，了解生产情况，及时给她们必要的帮助。当时，职工食堂和职工家庭食油分配很少。为解决职工食用油问题，盖香年提出发展“木本油料”生产。他亲自到闽西北调运回油茶树籽，分配种植在几个场的山地上，从播种、定植、抚育到采果，盖香年不知亲自到山上看了多少回。伐木场的职工说：“咱们职工吃菜缺油，也是老盖心里挂着的一件大事。这些油茶树要是管不好，真太对不起老盖的一片苦心哪！”三年左右，油茶开始采摘榨油，每年收获茶籽油一千多斤。除了供给食堂和分配职工以外，还有部份外售。
  盖香年经常对自己家属和孩子们教育说：“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咱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先想到别人，后想自己。”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1956年，盖香年在仙游县枫亭镇下乡，家属托人告知他儿子小四扑进石灰堆中烧伤了手脚。他虽然很心疼着急，可是下乡的任务还未完成，交通不方便，来回一趟得耽误多少时间呀。他没有回去，继续在枫亭忙工作。等到七、八天后他完成任务回到家，儿子烧伤的严重处已溃烂不愈，最后只好带到大医院做植皮手术，割了儿子肚皮补在腿上。小儿子6岁时一次发高烧，正碰上盖香年下乡，妻子几次电话告急，可是，他无法放下手上的工作。在工作与家庭、党的事业与个人利益相冲突时，盖香年是不用什么犹豫就选择了前者的。待他下乡回来，儿子已昏迷不醒，连县、市医院也不肯收治，幸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75医院十分同情，马上收进院挂氧、输液，抢救七、八天，才挽救回了儿子微弱的生命，但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1978年，盖香年调任县支前办主任。这是他的老本行，他干得格外高兴。支前办只配一位干事，每年支前任务繁重，但这对盖香年都不成问题。他对人民解放军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凡支前任务，他事必躬亲。六十多岁的年纪与年轻的干事一起跑上跑下，联系支前的建材、粮草、水果等物资，接待拉练的部队等等，样样都必须亲手经办，落到实处才放心。1979年，盖香年的老伴摔伤严重，卧床不起。盖香年必须天天为老伴拿药煎药，照料吃喝拉洗，十分辛苦。县里的领导关切地对他说：“老盖，您家属病了，需要照顾，工作上的事就让小沈多做点，您老别太劳累了。”他说：“没事，没事。我一天不出来工作，心里就不踏实。”老伴的病拖累了他将近一年时间，支前的马草、柑桔、水泥、木材等物资的联系和运输，他一项也没有耽误，任务完成得很出色，部队很满意。元旦、春节期间县里慰问驻军十多个单位，早出晚归连续半个多月，他一次也没有拉下。
  1983年，盖香年71岁，光荣离休。赋闲在家，但他那颗为党为人民着想的心却不肯休闲下来。他读书看报，回忆历史，并积极搜集报刊上关于党和国家重大事件的报道和老一辈革命家活动经历的报道、战斗回忆录，如：《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血战孟良固》、《保卫上海》、《刘亚楼谈平津战役》、《东山岛保卫战追忆》、《中国复关磋商》、《中苏空军打败美蒋空军》、《陈毅刹吃喝风》、《杨成武一家》、《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1977—1992年活动实录）、《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对“四人帮”量刑始末》、《红军进漳的启示》、《邓小平南巡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等等。他将这些反映历史，记载史实的重要文章端端正正抄写在硬皮笔记上。从1984年至1996年上半年，他整整抄写了三十多本，近二百万字。盖香年表示今后将把这些笔记本交给县档案局保存使用，让后人可以比较集中、简便地了解历史上一些重大的事件和历史的本来面目，从中发现真理。这位参加革命后才在部队学习文化的高龄老人，平时眼睛不好使，提笔写字手有些发颤，竟能在这近二百万字的笔记中，一笔一划，一字一句，写得那么工整、端正，这宇字句句倾注了他多少的心血，耗费了他多少的劳动，寄托了他多么深长和殷切的心愿啊！老人一颗拳拳赤子之心跃然于宇里行间！
  盖香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资历深，级别高，是一位深得人们敬重的革命老干部，但是，他从来不居功自傲，而是特别严格地要求自己，廉洁奉公，克己待人，从不搞特殊化。
  1953年，他任团政委，家属办理随军手续。他坚持家属随军只享受一个战士的待遇。1964年，他从漳州建设局调到储木场任场长。储木场每次运木头的卡车到东山岛，总要为食堂捎带些海产品回来。他从不让家属去食堂低价买食物和海产品。他在林业部门多年，从来没有利用职便为自己拿点或低价买点木材做家俱，也从来没有利用职权为亲友批条购买木材。在仙游县兵役局任政委时，要给他提升一级工资，他坚决不接受。在漳州糖厂和储木场担任领导时，他又两次不接受提升工资，把提工资的机会让给其他同志。有人说他“傻瓜”。他听后说：“比起在战火中，把生的希望和机会让给战友的革命先烈，这算不得什么。不是有这样一批‘傻瓜’，中国就不会有今天。今后，国家和人民还需要有更多这样的‘傻瓜’。”自从参加革命至今，盖香年有三个地方没去过：治病没住过医院；调动工作没住过招待所；学文化没进过学校。他不愿意给组织上添麻烦，患病、住房、调动工作、子女上学、就业等等，从来都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1974年他患了眼疾，医生开的药方需要用二两猪肝配药。当时，猪肉凭票证和领导批条子购买，他一个15级的老革命干部，只要去打个条子，就不会每天买不到猪肝。可是，盖香年不愿意以自己的地位去享受照顾供应。他打听到哪里有人杀狗，就去买狗肝配药。
  到地方工作30多年，盖香年一贯平易近人，始终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在各个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艰苦奋斗不止。1958年他在漳州负责筹建糖厂，与工程队技术人员搭住简易工棚，迁挖坟墓，搬掉三座山。他调到南靖林业局任副局长，论职位比起解放后才参加工作的正局长低。他没有任何怨言，也不以自己资格老、级别高而在职权和工作分工上有丝毫计较。他愉快服从分工，积极主动地做好自己分管范围内的工作。他分管林木生产，几乎天天出门、上山，搭乘林业局运木头的大卡车，然后爬山越岭，一连好几天不回来，夜晚就住宿在林场工区或伐木场、采购站。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在食堂与工人一起买饭菜，吃得很简单随便。工人们见他到来很高兴，说他没半点架子。他喜欢跟工人们交谈，特别喜欢谈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他常说：“人是要有革命精神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在林业部门十几年，他跑遍了全县每一个村的山头。每年造林、抚育、防火、间伐、采伐等等每一个生产环节，他都要爬山越岭到现场去检查、验收。南靖大部份林区公路是他负责组织修筑的，伐木场的基建，也是他亲自选址、验收的。正是革命的精神，使盖香年几十年如一日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地方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可贵的贡献。